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因内战失败退守台湾。以台湾海峡为屏障，使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稳定下来了。从而使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由过去的武装冲突和武力较量，进入到两个主义和两条道路的和平竞争之中。大陆按照列宁指引的道路，按毛泽东的说法"走俄国人的路"，（1）大搞社会主义。通过阶级斗争，用"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方法，实现了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并使私有制绝种的宏伟目标。台湾则沿着孙中山指引的道路，走中国人自己的路，大搞三民主义，保护合理的私有制，用非暴力的手段改造社会。毛泽东把台湾地区进行的社会改革贬称为"台湾的道路"。（2）那末，"台湾的道路"究竟是一条什么道路？它对中国大陆产生了什么影响？这对现在的中国人来说，无论谁都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
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痛定思痛。蒋介石深切反思在大陆反共失败的教训，痛感"经济上的失败"导致了在大陆政治、军事与社会的瓦解，发誓要把台湾建成"三民主义模范省"，（3）这对和毛泽东同样一贯迷信用武力枪杆子解决中国问题的蒋介石来说，无疑是实现了一次思想认识的飞跃，终于认识到经济民生对治理国家的极端重要性，实属弥足珍贵。如何才能把台湾建设成为"三民主义模范省"呢？他根据自己于1934年7月13日在庐山军官训练团的一篇演讲《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的思路："不要有新旧和中西的成见，应该选择合乎中国国情和需要的办法来做。"（4）还根据自己1944年9月25日在接见赫尔利重申的国策："我国之立国主义，即三民主义，不能有所动摇。"（5）引导国民党在台湾坚决按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治理国家，把日本人经营的银行和铁道、航空和糖业收归国民政府经营管理，使其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与此同时，大力推行和平土改计划。握有实权的陈诚、蒋经国是土地改革的坚定支持者。在蒋介石的领导下，时任行政院长的陈诚大刀阔斧地推动和平土改。陈诚设计的和平土改分三步进行。第一步，实行"三七五减租"。所谓"三七五减租"，就是扣除租地农民的经营成本，限制地主收租最多不能超过租地全年出产物的37·5%；同时颂布法令确定耕地租期，巩固佃权；灾歉之年地租减免。第二步，"公地改领"。把日本政府和日本移民占有的大量土地收归国民政府所有，此曰"公地"。然后政府用代款的方式向农民大规模实施土地改领，通过这种土地改领，把政府撑控的耕地所有权转给农民所有。改领公地的地价收入主要用作扶植自耕农基金和发展农业生产基金，以改良水利实施和增加农业贷款。第三步，"耕者有其田"。其原则为：采取温和手段，在不增加农民负担的基础上使其获得土地；兼顾地主利益，地主获得的地价由政府引导转向工业；准许地主拥有不超过两公顷的水浇地和四公顷旱地。凡超过限地的地主所占土地，一律由政府征购转售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购地农民分十年向政府当局偿还地价。以1949年"三七五减租"为起点，到1953年底，以"耕者有其田"为基本内容的土地改革已大体完成。土地改革使大批农民获得土地，自耕农成为台湾农业经济的主体，基本摧毁了台湾农村的封建租佃关系，从而建立了新的农村政治机构。公地改领和耕者有其田使众多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为台湾农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充足动力。三民主义使台湾农民迅速脱贫解困，过上了中国农民几千年梦寐以求的小康生活，还为发展工业积累资金，提供了原料，开拓了巿场，准备了劳动力。由此可见，台湾的土改是一次合理的、不流血的革命，对台湾的经济起飞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对比1949年后毛泽东在大陆推行的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的土地改革，以及后来实行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闹剧，使中国几亿农民长期过着缺衣少食，过着像毛泽东所要求的那样，"农忙两干一稀，农闲半干半稀杂以蕃薯芋头"的苦不堪言的贫困生活，这充分显示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平土改的优越性。历史证明，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中，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所进行的第一个回合的和平竞赛，以三民主义的旗开得胜使中国人大开眼界，要救中国还得靠三民主义走中国人自已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和俄国人的道路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已经信誉扫地了。
陈诚的土地改革计划，使蒋介石提出的"选择合乎中国国情和需要的办法"得到充分实施，使地主的土地转变为为农民的私产，使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民生主义纲领得到落实。由于采用现金、土地债卷和公有企业股票的结算形式補偿地主的土地转让，为台湾的工业化提供了必要的启动资金，为台湾由封闭的农耕社会向开放的商业社会过渡转变创造了条件，为台湾社会的稳定和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选择合乎国国情和需要的办法"，就是要充分肯定中国几千年以家庭为核心的私有制及其经营活动，要承认私有制的绝对性，这才能坚定经营者的信心和恒心，才能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充足动力。而私有制是市场经济的根基，没有私有制就没有市场经济，这是最基本的现代经济常识。台湾在三民主义的指引下，保护合理的私有制，然后立足私有制的根基，充分运用市场经济的扛杆，洞开国门吸引外资，确立出口为导向的济发展战略。而发展外向型出口加工业所积累的资金，又为台湾的经济持续发展注入了活力。