一、苦难的童年

我的父亲是铁路工人，母亲在家务农，生了八个孩子，由于缺医少药，死去了六个。1938年日本鬼子打到湖南岳阳与长沙之间的一条叫做破塘口的河流,河的北边为日占区,河的南边为国统区，我家在河的北边。夜里国军到河的北边活动，名为打游击，实则害民，不仅要好酒好肉招待，还要交税纳粮。老百姓白天向日军交款，晚上向国军交钱，受双层压迫和剥削，苦不堪言。

一天夜里父亲打麻将赢了很多钱，一个输家无钱还债，污告我父亲是“汉奸”，被国军抓到河的南边，关进监狱，全家失去了依靠。母亲在姨父的帮助下，带着4个孩子到河的南边找父亲。破塘口铁路桥被炸断，两边被军队守卫，不能通行。我们从北到南过河时是冬天，虽然河面结冰，但不坚固，走到河中，冰层裂开，幸亏爬得快，全家没有淹死。由于没有关系，不知父亲关在何处，没有见到他。从南到北回家过河时，冰层坚固。母亲怕抱在怀里的孩子哭闹，惊动日军，把他死死压在怀里，过河后一看，孩子被闷死了。母亲嚎啕大哭，极为悲惨。

为了生存，母亲借了几元钱，给我作小生意的本钱，买了一些糖果香烟，沿村叫卖。一天卖不了几个钱，差不多都是赊账,但我能记住所有的欠账。日军在村东山区逼民工修公路，我常去卖东西。一次一个日本鬼子拿了一包烟和一些糖果，我要他付钱，他高声大骂：巴格亚鲁！一个耳光把我打在地上，使我尝到了当亡国奴的滋味。

我家养了一头大水牛，非常温顺，在放牛的路上，可以握着两角骑在它的头上。一边放牛，一边砍柴。我家请人种了几亩田地，我作为帮工，经常参加劳动。

1944年村里请来一位私塾教师,办起了学校，我从“人之初，性本善”读到了“子曰，学而时习之”。1945年日本投降后，父亲被放回，又上铁路劳动，家境有所改善。1946年8月，我考上刘衡村小学，读五年级,直到毕业，成绩一直优秀，几次期终考试都是全班第一名，每次都给三斗米的奖励，作为学校一个月的主食。1948年8月，我考上湖南省立第十一中学(后改为岳阳一中)，但学费很贵，家里无钱，只得向地主借月息20%的高利贷。上学时用一条小船装很多粮食，沿洞庭湖边送到学校，供吃饭用。我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所以学习特别勤奋、刻苦。

同年，南京暴发“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岳阳学生响应，我参加了活动，国军到学校闹事，我参加了护校活动。

二、勤学向上

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由于家庭成分好,表现好,不久我就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为共青团)。寒暑假期间，我在家乡参加了土改运动和在农民夜校当教员。“三反五反”运动时，我写了一个活报剧剧本,在岳阳街上演出。初中毕业时我成绩优秀,被保送进入高中。

新中国定都北京,当时铁路职工的直系亲属可以免费乘火车。1952年暑假,我向母亲要了5元钱,单身闯北京,住进前门车站附近的一家大车店,住店费一夜0.2元。我一天吃两顿炒面,游览了故宫、天坛、北海公园、颐和园等地。一周过去了，5元钱快花光了，街上贴出了8月北京一些中学招收插班生的公告。8月，我又进京赶考，去报名时，没有带任何证件,不许报考。没有证件的十多人跑到北京市教育局，局长询问情况。学生说：“考试凭成绩，要什么证件?!”当时北京一些中学缺学生，于是局长写了同意报考的字条。我回家后收到了北京汇文中学的录取通知书，9月转入北京学习，不久这所学校改为北京二十六中，我任班团支部书记。

三、留学苏联

1954年经过内部严格审查，我被内定为留苏预备生。抗美援朝期间,把英文说成是帝国主义的工具，不好好学习，参加全国统考时，英文考得很不好，幸好今后改学俄语，英语考试成绩不起作用。

1954年9月，我进入北京俄语专科学校(后改为北京外语学院)学习政治和俄语。每月生活费32元，其中6元发给本人作零用钱。食品由特供系统供应，一日三餐，优质米饭馒头，大鱼大肉，一年体重增加了5公斤以上。吃饭时，学生排长队，口里高声念刚学的俄语字母A(啊)，像一群鸭子。1955年7月，分配我进入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学习计划经济，当时正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要我学习这个专业，我感到非常光荣。出国前，学校给每个学生发了两大箱衣服和用品，五年都没有用完。

8月的一个晚上，我们乘汽车，高唱“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的歌谣，从外语学院直奔北京火车站。送行的人很多，非常热闹。在火车上要我担任值班员，因为是专列，火车开动没有规定的时间。我的任务是在火车开动前在站台上吹哨，请学生们上车。在国内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到苏联后，有时车站停几列火车，由于我的俄语没有过关，听到火车开动的广播，我就吹哨，常常是别的火车开动，专列不动，闹了许多笑话。

到了莫斯科火车站，大使馆的官员说,为了身体健康，要多吃糖、多吃黑面包,并给每个学生发了100卢布。我立即跑到商店买糖，但我不知道糖在俄语中怎么说，也不知道价格，只对售货员说，“这个，这个”。幸好苏联人非常友好，以笑脸相迎。苏联同学也很友好，带我们到莫斯科到处参观。一些中国学生开始听课有困难，记不全笔记。苏联同学把自己的笔记重抄一份，交给中国学生学习。

为祖国争光，成了我学习的强大动力。我每天晚上都学习到12点，早晨不到6点就起床，吃过早餐后乘电车和地铁赶到学校上课。我用功到了极点,晚上经常大声说梦话，重复白天上课的内容，把同房的苏联同学吵醒。

苏联本科生每月奖学金300卢布,中国本科生每月奖学金500卢布,据说由中苏两国政府各负担一半。许多中国学生省吃俭用，奖学金花不完，而许多苏联男学生爱喝酒，还要交女朋友，奖学金不够用，向中国学生借钱用。我借出的钱，有些能够收回，有些则是“肉饱子打狗，有去无回”。苏联学生一般为外向型，热情奔放,而中国学生一般为内向型，懂礼貌，守纪律，但不善交往，内热外冷，被苏联人称为“暖水瓶”,我就是其中之一。

斯特乐门卡宿舍属于莫斯科大学(以下简称莫大)，列宁山上新莫大建成后,部分莫大学生迁到山上,留下的地方供经济学院、工程经济学院和统计学院的中国学生住。每到假节日,宿舍主管总是请中国学生值班。1957年十月革命40周年晚上,由我值班。到了半夜,两个苏联男学生为争夺一个苏联女学生,从争吵到打架,从房内打到走廊。参与打架的苏联学生越来越多，变成了一场混战。我立即给派出所打电话,来了几个警察才制止了混战。

1957年夏天，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富春访苏，在莫斯科给留学生作报告，说国内正在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急需大批工程师，号召学文科的学生改学理工科。我报名到包曼理工学院改学火箭专业，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放弃了转学的念头。我任本校中国学生团支部书记，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8年在国内“大跃进”的影响下，中国学生主动向学校申请，到阿尔泰国营农场收小麦，一些苏联学生参加了这项活动。在收割机上干活，不仅很累，而且满脸是灰。汽车司机的工资按小麦的重量计算，中午和下午收工时，司机为了增加小麦的重量，让十来个学生呆在车上，过秤后再下车。一天一个司机要我和另一个学生把一桶汽油装上汽车，把车开到他的家门口，又要我们把这桶汽油从车上搬进他家。无论弄虚作假，还是盗窃，都无人过问。苏联解体时，有人把国有经济说成是“无主人”的经济，从后来将国有经济私有化没有受到什么阻力，也证明了这个看法。

一年多后，我的俄语过了关，听课不再有困难。每天下课后，我都到列宁图书馆借阅经济学图书和博士论文，记下大量的笔记，为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院的重点课程之一，要学四个学期。一个中国女同学学不好这门课程，每到期终考试的前一个晚上，在宿舍院子墙上的灯光下,我按照事先拿到的40—50个口试题目，讲解每个题目的要点，直到她理解为止，临时抱佛脚也起作用，使她通过了这门课程的考试。

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苏联学术思想比较活跃，开始引进西方经济学。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副博士毕业生、苏联劳动工资委员会局长阿甘别江在莫斯科大学借了一间教室，在莫斯科大学和经济学院招生，免费讲授经济数学方法。我参加了学习班，每周两个晚上听课，学习内容为线性规划和投入产出分析。1957年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成员涅姆钦诺夫院士在西北利亚分院成立了经济数学方法研究室，在莫斯科办公，我与他们建立了联系，经常去借阅资料。1959年6月我要实习，刚好研究室要编制俄罗斯莫尔多瓦自治共和国(相当一个州)的投入产出表。我们9个青年人,拿着苏联科学院的介绍信,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查阅了部长会议主席(总理)和各部部长的大批文件，抄录了许多资料,编制了苏联第一张地区投入产出表。在这5年的学习期间，我没有回国探亲，留在苏联参观、访问、劳动和休养，到过工厂、农村和许多城市。五年来我通过了40多门课程的考试,每门都是5分,获得了优等毕业生称号,全班40多人,只有两人为优等生。

