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国有企业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经历了曲折和漫长的改革过程。无数的艰辛和困难锻炼了中国驾驭经济发展的能力。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在当今世界的范围内堪称一道难解的课题，进行这样的改革既是改造中国、发展中国而作的一种奋斗，也是为世界人类争取光明和进步的一个巨大的贡献。
一、国有企业改革过程的回顾和思考
上世纪90年代末，朱镕基总理锐意改革，是大力推动我国“国退民进”的主要推手。无庸讳言，当时正值改革兴起的初期，其时的改革方略显然是不完善的。可以说，当时的社会既显露了积极兴奋的气氛，又充满了幼稚盲动的激情，所以，改革的过程里利弊互见，人们的意见在这样的环境下众说纷纭，不一而足。议论既久，自然产生了影响历史进程并载入史册的‘郎顾之争’。此后，形势急转直下，鬼使神差般地逆转了“国退民进”的走势。从此，一股“国进民退”的风潮席卷而至，一直到现在。这是一段惊心动魄的企业改造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纠结的。可以说，这是现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史上一个激烈变动的过程。伴随这个过程的也是复杂的社会思想政治博弈的过程。将来的人们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定有无限的感慨。
其功过是非现在现阶段真是难于评说。因为对于推动和引起了企业格局激烈变动的主导者来说，他们最初的动机和准备的过程也许并不充分，他们在追求改革的热情的冲动中，‘大刀阔斧’地作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他们对于后来发生的那样变动甚至可能始料不及。回顾那些风谲云诡的过程，现在的人们只能感慨万千。
设想一下，设若在朱镕基领导“国退民进”的那些岁月中，如有比较成熟的“顶层设计”，也许不会产生后来的被非议的顾雏军式的并购事件。当然假想不能代替现实。现在来看，哪些改革的样式的某些方面的确不有失偏颇。那是一些在不成熟的改革思路中采取的做法，现在我们只能在回顾的时候把那些做法当成教训（其中的一些当事者已经受到了历史的惩戒，顾雏军就是其中一个令人惋惜的人物）。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已经发生并已过去的这些事，的确需要认真思考其中的利弊得失。事物发展的规律就是这样，前面的实践为后来者提供了经验和教训，也为后来的探索者免去许多的‘摸着石头过河’得既费力又费时的过程。当我们在前进的途中不应忘记他们提供的成果。
假如没有郎咸平先生的那篇《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惊世之作，还不能预计中国的企业改革会在什么方向上发展。可以设想一下，国有企业如在原有的轨道上不加阻障地前行，一定与现在状况有很大的差别。相比之下一定会形成巨大的反差。甚至可以说，后果可能会是令人惊异不已的。
那时的国人好像一下子惊醒了，陷入狂热的国企改革中的参与者，又重新思考自己改革的方法。各自思索的结果出现了不同的方式。
那个事件以后一直发展到现在的情况，又经历了长时间的实践，又有了许多的经验和教训，这一过程才是我们现在必须认真思考和总结的。因为其中又出现了一些不不符合发展规律的情节，有的甚至积重难返。客观地说，后来的实践也有很多不尽人意的过程，这更是需要认真研究和策划出新的措施，才能走上新的发展轨道。
这些应该被看成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也是一个必须认真思考的过程。
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探索和实践，人们得到了不少的经验和教训。懂得了在进行具体的运作时要善于积累有效的方法；也知道了在中国这个‘特色’的国度里进行史无前例的改革事业，要有经过反复试验的‘摸着石头过河’后再进行‘顶层设计’的过程。这是一个重要的发明。这些是经过了许多的艰难困苦，才找到的这样宝贵的经验。这是经过了长期的摸索和积累的成果。这一切为其他的改革项目的再起步，积累并建成了宝贵的资源智库，相信将来的改革定会在理论的指引下有条不紊地进行，成功的把握会越来越大。
现在，如果来做国有企业改革的“顶层设计”，比较当年，已有了许多可靠和新鲜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再加上精心设计所形成的方案，必定会更加丰满和成熟。这是进入深水区的社会改革和国企改革所需要的。那么，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为了吸取过去的教训，必须进行精细的研究，制定出适用和操作性强的方案，再循序渐进的推进。这样或许才会取得人类历史上改造国有企业辉煌业绩先例的伟大成果。在中国，这是前无古人的功业。对世界，也是一件对世界文明作出的巨大贡献。
