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什么？根据邓小平和江泽民的有关著作和言论可以概括如下：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夯实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对这种改革开放目标的定位和理念设计，使许多中国人感到困惑。这种困惑的产生，缘由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由封闭社会不断向开放社会演化过渡的历史。在这个漫长的演化过渡的历史中，人们都希望国家政府权力要逐渐放松对社会对个人的控制，希望国家公权力的运转更民主更开放。像我国古代有位思想家老子主张的那样，政府"最好是无为，放任，不干涉"，实行"无为而治"，让个人的思想和行动的活动空间不断扩大，使个人的思想行动更自由一些；像孔子主张的那样用"仁"教育人，使人成为有人格，讲人性，有尊严的人，使人将自己看成一个有担子的人，不忘自己的使命和责任的人。几千年的人类历史证明，这是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变化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根据这个趋势，我们可以把开放社会定义为国家政府逐渐放松对社会对个体控制的社会，这种趋势必然导致自由民主法治的开放社会；把封闭社会定义为国家政府日益加强对社会对个体控制的社会，像墨子主张的那样实行"上同"主义，就是下面一切要上同，"闻善与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赏而下之誉也"，只要上面说是对的，下面的人都要承认是对的，这叫独裁专制的人治社会。众所周知，几千年的中国人一直被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等四条封建专制主义的绳索捆绑下不能丝毫动弹，1949年以后又被"马克思加秦始皇"这条社会主义绳索的捆绑下不能丝毫动弹，中国一直处于被极度封闭的社会状态中。所以中国改革开放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放松国家政府对社会对个体的严密控制。因此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应该设计定位为建设自由民主法治的开放社会，而不应该设计定位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叫顺应历史潮流，这种设计定位私下认为是不会错的。为了释除对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改革理论留下的困惑，必须把邓小平的改革理论置于人类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演化过渡的历史中做必要的考查，而这种考查对认识邓小平的改革理论给我们留下的困惑是非常重要而又是不可缺少的。遵照"是什么就说什么"的认知理念，我想对自己遇到的若干理论困惑发表如下粗浅看法，以解自己的疑惑，同时抛砖引玉，企盼引出更多更好的看法助己解惑，若能如愿以尝，慰莫大焉。
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写道："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过渡显然可以描述为人类所经历的一场最深刻的革命。""当我们说到我们的西方文明源于希腊时，我们应当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这指的是，希腊人为我们开始了这场伟大的革命，而现在这场革命似乎仍然处于开始阶段--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过渡。"（1）从这段引文中我们可以判定，尽管希腊人在二千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过渡"，但从人类历史的角度看，这种过渡还仅仅才开始，充其量只能算迈开了万里长征的一小步。反思这二千多年的过渡历史，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过渡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极权专制主义和封闭的经济思想意识。根据这一分析，我们可以认定，极权专制主义和封闭的经济思想意识是开放社会的最大敌人。这个认识决定了我们的改革开放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不断清除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过渡中遇到的极权专制主义和封闭的经济思想意识设置的重重障碍。忘记了这个目标，改革开放势必南辕北辙。
极权专制主义和封闭的经济思想意识，是一对难以分割的连体，是阻碍滞缓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过渡的两大因素。然而，这两者的历史非常古老。它们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早在原始社会就伴隨人类的形成而产生了。那末，原始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据古人类学家的考证，原始社会在人类历史上曾存在几百万年，甚至有上千万年之久。在这漫长的原始社会里，我们的祖先不知道什么是私有制，家庭和国家。由于生产力极不发达，他们的个人力量非常渺小微不足道，他们必须抱团生活在以血缘关系为脐带的原始部落里，这个封闭的部落社会相似于一群羊，是一个半有机的单位。其中各个成员由于有着半生物学的联系--同类、共同生活、分担共同的工作、共同的危险、共同的欢乐和灾难--而结合在一起。（2）任何人离开了这个集体，在茫茫的自然界里，他们隨时都可能被猛兽吞食。何况部落与部落之间因为争夺生存空间和资源还频频发生残忍的血腥冲突哩！因此，部落社会是部落成员感到安全的地方。（3）这就是原始社会的基本概况。从对原始社会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我认为原始社会有下列几个特征：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部落酋长或领袖拥有极大的权威。这是因为在狩猎和抵御猛兽的侵袭中，在和异己部落争夺生存空间和生活资源的残酷冲突中，部落成员不分男女老幼，必须紧密团结，万众一心，步调一致紧跟部落酋长或领袖冲锋陷阵，英勇博杀。非如此，若稍有闪失，整个部落就会陷入灭顶之灾。由此可见，部落酋长或领袖的权威，关系到部落的生死存亡。因此，各个部落都弥漫着崇拜部落酋长领袖和英雄权威的气氛。现在世界上许多民族流传着不少歌颂古代英雄的神话；由此可以推测，这众多的古代神话英雄，很多都是出自那些为了部落的生存而奋不顾身、视死如归的部落酋长领袖。后人通过神话故事来表达对他们的崇拜思念之情，诸神不过是理想化的部落的祖先和英雄。（4）由此逐惭形成了各个民族崇拜英雄崇拜权威的文化心理。所以波普尔认定权威主义产生于原始社会，是洞穴时代的产物之论断是有根据有道理的。第二，一切产品要归公。在原始社会里，由于生产力极不发达，没有私有制，也不可能有私有制，全体部落成员必须把竭全力捕获到的猎物和所找到的食物全部交给部落集体统一分配，个人不得截留私有，不能私设小钱柜。其分配原则，我想借用毛泽东的话说："革命党人嘛，以饿不死人为原则。"所以原始社会的分配原则很像我们所熟悉的供给制。诚然，原始社会人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革命党人，但他们之间确有相同的地方，都属于一无所有的穷人。可见，原始社会的产品分配制度是一种"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制度；这个"需"是"以饿不死人为原则"的"需"。这种分配制度是后来的理想主义者热衷宣传的未来社会要施行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所谓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其实这是一种古老过时了的分配原则；也是中国人津津乐道的"大河有水，小河满"的一种价值观念。这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的经济体制，不仅部落内部没有产品交换，就是在部落之间也不存在产品流通。第三，因为只有依靠部落集体，才能保证大家的生命安全，维系部落的生存延续。因此，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即"部落是一切，个人什么也不是"的封闭社会的信条。这是后来的柏拉图反复强调的"部分是为了整体而存在，但整体不为部分而存在……你是因整体而被创造，而整体的被创造并非为了你。"（5）这就是说，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他不过是"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罢了；整体是永恒的，绝对的，代表整体的领袖是至高无上的。这样，部落领袖的绝对权威，封闭的部落主义经济体制、和部落集体高于一切的思想意识等原始社会的基本特征互相融合，便形成了被现代学者称之为"部落主义的价值观念"。这种部落主义价值观念的核心便是部落集体高于一切，个人什么都不是的极权专制主义和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这种价值观念严重阻碍了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过渡，是开放社会的敌人。
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过渡，这的确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昔日生活在部落主义社会的成员不是父母辈，就是兄弟姐妹儿女辈，几代同堂，情同手足，甘苦共尝，休戚相共，从摇篮到坟墓，生老病死，吃喝拉撒，全由氏族部落这个大家庭包了下来。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几百万年就是这样过日子，这样传递香火；这样生活在部落是一切，个人什么都不是的观念建构中的人是没有任个人的责任。而现在呢？维系部落存在的血缘脐带已经断裂，昔日的同胞兄弟姐妹都为生计各走各的路，久而久之，便貌合神离，形同路人。从摇篮到坟墓，生老病死，吃喝拉撒的生活重担都压在各自个儿的肩上，过去部落集体承担的责任已分摊到各个人身上，每个人都要承担自己的责任了；过去部落集体为大家，现在人人靠自己，这就是所谓的"个人主义"，它已开始向部落是一切，个人什么都不是的信条发起挑战。面对这种大变革，有人高兴，有人忧伤；有人清醒，有人发疯。这种情绪反映到政治思想领域和艺术创作中，使古代希腊和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一样，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热闹场面。其争鸣的成果，成了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对后来的历史发展和人类生活产生了不可量的影响。古代希腊为这场历史大变革感到高兴而又能保持清醒头脑的著名思想家要算伯里克利，他是古代希腊雅典的伟大的民主派领袖。他针对部落主义的衰落和个人主义的兴起，提出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政治个人主义的原则。他在一篇演说中主张我们的政府要使多数人得益，"法律为所有的在人们的私人争议中提供平等的裁判"；不应"忽视优秀者应有的权利"，优秀者为国家服务，"待遇比别人优厚，但这不是特权，而是对着贡献的奖尝。""当别人选择自己的道路时，我们也不会横加指责。""我们所享有的自由扩及日常生活"；"但是这种自由不会使我们无法无天。我们被教导要尊重行政长官和法律，绝不忘记我们必须保护受害者。"