四、了解国情

1960年7月我毕业回国，中国科学院经济所前所长孙冶方到北京外语学院找我谈话，要我到所研究经济数学方法，我表示同意。同年10月,我到所报到，不久便被下放农场劳动。回所后，我继续学习专业，参加英语学习班，到科技大学学习数学。

研究中国经济，必须了解国情。1961年冬天，我到辽宁锦州农村调查生产队的情况。1963年夏天，我与乌家培一块到太原和大同，调查山西编制投入产出表的条件。调查报告认为，山西基本上具备编表的条件。当时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报告上报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后，如石沉大海。1964年我到上海申纺九厂调查公私合营后的管理情况和问题，撰写了调查报告。

改革开放以来，除西藏和台湾外，我到过所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每到一地，我一定抽出时间了解当地民情和经济情况。如到西宁参加一个项目的鉴定时，我请会议主持单位邀请青海省计委、银行和其他单位的干部开座谈会，了解到许多情况。如：东部资源(资金、人才等)通过正式渠道流向西部，由于东部效益高，资源又从地下渠道流向东部，后者大于前者；藏区宗教宣传人员的密度大于干部的密度；许多藏民把一年的收入几乎全部捐给宗教首领，沿途乞讨回家，致富非常困难。

在岳阳县几次调研后，我向县委领导建议，利用南北气候差异，广种蔬菜，各乡分工，实行专业化，成立蔬菜总公司，向北方销售；建议大办沼气，解决农村燃料问题。

1985年我带着四个硕士生到湖南省岳阳市调查研究,市政府很重视，安排各局的领导介绍情况。调查结束后，我在市干部会议上作了报告。岳阳市原计划向东部扩大，我建议向北部扩建，充分利用湖南在长江边上唯一的城临矶港口。《岳阳晚报》作了报导，市政府采纳了这个意见。接着我带领调查组南下深圳，分几个专题进行调研，撰写了调查报告，发表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资料》上。

1979年后，我到山西进行了多次调研，了解到每年该省向鞍钢运煤列车多达1000多列。大同——秦皇岛运煤专线修好后，运煤列车更多。这些列车都是拉煤出去，空车进来，浪费严重。鞍钢附近有多座铁矿山，虽然含铁量低，但烧结后可以使用。因此我建议在山西黄河边修建一座钢铁厂，用拉煤的列车回来拉铁矿石，实行钟摆运输，提高效益。到山东调查过股份制的发展情况，给予很高的评价，受到当地干部的重视和欢迎。

坚持对外开放，就要充分重视海洋，利用海洋，在海边建设城市群，使很大一部分人口向沿海集中，应该在广东湛江到辽宁丹东之间修建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

2011年在《北京：从膨胀到瘦身》一文中，不同意“十二五”规划中“建设首都经济圈”的说法，主张建设天津经济圈，替代北京的部分经济功能，使它从不断膨胀转向逐步瘦身。

五、从“四清”到“文革”

1964年中宣部决定在经济所开展“四清”运动，把矛头指向张闻天和孙冶方，不久提高调门，说他们是“苏修特务”。我到所不久,不知道多少情况,，很少讲话。

1965年所内运动结束后,我立即参加北京市房山县周口店和黄山店两个公社的“四清”运动，前者设党委，后者设分党委，受前者领导。分党委书记是霞云领公社的书记，我为委员。每个生产队设“四清”工作队，队员来自学部、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和其他单位。书记坐镇黄山店，我的任务是到五个生产队巡视，传达上级指示，调查研究工作。“四清”运动长达一年，内容很多，下面只讲两件事情。

一天我到下寺生产队，一个富农家庭的成年哑巴，知道我是负责人，嘴里哇哇叫,突然拿起一把扎力向我冲来，我跑到房外，哑巴被村支书制止，没有发生事故。

还有一天下午，黄山店召开社员大会,斗争地主富农,主要是斗争来水生产队的一对地主夫妇。第二天这对夫妇上吊自杀了。当时地主富农都很老实,没有必要开会斗争,斗争后又没有采取保护措施。虽然斗争会是分党委决定召开的,具体由我组织安排。这说明在参加“文革”前,我就受到了左倾路线的影响。

1966年6月,“四清”工作队回京参加“文革”。当得知毛泽东“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最高指示后,我对他的迷信和崇拜达到了顶峰。心想,我出身工人家庭,是党员,是“红卫兵”,在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中,一定要冲在最前面。

我到学部看到大字报铺天盖地,焦点之一是吴传启。一派说他是大左派,另一派说他是叛徒、右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听说林聿时和吴传启的背后是关锋、戚本禹,但吴的问题复杂。

一天我与同所经君键到《红旗》杂志编辑部找林杰,接待站的人说,林很忙,不能接待,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写成字条,由我转交给他。我们商量后,经写了几个问题,他写上了我的姓名。过了几天,北京街上贴出了许多《林杰答张守一》一张铅印的大纸,林对我们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答复,说吴没有任何问题,是大左派。

几天后,我与张署光联络20多个青年人,成立东方红战斗队,张任队长,我任指导员。接着成立了太阳升等几个战斗队,它们表态站在学部联队一边(还有联络委员会名称,但极少使用)。其实,在我们表态前,经济所周慈敖已经与林聿时建立了联系,但她不是党员,影响有限。当时,“右派”和“走资派”已经“被批臭了”,“反动学术权威”又站在我们一边,没有批斗对象。

我与张曙光商量,既然张闻天是“苏修特务”,他家里一定有很多特务材料,应该取来上交给有关单位。一天上午,我们两人到了张家,张与刘英都在。我们说了取材料的来意,张领我们到另一个房间,看到各种材料整理得整整齐齐,我们心想,既然他早有准备,肯定抄不出什么特务材料,只将一些重要文件登记,一式两份,交给张一份,我们和文件一块带回所一份。

一天公安部一个干部说,你们所一个从美国回来的老先生打算成立民主党,我们没有掌握充分的证据,不好正式抓他,由你们扭送到公安部,并约定了交人的时间和地点。公安部的干部还说,他可能有手枪,你们一定要小心。一天上午,我和张署光等几个人到老先生家,拷门进去,将他抓住,从房内抄出了中国民主党纲领和其他材料,但没有找到手枪,并把他押送到了公安部。

此外,战斗队紧跟全国形势,出现什么大事,就贴大字报表态；在学部和所内贴大字报,为吴传启辩护。

1966年年底,我到学部联队工作,任常委。1967年初,全国掀起了夺权高潮。一天上午,几个联委会常委在负责人王恩宇的办公室,潘梓年进来,王说了夺权的意思。潘说,没有什么权可夺,会计室是你们在管,我早就靠边站了(大意)。说完,潘走了,学部也就完成了所谓夺权。同时,东方红战斗队在经济所夺权,由张署光负责。我对他说,夺权后,对两派要一碗水端平,在人财物方面要一视同仁。张说,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

1967年2月,毛泽东发出了“反击二月逆流”的最高指示,我的活动从学部转向了社会。一天林聿时对我说,中央文革要了解各部委的运动情况,要成立调查组,由你负责,从学部各所抽人。总共抽来30来人,除学部的人外,还有大学的人,分为工交、财贸和农林三个调查组,涉及计委、经委、物(价)委、建委、财政部和农业部等十几个单位。每天调查员到各部委了解情况,晚上到经济所汇报,由乌家培起草简报,打印成册,由我送给林。在近5个月的时间内,大约写出了40期简报。

同年3月,计委两人、经委一人、物委一人和我,联络计委、经委和物委等单位,成立了庞大的“斗争簿一波、批判余秋里、批判谷牧联络站”(简称斗批批),有几十个单位参加,计委一人任站长,我任副站长和其他几个副站长。斗批批设对外接待站,由我负责,成为调查组的一部分,了解运动情况。

一天周总理接见工交系统两派负责人,计委一人对我说,总理在讲话中偏坦保守派,压制造反派。我听后有意见。一天晚上,在林聿时家里汇报运动情况,在谈到总理讲话时说,真想炮轰两下。林没有表态。当我要走时,林说,你去告诉周慈敖,不要收集周总理的讲话了。第二天上午,在周的宿舍转达了林的意见,并问:收集总理讲话干什么？她说,中央文革要看看总理讲些什么。一天傍晚,我在骑车回家的路上,看到了“炮轰周恩来”的条幅,下署五一六兵团。一天在联队队长曹振中的办公桌上看到一张五一六兵团的传单,我没有看传单,问:哪里来的？曹说寄来的。这是我所知道的有关五一六的全部情况。1967年8月审查开始,我就作了交待。