可以这么说，国企改革必须符合历史的规律和民众的要求，这种要求既是人们心理的承受能力，也是人们实际的物质需要。在不顾事物发展渐进规律和盲目改革的过程里，一些不好的方案，在人心自私的物欲里，往往就显现出来。所谓‘经营者持大股’和‘管理层收购’从某种程度上来考量，当时在一些人的身上就有不少这种私欲的表现，何况，在‘顶层设计’尚未被人们认识的时候，这种‘经营者持大股’和‘管理层收购’并没有做合理的制度安排，其所产生的社会印象不少是负面的。这一点要清醒地客观地看待，否则，就不能认识和正确看待前期改革过程里的一些不合理的现象。但是从长远地目光来观察，随着顶层设计的逐步成熟和制度设计的日益完善，当其再次出现的时候会产生出乎人们预料的作用的是肯定的。须知，世界上并没有一成不变和第一次的实践就会有完美结果的先例。
二、‘郎顾之争’前后的‘国退民进’和‘国进民退’及其利弊
“郎顾之争”的那个时段，是一种特殊的经济环境，急于进行大规模的国企改革的社会心理已经形成。当时如何改革的方略尚未建立。两种矛盾状态尖锐对峙。所以只能这样评价---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这一阶段的状态是耐人寻味的。在中国这样的政治环境中，进行经济运作的人其实也是很复杂的。他们中有政府官员，有投机家。政府官员打着政府的幌子与经济投机家们进行讨价还价，都是从各自的利益立场出发，进行明里、暗里的交易。有不少的人在其中钻空子。同时，还存在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划分的的现实，在规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所进行的改革，也免不了会出现投机和相互博弈的行为。不少的人利用改革时期的不成熟机制，为自己和自己的利益集团谋取利益，在这样的情势下进行博弈的双方存在风险是必然的。顾雏军就是一个例子。那些以政府官员的面孔出现，与他们打交道的人，在遇到风险的时候，有的抽身而退，有的因操作中的违法行为遭到追究，但有些人从中获利成了资本权贵。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郎顾之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经济改革中的行进方向。从2005年开始，国企改革的方向由‘抓大放小’、‘放开竞争’变成了国企‘做大做强’，最终导致了国进民退，国企的规模越来越大，垄断地位越来越强。一些专家在谈及这个话题时说，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国企改革由于缺乏完善的条件和步伐过大，确实导致了一些社会问题，但是改革的大方向是对的，国有资产流失只是细枝末节的问题。
这个结论应该说是客观的。
这都是已经过去的事了。后来为因应错综复杂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形势，又发生了更大面积的、更复杂的改变，其中，有很多的，只是传统的企业管理方式的回复。这是这个过程里的不和谐的的一面。
后来的改革，在不明确的指导思想的引导下，建立了新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发生的结果很多地方不能尽如人意。各级政府陆陆续续建立起相应的机构，周而复始的国有企业在新一轮的运作中复活，经历了一个重复的过程。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收效甚微。这些与企业改革的宗旨又一次背离，政企分开的设想不但没有实现，国有企业的块头却越来越大。这与原来的构想有相当大的距离。这就是所谓的‘国进民退’。
这种‘国进民退’后果所造成的局面，客观地讲利弊互见。但是，弊大于利。
一方面对克服盲目改革中的弊病有其适用的一些方面，一些专家这样评论，成立了国资委，‘有人管比没有人管有其有利的’。从实际的来看，当时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人管，而是不会管，没有管好罢了。但是，其产生的副作用却不可小觑（下面第三个问题对此作专题的论述）。因为在“国进民退”中，国有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企业的管理模式、利益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后如何在这些已经发生了改变的基础上的改革，操作可能会更加困难。对此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但改革是在所难免的。国有企业经过了反复多年的变革过程，社会认识的成熟度有了很大的提高。现在要求改革国企的呼声很高，这个呼声来自各个方面。包括一直工作在国企改革第一线的政府官员、从事国企改革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有志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企业家。时机已成熟，改革的局面正在形成。意图阻止其进程的顽固的左派势力难以逆转这一趋势。现在关键是要搞好顶层设计。这是进行这一轮政改的关键。这也是接受第一轮政府改革时对国家机构的设计不尽恰当、尤其是对国企领导管理机构设计失当的教训的重点所在。