他特别强调"尽管只有少数几个人可以制定政策，但我们所有人都可以评论它。我们并不认为讨论有碍于政治行动，而是认为这是明智行动不可缺少的首要条件。"（6）伯里克利在演说中阐述的观点，现在看来仍然闪烁着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人文主义精神，还有很强烈的现实意义。在开放社会里，公民既要"尊重行政长官和法律"，不能"无法无天"，又要有自由批评政府的权利，少数人（按：类似当今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先进分子"或什么"三个代表"）制定的政策，"我们所有人都可以评论它。"这里说的"我们所有的人"，不像毛泽东规定的那样，"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而"落后的人们"则只能像列宁规定的那样，必须接受先进阶级实行的"严厉的、最坚决无情的国家强制。"公民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我们也不会横加指责"，不像在毛泽东时代里，人们被规定只能走这条路，而不能走那条路，否则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搞"和平演变"，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不仅要受到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三个代表"的横加指责，而且还要被斗倒斗臭，甚致还要遭受暴力制裁镇压，使你永世不得翻身！现在读伯里克利的演说，不仅仍然能感觉到他当年在为自由民主辩护的那颗激烈跳动的心，而且仿佛听到了他还在严厉抨击极权专制主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的倡导者邓小平一再强调要警惕"极左"。但是邓小平不敢从中阐发"极左"就是极权专制主义。历史上王明推行的极左是俄国式的极权专制主义，毛泽东推行的极左就是中国式的极权专制主义。而现在的改革开放，不仅不敢大张旗鼓批判极权专制主义，不敢触动改革极权专制主义的体制建构，反而还给极权专制主义招魂，给它披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外衣。因此，邓小平当初提出的改革开放，开始确实使很多中国人感到欢欣鼓舞，后来经过反复比较思考，才明白原来这是一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类似清朝末年张之洞倡导的改革，遂使很多中国人困惑不已。
因对古代希腊发生巨大变革而忧伤并引发头脑发疯的人，就是哲学史上数得着顶顶有名的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赫拉克利特生活在一个革命的时代。正是他所处的时代，希腊的部落贵族开始让位于民主势力。万事万物的转瞬即逝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致使他无限感慨地说出了"万物皆流"、"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的名言，被后世的哲学家捧为经典传递不止，在中国大陆居然还写进了中学生的政治课本中而使其广为传播。他那"对立统一"的哲学观点，更被列宁推崇备至，并为毛泽东倾其毕生精力"一以贯之"；最柊把中国搅得昏天地黑，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殃及九州，祸降苍生，千秋功罪，使得当今中国人噤若寒蝉，使得大家都捂鼻不敢评说！但是，这不是毛泽东的过错，归根究底，应怪罪于赫拉克利特的"对立统一"说。这种"对立统一"说，是极权专制主义的灵魂，它可以使人发疯，也可以使万马齐暗百姓咸默。"对立统一"说也使赫拉克利特发疯，他竟公然说："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证明这些是神，那些仅仅是人，让这些人变成奴隶，让前者变成主人……人们必须晓得，战争是普遍的，正义即是冲突，万物通过冲突和必然性而生成。"这是战争万能论的经典表述，赫拉克利特是战争万能论的始作俑者。几千年来极权专制主义者发动了无数次战争，他们都认为战争可以创造一切，改变一切，可以出政权，可以使自己成为主宰世界命运的神，可以阻止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过渡，可以加强国家对社会对个体的权力控制。历史上难以数计的生灵凃炭和大劫难都与战争万能论有关。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条重要结论，极权主义和"对立统一"说是战争的根源。列宁断言，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私下认为这是替极权主义和"对立统一"说开脱罪责。所以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确认"赫拉克利特是开放社会第一个有意识的敌人。"（7）
柏拉图在反对开放社会的序列排位上虽然没有像赫拉克利特那样靠前，但青出于蓝而生于蓝，他提出的反对开放社会的纲领对后世的影响，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柏拉图运用"变化是邪恶的，而静止是神圣的"之哲学理念去观察社会，认为部落社会的解体是社会衰败的产物，私有制的产生是人性墮落的结果。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立足于私有制基础上的人类个体，在柏拉图看来，就是魔鬼本身。同时柏拉图相信，人的道德意志在人类理性力量的支持下，可以违背历史命运的法则--衰败的法则。为了遏止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过渡，柏拉图撰写了一部名曰《理想国》的书。在这部非同寻常的著作中，柏拉图提出了一整套遏止社会变化的理论纲领，在人类历史上发生了无与伦比的深远影响。根据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对《理想国》的解读，我把柏拉图遏止社会变化发展的理论纲领概括如下四个方面：第一，领袖崇拜。在柏拉图设计的理相国家里，"任何人，无论男女，一刻也不能没有领袖。"不论在战时或和平时期，每个公民都应当"眼观领袖，忠诚地跟隨他。即使在最细小的问题上，也应当听从领袖。""譬如起床、活动、洗脸、吃饭……不能妄想独立行动。"（8）用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话说，对领袖要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步步紧跟。就像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人那样，必须做到"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这样就能使所有的人被格式化，使他们能最大限度地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使他们能在相同的时间对相同的事情感到欣喜或悲伤。这样就能使人类个体成为领袖的驯服工具。这就是"毛泽东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党叫干舍就干舍"，"毛主席指向那里就奔向那里"！个体没有自己的思想行动自由，这正是封闭社会的典型特征。第二，权威崇拜。柏拉图设计的理想国，据波普尔的研究判明，其实就是斯巴达部落主义国家的前身，是以最为严格的阶级划分为基础的。在这个国家里，聪明的少数人统治无知的多数人。因此，柏拉图认为，强者应当统治，弱者应当被统治。（9）统治者应当赋予一种不容受到挑战的权威，这种权威不接受任何监督。用中国话说，这种权威的老虎屁股不能摸，谁摸谁倒霉，重则得接受来自权威施加的无产阶级专政，轻则让你一辈子休想交好运。第三暴力崇拜。柏拉图坚信，在雅典城邦内部自由民主的政治势力和寡头专制的政治势力之间的冲突没有妥协的余地。因此，柏拉图极力主张采用无情的暴力，包括借助友邦斯巴达城邦国家的武力，像擦洗画布那样彻底消灭铲除这个罪恶的自由民主的政治势力。第四极力推崇自给自足的公制经济。柏拉图深信，为了防止理想国家的腐败退化，统治阶级内部必须团结一致。怎样才能使统治阶级内部的这种团结得以保持呢？柏拉图认为主要是靠消除由利己心尤其是物质经济上的利己心激起的内部冲突。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实施共产主义，即通过废除私有财产来做到这一点。（10）国家必须以经济的自给自足为目的。否则统治阶级要么得依赖商人，要么自己就变成商人。第一种后果将削弱其权力基础；第二种后果将有损国家的团结和稳定。（11）从以上四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领袖的独尊地位和权威的不容挑战，必须以暴力为后盾。领袖、权威、暴力三位一体加上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便构成了极权专制主义。
常言道：有梦最美，理想相隨。柏拉图在《理想国》里展现的理论，几千年来一直成了部落至上，国家至上，政党集体至上的志士仁人反对开放社会，反对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重要武器，集中表现了他们的浪漫主义情怀。可以说，历史上还没有一本书像柏拉图的《理想国》所产生的影响那样如此深远。中世纪的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教会遵循柏拉图的极权主义，并在宗教裁判中发展到了顶峰。特别是宗教裁判所理论，可以被描述为是纯粹的柏拉图式的理论。这种理论主张不惜一切代价通过维护法律的威严，尤其是通过维护宗教理论和实践的威严，来维护他们的羊羔，是牧羊倌式的统治者的责任。（12）文艺复兴时代，柏拉图的极权主义观念尽管受到自由民主价值观念的冲击而急剧衰落。但是隨之在1789年法国革命之后被德国的著名思想家黑格尔又重振其活力而风行于世。黑格尔大力鼓吹国家是一切，个人什么都不是的柏拉图的部落主义价值观念，反复宣传"集体利益是个人行动的准则"的新部落主义价值观念。现代极权主义者诉诸"人的本性"，就是诉诸人的集体主义的神秘需要。这种"集体主义的神秘需要"就是新部落主义至高无上的价值观念，这是一种党性、主义原则至高无上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鼓吹暴力崇拜，"战争不仅是一种实践的必然性，它是一种理论的必然性，一种逻辑的迫切需要。"（14）相信战争是一切事物之王、之父，这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枪杆里面可以出一切东西的理论根据。通过复活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开放社会最初的几位大敌的思想观念，把极权主义推至新的极点。几乎所有比较重要的现代极权主义的观念，都直接得到黒格尔的承传。\"使历史哲学家、政治哲学家和教育哲学家在很大的程度上仍然受着它的支配。""马克思主义的极左派，保守的中间派和法西斯主义的极右派，都把它们的政治哲学建立在黑格尔的基础上；左派用阶级战争取代了黑格尔历史主义框架中出现的民族战争，右派则用种族战争取代民族战争，二者都在自觉地追隨他（即黑格尔）。"（15）黑格尔影响了德国几代人，使德国成了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给德国人民，也给全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二十世纪，没有一种思想观念能像黑格尔的新部落主义价值观念那样，通过诉诸人的集体主义的神秘需要，给人类社会造成巨大的震撼。这种震撼现在仍继续影响人类社会，以主义原则为旗号引发的各种暴力冲突，制造的各类恐怖事件；还深刻影响大国的军事外交，以国家利益至上的神圣原则为指导，以武力为后盾，干涉他国内政，使人类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这种种都可以从黑格尔的"极权主义运动的武器库"中找到答案。虽然这些武器大部分不是黑格尔自身铸造的，却是他在各种古代长期反判自由的战争宝库中发现的，重新发现它们，并把它们交到了他的现代追隨者手中，无疑他作出了努力。（16）《理想国》还成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纲领。自给自足的公有制理念成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神圣追求，成了空想社会主义根治现代社会之弊端的灵丹妙药。十五世纪托马斯•莫尔写的《乌托邦》就是《理想国》的续编，在历史上也产生了不小影响。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圣西门、傅利叶和欧文的思想深处都烙上了《理想国》的印记。他们都极力推崇自给自足的公有制经济，都视私有制为社会妖魔和社会罪恶之源。黑格尔们和空想社会主义都根据各自的需要，从《理想国》里寻找自己的精神食粮，从而使柏拉图的理念能薪尽火传。