当时,虽然我受到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还有派性,但有时头脑还是清醒的。一天经周总理批准,斗批批在北京展览馆一间会议室召开批判余秋里会议。余有病,到会接受批判。会议由计委一人主持,我坐在主席台上。会场拥进了石油学院的很多学生,我怕出事,要后面的干部把通道堵死,不要让学生冲到前面,做出对余有害的事情。在会议进行之中,一个干部把事先准备好的“我是反党分子”牌子要余举,余不举,发生争执。我认为那个干部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制止了他的行动。学生要求会后把余揪走,会议结束前,我安排干部把余安全送走了。

民族所洪涛(联队常委)组织力量抄了民委档案,拉走20多汽车资料,影响很大。一天林聿时在家里说,上面(可能是关锋或戚本禹)认为,李富春是好人,工作中出了问题,他总是首先承担责任。你去告诉骆枫(物委),不要揪李了。

一天夜里我到骆家,他与几个人正在开会。我传达了林的意见,骆的思想不通,说为什么不让揪？！我反复说,你连文革小组的话都敢不听？！骆最后说,不揪了,行了吧。骆说,他们正在商量抄经委的档案,经委档案比民委多得多,要我当总指挥。我说,经委有军队站岗,抄档案与军队发生冲突怎么办？抄来那么多档案放到什么地方?要那么多档案干什么?要抄你们自己抄,我不干。经委档案没有被抄。1967年7月,毛泽东在姚文元的一篇文章上批示,发动全国抓五一六反革命的运动,挑动群众斗群众。听说王力、关锋已经倒台,关是联队的后台之一,他倒台,联队必然倒台。一天夜里,联队头头在民族所开会,分析形势,寻找联队的出路。你一言,我一语,没有一个行得通的办法。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我回到了家里。

同年7月,石油学院的学生把调查组的全部简报贴在经济所的外墙上。然后把我押上汽车,并说,我们知道你出身工人家庭,是党员,不会把你怎么样。到了学院,把我放在一个房间,没有人看守,也没有锁门。我走到操场,一看没人,跑出学院,到了妻子后妈的家里,借了40元钱,小舅子用自行车把我送到长辛店火车站,乘车回到了岳阳老家。

过了一段时间,经济所派靳某等二人到我家,劝我回所。我避而不见,不要被他们押回北京。我与母亲到我家北边的湖滨车站,我一人乘车回到了所内。反对派宣布对我审查,住在所内,不许回家,但没有完全失去自由。

一天晚上,把我押到一个房间,经济所蔡某等多人对我进行逼供。问:你是不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答:不是。一顿拳打脚踢。打了一阵,把我押上一辆小汽车。我请他们把我送到北京卫署区,他们不理,把我押到法学所。在一个走廊内审讯,参加审讯的除蔡某等人外,还有法学所和其他所的人,共有十几人。

问:你是不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

答:不是。

一顿拳打脚踢,木棒相加。

问:交待学部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系统。

答:没有。

一顿拳打脚踢,木棒相加。

问:张署光是不是五一六?

答:不是。

又是一顿拳打脚踢,木棒相加。

…………

开始我站着,后来支持不住,倒在地上。暴徒们仍然用脚踢,用木棒打。不久我晕死过去,不知过了多久,慢慢醒来。暴徒们叫喊:装死,装死！

他们把我押到楼上的一间房内,由经济所杜某看守,他自天给我送饭,晚上回家。当时我痛苦到了极点,本来学部没有五一六组织,要我陷害那么多好人,还是党员吗？连人都不是。只有以死来证明自己的请白。一天夜里,我含着热泪,把电灯泡摘掉,把一个手指插入灯套内,烧坏了手指,由于脚没有接触到通电的物体,没有死去。第二天早晨,被杜某发现,他不但没有丝毫的同情,反而说,“你想畏罪自杀”!为了防止我再自杀，把灯泡弄到了房顶上。

反对派不断派人来，说其他联队常委都已经交待了问题，特别是《新建设》杂志贡发信(联队常委)的态度好，交待了学部整个五一六组织，你一个人能扛得住吗?不交待又得挨打，打死了活该!

反对派把我逼入了绝境，死又死不成，不交待又得挨打，特别是其他常委都在编造假故事，我只得编造。其实编造假故事非常容易，只要把学部联队换成五一六，就是一个完整的“反革命组织”。我在每份编造的假材料后面，都写了一个很小的假字，心想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彻底翻案。

1968年12月，军宣队进驻学部，我开始幻想他们能够对两派一碗水端平,落实政策。一天他们把我押到北京火车站，上车后由两人看管。到了河南息县岳各庄干校，我被关进一间破烂的房子。在军宣队的领导下，继续清查五一六。军宣队从一开始就带着有色眼镜，支一派，打一派，加上政策水平太低，不可能执行正确的政策，唯一区别是，执行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虽然斗争会不断，但我再没有挨过打。

吴某和王某是我的专案组负责人。这次既不清查五一六组织，也不清查反周总理，而是清查政变阴谋。在吴、王的反复启发下，政变故事是：学部联队在近代史所挖地道到中南海，从外地弄来枪枝，发动政变。真是天方夜谈!

1970年5月，在干校广场召开大会，包括我在内的“五一六骨干分子”坐在第一排陪斗，正式给曹振中、汤重南(联队常委)和其他人带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会后“支左”连长对我训话，不老实交待，给你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我想，戴就戴吧，再大的威胁对我已经不起作用了。

1972年回到学部，我被安排住在一间宿舍内，由经济所刘某看守，恢复了部分自由。

新的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学部，宣布要清查反对派私立公堂、打死冯宝岁(党员)等多人的案件，并说无故把人活活打死，国法不容。第二天反对派把学部贴满了大字报，攻击工宣队和军宣队是打击左派，是翻案等等。两支宣传队没有表态，不了了之。中国自古就有一条法律：杀人抵命。在“文革”中，杀人犯竟然成了“左派”，真是天大的笑话，天理何在？！

“右派”顾准身患重病，住在协和医院的一间大病房内，无亲属照顾，经济所派我去服务。我为他买饭取药，端屎端尿。他吐血不止，要我到外面的药店买过云南白药。

1974年在一个大会上，我检查了在“文革”中所犯的错误，并挖了思想根源。组织结论是，我犯了“严重政治错误”。

1976年邓小平上台执政，开展整顿运动，内容之一是整顿钢铁工业。学部与冶金部成立联合工作组，到鞍山钢铁公司解放原总经理马宾。我们到鞍山后听说，一个单位的负责人对市革命委员会的一个领导说，“文革”中多次轮换干部班子，现在干部太多，不好安排。领导说，这很简单，只要把板凳接长，所有干部不是就能坐下了吗？！。

把马宾解放后，工作组进入调研，从调研报告可以看出行政人员与科研人员工作的区别。行政人员的调研报告由一般干部或处长起草，局长修改、定稿，内容简单明了，一般几百字；科研人员的调研报告自己写，从问题提出，产生原因，发展过程和解决办法等等，一一进行祥细分析，内容全面，短则几千字，长则上万字。

工作组回京后，“四人帮”发动批判右倾翻案运动，又一次把邓小平赶下台。乌家培带领几个人到鞍钢，商量成立有工人参加的联合写作组。鞍钢一个干部说，工作组是邓小平派来的，你们的调研报告是否遭到了批判?我说，报告没有涉及对“文革”的评价，没有受到批判。

过了几天，学部打电话要我们立即回京。回京后得知，粉碎了“四人帮”，鞍钢不必为我们的调研报告担心了。1976年中国政局变化速度之快，中国历史罕见，世界历史也罕见。

1983年胡耀邦任总书记，发起整风运动，反对不正之风和腐败。胡以为干部平反而受到好评，但对全国性五一六特大冤案不仅不公开平反，反而在运动搞不下去的情况下，又把矛头指向在“文革”中跟着毛泽东犯错误的中青年人，看来“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不是完人。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所(以下简称数技经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靳某是原反对派的骨干，乘整风之机，派性大发，把我的问题夸大、拨高，把不是错误也说成是错误，如上面所说的保护余秋里和拒抄经委档案。经我反驳后，仍认为参加批余会议是错误，对保余却一字不提。最后结论仍然是我犯了“严重政治错误”。

1989年在“六四”风波中，由于我从“文革”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所以没有参加任何活动。

风波后中国社科院派一个干部到数技经所指导清查。他在全所大会上说,要清查参加动乱的人,重点是清查没有参加动乱的人。他的同意是,通过清查，逼迫这次没有参加动乱的人今后去参加动乱，不仅是奇谈怪论，而且居心不良。