在1975年蒋介石去世时，台湾外汇储备就达到450亿美元，全省的经济总产值达510亿美元。为后来蒋经国推行十项经济建设项目准备了物质基础。使台湾经济突飞猛进，人均收入大幅增长，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台湾地区迅速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创造了誉满全球的台湾奇迹。对照大陆的僵化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充分显示了三民主义的灵活性和旺盛的生命力。这是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竞赛的第二个回合，三民主义又取得了胜利。两种主义的竞赛，两条道路（即毛泽东说的"台湾的道路"，实质上就是中国人的道路和毛泽东一意孤行要走的俄国人的道路）之间的竞争产生的反差实在太大了，又一次使中国人眼界大开。使改革开放的呼声响彻神州云霄。如果当年红军"北上抗日"，是由于五次反围剿的失利而被逼上抗日，那末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开放，是由于在台湾经济奇迹的强烈反差之下做出的重大决策，这样评估私下认为是有道理的。
为了实现蒋介石使台湾成为"三民主义模范省"的遗愿，蒋经国不仅在经济上推行"十项建设"，还在政治上克服重重阻力，积极推行党务革新，提拨青年才俊，消化党内保守势力的阻力；逐步开放党禁，开放言论；释放部分权力，提升执政能力；开放大陆探亲，重塑国民党的形象，从而把封闭的，自视一贯正确的，为所欲为的领导集团的国民党置于民主自由的开放社会里，置于民主自由的监督之下，启动了台湾地区通向自由民主开放社会的大门。蒋经国晚年决定抛弃一党专政的独裁专制，历史证明，这是一条"合乎中国国情和需要"的发展道路，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是一条使古老的中国走向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蒋经国不愧为二十世纪中国最具见识胆略的政治家。蒋介石的理论见解不仅为蒋经国继承和发展，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邓小平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从蒋介石"选择合乎中国国情和需要"的理论见解演变而来的。蒋介石的两大发明，即"党指挥枪"与"合乎中国国情和需要"的理论见解，都为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代领导人收为共产党所有，成了共产党重要党产的组成部分，并冠之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可见，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打上了蒋介石印章的滑稽的马克思主义。"党指挥枪"，奠定了毛泽东这位党代表在中共党史上的龙头地位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统帅地位；而"合乎中国国情和需要"的理论见解使邓小平成了大陆经济经济体制改革的总设计师。可见，蒋介石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按资论辈即是不在毛泽东之上，也绝对不能低于毛泽东。因此，把蒋介石当做论证近代中国及合理知识的来源，绝非言过其实。只要国人抛弃党见、内战情结和所谓的阶级分析的理论，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优越性是有目共睹的，三民主义大大优越于社会主义也是有目共睹的。
诚然，台湾不是处处光明通体发亮；但也不像毛泽东在"七大"的预言那样漆黑一团。两蒋曾经在台湾推行过严酷的独裁专制统治，人民群众没有自由没有民主；严密的警察或公安干警的高压统治，使人权得不到保障，使人民承受了巨大痛苦。但是，这不是三民主义的过错。第一，因为这是"以俄为师"的必然产物，和毛泽东、康生、"四人帮"在大陆搞的那套一样，都是从俄国老大哥那里搬来的。这是包括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一大不幸。请别忘记，蒋经国还是喝联共的奶汁哺养成人的。但难能可贵的是蒋经国能翻然悔悟，是有良知的中国人。这很值得那些受过联共蒙骗的人学习、深思和悔过。第二，因为这也是中国传统的特务警察文化薰陶的结果。这种特务警察文化在中国历史悠久，只要读一读《史记》、唐史、明史、和清史，都可以找到这种特务警察文化的源头。而这种特务警察统治却最终危及到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加据了台湾内部的社会矛盾，为台独势力的蔓延提供了土壤。以至现在的台独势力肆虐横行，把台湾弄得鸡犬不宁。这也很值得当今中国那些迷信暴力警察统治的人深思反省。但是，台独在中华民族史上终将是一股逆流，而台湾成功的三民主义将代表中华民族的发展方向，这是无庸置疑的。因为这种理论植根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且能引领中国迈向现代化的理论。
那末，毛泽东在大陆搞的社会主义，结果如何呢？这是中国人和全世界的人都已很清楚的事。但是，为了进行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比较研究，所以对毛泽东搞的社会主义进行适当综述还是必要的。众所周知，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一文中，提出了"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的治国思路，后来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文章中写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6）可见，在毛泽东看来，俄国人的路就是社会主义的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就是从俄国搬来的社会主义，是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使私有制绝种的社会主义。这种"消灭私有财产权"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使历史复古开倒车的社会主义。为了实施这种社会主义，毛泽东采取了两步走的政策。