以上粗略地考察了柏拉图的社会理论和西欧中世纪的基督教宗裁判所、和黑格尔、和空想社会主义等之间的传承关系。那末，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柏拉图的理论之间又存在什么关系呢？这是我们特别要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的跋中，郑重声明自己是黑格尔的门人。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一文中指出，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柏拉图的社会理论之间存在一种传承关系。据波普尔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柏拉图的理论之间不仅仅是一种间接的传承关系，而且还存在一种直接的传承关系。他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著作中写道："按照柏拉图的观点，由利己心及尤其是物质或经济上的利己心激起的内部冲突、阶级斗争，是'社会动力学'的主要力量。马克思主义的惯用语句'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几近符合柏拉图的历主义，也符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17）柏拉图发现了由经济性的阶级利益的对抗激起的阶级斗争，是一切政治革命的推动力量，他强调政治生活与历史发展的经济背景，和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名使之重新焕发活力的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就是"历史的主要过程就应该是被预先决定的，无论善良的意志还是理性，都无权改变它。"（18）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柏拉图之间存在一个共同点，都承认阶级斗争是社会变化发展的动力。这个共同点决定马克思和柏拉图一样，崇拜暴力、崇拜权威和崇拜领袖。马克思就是一个暴力迷。他在《资本论》中写道："暴力是每个孕育着一个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19）这就是说，一种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的变更必须借助暴力，别无他途，从而否定了在民主框架之内改造社会的可能。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横着一个从前者转变到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20)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只能依靠无阶级的革命专政来治理国家。那末，何谓"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按列宁的说法，"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21)就是说，"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就是用暴力夺取政权和维持政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坚持用暴力来治理国家。因此，列宁说："暴力革命，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22)无阶级专政，用毛泽东的话说，这是和尚打傘，无法（佛）无天。所以在无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没有法制，没有自由民主，无视人权，就用不着大惊小怪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发生的十月革命，由它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首先不分青红皀白枪杀沙俄皇室成员，实行满门抄斩除恶务尽的政策，连归女小孩都不放过。斯大林时代实行肃反镇反消灭富农的政策，数以百万计俄国公民被杀被关被强制送劳动集中营；强制祖祖辈辈在外高加索生活居住的车臣少数民族易地搬迁到西伯利亚。1940年发生了骇人听闻集体枪杀波兰战俘近一万五千人，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卡廷惨案"。1968年苏联闪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制造了布拉格之春的流血事件。那末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又是怎样的呢？中国人用自己的切身体验从从毛泽东主张的"镇压反革命，杀100万，极有必要"的镇反开始，当时全国为红色恐怖所笼罩，杀"反革命"比杀鸡还简单；然后思想改造，反右派直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人人都尝到了"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治理国家的滋味，亲自见证了什么叫"和尚打傘，无法（佛）无天"。1989年6月4日发生在天安门的流血事件就是马克思主义暴力崇拜的结果，无产阶级专政的杰作。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的一文中写道："只有承认阶级斗争扩展到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24)可见暴力崇拜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就是用中国行话表达的暴力。根据以上所述，可以确认马克思主义在人类历史上开辟了暴力崇拜的新纪元。列宁说过，"凡是实行镇压和使用暴力的地方，也就没有自由，没有民主。"所以马克思主义是不讲自由民主的主义，是无视人权的主义，一句话，就是极权专制主义，是暴力主义，权力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极权专制主义，坚持暴力主义和权力主义。二十世纪的历史证明，极权主义是违背历史潮流的东西，是行不通的主义。希特勒的极权主义最终被人类社会唾弃。那末马克思的左派极权主义又能畅行无阻吗？否！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瓦解就是有力的证明。事实充分说明，不管什么形式的极权主义，或早或迟终久要失败的。德国和日本的右派极权主义是被拥戴自由民主的正义武力击败的；苏联左派的极权主义是被自由民主的和平竞争战胜的。靠阶级分析的妙招无法去除马克思主义的极权主义之弊端。暴力崇拜不得人心。我们不是天天唸叨要改革吗？改革就是要改掉被实践证明了的错误理论和错误的信仰。马克思主义不是"圣经"。就是信仰"圣经"的罗马教皇现在也知错能改，还给布鲁诺的冤案郑重评反，我们为什么还要紧抱马克思列宁的偶像不放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条文应从宪法的序言中删除。否则改革开放就是缘木求鱼。古人云，马上可以得天下，但是不能治天下。用现在的话说，马克思主义暴力可以夺取政权，但治理国家不能靠马克思主义暴力。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休息。
崇拜暴力，必然导致崇拜权威崇拜领袖。那末，权威是一种什么东西呢？恩格斯在《论权威》写道："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革命是一部分居民用刀枪大砲，即用非常有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种分居民接受其意志的动作。而获得胜利的政党往往迫于需要，不得不借自己的武力给予反动派的威吓，来维持自己的统治。"(26)根据恩格斯的说法，所谓"权威"，是一部分居民用刀枪大砲，或者用现在的飞机坦克，把自己的意志或信仰或主义强加于别人的动作，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解的权威是建立在暴力或武力的威胁和恐吓的基础之上的。恩格斯在这里所涉指的居民，也是后来列宁所称的群众。列宁说："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多数情况下，至少是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最重要职务即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27)由此可见，所谓居民和群众的意志，其实就是阶级、政党或其领袖的意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主与集中的相互关系的原则，可以确认阶级，政党与领袖的意志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领袖的意志体现了一个阶级或政党的意志。因此，所谓权威就是指领袖率领一部分群众通过刀枪大砲、飞机坦克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社会，强加于另一部分群众。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对无产阶级在人口中占少数的俄国尤其重要。"(28)也就是说，按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共产党之所以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无产阶级只占人口中的少数，没有暴力共产党就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就不能树立自己的权威，无产阶级的领袖就没有生存立脚的空间，可见，无产阶级专政是少数人向多数人专政。所以，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暴力就是权威和无产阶级的领袖之母。
但是权威不是真理，必须把权威和真理严格区别开来，否则后患无穷，中国人是深有体会的。真理是不能由暴力来催生。它是一部分居民在生产社会的实践中对理论或假设的一种验证或认知；而这种验证或认知获得了社会的普遍认同，能使人相信满意而成了公共经验。这是一种不能区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你们和我们的公共经验。它约定俗成而成为各种各样的公式、定理和行为规范，成为指导人们在生产社会实践的行动指南和规范。所以真理是一种经过反复实践、通过多次试错的方法而获得的公共经验，是不依任何特定的人的意志而存在的；相反权威是和特定人的意志，即和领袖的意志联结在一起的。真理允许论证和怀疑，可以不断修改和完善；而权威只允许信仰服从，不容论证和怀疑。修改真理则往往能引导人们反复实践和理性讨论，使大家的认识趋向一致，使人与人之间更加融洽和谐；而变更权威则往往引发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流血冲突，还要动用刀枪大砲和飞机坦克。因此，把权威和真理混为一谈是错误的。把权威和真理混为一谈，往往把领袖的信口开河和什么指示之类视为金科玉律，视为不能变更的真理和教条，从而使谬种流传，百姓遭殃，中国人对此有切肤之痛的体验。