六、实践出真知

数量经济学分为理论研究和应用工作，我深知实践出真知的道理，做了很多应用工作。

1979年山西省统计局邀请中国人民大学两位老师去讲投入产出分析。他们来找我，说他们只有书本知识，我在苏联编过投入产出表,要我同去。

我们到太原后，统计局举办了学习班，两位老师讲投入产出一般原理，我讲地区表的特点和编制方法。讲课期间，时任省统计局第一副局长张塞，领我们与省委第一书记王谦见面。王书记说，太行山把山西与全国隔开，很闭塞，你们来推广投入产出分析，希望山西能够走在全国的前面。张塞有了省委书记的支持，决定编表。

同年冬天，统计局分三次召开全省企业干部培训会，每次1000多人，参加会议的是厂长或副厂长、总经济师和总会计师。北京三位老师讲课，把事前准备好的数据调查表发给会议代表试填。由北京三人和统计局两人成立专业小组，代表提出的问题由小组研究后解答。这三次会议彻底解决了投入产出原理与中国统计实践相结合的问题。

当时太原出现了投入产出分析热，许多单位邀请北京专家讲课，我到省委党校、山西财经学院、太原钢铁公司等单位作报告。

山西编表在全国统计系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各省统计局纷纷派人到太原取经，我被邀请到河南、辽宁、黑龙江、天津、福建、北京、岳阳等省市讲课。山西编表促进了国家统计局编表的步伐。

推广新管理技术会遇到阻力。当山西在编制投入产出表时，北京有一位教计划经济的老师说,该表误差高达30%。我说，他没有到过山西，没有收集一个数据，没有编制精度为100%的投入产出表,怎么能测出山西表的误差？！可能是投入产出分析的推广，怕学生对他的旧教学内容不感兴趣，受到了威胁。

统计局编表，计委应用。我的硕士生刘树成曾在山西省委研究室工作，于是我派他去省计委谈投入产出表的应用问题。过了几天，刘与一个省干部来京，说省计委领导的意见是，投入产出表的应用不能小打小闹，而应该与省长远规划结合起来。我们三人到马洪家,汇报了上述情况。他说，要向国务院领导汇报。过了几天，马洪打来电话，说总理批示，要编制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规划。马洪动员了北京、西安和大连等地许多专家学者，山西动员了1000多名干部，开展规划编制工作，马洪作动员报告。

马洪指定我为经济模型组组长，我请他和梅益(中国社科院秘书长)批了5万元经费，从北京和太原抽出10来人成立模型组。我亲自设计了以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为基础的、采用经济计量与投入产出技术相结合的山西综合经济模型,包括351个方程，是当时我国最大的地区模型。我同时组织力量把88种实物表利用起来，研制每种产品的供给和需求方程。利用两个模型作了长期预测(1980-2000)。1984年由我负责，编辑了《山西省能源重化工基地规划经济数学模型汇编》，省政府印刷出版。1989年我把山西统计数据与综合经济模型预测值作了对比，发现大部分指标较为准确，有些预测指标、特别是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偏低,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经济问题》1989年第11期。

1989年作为经济形势分析和预测项目的准备，我设计了一个简化的中国宏观经济模型，对1990年做出了预测，预测报告发表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资料》上。

1990年汪同三设计了中国宏观经济模型，做了预测，由我撰写预测报告，刘国光和张卓元等参加了讨论。报告发表在中国社科院的一个内部刊物上。

从1991年开始，这项工作由别人负责，得到了总理基金的资助。我参加讨论，提出了评价经济运行质量的方法，连续多年分析了经济预测的误差、误差产生的原因和模型预测精确度的比较，写出了多篇文章。经济形势分析和预测项目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七、课题研究

1983-1985年，我们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中国宏观经济模型理论与方法研究”，出版了合编的《中国宏观模型研究》(1986)。

1986年数技经所承担了国家科委下达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重大课题，同时国家计委要编制“七五”计划，要其下属的计划经济研究所和预测中心开展研究。三个单位成立了模型组,由我实际负责，研制了以大道定理为基础的大型模型体系，包括2000多个方程，出版了《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模型》专著。这项成果与这个项目的其他成果,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国没有研制第二个以大道定理为基础的经济模型。

1986—1990年我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国宏观经济模型：理论、体系和方法研究”，主编出版了《宏观经济管理与数量经济学模型》专著(1990)。

1987年我承担了国家经济信息中心课题“信息经济与软件系统研究”,协助贺铿教授编制了我国第一张信息投入产出表，主编出版了《信息经济学》(1992)。但当时没有区分信息与知识的界线，把它们混为一谈。

1988年美国宾州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提出研究“黄海项目”，有美国斯坦福大学刘遵义教授参加，中方由我实际负责，得到了美国福特基金的资助，内容包括中国、美国、日本的宏观经济模型。由于世界LinK系统中有这些模型，可以借用，我们只研制了世界其他地区模型和贸易矩阵。项目完成后，我主编出版了《中美日宏观经济模型及其应用》专著(1993)。

1991年我参加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国经济增长的机制分析与定量研究”，同时承担了中国社科院重点课题“非线性经济学与模型研究”，1995年出版了我主撰的《中国宏观经济：理论·模型·预测》专著。

1994年我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新模型技术研究”，项目完成后，提交了研究成果。

1995年通过竞争，我获得了中国社科院课题“亚太经济合作发展中的中美日关系”的研究任务，为此设计了一个小型世界经济模型，包括中、美、日及世界其他地区模型和贸易矩阵，提交了内部研究报告。在做经济预测时，对日本经济泡沫破裂的影响估计不足，出现了失误。

1995年数技经所同北京市委研究室合作，承担了“北京市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优化(1996-2000) ”课题，我组织力量研制了经济模型，开展了分析和预测，撰写了《北京市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定量分析》报告。这个项目获得了北京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

1996年我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经济预测理论与实践研究”,总结了1989—2000年预测实践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些新的预测方法,主撰出版了《市场经济与经济预测》(2000)。 1996年我参加了国家科委和财政部项目“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名阶段特点与支柱产业选择”的研究工作,项目完成后,出版了李京文主编的《21世纪中国经济大趋势》。

1998年我承担了国家科技部课题“依靠技术进步调节产业结构”,提交了内部研究报告。 1999年我参加了国家科技部重点课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研究”,我负责从需求角度研究这个问题,完满地完成了任务。

八、学术创新

从事科研工作，要把创新放在首位。我的学术兴趣很广，在5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涉及理论经济学、数量经济学和知识经济学，对三门经济学都有一些创新。

先说理论经济学。社会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但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它以均衡论为基础。按照哲学理论，均衡是特例，非均衡是常态，对社会再生产理论进行了改造，把它建立在非均衡的基础上。

在《对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评论》一文中，从假设前提、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信息条件、市场、决策、激励、资源配置标准、政府干预、科学特征十个方面区分了两门经济学,把这个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西方微观经济学以均衡论为基础，西方宏观经济学包涵非均衡，萨缪尔森将两者结合，称为新古典综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认为，他把经济学分成了两种体制，出现了分裂。在《关于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统一问题的分析》一文中，主张在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全竞争的基础上，构建非均衡微观经济学，形成统一的非均衡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家对一般均衡论和帕累托最优用高等数学证明，许多人看不懂。在《对一般均衡论和帕累托最优的新解释》一文中，提出一种简化的线性规划，对它们作出了新的解释。

1979年我国出现了否认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生产资料优先消耗的规律，因为生产资料既可以国内生产，也可以从国外引进，即使国内生产资料生产不是优先增长,通过进口,仍然是优先消耗。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的比例本质上是物质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的关系，这个关系对社会资源的配置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虽然生产资料(消耗)优先增长是一个客观规律，但绝对不是两大部类增长速度的差距越大越好，为了证明这个观点，设计一个与马克思数字模型、列宁数学模型不同的、保持生产资料生产(消耗)优先增长，但两大部类增长速度差距很小的数字模型。实践证明，经济周期的变化是判断两大部类关系变化的重要依据，当经济增长率从低向高变动时，一般表现为生产资料生产(消耗)优先增长；反之，当经济增长率从高向低变动时，一般表现为生活资料的优先增长。同样，从两大部类比例的变化，可以判断经济周期的走势。在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期间，生产资料生产(消耗)优先增长是一个规律,因为这时劳动便宜而资本昂贵；到了以新机器代替旧机器时，它不再是一个规律,因为这时新机器的效率价格比高于旧机器。

在《积累与消消比例及其优化》一文中，提出了以长期居民福利基金为目标,从国民收入中找出这个目标，对影响因素进行了数理分析和数字计算，受到了一位著名教授的好评。

乘数—加速原理是西方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但我国边际消费倾向很不稳定，不能套用这个原理，改用边际投资倾向，将乘数原理应用于我国，数字计算证明是可行的。

根据冯·诺伊曼的大道定律，各年和各个部门的增长率相同，这种模型没有实际意义。在研制大道定理模型体系时，对它进行了改造，每年和每个部门的增长率不同，符合实际，叫做弯弓大道。

经过多年思索，1996年推出了一个理论经济学假说，即经济博奕是因，非均衡是果，非线性、非平稳、经济周期是三种表现形式。这个假说把现代经济学的许多内容串在一起，假说本身和内在各种关系都是重大的研究课题。