总结这些过程中的成败得失，关键要做好新的改革设计，不能再重蹈覆辙。现在的条件已逐渐成熟。相信只要精心操作，胜算是有把握的。
三、为什么说下一步改革的操作有可能会更加困难？
下面分五个方面进行分析。
了解下列几个方面的情况，对预先了解事情的原由、并制定下一阶段的应对之策、针对具体原因提出解决的方法有好处。
1、社会改革发展进程已至‘深水区’，改革内容更深刻，体制安排更复杂。
不要指望改革的形势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理想主义的看待中国的改革是不现实的。中国太大了，历史太长了，经历太复杂了，改革必然是一个复杂、渐进的过程。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很重要，搞好中国的改革就是对世界人类作出的最大的贡献，所以，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前面已经进行了的改革过程给了国人许多宝贵的智慧和经验：‘国进民退’给了我们警醒，他告诉我们：‘不要在泼水时连同婴儿一起泼掉’，国企改革‘政企分开’‘政资分开’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至少是搭建了基础性的法律框架。这样的思路是好的，缺少的是没有经验和‘顶层设计’。重庆的事件也給我们提供了一个教训，说明了改革中充满了变数和风险，不能忘记野心家和阴谋家的鬼蜮伎俩。在改革的过程里时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随时调整我们的策略，才能保持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行。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说的是世间万物的相互转化的运行规律-----彼此之间存在着潜在的交替取代的状态。利与害之间也存在这种相互之间交互取代的关系。害兮利所倚，利兮害所伏。有一利就有一弊，有一失就有一得。这都要靠改革者的智慧来认识和引导。把‘祸’引向‘福’，把‘害’导向‘利’，这才是人间的正道。改革的阶段，多元的社会心理，导致产生了复杂的改革态势，从上个世纪90年代发端的国企改革，政府虽然同时也进行了诸如‘国退民进’一些良性的制度设计，但是，因为没有先例和操作经验，实施中也出现了不少的弊端，比如，一度也出现了‘国有资产流失’的浊流。在大规模的社会改革中，这是难免的缺失，从中汲取经验，就会产生良性的效应。这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在这个“国退民进”过程里社会公众心理还产生了对“公有制”的负面认识。客观的来看，大众的社会心理的认识，也确实有排斥“公有制”的心态，这本是一种应运而生的自然现象，也是人们在过去极左的年代里长期积累的怨气，实际上来说并不是洪水猛兽似的可怕，因为人的意识里想到的东西，不一定会变成现实，即使出现偏差，也会在今后的日子里得到纠正。可是对此种自然现象，却让固有的左视人群引起警觉和极大的恐慌。感到“公有制”的危机来临了，于是惊恐之至。进而对抗的形式呈现出来，这就是“国进民退”的现象。恶劣的报复性反弹的局面呈现了，比起“国退民进”的时候，规模更加广大。来势更加激烈，于是就产生了如吴敬琏先生所指的“权贵资本主义”的现象。这种模式实际是一种蕴含着复辟‘计划经济’危机的生产关系的雏形。最终会走向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末路穷途。所以，人们要求改革的呼声在复杂的情势下此起彼伏，在社会大众的心里，对这种模式的看法是----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不科学。其实，现在的社会中人民的物质生活比起毛泽东主政时期要富裕很多倍，言论的自由度也宽松得多。但是，在新的社会政治情势面前，民意中反而会产生出这种更加激烈的对抗情绪。这不得不引起执政层的深思。这抑或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也许是一种幼稚的群体性逆反心理，对此要引起更加深层的思考是必要的！