在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中，把权威和真理混为一谈的始作俑者就是恩格斯。他在《论权威》的一文中，把在现代化的生产企业和交通运输中执行反映公共经验的规章制度交通规则视为权威专制，千方百计为把权威和真理混为一谈的谬种辩护，并声称谁敢怀疑或反对这个谬种，谁"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事业"、"为反动派效劳。"(29)因此，在恩格斯看来，"权威"是不许怀疑，不许论证，不许变更只能服从信仰。他不懂得，不许怀疑，不许论证的理论、假设或真理，这不是科学而是迷信。柏拉图主义，黑格尔主义是迷信不是科学；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加上什么"特色论"同样是迷信不是科学。因为这些主义思想或"特色论"为自己设置了种种禁区和藩篱，不许人们跨越雷池一步。谁敢怀疑修改，必然落得像韩愈谏迊佛骨的下场，"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就会给谁扣上比九重天还更重的"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帽子，就可以定性为"背叛无产阶级事业"、"为反动派效劳"，那就罪莫大焉，罪该万死！下场就极可悲了。布哈林、季维诺也夫被惨遭杀害；赫鲁晓夫被弄得臭不可闻，灰头土脸，里外都不是人；彭德怀、刘少奇惨遭迫害致死；胡耀邦、赵紫阳被迫辞职，赵紫阳还为此失去了人身自由直至离开人世。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是反对修正主义的斗士。那些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斗士，都是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人，他们都是虎气十足的权威主义，是坚持个人崇拜和领袖崇拜的顽固派。依照这种权威主义治理国家，人的尊严没有了，言论思想自由和新闻结社出版自由这些基本人权被禁止取缔了。剩下的人权就只有生存权，这就是填饱肚皮生儿育女的权利。在权威主义的神坛面前，人权就成了动物权生物权。这是崇拜权威崇拜领袖的必然结果。
恩格斯写了《论权威》之后，又写了一本《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的重要著作。这篇著作详细考察了空想社会主义发展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分析了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不同特征，考察了空想社会主义转变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使科学社会主义建立在对历史原因和结果的研究之上。以期澄清国际共运队伍中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模糊认识，从而使科学社会主义的概念能以明白、简单、准确的方式为受教育较少的无产阶级工人接受采纳。这篇著作通俗易懂地解释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科学社会主义。根据这篇著作，我认为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达这个概念，即科学社会主义等于空想社会主义加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公式私下认为符合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述本意。从以上对柏拉图的理论及其传承的分析可以知道，空想社会主义发端于柏拉图设计的部落主义公有制的经济理论；而无产阶级专政则可以从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和黑格尔鼓吹的暴力崇拜、权威崇拜和领袖崇拜的理论中找到基因。而空想社会主义又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批判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空想，因为空想社会主义者不懂阶级斗争，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要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必须把社会主义建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之上。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即通过由精通社会发展规律的无产阶级政党和领袖，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用暴力粉碎资产阶级政权，才能扫清通往社会主义的障碍，实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这个漫长的过渡时期，就是马克思说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之间，横着一个从前者到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合的也有一个政治过渡时期，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阶级专政。"因此，我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等于空想社会主义加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公式是能够成立的。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因就是出自柏拉图的理论构思。遗憾的是创建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未能见证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后，1917年在俄罗斯（后为苏联）由列宁和斯大林开始把科学社会主义付诸实践。1949年以后在中国则由毛泽东把科学社会主义付诸实践。他们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在各自的国家里消灭了地主，资本家和一切剝削阶级，剝夺了他们的财产所有权。并通过国家强制手段在苏联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在中国则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从而在苏联和中国实现了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和柏拉图主张通过实行共产主义，即通过废除私有财产权阻止社会变革，关闭那已经打开的通向开放社会的构想不谋而合。在柏拉图看来，不废除私有制，要恢复部落主义的公有制及其民主，要使每个人都心满意足的幸福是不可能的，这和列宁的"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回复'到'原始'的民主制度，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30）的论断存在惊人的相似。可见柏拉图和列宁有相似的社会理念，这就是不废除私有制，柏拉图不可能恢复已经瓦解了的原始部落主义，列宁就不能实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他们的共同历史使命，就是要关闭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过渡的大门。
个体的解放的确是一场伟大的思想和社会制度的革命，它导致部落制度的解体，强有力地推动了封闭的部落主义社会向开放社会过渡。因此，以阻止社会变革，恢复封闭的部落主义社会制度为己任的柏拉图，对个人主义一直心怀恐惧，视社会个体为妖魔，视个人主义为人性墮落的产物。面对这个心头大患，柏拉图主张用擦净画布的恐怖主义方法来清除社会个体和个人主义。"擦净画布"是什么意思呢？柏拉图借其老师苏格拉底之口解释道："所有十岁以上的公民，必须把他们从城里赶出来流放到乡村某地。"接受哲学家的洗脑教育，以"免受其父母的平庸性格的影响。"（31）这和毛泽东把知识青年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仅形似，而且神也相似。"擦净画布"还有一种含义所在，必须扫除现存的各种制度和传统；其手段包括净化、清洗、流放、驱逐和杀戮等手段，这是有文字记载的人类最早的"破旧立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理论设计。庆幸的是柏拉图终其一生只不过是位"哲学王"，没有掌握主宰一国的实际权力，即专政权力；否则古代希腊就会像斯大林统治的苏联那样，成为自由义和个人主义的大坟场，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就会绝种，文艺复兴的源头就会被彻底平毁，那是一个多么恐怖的世界！以实现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为使命的列宁，却对小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和个人主义百般仇视。1917年以后，取得了无产阶级政权的列宁在很多场合下，在他许多的演讲和著作中，反复提醒强调千百年的小资产阶级（相似于柏拉图心目中的的社会个体）习惯势力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著名文章中写道："小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从各个方面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个人主义……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32）被列宁切齿痛恨的小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即柏拉图心目中的社会个体，是在古代希腊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过渡的伟大时代中产生的，它表现了一种个人的首创精神和独立精神，这种精神是推动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过渡的强大动力。根据波普尔的看法，我们现在仍处在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过渡的起始阶段，所以这种反映社会个体及个人主义的首创精神和独立精神，对我们这个时代仍然是十分珍贵、十分需要的革命精神。而列宁竟和柏拉图站在相同的立场上仇视社会个体及个人主义，这充分证明列宁和柏拉图一样，是反对开放社会敌人。但是列宁反对小资阶级的习惯势力和个人主义的手段条件是柏拉图无可比拟的。列宁不仅是位"哲学王"，而又是一位占世界陆地六分之一的辽阔俄罗斯的党政首脑，他握有至大至高的党政权力；他坚决主张对小资产阶级习惯势力及个人主义实行无阶级专政。他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顽强的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33）他在《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中又强调："无产阶级不怕强制，不怕实行严厉的、最坚决无情的国家强制"，"先进的阶级有权实行这种强制。"（34）从此可以看出，列宁主张的对小资阶级的自发势力和个人主义实行全面专政，这是少数人强制多数人的专政，这是"文革"期间张春桥鼓吹"全面专政"的理论根据；可见张春桥是十足的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定信徒。不惜使用流血的、暴力的和军事的手段，这是柏拉图办不到的，但是列宁却能办到。列宁在世时曾在全俄罗斯制造过红色恐怖风暴。列宁的恐怖专政主张为后来的斯大林全面贯彻执行，致使犯下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暴行。后来的赫鲁晓夫把前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犯下的种种暴行统统归罪于斯大林，这是天大的冤枉，是为列宁开脱罪责。公正而言，斯大林是列宁的手和工具，是列宁的替罪羊。