再说数量经济学。作为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研究它花去了很多时间。

何谓数量经济学？1979年以来存在四种观点，它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一门学科、它是经济计量学、它是现代西方经济学，1982年我主张叫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数理学派。2008年我认为，数量经济学有狭义和广义两个定义，前者是指数量或计量；后者是指围绕主流经济学发展起来的、以数理和数量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以数学和计算机为研究手段的学科群，包括数理分析(数理经济学，经济博奕论)、计量分析(经济计量学，投入产出分析等)和模拟分析(实验经济学、系统动力学等)。这个定义折开了数量二字，数代表数理，量代表数量或计量。

自从数量经济学出现后，我国经济学形成了“两张皮”，传统经济学从事定性分析，数量经济学从事定量分析，应将两者结合起来，形成定性与定量相统一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由于存在劳动价值论与生产要素论的根本分歧，很难统一。部门经济学和专业经济学可以绕开这个分歧，在统一问题上先走一步。

马克思说，一门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才是精密科学。前苏联一位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没有运用数学，不是精密科学。我国一位学者表示反对，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运用数学，也是精密科学。其实，上面两种观点都不全面，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要划分等级，对广大群众来说，运用算术就是精密；对学习经济学与管理学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各级管理干部来说，要学习不同科目和不同水平的数学。

有些人认为，经济计量学是数量经济学的核心。我不同意这个看法，虽然经济计量学有数据和软件支持，应用广泛，但它是一门方法论学科，只有在理论经济学、数理经济学和经济博奕论的指导下应用经济计量方法，才会获得成功。

有人认为，现在数量经济学在主流经济学之外，作用受到了限制，应该入主流。入主流之后，数量经济学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走向消亡。这个看法值得商榷。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作到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但研究数理和数量关系的学科群仍在发展。如果数量经济学消亡了，就失去了解决实际问题的手段，也不能为主流经济学继续提供新的方法论。

经过30余年的发展，如何评价我国数量经济学的现状，存在争论。有人认为，它仍然处于探索阶段。我认为这个评价过低，无论从研究、应用和教学的人员与成果来看，还是从学科的影响来看，我国数量经济学已经基本成熟。

经济计量学是数量经济学科群的重要学科之一，我在这方面的工作，除上面已经说过的山西综合经济模型、山西实物投入产出表的应用、简化的中国宏观经济模型、黄海项目、简化的世界经济模型以外，还有；

西方经济学家以生产要素论作为生产函数的理论基础，资本和劳动共同创造新价值,按它们的贡献进行分配。国内有人认为它是技术函数，没有理论问题。我不同意这两种看法，认为生产函数有理论问题，用劳动价值论对它进行了解释，并与生产要素论进行了比较。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萨缪尔森在《经济分析基础》一书中认为，边际消费倾向的增长、资本边际效率的增长、货币量的增长与投资的关系是不明确的，货币量的增长与收入的关系也是不明确的。利用经济计量方法和中国统计数据，经过计算，确定了上述关系。

在研究我国工业生产函数时，把统计数据分为上升与下降两个系列，在经济增长率上升的生产函数中，解释变量除劳动和资本外，增加了运输邮电业，参数最大，说明它对工业周期的影响最大。

为了检验公有制经济的软预算约束，设计了一个包括12个方程的宏观经济模型，估出的参数说明，在1078—1989年期间，确实存在这种现象。2011年我的一个学生，利用1990—2010年数据，重新估计了模型，参数说明，我国经济从软预算约束变成了硬预算约束。

一位美籍华裔教授利用超越生产函数研究技术进步，得到的结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我不同意这个结论，把外资和技术引进作为一个新解释变量，利用同样的方法，得到贡献率为20.4%，比较符合实际。

利用工业普查资料研制了广义生产函数，将劳动和资本划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假设低等生产要素没有技术进步，将中、高等参数值减去低等参数值得到的差额，就是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为了研究粗放型和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将改革开以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乘以GDP,得到集约型GDP,从GDP减去集约型GDP,得到粗放型GDP,以劳动和资本作为解释变量,估出了两个方程,得到的参数说明,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投入产出分析一度是数量经济学的一个热门学科，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除上讲过的山西工作外,还有以下创新。

1.投入产出分析以一般均衡论为理论基础,我以非均衡理论对它进行了改造,将投入产出表划出均衡块和各个市场的非均衡。

2.为了测算物价变动的连锁影响，对投入产出表进行了改造，用数字进行了试验，说明模型是可用的。

3.对劳动投入产出模型进行了反复的研究，经过数字计算，深刻揭示了社会劳动、完全劳动消耗与活劳动之间的复杂关系。

4.在全国和地区投入产出表中，一个部门只有一行、几行和一列、几列，不适用于部门管理。单独编制部门表，割断了本部门与其他部门的联系，既不知道其他部门的供给，也不知道其他部门的需求，也不好使用。设计了一种嵌入式投入产出表，把一个部门从全局表中取出，按照需要，划分为十几个或几十个行业，编成部门表，嵌入全局表，重新平衡。还可以将部门表优化，嵌入全局表，从中可以看出优化对本部门和其他部门带来的经济效益。指导一位硕士生编制了全国机电产品嵌入式投入产出表，对机电部门进行了优化。内蒙古统计局编制了自治区畜牧业嵌入式投入产出表。

5.投入产出表只能反映产品流动，范围和作用有限，指导一位硕士生研制了扩展投入产出表。后来自己研究了反映产品流动与资金流动相结合的扩展表。

6.国外地区间投入产出表非常复杂，美国50个州，每个州划分几十个部门，每个部门的投入要分为本部门生产和外部门调入，我国统计工作满足不了这个要求，工作量太大。辽宁、黑龙江和吉林三省统计局想编制东北投入产出表，请我讲课，我设计了一种简化的表式，把三省已有的投入产出表按照统一部门目录改编，每个省集中力量调查对其他两个省的调出，一个省的调出是另一个省的调进，编制调进调出表，就能把三个省的投入产出表连接成为一个整体。

7.利用我国三年按可比价格编制的投入产出表，对产业结构变化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在国内外第一次分析了产品替代的成本效益、部门技术变化对对本部门和其他部门的成本效益、联合和部门技术变化的资源效益、需求拉动的产出和技术变化的产出。2010年在《知识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进一步扩大了研究范围，除利用消耗系数外，还可利用分配系数开展类似的分析。

8.在《调整外贸结构，扩大设备出口》一文中，提出工业、农业和建筑业的就业是核心圈，直接为他们服务的就业是第二圈，照此类推，有第三圈、第四圈……，一亿元资金所直接和间接安排的就业人数是完全就业系数。

9.对动态投入产出模型进行了研究，分析了无投资时滞、投资为一年和投资时滞为多年的三种模型。

数量经济学在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我除了研制模型和撰写预测报告外，还提出了评价宏观经济运行质量的方法，具体作法是，给每个指标给出一个理想值，如GDP增长8%(潜在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3%,等等。将每年统计数据与理想值加以比较，得到正负差额，把差额汇总数除以指标个数，得到经济运行质量评价值，这个值越小，经济运行质量越高，反之亦然。对重要性不同的指标付予相应的权重，进行加权计算。这个方法可以推广到地区和部门的评价。需要改进的地方是，要考虑国际环境对国内经济运行的影响，将这种影响定量化，参与经济运行质量的评价。

每年秋天同时参加宏观经济预测的有8—9个模型，我提出了比较模型精确度的方法。将上年秋天每个模型对下年经济的预测值与下年的统计数据进行比较，找出正负差距，把差距汇总数除以模型指标个数，得到模型质量评价值，这个值越小，模型质量越高，反之亦然。

最后谈谈知识经济学。199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表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年度报告，1998年译成中文出版。这个报告在全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开始研究知识经济，坚持了15年，主撰、主编和合编了6部著作，发表了多篇论文。

关于信息与知识的关系，存在三种观点，我国一些学者认为，知识是信息的一部分；OECD认为，信息是知识的一部分；我主张划清它们的界线，分别研究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它们的本质区别是：信息来源于采集，知识来源于创新。信息采集的对象分为自在之物和人为之物，在人为之物中，只有知识对产品价值的贡献率超过50%的，才是知识产品，因此信息的范围比知识的范围大得多。

信息价值是信息劳动者采集自在之物和人为之物所创造的价值，分为转移价值和新创造的价值。信息劳动者在采集信息时所使用的知识技术，其价值是信息转移价值的一部分。人为之物分为传统产品和知识产品，它们被采集分别形成传统产品信息和知识产品信息，后者分为表里，表为信息，里为知识，集信息价值与知识价值于一身。前者是附加在后者身上的价值，如同商业价值附加在工农业产品价值上一样。