王岐山先生最近提倡读早期法国理论家政治家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这篇著作，是我们联想起，这是一个现代政治家在启发人们对目前中国社会各种现象去进行思考。像王岐山这种身份的人提倡读资产阶级理论家的观点，这在我们的社会里应是很独特的现象。在这以前，人们也许在日常读书的时候，或在读托克维尔著作的时候，因为长期处在已形成并融于同时代的理论和舆论的环境里，人们一般会在因循的的氛围里去看待他的理论。人们只是把托克维尔的理论看作一般的读物，并不会把这些理论与当时的潮流进行比较，或联系现实作较为深层的思考。这种理论并不能引起人们关注，这是很自然的现象。但是当王岐山作为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导者去提倡读这本书的时候，引起了巨大反响的事实，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的社会变动之复杂与法国的变动有许多相似的社会现象，人们把这些放到一起进行思考时，其不同凡响的意义便显露无遗。一个现代的大国政治家，却提倡自己的国人来读早期的西方资产阶级政政治家、理论家关于民主政治的学说，这应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现象。将来的人们，甚至可以视此为一个历史的现象。人们认为“现在的中国是动荡时期的法国”，人们把王岐山先生比喻为“住在中南海里的托克维尔”，这样的观点是深思熟虑的结果。王岐山只是提倡人们去读《旧制度和大革命》，没有具体地去解说他的观点，为什么?因为以他当下的身份不便具体的去细说个中的原由。他经历了中国变动时代中的很多事，他是掌握大权的知识分子政治家，他把见到的事实和读到的理论，进行了对照。得到的认识应该是超越现实的。但是，他因为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家，他既要掌权（为自己服务的国家作职务的负责），又要运用理论去启发人们在：‘旧制度’中总结社会变动的规律。所以他必须谨言慎解，这是可以理解的。其理论意义不可小觑。但是他的用意，我们却可揣测。从中我们感到下一步改革将会更加困难。因为这次改革所涉及的是更加深层的领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深水区的改革“。已经不是摸着石头就可以过河的阶段了。好在已经有了‘顶层设计’的经验，这个经验已经成熟。对指导实践会有很重要的作用。
2、 ‘郎顾之争’以后，后来的改革仍然是在不成熟的状态下摸索。所以，其相应的措施也出现了很多的失误，甚至是错陋。很多多年观察国企改革的专家学者说了很中肯的意见，值得决策层深思。
具体错误的表现有以下几点。
与原有设计的改革宗旨相去甚远，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情况更加严重。
专家们对此作了大量理论性的阐述，他们认为：“国资委的组建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而且现在的大国资委体制，也并不真正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它目前还存在着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需要在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化中解决”
“首先是一个“太大”：国资委管辖的资产规模太大，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过大，这本身就构成体制性问题”
“这个规模巨大的“国家辛迪加”对于市场经济发育的程度和市场规律作用的效果仍然会有很大影响”
这是一种很温和而委婉的评价。其实现实的弊端较之于所述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
以下一些专家做了很直率的批评，他们说得可能有些尖锐。但是却击中了问题的要害。为了加强说服力，下面把全文复制如下：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最近说，“由于国有经济和政府部门的改革滞后，中国在20世纪末期初步建立起来的新经济体制，便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市场经济和统制经济双重体制并存，中国当前的经济体制，是一种既有市场经济因素、又有大量旧体制残余的过渡性的经济体制。它既可能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前进到法治的市场经济，也可能蜕化为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来源于新生的市场经济制度解放了人们的创业精神，而靠政府强化行政管制和大量投入资源实现的增长不但不能长期维持，而且早晚会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吴教授给出了两点原因：第一，与强势政府控制整个社会的体制相适应的粗放增长方式不可持续。第二，各级政府日益强化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强化了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使腐败迅速蔓延和贫富差别日益扩大，官民矛盾激化，甚至可能酝酿社会动荡。