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中国也得到了坚决的贯彻和执行；加上中国几千年的专制文化元素，使列宁的主张在中国执行得更缜密更彻底，更加绵里藏针，往往使无产阶级专政的受害者到头来还要感谢加害者，甚至受害者的子孙后代还得感激涕零加害者哩！这是果戈里的眼泪呀。这是前苏联共产党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毛泽东在全国取得政权后，他根据"穷则变，富则修"，生活越穷越光荣，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荒谬理念，不仅官僚买办阶级、大资阶极和地主阶级被当做革命对象，还把小康人家即所谓的上中农、小业主和知识分子也当成革命对象，把他们视为资本主义复辟的自发势力和个人主义的载体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使这批人长期受制于先进阶级或先进分子实行的国家强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又随心所欲从党政军里揪出了一批曾跟自己南征北战的战友部下做为资本主义复辟的代理人，走资派，野心家（指行政级别高的个人主义）当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享受种种非人待遇，这是老革命的一大悲哀。记得"文革"前曾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刘仁说过一段话：北京的秦城监狱，国民党时期我蹲过，日本鬼子占领北京我也坐过。解放后由我负责修缮改建，想不到我竟蹲进了自己修缮改建的监狱！听后，使人感到无限惆怅不是滋味。这那里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请君入瓮！毛泽东1949年以后在大陆推行的无产阶级专政，反映了穷人的狂热（越穷越光荣）和无知的野蛮（知识越多越反动）。这是列宁神往的"原始"民主制度，这是柏拉图的《理想国》，斯巴达部落主义社会的历史折射。这充分说明，毛泽东和列宁、恩格斯和马克思以及柏拉图一样，都是反对开放社会的敌人，尽管他们有的主张恢复部落主义社会，有的主张向社会主义过渡，但他们的共同点就是要千方百计阻止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过渡，极力主张国家公权力加强对社会对个体的控制，因此，马克思和列宁设计的无产阶级专政，是阻碍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过渡的最大的障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力图把古代希腊已经打开了的通往开放社会的那扇门再关闭起来，使我们走回头路，回到柏拉图响往的原始民主的野蛮的部落主义时代，马恩列斯毛标榜的社会主义无非就是一种新部落主义而已。柏拉图的部落主义和马恩列斯毛的新部落主义，都是属于强者应当统治，弱者应当被统治的政治体制；用列宁的话说，"先进的阶级有权实行""严厉的、最坚决无情的国家强制。"这也是柏拉图主张的"聪明的人应当领导和统治，而无知者则应当服从。"这种"严厉的、最坚决无情的国家强制"意味着什么呢？请看苏联克格勃留给人类的恐怖业绩和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命的斑斑血泪。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也开始使中国人从柏拉图和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的迷执中醒悟过来了。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尝到无产阶级专政滋味的一大批上层领导开始反思。开始质疑毛泽东的绝对权威，质疑毛泽东的治国方略，开始反思过去经历的盲从和迷信。从这个角度看，无产阶级方化大革命又不纯粹是一场灾难。老子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句话很有道理，这叫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这批老干部如果不经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磨难，可能还不知道什么叫反省，至死还会认为毛泽东这位大救星和无产阶级的先进代表，如列宁说的那样，有权对中国人实行"严厉的、最坚决无情的国家强制。"过去他们盲从毛泽东，亲历了履行"国家强制"的凛凛威风，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被当做党内走资派、判徒、特务和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臭老九一道共尝"国家强制"的苦头。正是此一时，彼一时；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这种经历换取了老革命老高干的惊醒和觉悟，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果。因此，我觉得过去全盘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些不妥，是一种非理性的感情用事。而非理性的感情用事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大弊端，是插在极权专制主义理论牛屎上的一朵奇葩。极权专制主义常利用这种非理性的感情用事吓阻威胁普通百姓不能"是什么就说什么"，引诱误导中国人把"不是什么说成是什么"。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后，在高层干部中首先对"文革"进行反思的有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一批老革命老高干。他们登高一呼，发出了"改革开放"的呐喊声，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撬开了中国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过渡的大门；像打开了长江三峡大坝的闸门，使改革的潮流如一泻千里的长江，滚滚东流势不可挡，这是中国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过而立之年，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获得高速发展，人民的生活得到很大改善；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和国际接轨，经济全球化的势头不可逆转，这都受益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制订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可逆转，这似乎成了多数中国人共识，这也许正确，但是绝不能因此麻痹大意。反对开放社会的封闭思想观念和意识，反对开放社会的习惯势力仍然非常强大，特别是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还未触及政治体制和治理国家的价值观念，这很值得中国人深思琢磨。但是我们这里所指的习惯势力绝非列宁说的，也绝非共产党的理论家们千百次重复说的是什么"小资阶级的习惯势力"，是什么"个人主义"；而是比只有区区几千年的"小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和"个人主义"之类的后生小子更古老的习惯势力，这就是历经几百万年的原始社会形成的部落主义观念。这种部落主义观念经过柏拉图的提炼，就成了"部落集体是一切，个人什么都不是"的信条；后经黑格尔的改造，就成了"国家是一切，个人什么都不是"的金科玉律；再经马恩列斯毛的精致打磨，就成了"共产党的利益是一切，个人什么都不是"的"无产阶级的真理"。而这"无产阶级的真理"之解释权，又统统被那些自封的"先进分子"和无产阶级的"代表"所垄断独占，从而使古老的部落主义观念成了新生事物，列宁还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称之为是什么"共产主义的幼芽"哩！人类的历史就这样被列宁颠倒了，明明是陈腐的老古董经列宁和其信徒们的反复宣传，竟成了亿万劳苦大众日盼夜盼的"天堂"和"真理"。希特勒的宣传大师戈倍尔说，谎言重复多次也能成"真理"，看来其说并非无中生有，空穴来风。现代极权主义的老祖宗黑格尔却坚信，如果谎言成功了，那就不是谎言，人民也没有受骗。在此我要再次重申，依照科学的认知观念，真理是超阶级超群体的，不分你们和我们的，不需要由什么人，由什么国家机构来强制服从。而"无产阶极真理"是属于一种群体意识，是一家之言。这种真理只能像列宁说的由"先进阶级"强制他人服从，由少数人强制多数人服从。这种古老的部落主义主义观念及其衍生的"国家""政党"利益至上的观念，就是现在通常说的极权主义观念，它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阻碍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过渡的最大障碍，是开放社会的最大敌人。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可能一帆风顺。在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过渡的历史长河中，前进和后退，改革与反改革，开放与反开放互相交织在一起，推动中国社会向开放社会前进，正如法国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后，自由民主势力与王朝复辟势力互相纠结成百年之后才最终取得了胜利的道理一样，仅此而言，改革开放不可逆转。根据上述，我想谈谈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人和事，从中探讨自己遇到的理论困惑，不知对与否，请读者用自己的经验或客观事实证实或否定，必定由衷致以探求真理的谢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由邓小平领头和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改革三杰组成的团队，他们在前无古人的改革开放事业中披荆斩棘，勇往直前为民谋福祉的胆识和勇气，值得中国人永远怀念，值得世界上所有为开放社会打拼的正直人士的赞叹！为什么称胡、赵、万为改革"三杰"呢？因为当时群众中流传要平反找耀邦，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这是由于他们在改革的开局中，勇于开拓卓有成效地扎实工作赢得的群众赞誉。