知识价值是知识劳动者利用信息、知识和物质创造新知识所创造的价值，同样分为转移价值和新创造的价值。知识劳动者创造新知识所利用的信息，其价值是知识转移价值的一分。

信息业不能生产任何技术，所谓信息技术，是指由工业或知识业生产的、信息业使用的技术。信息业可以使用电脑和网络，知识业也可以使用，应该把它们叫做信息/知识技术。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我国北京和上海等的第三产业在 GDP中所占的比重达到了60—70%，但内容庞杂。随着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的发展，应该将现有的三次产业扩大为五次产业，即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和建筑业)、第三产业(服务业)、第四产业(信息业)、第五产业(知识业)。

最近十多年来，文化创意产业异军突起，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应该把科教兴国战略改为科教文兴国战略，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是发展战略的大调整。

在《知识经济本概论》(第三版) 中，将知识经济与工业经济的区别概括为28条，奠定了知识经济学的一种体系。

工业经济建立在非再生资源的基础上，这些资源越来越少；知识经济建立在可再生资源的基础上，其中大脑是最重要的可再生资源，越用越聪明。从供给方面看，大学毕业生以上人才的增长速度比人口的增长速度快得多，各国对高科技、教育和文化投入的增长速度比对其他部门投入的增长速度快得多，以高科技为代表的知识产业的增长速度比其他产业的增长速度快得多；从需求方面看，人类对物质产品需求的增长速度在放慢，对知识需求的增长速度在加快；这些一快一慢的变化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定律，说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必然趋势。

到了高级知识社会，物质生产将高度自动化和智能化，所需劳动力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人将从事信息活动、知识创新和现在还不知道的智力劳动。信息和知识具有共享性，从网络上获取它们，不可能是按需分配,只能是各取所需，人类正在向“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方向前进！

一天数技经所召开经验交流会，我作为经济模型室主任，在发言中谈到了理论与应用工作的关系。行政部门一般只作应用工作，我们的经验是，作一段应用工作后，关门读书，提高理论水平，在理论指导下，再开展应用工作,两者交替进行。中国社科院原党组书记育文说，他刚参加了西北社科院院长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没有找到答案，听了张守一的发言，看来他们的作法是正确的。

九、办好学会

我的社会工作是办中国数量经济学会。1978年冬天，中国社科院与国家教育部在京郊召开社会科学三年规划会议(1978-1980)，把计划、统计和经济数学方法分为一组。当时出现了成立学会的热潮，决定成立中国经济数学方法研究会，鸟家培任理事长，我任秘书。

1979年3月，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第一届年会，于光远要乌家培邀请一些人成立一个小组，专门讨论经济数学方法的改名问题。3月24日18人与会，一致认为，经济数学方法只研究方法，不能成为一门学科的名称。究竟改为什么新的名称，众说不一，最后形成了两个名称，系统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3月30日上午，乌家培说，昨天晚上他到了于光远家，他想把经济数学方法改名为数量经济，于表示同意。会议同意用这个名称，将中国经济数学方法研究会改名为中国数量经济研究会，乌任理事长，王宏昌任秘书长，我为秘书。

学会承办的最大一件事，就是举办颐和园经济计量学讲习班。1979年夏天克莱因教授访问北京，与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兼经济所所长许涤新达成协议,1980年夏天在北京举办经济计量学讲习班。由经济所和中国数量经济研究会承办,徐绳武副所长负责，指定我为办公室主任。我按照“突出重点、照顾一般”的原则招收学员，以北京、上海为重点，招收了30多人，除西藏外，其他省市为一至二人，合计90来人。

1980产6月24日上午，讲习班在全国政协礼堂开学，许涤新和克莱因讲话，然后乘车到颐和园龙王庙。在7周时间内，除去星期天，每天上下午都有一位美国教授讲课。学员分为两类：一类文科出身，不懂数学；另一类理工科出身，不懂经济。我决定开办两个夜校，分别请中国教授讲经济学和数学。美国教授一般用英语上课，虽有翻译，但不全、不准，许多学员不能完全理解课程的内容。为此成立了一个庞大的资料组，每天晚上由四人分为两组，将上下午讲课的内容根据录音译成中文，打印成册，发给学员学习，提高了学习效果。讲习班结束后,中国社科院的拨款还有结余，我邀请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单位的十多位记者住进颐和园，开了三天座谈会，由专家教授介绍数量经济学，会后有关报刊发表了消息和文章，扩大了影响。

讲习班结束后，由王宏昌负责，将讲稿重新整理，打印成册，送给美国教授审阅、修改。1990年数技经所和中国数量经济学会计划召开纪念讲习班10周年国际研讨会。我作为学会理事长问王：讲义为什么还没有编成？他说，没有收到刘遵义的讲稿。一天在经济所食堂买饭，谈到刘的讲稿，经济所黄范章说，前些年刘寄来一包东西，一直放在书架上。取来一看，正是刘的讲稿。我立即与北京航空学院出版社联系，筹集了2万元补贴费，赶在国际会议之前出版了《经济计量学讲义》。

为了安排第一届年会，我在昆明作好了安排，回京后听到广播，昆明是旅游城市，禁止开会。我拿着许涤新给陕西省委书记马文瑞的信到了西安，早晨把信交给了省委直班室，过去不到两小时，省社科院院长和省科委主任来西安大厦找我，说马书记已经批示，会议由他们两个单位承办。接着看了几处会议地址，最后落实到西安兵站(师级单位)。我提出了开会的要求，兵站站长立即打电话给军部汇报。他说，军部首长指示，不惜一切代价招待来自全国的专家教授。1982年3月，我再到西安，大楼被洗刷一新，床上用品和碗筷全部换了新的,变成了一个新兵站。

许涤新在年会上致开幕词，宣读了马洪和于光远的贺信，播放了孙冶方的录音讲话，分四个组开展学术交流。在一个小组会上，西北大学一位副教授想把一个物理方法用于经济，一个从法国回来的洋博士跳上讲台，大叫：你什么都不懂,滚下去！会场一片混乱，大家指责洋博士太无礼貌。以后不再邀请这个洋博士参加学会活动。

作为文娱活动,我请《西安晚报》一个记者安排了一场特异功能表演，表演者都是农村小孩。表演有成功的，如一个小孩对一位年会代表说，他的肺上有一个钙点。那位代表说，他年轻时得过肺结核,确实有一钙点。表演也有失败的，如我和一些年会代表围观一个女小孩，看她用眼睛看断钢针,看了约两个小时,钢针丝毫未变。第二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扩发了于光远批判特异功能的消息，那个记者长期从事组织特异功能的表演，受到了压力，给我打电话说，他要用昨晚表演成功的事实反驳于光远，要年会专家教授作为证人。我说，我们是数量经济学工作者,不是特异功能专家，昨晚的表演是文娱活动，不是特异功能鉴定会，不要把我们卷入特异功能的争论。我还给《西安晚报》主编打了电话，表达了上述立场，平息了风波。

会后出版了合编的《数量经济理论·模型·预测》文集。

1984年夏天，在合肥召开第二届年会,由安徽科委承办。乌家培说，数量本身没有经济问题，数量经济是一个整体，建议把中国数量经济研究会改为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年会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一个本科生写了一篇论经济测不准的文章，我安排他在教授们面前发言,反应很好。

开会前我到了黄山，得知爬天都峰死了很多人。在闭幕式上我说,借开会之机游山玩水就不合法，死了人更无法交待，不许爬天都峰。在山顶北海,一个人说，今天我们爬天都峰，相互帮助，团结友爱，你应该表扬。我一肚子的气，大叫：表扬个屁！说了不许爬，硬要去爬，死了人谁负责。

1987年在武昌召开第三届年会,由武汉大学和中南财院承办,有240多人参加。会议选举我为学会理事长,在闭幕式上作了《进一步发展数量经济学,努力办好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的报告。

1990夏天,在北京召开第四届年会,在开幕式上请颐和园讲习班的老师作学术报告,在闭幕式上我作了《更紧密地在关系实际,继续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数量经济学》的报告。

1993年夏天,在济南召开第五届年会,由山东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会承办。会议期间,高等教育专门委员会开会讨论经济计量学教材的编写问题。我建议编写一本内容广泛的教材,除现有线性方程外,包括非线性和非均衡的内容。老师们反对这个建议,他们说,学生对现有内容都接受不了,不能增加新的内容。在闭幕式上,我作了《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数量经济学》的报告。

1997年夏天,在长春召开第六届年会,由吉林大学和吉林社会主义学院承办。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国际投入产出学会主席波兰斯克参加会议。她与陈锡康组织中国学者撰写了《投入产出分析与计划经济》英文版一书,其中有我与赵占明合写的有关山西表的文章。我向她介绍了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的组织情况和年会的内容。在闭幕式上,请她作了学术报告,我发表了讲话。

2000年在北京召开第七届年会。在会前召开的常务理事会上,我辞去理事长职务,对下届理事长、副理事长和秘书长都作出了安排。年会选举汪同三为理事长,他要我为会后出版的文集起一个书名,我想了一想,定名为《21世纪数量经济学》(第一卷),一年一卷,这个书名可用100年,并为第一卷写了序言。