吴敬琏进一步说，目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缘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地压制和干预民间经济活动，造成广泛的寻租活动基础的结果。大众对这些丑恶现象的正当不满，正可以成为推动改革继续前行、填平陷阱、扫除腐败的重要动力。
他的说法触目惊心，但是很客观。吴敬琏先生是一个对自己的国家有强烈的负责精神且有成熟的理论认识的经济学家。他的看法理应引起全体国人的高度重视。
3、原有已形成的具体操作的手法痼疾甚多，有些已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
企业高管的用的是’官员委派制’、薪酬分配制度不科学不合理，固化的分配格局难以打破。现有的薪酬分配格局的设计有很多的不良观感，造成了很大范围的攀比效应。另外，国有企业中还大量存在职务消费的泛滥，利用掌控的巨大国有资源捞取好处等不良行为现象，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其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为什么在事实上会出现这些弊病？令人深思。
某省的一位著名经济学家针对以上的弊端作了客观的分析：“国资委的企业人事管理制度在两种管理原则之间徘徊，影响企业高层管理者的经营行为。姑且不论干部的选拔任用标准是否符合竞争要求，它在企业高管薪酬激励制度上明显存在两难困境：一方面，竞争性领域国企高管薪酬偏低，与同行业其他企业高管相比不对称；另一方面，垄断企业高管薪酬过高，与政府官员相比不对称。这严重影响国企经营者的工作积极性，扭曲了一部分人的经营行为。同时，也对政府有效规制垄断企业，以及国有企业在高端人才市场的竞争力，形成极大的负面影响。事实上，它还是官商勾结，腐败滋生的制度原因之一。”
4、毋庸讳言，在中国的国土上存在严重的企业市场化不足的问题，主要现象是国家在竞争性行业大办规模巨大的国有企业，这种既当教练员又当运动员现象，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专家说：这是寻租、腐败的源头。这种现实的不合理格局，并没有引起政府足够的注意，由此而弄得怨声载道，矛盾百出。现实的情况是，国有企业不当的商业利益的追逐行为，侵犯了了社会公正。这是人民的民主权利与政府权力的本末倒置，这是现存的中国经济格局的本质，这是今后一定要改正的错误。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当今中国在政治改革中确实面临如何建立‘民主权利对政府权力的制约’的问题。做不到这一点，就谈不上是在进行建立民主宪政的制度改革。经济改革的实质问题，是要推进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造，以至逐步完善政府在这个改造中的作用，走‘小政府大市场’的路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权基础并不仅是国企。民营企业，外资，股份制企业也是这个国家经济的产权基础。国有企业如何与市场经济兼容这是今后要解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实践问题。这在意识形态领域是一个革命性的问题。
5、报载一篇题为‘市场经济进行时’的文章说法有些牵强附会，所谓国有经济对国家经济有强大的的支撑作用没有说服力。市场也能支付国民经济的有效运转。关键要把握好民企（包括其他经济成分）和国企的份额。人为地放大国企在市场中的数量，无济于市场运行的质量。这是不可取的观念。市场里国有企业占有的份额高，对财政的贡献率当然高。但是他的运营效率究竟有多高，这一点只有天晓得。虽然有些专家对国企的运营效率作了一些测算，并说了不少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效率大大上升’的赞誉之词，对此，我们既不能全信，也不能妄猜。一些纯理论的猜度没有实际的价值。要是以相等数量的民企和国企的效率进行比较才能说明他们分别对国家经济贡献的大小。
四、关于制定改革方法问题的意见