第一步没收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企业为国有，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或全民所有制企业；组织发动农民打土豪分浮财，没收地主土地分给贫苦农民，实行"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政策。第二步用毛泽东的话说叫"趁热打铁"，紧接着对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农民个体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改造成全民所有制，把城市个体经济改造成合作经济；在农村实现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把土地个体所有制变成集体所有制。由此可见，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均贫富"主义，是"劫富济贫"主义，是一种古老的社会主义。为什么要这样做？毛泽东说："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而使私有制绝种的目的，也如毛泽东所说，就是要阻止"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一天一天滋长。而只有使私有制绝种，挖掉市场经济的根基，才能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均贫富"，方能实现农民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理想："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这种社会主义集中在毛泽东于1958年8月17日在北戴河召开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7）毛泽东对这种"均贫富"的社会主义的执着追求，一直继续到他离开人世为止。毛泽东的这种社会主义充满着空想的浪漫主义，其结果必然以失败收场。那末，毛泽东在大陆建立了高度统一而巩固的政权之后，为什么会出现持续不断的社会大动荡呢？大陆的理论宣传家都把这归咎于毛泽东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我认为其根本原因，是毛泽东实行了使"私有制绝种"的空想激进政策，推行了一条"劫富济贫"的路线。这种政策和路线使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此起彼伏，根本没有平息的可能。致使毛泽东提出了极其错误的治国方针：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讲到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为止。可见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政策，不是中国社会大动荡的原因，而是中国社会大动荡的结果。这种倒因为果的说法，是为了淡化毛泽东对引发中国社会大动荡应负的责任。大陆的中国人在这种"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的社会环境里，又那能聚精会神搞经济建设呢？要聚精会神搞经济建设，必须承认私有制的绝对稳定性。稍为懂得人类进化史的人都知道：私有制代替公有制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是封闭的原始部落主义社会迈向开放社会的第一步。它和原始公有制相比，仅有几千年的历史，是新生事物，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它能极大地激发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没有这种优越性，私有制就不可能代替公有制。公有制之所以会被私有制取代，说透了就是在公有制的架构里，人们没有责任的余地，不可能发挥自己的生产积极性。而私有制却为千百万黎民百姓提供了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想用黑格尔否定之否定的神秘符咒，来否定私有制的优越性是徒劳的。毛泽东相信黑格尔否定之否的符咒，竟要动用革命的老办法使"私有制绝种"，不仅彻底抛弃了过去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的承诺，而且还对解放后主张巩固新民主义秩序的刘少奇进行了错误的斗争，这种斗争以后又以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方式持续延续，一直持续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为止。事实证明，刘少奇提出的保留私有制，先让农民富裕起来，不要害怕富农经济，富农也可以入党的主张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毛泽东使"私有制绝种"的主张，是完全脱离实际的，纯属空想社会主义。
在毛泽东看来，私有制就是资本主义，公有制就是社会主义，中国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其理由就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的"两个不容许"。"首先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容许。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其次，是社会主义不容许。这个世界上，所有帝主义都是我们的敌人。中国的独立，是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8）这"两个不容许"与事实不相符，纯属想当然，是阶级分析论的谬见。帝国主义"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论断是含混笼统，缺泛具体分析的，必将误导人们对中国近代史的正确认知。客观事实是日本侵略中国时，美国和英国及苏联都曾支援中国反抗日本的侵略。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援助，更是中国坚持长期抗战的重要因素。"所有帝国主义都是我们的敌人"的论断，更是完全无视事实的危险论断，这种冒险主义的理论是致使我国长期无法摆脱外交困境的重要原因。台湾地区的经济飞速发展，充分说明在中国资本主义道路完全可以走得通。可见，违背事实的"两个不容许"，是非理性的对极性思维的产物。正是这"两个不容许"，决定了毛泽东后来宣布"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一边倒"，使中国与西方世界隔绝了，使中国自我封闭起来。尔后，毛泽东又把修正主义视为资本主义，又使中国从苏联的社会主义大家庭里分离出来了。从而使中国成了一个自力更生，不欠外债又不欠内债，自给自足孤芳自赏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给自足成了毛泽东治国理念，从而把人民公社办成农林牧富渔综合发展的新桃花源村，把各工矿企业办成了大而全和小而全的部落主义王国。毛泽东还多次说过"穷则变，富则修"，（9）使得这种"恐富"和"恐修"病在中国肆虐蔓延，毛泽东散布的这种"崇穷惧富"论，成了阻碍大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又一重要原因。