但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由邓小平领头的，这个定评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因为只有邓小平才具备领头的资本、勇气和胆识。当时没有任何一位高级干部敢挺身而出公开批评毛泽东的错误，都担心成为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独有邓小平敢担风险，不怕枪打出头鸟，敢在毛泽东屍骨未寒之际的1977年5月24日发表"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谈话，直言不讳批评毛泽东的某些错误，予头直指毛泽东钦定的"你办事、我放心"的接班人、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又被当时的亿万中国人所拥戴的、号称英明领袖的华主席。这次谈话像春雷一声响四方，像黎明前的雄鸡一唱天下白，从而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我这段文字也许有的中国人会觉得近乎肉麻，但这是客观事实。邓小平之所以有这个胆识和勇气，这是因为他拥有其他人所没有的雄厚的革命本钱。众所周知，在共产党的这个大家庭中，就像一个庞大的股份公司，说话响不响，看你是否有本钱。有本钱，就能财大气粗，没本钱，放屁都不响。这个本钱就是权力。共产党人在没有获得权力之前，革命的本钱就是一颗脑袋。在革命队伍中，常用"提着脑袋干革命"之语以示革命的豪情万丈，其实也是实情，初参加革命除了脑袋还有什么呢？但是只要大难不死，保住了脑袋必有后福；革命革下去，总会获得权力，总有机会媳妇熬成婆。早在赣南土地革命时期，邓小平和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因为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和路线，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领导集团（周恩来是其重要成员）打成"毛派"而被撤销职务。从那时候起，邓小平就一直忠心耿耿跟随在毛泽东的麾下南征北战，为确立毛泽东的龙头地位和为他夺取全国性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而深得毛泽东的信任。而毛泽潭、谢维俊和古柏却没有这样幸运了，国为他们的脑袋被国民党砍掉了。1949年以后，邓小平被委以重任，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共中央总书记；1957年反右派挂帅负总责；1958年大跃进邓小平是副帅；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反对苏共修正主义的斗争中，邓小平被毛泽东派往苏联和赫鲁晓夫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完满地表达了毛泽东的意志，也充分展现了他内柔外刚绵里藏针的个性，得到了毛泽东"小个子打败了大个子"的高度评价。所以邓小平后来在1989年5月16日会见时任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时无不自豪地说："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35）从这次谈话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在建国后一直是毛泽东领导集体中的一位"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邓小平在"文革"期间之所以被毛泽东圈划到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走资派的二号位置上，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因为他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存有严重的抵触情绪。为教育挽救他，毛泽东按有中国特色的"打就是爱"的教育方式，特意把他置于群众运动的烈火中烧烤一下。其实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所有被打倒的高级干部中享受到了毛泽东的特殊照顾，按排到江西步校过了几年无官一身轻的寓公生活。邓小平在后来的回忆中也无不深情地感慨说，文化大革中是毛泽东派军队保护了他。对文化大革命，他于1972年8月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郑重表示"永不翻案"。毛泽东也在邓小平的信中郑重批示称，邓小平人才难得，内柔外刚，绵里藏针，在反对苏共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立场坚定。所以林彪一垮台，邓小平立即被毛泽东启用。但是被毛泽东重新启用的邓小平又因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态度，被毛泽东称为"还在走的走资派"。最后毛泽东在去世前夕，下令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藉，以观后效。理由是说邓小平"翻案不得人心"，"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尽管毛泽东对邓小平存有"靠不住"之感，但"还保留党藉，以观后效"，足以表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殷切期望和肯定。可见，邓小平就靠他对毛泽东的一贯的耿耿忠心，在毛泽东去世后，媳妇终于熬成了婆，获得了开口定亁坤的机会。凭着他雄厚的革命本钱，于是他敢公开批评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邓小平毫不担心公开批评毛泽东的错误会招致中国人骂他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他不担心自己站出来担当改革之重任会使中国人怀疑他搞修正主义。事实证明，邓小平的判断是正确的。
邓小平带头呼于改革，但是，不能认为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总设计师"是中国人对邓小平的溢美之词。因为中国人习惯恭维权力，中华民族是权力崇拜、英雄崇拜最盛行的民族。公正而言，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的最大作用，是充当了无人替代的改革开放的保护傘和后台老板的重要作用。没有邓小平做保护傘当后台老板，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会难上难，项项难，可以说寸步难行，甚致不可行。有了他做保护傘当后台老板，使改革减少了很多阻力，即使举步为艰，但还是能够向前推进。就此而论，邓小平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功不可没，值得中国人永远怀念。我之所以断言邓小平不配做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方面固然他没有改革开放的经验；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具备改革开放的理论素养。"总设计师"是要有丰富的经验和高水平的理论为本钱，光有权力是非常不够的。不错，邓小平是老革命家，有丰富的革命经验和阅历；他曾留学法国，还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专攻马列，他是中共党内少有的大知识分子，是具有高水平理论休养的革命家。但是邓小平拥有的革命经验，是属于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无产级专政的经验。前面我已详尽论述过无产阶级专政，是当今时代阻挠反对开放社会的最大障碍，因此寄希望依靠无阶级专政的经验指导改革开放岂不南辕北辙？他拥有的马列主义理论，前面我用较长的篇幅阐述了马列主义是和柏拉图主义、黒格尔主义共属一个体系的社会学理论，都是反对开放社会的理论。因此，把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头衍加在一个既没改革开放经验，又不具备改革开放理论素养的邓小平身上，这不是强人所难乎！
我们知道，大家公认邓小平拉开改革开放序幕的重要标志，是他首先提出了"'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著名论断。理由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仔细推敲一下，邓小平这一论断本身就使人困惑，因为它背离了科学的认知立场。众所周知，科学的认知立场认为，任何一个理论或假设所做的预测正确与否，只能用事实才能证伪，用人的经验或实践来检验，不能用什么主义原则思想意识来证伪检验。这是因为不管什么主义原则思想意识，当它离开经验事实的领域时，它就没有科学的地位，就会产生各种随心所欲的解释，这种主义原则思想意识就会成为胡说或幻想的东西。（36）所以"两个凡是"的正确与否，只能用事实，用中国人的经验和实践来证伪检验，不能用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不能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有没有说过这类话来证伪检验。何况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一定对，马恩列斯毛说的话并非都是真理。"两个凡是"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毛泽东在建国以后的治党治国的过程中办了一大堆祸国殃民的事，说了一大堆引发社会动荡的错话。动荡不安的社会使中国人吃尽了苦头，几十年来食不饱腹，用毛泽东的话说，"农忙吃干，农闲吃稀，杂以蕃薯芋头"，这叫低标准，瓜菜代，在三年困难时期还饿死过几千万人；老百姓更是衣不蔽体，一件衣服哥哥穿了弟弟穿，姐姐穿了妹妹穿，父母穿了儿女穿，这就是毛泽东提倡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補補又三年"，使不少老百姓穿的衣着和舞台上的杨白老也难分伯仲。中国人用自己的切身经历证明，毛泽东拟订的治国方略泛善可陈，这一切都应归之于毛泽东的治国理念是错误的。那末毛泽东的治国理念是什么呢？"走俄国人的路"，"消灭私有财产权"，"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要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都是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俄国人的仓库里搬来的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治国理念。因此，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毛泽东的治国理念违背了客观事实，背离了中国的国情。用马克思主义来检验理论上的正确与否，是行不通的经院哲学，是柏拉图的哲学。柏拉图认为，形式、理念、主义是神圣的永久的；而事实和个体经验从来不可能是准确可靠的，因为它的对象不是纯粹的形式或理念，而是处于变动中的事物世界。（37）因此在柏拉图看来，检验认识正确与否，只能靠形式、理念和主义，不能靠事实和个体的经验。当年中共和苏共争论究竟谁有资格代表马克思主义（按：邓小平称自己"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双方都费尽心思搬用马克思主义来证伪对方，竭力搬用柏拉图式的形式、理念和主义来证伪对方。历史证明，这场争论是一场荒唐的闹剧，纯属经院哲学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暴行符合还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苏共说符合，中共说不符合，双方都不敢正视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是极权专制主义这一事实，而斯大林只不过是马克思和列宁的手和工具而已，他的暴行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产物，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物。双方争得脸红脖子粗，险些动武暴发战争，最后无果而终。这说明，想用马克思主义来证伪一种理论或假设，只能把争论引向死胡同。想用马克思主义来证伪一种理论或假设，说白了，就是有些人想拉大旗做虎皮，包着自己吓唬别人，压制他人的言论思想自由，这是当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不可取的东西；这也说明共产主义运动是压制思想开放和言论思想自由的运动，是阻挠社会开放的逆流。现在看来，邓小平并未从这场争论中吸取到应该吸取的教训。这是昔日轰轰烈烈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运动，如今却变得冷冷静静几近式微被人遗忘的基本原因。充分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彻底破产了。