1、改革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不要把这种整体意义上的改革工程割裂地来看，不要分成经济的改革和政治的改革，经济是政治的表现，经济是先导，政治是结果。只有经济的累积，才能看到政治的结果。就是通常所说的，经济是花朵，经济是果实。我认为：深水区的改革的问题的确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和必须深入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这是目前关于中国问题最有意义的话题。所以，在学术界对这个问题展开深入讨论我非常赞成，也很钦佩专家们的敬业精神。这种讨论涉及的课题本质是中国在改革深水区如何进行进一步切入的问题，这是一个方法的问题。是一个既要注重公平，也要注重社会稳定的问题。可是，兼而顾之并非易事。在讨论的过程中，或者说讨论更深入一点的时候，就有可能自然涉及体制的话题，这样就会引起人们对体制问题的关注。但是，如果对这个话题关注过多，就会导致人们注意力的转移。很可能把关于方法问题的讨论，弄成了对政治问题的争论。习近平近期说了很有意义的话，一是关于不说空话，批评‘空谈误国’的行为；二是‘不争论’，注重办实事。新的领导集团履新伊始，开局的姿态令人耳目一新。所以国人振奋，上下一心，举国充满了昂扬的氛围。
所以谈论改革问题应‘不尚空谈’，不搞无意义的争论，避开关于所谓“两个不动摇”此类口号的口号的争论，要集中注意力专门研究改革方法，这才不会出现转化成专门讨论体制问题的偏移。因为这样的话，会导致讨论者的情绪可能波动的后果，这样就偏离了原有的议题。这样会对讨论的深入形成障碍。我的意见是，讨论这个问题要有切切实实的精神，万万不要夸夸其谈。要有推进国家发展的赤子之心。我注意到很多专家的意见是很精彩的。
看了以后有很多的启发，也很激动，甚至有参与其中的冲动。以上的浅见就是这种情绪的体现。
2、国资委牵头，上下结合，突出重点，逐步推进，扩大战果，务求改革的全面成功
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是顶层设计，顶层设计的决策权力在中央。省级的改革在中央的领导下进行，这是中国的惯例，沿着原有的惯性前进，是在新的形势下稳步推进的需要，也是策略。
在中央层面，国务院国资委可以率先垂范，为了统一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和步调，由国务院国资委来组织和推动国有企业改革，这是顺理成章的方式，也是有效的行政措施，这是为执行改革政策所进行的理论探讨所必需采用的步骤。
国务院国资委的有关领导在长期的实践中，耳濡目染，颇有建树，已显示了改革的意愿和眼光，也产生了很好的见解。这是在国企改革实践中出现的一个难能可贵的现象。一批有胆识的改革者在实践中提高了才干，悟出了改革的真谛，使下一步国企改革得以一步步走出误区，这是令人欣喜的进步。比如，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在近期一个论坛上提出“央企还要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对于竞争性的国有大企业，依托资本市场进行市场化改造’推进公众公司改革，实现国企的多元化和国有资产的资本化，是下一阶段改革的主攻方向”，这是值得注意的动向，令人欣喜和鼓舞。循此走向，央企会逐步收缩战线，起码会从从所谓‘较低层次不具有主导优势的产业’主动退出，以便集中资源在重要行业、关键领域；并可以同时启动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这一带有本质意义的改革，持续不断地推动企业的内部改革。下一步方有望进一步推动央企重组，包括央企之间的重组，也包括央企内部的重组，使每户央企发展功能完整，使资源配置符合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竞争力的需要。这虽然不是本质上的改变，但是，这种起步的动作体现了改革精神和逐步改良的方法，给进行下一步深层改革带来希望。
在央企的带动下，相信会在全国的范围内国资委系统会出现一个国有企业改革的新局面。进而带动其他领域的改革，这也是有希望的。
3、改革的步骤要稳打稳扎，我之浅见，第一步进行大幅度的股份制改造，引进有一定规模的民营企业和外资进入以前国企垄断的行业领域，打破垄断局面，改变一股独大的僵局。这才是明智的作为。坚持旧有的观念，冥顽不化的不肯接受新事物，非常可笑和无知。
只有以市场观念为出发点，从产权多元化入手，针对国有企业中国有资本比重偏高，管理成本高，经济效益不理想等问题，尽快对国有资本布局和结构进行调整，把国有独资的资本从竞争性行业退出。完成了这一步骤后，则着手对原有的派驻监事会工作进行改造，这是适应国有经济总体发展要求的需要。也是被无数事实证明了的真理。