社会主义纯系空想的社会理念。它的本质特征，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就是要"消灭私有财产权"，否定私有制。而否定私有制，回归公有制的实质，就是使社会开倒车，回到部落主义社会里。因此，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的论述是言不及义，不符合马克思版的社会主义的本义。由此可见，大陆推行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与台湾务实的三民主义形成了强烈反差：台湾的社会经济突飞猛进向前发展，使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迅速过渡到开放的工商业社会；而毛泽东推行的空想社会主义却使大陆经济停滞不前，使大陆仍然停留在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农耕社会里，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孰优孰劣不说自明了。
毛泽东去世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毛泽东"使私有制绝种"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刻反思。结合刘少奇和邓子恢在建国初期的主张设想，认真分析了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特别是在吸取了亚洲四小龙、尤其是台湾的经济发展经验之后，才看清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决策，形成了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的方针政策。把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改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小心维护毛泽东威望的前提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逐步推进改革开放恢复私有制：首先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然后分田到户，实行"耕者有其田"；再后水到渠成，解散被毛泽东视为至宝的人民公社；企业实行抓大放小的政策，让中小企业实行私人承包变成民营；遵照三民主义之原则，使"规模过大为私人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之。"有步骤地废除计划经济的调节功能，肯定市场经济的规则对推动经济发展的杠杆作用。但是这种改革，深受吃惯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大锅饭的人疑虑重重，于是在大陆发生了一场"姓社"还是"姓资"的激烈争论。这场争论通过1992年邓小平南巡的几次谈话终于被平息了。这种通过改革开放摧生的社会主义，由邓小平一锤定音，取名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和刘少奇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提出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主张有密切的联系；也和蒋介石提出的"不要有新旧和中西的成见，应选择合乎中国国情和需要的办法来做"的理论见解有密切联系的社会主义，原来这是一种羞羞答答的"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三民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承认私有制的存在，从而把《共产党宣言》的"消灭私有财产权"的宗旨抛之九霄云外。这种"社会主义"容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坚决实行对外开放；充分运用市场经济的遊戏规则，大力引进外资，发展加工出口业，从而拉动内需，使大陆的经济驶进了迅速发展的快车道。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中国奇迹，对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贡献了中华民族的一分力量。公正而言，无论创造台湾奇迹或中国奇迹，靠的是孙中山创建的三民主义，靠的是走中国人自已闯出的道路，而不是靠马克思创建的社会主义，不是靠走毛泽东痴迷的"俄国人的路"。
大陆的改革开放所形成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台湾地区行之有效的"合乎中国国情和需要"的三民主义开如靠拢了。确立改革开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后不久，蒋经国在1981年3月29日国民党召开的第十二次党代表会上致词时说："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必将统一，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是使中国成为和平自由的现代化国家唯一可行的道路。"这是很有见识的预判。这标志着历史上被不同意识形态禁锢包装的两个主义和两个中国之命运的争论出现了新的变化，使意形态的坚冰开始融化，出现了向"合理统一的理论"变化的趋势。使过去因意识形态而诉诸情感和激情的思维方式，逐渐向理性主义的认识层面靠近了；历史上的两个主义和两个中国之命运的争论，开始向振兴中华和结束国家民族分烈的方向转变了。