正因为邓小平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原则来检验真理与否的标准，因此他在改革开放开始方兴之时，就急不可待地抛出不容怀疑论证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来规范约束改革开放，给改革开放设置禁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为现代中国人提出了一切思维的基本预设前提。把"四项基本原则"当做一切思维的预设前提，就像中世纪的欧洲人把柏拉图的"形式理念"，像后来的德国人把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像我们的老祖宗把宋朝理学的"天理"当成一切思维的预设前提一样，是违背科学认识理论的。从科学的认识论看，科学无禁区，任何假设原则都可以批评，任何人都可以是批评的对象，这构成了科学的客观性，（38）因此邓小平设立禁区的做法是违背科学的。邓小平一方面要改革开放，另一方面又要设置种种限制来规范约束改革开放，用德国的著名思想家康德的话说，这叫"二律背反"。用中国话说，这叫缘木求鱼。这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留给中国人的一大理论困惑。这个理论困惑，因中国人具有崇拜领袖崇拜权威的浓厚传统而无人敢独摸，成了影响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一大障碍。
可见，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关于理论建树方面确实贡献不多。而他所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些理论主张，大都出自刘少奇、张闻天和邓子恢在建国初期提出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秩序的一些基本构想，没有自己的新见解，因此要给他戴上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桂冠确有强人所难之嫌。但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充当后台老板和保护傘的角色确实没有任何人能替代。没有他的支持，胡、赵、万成不了"三杰"，"傻子瓜子"年广久免不了要蹲监狱。因此，邓小平理论上的缺失并未贬抑他在改革开放中的历史地位。公正而言，邓小平在理论上的贡献还是有的。比方说，改革开放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检验改革开放的理论是"不管白貓黑貓，能捉老鼠的就是好貓"，这里所说的"石头"、"貓"和"老鼠"都是客观事实，不是高深莫测的什么"主义""原则"。用哲学家不屑一顾的"石头"、"貓"和"老鼠"之类的具体事实来检验理论的正确与否，这就是科学，是属于邓小平最喜欢反复说的"实事求是"中的那个"实"的东西。可见，"石头"、"貓"和"老鼠"对理论正确与否的验证，要胜过邓小平后来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万里在安微实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捉老鼠"，给老百姓以实惠，使农民能吃饱肚子，因而成了"改革三杰"。但是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和"貓论"只停留在朴素的认知层面上，未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也未延伸到理论的深度。他最大的缺失是没有站稳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科学认知立场，即千百万人的实践经验和客观事实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认知立场。邓小平的这种失误既有现实层面的原因，也有深刻的历史原因。
邓小平之所以要批评"两个凡是"，因为"两个凡是"使他不能抬头伸腰名正言顺地接管权力。他说："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评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他又说："如果按照'两个凡是'，我就不能出来工作，更不用谈别的问题。"（39）因此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是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是为了实现政权转移的需要。大家知道，"两个凡是"是马氏宗祠中的神主牌，华国锋就是捧着"两个凡是"的神主牌接替了毛泽东的权力。而"两个凡是"对邓小平来说，是压在他身上的一块大石头，严重制约着他对权力的企盼。不搬掉"两个凡是"这块压在他身上的大石头，邓小平就不能仰头起身取代华国锋当上第二代的领班人。因此，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是出于和华国锋争正统的需要。其结果大家都清楚，邓小平就是通过批判"两个凡是"，把党政军大权从华国锋手里拿到自己手里。但是邓小平要想坐稳第二代领班人这把椅子，必须找到"两个凡是"的替代品，这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其实，"两个凡是"和"四项基本原则"的本质是一致的，都是安放在马氏宗祠中的神主牌，差别仅在于尺寸的大小和辈分的不同而已。邓小平紧紧抱住"四项基本原则"这块大神主牌，不仅牢牢地保住了从华国锋手中挪过来的权力，还大大地扩充了自己手中的权力，建立了一个甚至超过了毛泽东在共产党内享有的权力。从邓小平大权在握时办了几件连毛泽东也未必敢做的事可以证实这点：（甲）邓小平以"顾问"主任的身份，轻而易举不动声色地罢免了两位中共中央第一把手胡耀邦和赵紫阳。而毛泽东身为全党全国的最高领袖为了罢免他的副手刘少奇，却使尽了浑身解数动员全国的老百姓来帮忙才最后搞定；为了搞掉林彪，毛泽东他老人家还得冒着炎热的酷暑汗淋夹背地开着专列去游说长江南北的诸侯要员。两相比较，权力孰大孰小，一望而知。（乙）邓小平在处理"六•四"学生运动时竟敢调动野战部队动用坦克，这是毛泽东不敢做的事情；毛泽东在处理1976年4月5日发生的学生"清明祭"事件时，只叫了一伙手持木棒的首都民兵，两相比较，其胆孰大孰小，一望而知。（丙）邓小平复出上任后，为了证明自己是中国说了算的人，以"教训惩罚"越南入侵柬甫寨，推翻了一个臭名昭著的波尔布特政权为"理由"，对曾经是"同志加兄弟"的国家发动了一场战争，短短一个月白白地死了几万中国的年轻人，还使中越关系留下了一大堆难治的后遗症；毛泽东为了出兵朝鲜，还找了什么"国际主义"、"美国侵略"、"我们是大国，不能见死不救"等有些似乎像理由的理由，苦战三年使我们伤亡了三十多万中国年轻人，也给中华民族制造了一大堆麻烦和难治的后遗症。两相比较，青出于蓝胜于蓝。还有一件毛泽东即是想做也不敢做的事，就是邓小平册封毛泽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自封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钦定江泽民为中共第三代领导；把毛泽东前任领导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王明、张闻天从党的历史上一笔勾销，把华国锋称为过渡性人物，像这种修剪历史的行为，毛泽东敢为吗？邓小平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老祖宗都可以做小动作，其他自可想而知。这充分反映了邓小平唯我独尊向往个人独裁的一种权力情结。古人云："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中国人历来重视"意诚心正"这个做人的根本问题，而要做到"意诚心正"必须尊重客观事实，尊重历史，这就是"物格而后知至"。只有"意诚心正"才能"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因此，根据主观需要随意修剪历史，虽然可以用邓小平常说的马克思主义之精髓"实事求是"来解释，但从中国做人的道德来看，这是不能谅解的背离了"意诚心正"的行为。中共党内发生许多的斗争，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事人围绕权力问题背离了"意诚心正"的做人道德，这不仅使共产党本身不得安宁，还使国家难治天下难平百姓遭殃，这是我们中国人不能忘记的重要教训。邓小平就是打着"四个坚持"，无限扩大自己手中的权力，把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到他一人手里，这种个人独裁专制正是封行闭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所以，"四项基本原则"和"两个凡是"的本质是一致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四个凡是"。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这是一种双重是非标准。众所皆知，双重的是非标准是唯我独尊和专制独裁的产物。从历史上看，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邓小平都是"凡是派"。不是"凡是派"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修正主义""自由主义"，这成了公论。只要读过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人都不难看出，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是地道的"凡是派"，"紧跟派"。正如叶群记录林彪的一次谈话中所说的那样："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解决，要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仍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林彪还告戒自己：勿忘"古策"--"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也就是决不先出头，"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跟着导师前辈转，就能"得一人而得天下"。