学会除召开年会外,还召开了多次专业会议,如1981年在太原召开的投入产出法在中国应用经验交流会,1983年在烟台召开的经济计量方法在中国应用经验交流会等等。为了普及数量经济学知识,学会举办了多次学习班。

为了扩大数量经济学的影响,先后成立了数理经济、企业、投入产出、高校、博弈论与实验经济学、远程教育、金融七个专门委员会;地区成立学会的,有四川、山西、上海、浙江、江西、山东、陕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吉林等。年会每隔两年召开一次,是给专门委员会和地区学会留下活动的时间。

十、编写教材、编写辞典、俄文翻译、培养人才和其他学术活动

编写教材。1980年联系乌家培、钟契夫、邵汉青编写了《投入产出原理及其应用》,这是我国在这方面的第一本教材,198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1988年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在郑州召开编写经济控制论教材座谈会,文科代表主张教材少用数学,理工科代表主张多用数学,意思不能统一,决定编写两本教材。文科代表要我任主编,我说我对经济控制论没有什么研究,推荐乌家培任主编。理工科教材由张钟俊和张启人任主编,后来出版了两本教材。

1988年我第一次访问美国,发现非合作博弈论异军突起,回国后到处宣传、推广。1996年在杭州召开博弈论学习班,请人讲课。会后由我任主编,我的几个博士生编写了《现代经济对策论》教材,1997年在北京举办学习班,由教材作者讲课,征求修改意见。1998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我觉得这本教材所用数字太多、太深，很多人看不懂，由原班人马编写了《制胜之道一现代经济对策论》，1999年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如何将博弈论通俗化和大众化，还需继续探索。

从1999年开始，组织力量编写了《知识经济概论》(第一版)试用教材，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于1999年、2001年和2003年出版了三次；第二版于2004年和2006年出版了两次；2011年出版了第三版。1999年应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邀请，我和葛新权每人分三讲，介绍了试用教材，通过广播电视向全国播放。接着，在北京昌平举行了试用教材学习班，我和葛新权讲解了教材的内容。

编写辞典。1984年参加了《经济与管理大辞典》的编写工作，任数量经济学分主编，撰写大部分辞条，修改其他辞条，198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1988年参加了《经济、社会与管理知识大全》的编写工作，任数量经济学分主编，撰写大部分辞条，修改其他辞条，198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90年上述两部辞书的主编马洪、孙尚清要我参加第三部辞书的编写工作，我以参加了两部辞书的编写、再没有新的内容为由，推荐王宏昌代替我。1988年上海辞书出版社组段力量编写经济大辞典，请乌家培任《数量经济学卷》主编，我为副主编之一，撰写总论和投入产出分析部分辞条，修改一些其他辞条，这本辞典于1990年出版。1992年高等教育出版社组织力量编写管理知识大辞典，我参加了讨论，该社请我任主编，我以编过多本辞典为由，拒绝了邀请，推荐乌家培为主编，后来出版了乌家培和陈锡康为主编的辞典。

俄文翻译。1964年乌家培与我翻译了涅姆钦诺夫的《经济数学方法与模型》一书，由于“文革”动乱，没有出版，1979年找到了译稿，198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83年作合翻译了《统计预测方法》一书，发表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资料》上。此外，还翻译和校对了多篇论文。

培养人才。1979年乌家培招收了硕士生刘树成，1980年乌去美国进修，我成了刘的指导老师。刘学习刻苦，成绩优秀，研究投入产出扩展模型。以后他先后任数技经所副所长、经济所所长、经济学部副主任、博士生导师和全国政协委员。

葛新权是1984年西安机械学院招收的硕士生，老师因病住院，我成了他的导师，研究嵌入式投入产出及其优化模型。毕业后长期与我合作，出版了6部著作，发表了大量论文。后来他攻读了在职博士学位，任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还培养了多个硕士研究生,在国内外成为不同类型的人才。

博士生制度恢复后，乌家培和我招收了在职博士生汪同三，研究宏观经济模型理论和方法。当时汪为经济模型室副主任,为了让他集中精力学习，我承担了全部行政工作。后来他任数技经所副所长、所长、博士生导师和学部委员。

王国成是我独立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生,攻读经济博弈论。现为数技经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数理经济室主任、全国博奕论与实验经济学研究会理事长。

李涛是我与汪同三共招的博士生,攻读新经济增长理论,现为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博士生朱恒鹏攻读非均衡经济学,博士论文获得了胡绳中青年学术奖，现为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微观经济室主任。

黄涛是我招收的最后一个博士生，攻读非线性经济学，现为北京大学教授、科学管理系副主任。（此处守一师记忆有误，黄涛为其第二个博士生，但系少年班出身，年龄较小，仅比我年长月余；朱恒鹏与我为最后一届，但年龄比黄涛和我为长。李涛註）

此外，还为武汉大学、云南社科院、辽宁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经济学院等单位培训了多名进修生和实习生。

在人才培养方面积累了四点经验：一是宁可少些，但要好些，宁缺勿烂。我对学生的要求是严格的，上世纪80年代，北京经济学院(后合并为首都经贸大学)召收了几位数量经济学硕士生，该院没有学位授与权，要我组织论文答辩。一个女学生把恒等式当作随机方程回归，没有通过论文答辩。二是论文题目不能太窄,也不能太宽,以适中为宜。太窄，没有多少话可说,广度达不到要求；太宽，面面俱到，蜻蜓点水，深度达不到要求。论文题目要新，旧题目很多人作过，该说的话都说过，很难提出新的观点；新题目研究的人少，没有探索的领域多，容易提出新的观点。三是被录取后立即到北京图书馆从英文杂志找一篇与专业有关的论文,复印下来。从文后参考文献中寻找专业论文，不断扩大复印面，复印数量达到20一30篇，研读后写一篇文献综述，内容包括本题目的提出，研究过程，主要观点，有哪些争论，还有哪些难点和热点问题，作为毕业论文的第一章。研究工作针对难点、热点问题展开，攻下一个问题，就是一项创新。四是除研究理论外，还要用统计数据研制应用模型，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研究生反应，这个思路清晰，目标明确，不会出现乱抓，既能按时完成论文的写作，还能有所创新。

其他学术活动

学术报告。先后应邀到中央党校、清华大学、武汉大学、辽宁大学、吉林大学、吉林省委党校、江西财经大学、华东交通大学、北京经济学院、杭州商学院、河南财经学院、首都信息科技大学、吉林、天津、沈阳、厦门、包头、大同、庐山以及在北京、哈尔宾、大连、南宁.海口、昆明、西双版纳等地举办的学习班,作经济问题的学术报告,有些地方讲过多次。

项目鉴定和评奖。先后主持或参加了国家统计局、国家经济信息中心、数技经所、四川大学、北京经济学院、郑州煤炭学院以及山西、河南、江苏、浙江、广西、内蒙古、新疆、宁夏、青海等有关单位科研项目的鉴定；多年参加国家社科基金科研项目的评审会，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许多申请项目写过评审意见；多年参加国家经济信息中心和国家统计局统计研究所科研项目的评奖，参加过孙冶方经济学奖的评审。

论文答辩。作为中国社科院数技经所、国家经济信息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北方交通大学、首都经贸大学、北京机械工业学院(后合并为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等单位答辩委员会主席或委员，主持和参加过多名硕士生和博士生的论文答辩，还为许多博士论文写过评审意见。

评定职称。作为中国社科院经济片、数技经所、国家经济信息中心学术委员会的委员,参加过多名晋升副研究员和研究员的评审；参加过首都经贸大学博士导师的评审。此外，参加过新疆大学进入教育部211工程的评审。

十一、出国访问和接待对宾

我出访过多个国家,接待过许多外国学者的来访,将点滴情况记述如下：

中国社科院外事局安排我1982年访问日本，当时忙于山西工作,马洪说,不去日本了，以后再安排。1984年我与徐寿波和翻译访问法国，法国外交部科技司一个女翻译在戴高乐机场接我们。到旅馆后,立即到银行领半个月的经费。女翻译说，最近中国来法国的代表团一个接一个，名为考察，但没有什么专业知识，可能是来游山玩水。法国行政部门就业是“铁饭碗”，但工资较低；公司的工资高，但有失业的风险。法国的非洲移民很多，他们的出生率很高，白种人的出生率很低，将来白种人可能成为少数民族。一天清晨，乘火车去凡尔赛宫参观，车上只有我们四人，成了专列。女翻译说，法国人早晨起得晚，讨厌准时赶到火车站，自己开小汽车外出。在凡尔赛火车站看到铁路工人罢工的布告。女翻译说，法国经常发生罢工，特别是9月份，7——8月休假，把钱花光了，要求增加工资而罢工。资方早就把钱准备好了，开始罢工就涨工资。一天到中餐馆吃饭,问：社会党和共产党为什么能够上台执政？饭店老板答：资产阶级执政了很长的时间,厌烦了，换换口味。问：左派执政对工人阶级有什么好处？答：不仅没有好处，反而有害处。右派执政时，为了安抚工人阶级,富人多交税：左派上台后，要工人多交税，安抚富人，使他们不要闹事。一天在巴黎第一大学座谈，我说，法国国有经济的比重高，学习你们的管理经验。一位法国教授说，国有经济的主要作用是安排就业，但亏损严重，你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管理国有经济的经验丰富，请你们介绍。一天到卢浮宫参观，名种油画不仅多，而且美。有人说，如果认真观赏，至少需要一个星期。我们走马观花，用两个小时看完了全馆。旁边是现代艺术中心，展出的是千奇八怪的作品。陪同我们参观的一个中国学生说，古典油画达到了顶峰，现代画家尽最大的努力，也只能添枝加叶，不可能有重大的突破、创新，不如反其道而行之，古典画讲究美，现代画讲究新，全世界第一件作品的价格很高，同类第二件作品分文不值。我听后很受启发，认为这种逆向思维可用于科研工作。