中华儿女应该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建立一种"合理统一的理论"；这种"合理统一的理论"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而是一种超越意识形态、超越阶级立场、超越党派观念束缚的认识理论；是一种如蒋介石表述的那样"不要有新旧和中西的成见，应该选择合乎于中国国情和需要"的理论；是一种愿意听取批判性论证和在经验中学习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波普尔深刻揭示的一种认识理论，"它基本是这样一种态度。即承认'我可能错，你可能对，通过努力，我们可以更接近真理。'这是一种不轻易放弃希望的态度。这种希望就是，通过诸如论证和仔细观察之类的方式，人们可以在许多重要问题上达成某种一致，并且在他们的要求和利益的冲突处，常常也可以讨论各种要求和建议，或许借助仲裁可能达成一种即使不为所有人接受也为大多数人接受的，以平等性为基础的妥协。"（10）这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态度，是一种"合理的态度"。据波普尔的研究，这种"合理统一的理论"和"合理的态度"，发源于苏格拉底和康德的哲学理念。但是这种"合理统一的理论"和"合理的态度"，却被黑格尔的民族利益决定人们的观念和马克思的阶级利益决定人们的认识的群体意识形态破坏了。从而使诉诸情感和激情的非理性主义，在黑格尔的民族精神和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的推波助澜之下，摧毁了合理讨论的基础。从此把人类分成敌人和朋友，分成信仰者和不信者，分为同者和外国人，分为阶级同志和阶级敌人，分成领导者和被领导者。这种非理性主义到了蒋介石和毛泽东所处的时代，被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毛泽东有许多经典名言反映了这种极端的非理性主义的认识论。比如"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蒋介石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毛泽东这一套一套的说词，被众多中国人当作不须分析批判论证的自明真理而接受了，为毛泽东凝聚人心，动员一切社会力量成功夺取政权起了巨大作用。但是这种对极性思维方式也给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毛泽东不仅在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斗争中坚决实行"寸权必夺，寸利必得"、"寸土必争"、"针锋相对"的方针，就是后来在同党内对有不同意见的同仁的斗争中也照搬这套方针。比如对彭德怀和刘少奇就照这种办法处理。毛泽东对敌人和对持不同意见者的方针可以概括成一句话：你反对我拥护；你拥护我反对。毛泽东称这种方法为"抬扛子"。据长期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他就是怪，你说是黑的，他偏要说白，他总喜欢对立。""主席的看法，老和我们不一样，这个人很怪。"怪就怪在"针锋相对"，"喜欢对立"、"抬扛子"，这是典型的对极性思维方式；看起来很激进，但却是古老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极性的思维模式，使蒋介石和毛泽东成了一对不能分离的连体，使二十世纪的中国陷入专制封闭的泥沼里不能自拔。这种诉诸情感和激情的非理性主义，正是引发中国社会大动荡的重要原因，成为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半个多世纪被隔绝，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根本原因。
隨着蒋介石和毛泽东的相继去世，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才逐渐从非理性主义的意识束缚下醒悟过来。两岸终于开启了交流的大门，开始尝试用一种"公共的经验"，（11）去突破阶级分析的偏见，构建一个不受个人权力和偏见限制的自由平等的交流平台，这就是大陆的海协会和台湾的海基会之间的交流平台。这不是当年蒋介石和毛泽东在重庆谈判创建的政治协商会议，也不是１９４９年以后存在于大陆的政治协商会议，这是一个自由平等的交流平台。在这个平台里，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任何假设原则都可以批评，任何人都可以是批评的对象。通过这个平台，努力修正蒋介石和毛泽东设置的妨碍两岸交流的神圣制度和原则；尽力发掘两岸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存在的公共特征；彻底拼弃"针锋相对"和"你反对我拥护；你拥护我反对"的非理性的思维模式；虚心听取对方批判性的论证，认真吸取历史中的经验教训。通过反复论证和仔细观察，努力使两岸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达成某种一致，即使不为所有人接受也能使大多数人接受的以平等协商为基础的妥协。这样就能实现中华民族思维认识的升华："我可能错，你可能对，通过努力，我们可以更接近真理。"按照这种理性主义原则办事，海峡两岸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建立互信，求同存导，互不否认，共创双赢，国家统一，民族和解就能水到渠成，这是任何人也无法阻挡的潮流。过去蒋介石和毛泽东搞的那套统一战线之所以行不通，因为双方根本没有"我可能错，你可能对，通过努力，我们可以更接近真理"的诚意。双方都抱着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寸权必夺的原则来谈判；谈判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揭穿对方争取中间势力。这种统一战线说穿了就是党同伐异，目的就是要夺取权力和巩固权力。无论谁胜利，其必然结局都是要建立一种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现在海协会和海基会建立的交流平台，用平等协商交流取代了过去诡异多端的统一战线，其历史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这是培育自由民主文化的平台，是传播理性思维的学校，这是时代进步的所然。标志着中华民族开始用理性思维去思考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这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来源：人大与议会研究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