4、以积极的姿态投入新一轮国企改革，希望多方（政界、理论界、企业界）联手力推改革。政府要虚以纳贤，智者要积极建言。都不要裹足不前，不要到了错误不断出现，不要等到不合理的管理方式根深蒂固，积重难返的地步才去做‘亡羊补牢’的功课。在国企改革的问题上，‘亡羊’是不可取的。‘亡羊补牢’毕竟是造成损失后的补救措施。现在是世界精神大融合的时代，网络是一个无所不包的万能工具，已经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从历史和现实中吸收他人的经验，避免耗时耗力的重复劳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是古代的经典智慧，在现代的时空里依然发出灿烂的光辉。我们没有必要拒绝‘拿来主义’。‘普世价值’是人类共有的财富。拒绝接受世界上有价值的思想是愚蠢的。
中国不乏仁人志士，一大批披肝沥胆的智慧的爱国者为国家的复兴再造，贡献了自己的忠诚和智慧，他们为国家的改革事业不停的奔走呼叫，其赤胆忠心惟昭昭日月可鉴。其中，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陈清泰关于国有资产资本化的呼吁，是推动国企改革的突破口和良策。他认为‘国有资产资本化首先意味着政府不再直接控制和管理企业，企业依法成为独立市场主体，’
陈清泰提出的这一改革思路，是在国企改革多年来停滞不前，甚至舆论普遍认为“国进民退”的背景下提出的。这种新思路的主导方向是及时转向寻找国有资产资本化的管理形式最有效的建言，使国有资产“资本化”，由“国有国营”转向“股份制”的最有效的方式
吴敬琏赞成实行国有资产资本化管理建议，他说，这是值得认真研究、择优采纳的好建议，他本人赞成国企改革应从“经营国企”转向“经营国资”，即国有资产资本化管理的建议。他们的互相呼应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果
陈清泰还撰文指出，国企改革的主导方向应当及时转向寻找国有资产资本化的管理形式， 他认为，关于“授权经营”与国有资本布局调整问题，要做好两件基础工作，一是将国有资产资本化，委托专业投资机构运营；二是取消“授权经营”，对国有企业进行整体改制，确立企业独立的市场地位。
对于近年来争论最为激烈的“国进民退”与“民进国退”问题，陈清泰主张摘掉企业“所有制标签”。消除"所有制鸿沟"，突破"姓国姓民"的桎梏，将是生产力的又一次解放。”
对于陈清泰先生提出的国企改革设想和建议，吴敬琏先生近日公开表示赞成，他还补充说，为了实施该建议，可以建立特殊的法定机构来配置和管理国有资本。这一机构负责制定所属基金的运营规则，并对它们的运营状态进行监督。但是他的这一宝贵的建议，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和采用，这是很遗憾的。
吴敬琏先生还表示，对于国有经济对一些重要产业的垄断，治本之策是继续推进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他指出，目前，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控制着过多的经济资源，特别是土地和资本资源，并且把其中大部分投入到盈利性的企业中去，与民争利，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应当坚持1997年中共十五大决定的方针，国有经济逐步从一般性的竞争性部门退出。
以上的这些建议和呼吁，表达了他们一片拳拳的爱国之情。依笔者之浅见都是呕心沥血的思想结晶，其理论性、科学性、操作性都很强。应组织力量仔细研究并实行之。这才是国家进步、发展的希望。
篇后语：
当结束这篇文章写作的时候，想起了刚浏览过的今天（2013、01、26）刚发表的陈志武先生的文章：莫等危机逼改革。文中有两句话使我非常吃惊。这两句话是：一、“我觉得新一届政府也没有太多别的选择，必须得要改革，如果不改革的话，未来十年、二十年，中国经济、中国社会，会经历一些不小的危机”；二、“如果没有决心的话，腐败的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到最后只会是危机来倒逼改革”。这种表达有危言耸听式之嫌，是否可信，值得推敲。
对作者的分析，我们的社会和国人对此采取何种的认识自当有自己的主见。陈志武先生作为蜚声国际的著名分析家，其认识问题的权威性有多大，有多少值得信赖的成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是自然的。姑且不去分析他的观点有多少可取之处，以他的知名度来看，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他精密分析的内容和方法，这是可以作为一篇现代版的‘警世通言’来读的。有没有‘警世’的作用自不待言，他分析的哪些事，笔者认为，还是有一定的借鉴价值的。不知读者诸君作何见解？
2013年1月28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