1986年墨尔本大学鲍威尔教授访问中国社科院，与刘国光副院长达成协议，1987年中国9人访澳，1988年澳方9人访中。中方以马家培为团长访澳，受到鲍教授等多人的热情接待，在墨尔本大学举行了学术交流。大学经费不多，午餐由政府部门和其他大学招待，其中一些负责人是鲍教授的学生。一天澳政府预测中心举行招待会,突然澳总理霍克在没有警卫的条件下，自己开车到了会场,发表了友好的讲话，然后自己开车离开。回国后，乌去了国家经济信息中心。李京文为数技经所所长，以没有参加活动为由，拒绝接待澳方代表团。鲍教授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给我写信，要我负责接待。我找刘国光汇报了情况,刘说由社科院和信息中心联合接待。乌表示，此事与信息中心无关，拒绝接待。我通过留澳学生转告鲍教授,我无力接待澳方代表团。中国号称礼仪之邦，在外事活动中失信,是一件丢脸的事情。

1988年在访问前东德时，德国人从小学习俄语，但讲英语，对俄没有好感。一件小事说明德国人的纪律严明，一条小胡同的前面是红灯，很长时间无车通行，行人站在路边等待绿灯。我想在中国，行人早就跨过去了。

在访问苏联国家计委计算中心时，碰到了一个同班同学，告诉他我住在苏联科学院宾馆，他说晚上来看我，结果没来，可能他怕惹事生非。

1989年“六四”风波后,美国宣布中断中美高层交往。7月1日我与两个青年人按原计划访美,从上海出境。到了旧金山，两个青年人顺利入关,海关人员把看成高级干部,不许入关。我反复说，我是教授，不是高干。当海关人员通过电话得到刘遵义的证实后，才让我入关。

统计数据话明,联邦储备委员会购买了约三分二的美国国债。美国财政赤字累积数与军费支出累积数非常接近，如果大幅度削减军费，就能解决财政赤字问题。为了争霸世界，加上军工集团的影响，美国决不可能大幅度削减军费，天下不可能安宁。

一天访问美国劳工部统计局,我患糖尿病,口渴,问美国人何处有水？他说走廊有自来水。我一按开关,自来水喷出，喝了不少。中央行政机关用自水招待外国客人，比我国一些行政机关请客时大吃大喝有天壤之别。

1990年访美前，福特基金会拨来的经费比上年增加了一些，我打电话询问，驻京办事处的答复是，今年美国物价上涨了，根据收入与物价挂勾的政策，增加了访问经费。一项好政策执行得如此彻底，连外国人都没有忘记，足以安定民心，比我国2011年及其前后出现通胀时不实行收入与物价挂勾、让负利率长期存在要好得多。

右访问荷兰时，一位华裔教授说，荷兰富人的税负重，穷人不仅不纳税，还可以得到各种补贴，比工资多，一些人、特别是妇女不干活，在家领补贴。你们认为，西方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实际情况是干活的人养活不干活的人。

2000年夏天，在访问日本外交部亚洲研究所时我问，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政府为了刺激经济，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为何经济还是负增长？一个研究人员回答,经济泡沫破裂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如果没有政府的大量资金投入，负增长会更加严重。

一天华裔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访问数技经所，在座谈会上他反对计划生育，说这项政策使许多天才不能出生。他也不同意中国人多、资源少的观点,他认为资源是人创造的，有人就有资源。我国国内有类似的观点。

上世纪80年代，伦敦经济学院一位教授在数技经所说，中国改革很有必要，但不要丢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把盆内的孩子同污水一块倒掉，要防止出现像印度那样大的贫富差距。可惜，由于没有采取预防措施，我国贫富差距迅速拉大。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是不可能稳定的，更不会和谐。

十二、几点体会

第一，学术研究与政治环境密不可分。改革开放前,我国政治运动不断，名曰“群众运动”，实则“运动群众”，特别是长达10年的“文革”，研究工作停顿了10年，损失巨大。在“文革”结束前，我国统计数据高度保密，不可能研制数量经济学模型。我在研究工作中能够取得一些成绩，与改革开放后所形成的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是分不开的。同时，我坚守四项基本原则，关心国内外大事，用研究成果推进改革开放。

第二，作为经济学的一名研究人员，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一个原则问题。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然不是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但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对西方经济学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现实情况是,马克思主义边缘化是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者守旧有余，创新不足，跟不上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本来，金融危机、主权债务危机和占领华尔街，都是揭露资本主义本质、弘扬马克思主义的极好时机。虽然作了一些工作，但收效有限，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的局面。

第三，体育比赛要拚搏，学术研究更要拼搏。没有星期天，没有假节日，没有上下班概念，白天黑夜一心扑在研究工作上。这种拼搏集中表现为勤学、勤思、勤写。

勤学是投入，包括勤读和勤问。不仅要重视投入的数量，更要重视投入的质量。阅读的范围不能太窄，太窄会局限自己的知识面，不利于创新；阅读面也能太宽，由于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太宽会面面俱到，样样知道一点，变成“万金油”。我的体会是，阅读应该突出重点，照顾一般。重点是专业，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专业上；一般是围绕专业适当扩大知识面。两种知识的相互作用，有利于创新。集中精力从事科研工作，自觉放弃其他爱好。年轻时我的爱好很广，喜欢数理化、历史、文艺、新闻通讯等。自从确定经济学为专业后，除数学外，自觉放弃了其他爱好。尽最大的努力掌握前人与当代人在专业内所创造的知识，及时了解国内外最新的专业动向。养成记笔记的习惯，书刊中正确的东西少记，记下不全面、不正确的东西，以及自己的看法。

勤思是学术研究的灵魂，是创新的核心。没有勤思，研究工作将一事无成。保持好奇心有利于创新。一段时间内集中思考一个问题，多问为什么，刨根问底。对不同观点与实际情况进行对比，还可采用分析与综合的方法。逆向思维和“鸡蛋里挑骨头”，都有利于创新。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开展争鸣，容易产生创新“火花”。头脑出现新的东西，立即记下，避免遗忘。有时勤思会达到忘我的程度。一天家里打电话到研究所，说成都二舅来了，买点水果招待。我骑车路过水果摊，付了两斤梨的钱，正在思考一个问题，骑车回家，打开书包，一个梨也没有。还有一次我乘公共汽车上班，站在车门口思考问题，身边有人说，小偷偷走了你上衣口袋里的钱。我毫无察觉。车到站后，小偷溜走了，我没有去追。这样的事例很多，不一一列举。

勤写是产出。勤写可以保持思路清晰，越写越顺，越写越快。一段时间不写，会感到生疏，思路不畅，有时连用词造句都感到困难。

勤写是勤思的继续，它可以保持和提高思维能力。我养成了打腹稿的习惯，一篇记文在写作前，在睡觉时思考把论文分为几个问题，每个问题分为几个要点，每个要点讲些什么，论文逻辑是否通顺，提出哪些新的观点。

在腹稿的基础上写作，既顺又快，但反复、长期打腹稿，造成失眠。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电脑上写作，这比在稿纸上写作要好得多。在稿纸上写作，要先写草稿，反复修改后抄成正稿。修改正稿非常麻烦，要把新写的东西剪贴在稿纸上。写好的东西要请别人打印。修改电脑上写的东西非常简便，无论增添、删节,还是移行、移段，都在电脑上操作。用电脑写作还会产生越写越爱写的吸引力。进入21世纪，我的电脑从打字变成了手写，写好的稿件可以直接发给对方的信箱，省去了打印的环节。

第四，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年轻时我很重视锻炼身体，在北京俄语专科学校时，每天早晨和下午都跑5000米;在苏联学习时，除上体育课外，夏天常去游泳，冬天常去滑雪。工作后，我坚持每天晚上散步一小时。1985年检查出我糖尿病，由于无知，没有重视，没有及时治疗，后来出现了多种并发症，特别是患上了严重的高血压和肾病。

张守一

二○一一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