林彪这段私房话，揭示了"凡是派"产生的历史根源和理论根源。因为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一代跟着一代前仆后继坚贞地信仰马克思创造的思想原则和主义，都视马克思主义，如方志敏所说"乃是宇宙的真理"，如毛泽东所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都愿为实践马克思主义抛头颅洒热血，像夏明翰那样高唱"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走向刑场。还有广大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善男信女的誓言"头可断，血可流，马克思主义不可丢"这诸如此类足以感动天地泣鬼神的豪言壮语，充分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在其信徒中的神圣地位，这是历代虔诚的宗教信徒根本不能比拟的。因此，"凡是派"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绝非贬义而是褒义。坚贞的马克思主义者，即坚定的"凡是派"对革命大家庭中敢于怀疑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的兄弟同志，动则斥之为右倾，重一点斥之为修正主义或资产阶级自由义，这成了邓小平撤换胡耀邦、赵紫阳的理由根据；再重一点则加上叛徒、反革命的头衍，比如毛泽东对刘少奇，就得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无情惩罚了。这种事例在苏共党史和中共历史上可谓数不胜数。我在这里不是反对"凡是派"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贞信仰，对他们的信仰应当充分尊重，这是他们拥有的权利。但我反对"凡是派"运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更反对把信仰马克思主义当成社会公德强制推行而侵犯他人拥有的权利；因为这样必然产生用马克思主义垄断是非，垄断思想，必然产生腐败和滥权，私下认为这是引发中国社会动荡，是中共制造一系列冤假错案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见，邓小平是因为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偏离了实践经验与事实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认知立场的，致使他在捉了几只老鼠，说白了就是在取得了党政军的最高权力之后便裹足不前了，这种得鱼忘筌，得意忘象使邓小平急不可待地抬出"四项基本原则"或"四个凡是"来取代他以前提出的"貓论"，作为当代中国人辩别是非真假的标准，作为捆绑中国人手脚的绳索，给中国人留下了一大堆理论上的困惑。可见，朴素的认知理论对改革开放的指导作用是十分有限的。要把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引向纵深必须另辟溪径，理论上要有新的突破；没有理论上的新突破，改革开放就会裹足不前，必然导致无果而终。而理论上突破的重任就落到了胡耀邦和赵紫阳的肩上了。
用主义和权威的言论和说法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的最大弊端，这是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急剧衰落的根本原因。用主义言论定是非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千多年前的孔夫子曾说过："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可见，圣人之言具有无比的威力。中国几千年有一种"舆论可畏"的说法，就是言论可以品评一个人的好坏，也可以定罪一个人的生死。几千年来中国有多少人被可畏的舆论害死，有多少人被可怕的言论定罪遭冤，这有谁能统计出来呢？远的不说，就二十世纪的中国因言定罪致死致冤的人，又有谁能统计出来呢？1957年光反右派一桩事就因言定罪55万人，而其中大多是中国社会的精英，足以说明用主义和权威的言论作为检验真理的是非标准是多么的恐怖可怕，也足以证明用主义言论定是非在中国的影响是何等的根深蒂固。事实已经证明，用主义言论定是非真假，必定要把中国封堵在野蛮落后的中世纪的社会里，这对中国向开放文明的社会过渡推进危害极大。对这种致命威胁，在中国的领导阶层中能保持清醒认识的可谓凤毛麟角，其中就有胡耀邦。胡耀邦最早意识到只有突破用主义和原则来测定检验真理是非的标准，把人的认识引到重视客观事实、个体经验和社会实践中来，才能摧毁几千年来套在中国人身的精神枷锁，把改革开放推向纵深发展；于是胡耀邦以中共中央党校为阵地，组织发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像洶湧澎湃的春潮，以摧枯拉朽之势突破了毛泽东设置的许多理论禁区，如阶级斗争为纲呀，翻案不得人心呀，从民主派到走资派、走资派还在走呀等等，给死水一潭的理论界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水。特别是胡耀邦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催人泪下的胆量，提出了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的"两个不管"：不管在什么时间，不管是什么人批准同意办的冤假错案一律给予平反。胡耀邦的胆量出自他的"意正心诚"的为人道德，出自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正因为这种"意正心诚"的传统美德，使胡耀邦为全国全党大平反大伸冤，为解放老干部，并使他们名正言顺地复出工作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和精神上的支持，因此赢得了邓小平和广大老干部的支持和肯定。但是邓小平为首的老干部对胡耀邦的支持是有一定限度的，是实用主义的。但是这种实用主义不是杜威的"实用主义"，而是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主张的"看菜吃饭"的实用主义。这是因为邓小平为首的老干部，一方面他们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中也是极权专制主义的受害者，蒙受了各种莫白沉冤；另一方面他们又曾经跟隨毛泽东执行马克思主义这种极权专制主义的思想路线，办了不少错案冤案，伤害过不少人，所以他们对胡耀邦坚持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对胡耀邦提出的"两个不管"的彻底的平反主张，深感疑虑并持保留态度。邓小平认为平反"宜粗不宜细"，反对"一风吹"；特别反对给1957年的右派彻底平反，硬要抓几个人，如章伯钧、罗隆基和章乃器来点缀1957年反右派的必要性，来做毛泽东的"阳谋"祭品，为1957年反右派的祸国殃民之大过垫背。对高岗和饶漱石的所谓的反党联盟很多老干部持不平和质疑，邓小平以"这件事我最清楚"为理由一口封死；对林彪事件的看法处理，党内也有很多不同声音，邓小平就以"军队的事情你们别管"为借口不容他人置喙；对刘伯承、粟裕和萧克，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因什么军事教条主义挨批受整要求平反，但由于邓小平的原因未能如愿。这一系列的事实说明邓小平像毛泽东说的那样，"要硬着头皮顶住"那样来坚持"四个凡是"，像毛泽东保斯大林那样保毛泽东，坚决捍卫秦始皇式的政治体制不动摇。所以，当胡耀邦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引向到在全党全国的范围内创造一思想言论较为宽松的环境，试图突破主义和原则、突破高度的集权政治体制对思想言论自由的某些限制时；由于这种努力不符合党内元老的期侍，引起了视权力甚于生命，视权力就是一切的邓小平为首的老干部老高干的强烈反弹。这批老高干曾为权力在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打拼了一辈子，深知权力是用他们无数战友的鲜血换来的道理。但是权力至上的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却使他们不懂得权力和真理的本质区别。因此，胡耀邦追求真理的自由民主精神被指责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破坏社会稳定而被辞职。但是胡耀邦在理论上的大胆探索，勇于实践，敢于负责，爱护真理甚于一切的伟大品格，充分显示了他的人格魅力；加上他一生清廉，严于律己，给中国的老百姓和知识分子留下了完美形像，堪称"一代完人"。有人在胡耀邦的湖南故居写了一付对联"屋矮能容月；楼高不染尘。"充分展示了胡耀邦的一代风范。所以当胡耀邦辞世时，北京的大学生不顾种种阻拦，自发聚集深切哀悼胡耀邦，从而引发了全国人民的哀思。通常中国领导人去世时，比如毛泽东和邓小平，只能享受有组织有领导表达的柏拉图式的"爱"，即通过层层布置发动，使大家"在相同的时间对相同的事情感到欣喜或悲伤。"唯独被撤销总书记职务的胡耀邦却受到千万普通群众自发表达的受，甚至不惜冒着牺牲生命的危险也要表达自己的爱，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强烈情感，而非奉命奉旨表达的爱，这是一种纯洁的爱。
和胡耀邦有相似的命运，但个人经历又有很大不同的赵紫阳，他长期从事地方领导工作。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从广东的汕头地委书记干起，六十年代提升广东省委书记。七十年代调任内蒙古和四川省任党委书记。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调中央接替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胡耀邦辞职后接任总书记。赵紫阳不像邓小平、陈云长期在中央机关工作，不像万里长期在北京市工作，也不像胡耀帮那样和邓小平、陈云等老革命老高干有亲密的私人关系。他是从地方凭实干、凭才干、凭业绩调中央担任领导工作的。因为他聪明好学，所以他对中国的国情，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存在的种种问题，比一般的领导有更深刻更清醒的认识。改革开放后，当中央领导，包括邓小平和陈云在内都说不清楚什么叫"体制改革"。在四川进行体制改革试点之前，中央领导没有人说得清楚（或者不愿说清楚）"体制改革"应该改掉什么。但是赵紫阳在四川搞清楚了，而且还动手稳稳当当做起来了。这就是农村扩大农民的自主权，城市扩大企业自主权，给农民和企业松绑。把农民和企业（而不是党和国家）定位于城乡经济的主体，这是市场经济的前提。赵紫阳提出向农民和企业"松绑、放权、让利、搞活"的方针，使毛泽东建立的那套部落主义经济实体瓦解了。赵紫阳在四川推动的改革，很像古代希腊发生的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过渡的那类变革，使人类个体成为社会主体，成为目的，使个人的精神获得了解放。为后来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世界市场接轨绘制了路线图，为中国经济起飞创造了扎扎实实的条件。所以，赵紫阳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名副其实的总设计师。赵紫阳从事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共产党内不是没有阻力，而且遇到了很大阻力。过去曾参与创建全盤公有计划化，粮棉油统购统销的陈云和李先念，就是阻挠反对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代表。但是在邓小平的大力支持下，经济体制的改革取得了进展和成效。由于经济体制的改革符合邓小平"不管白貓黑貓，能捉老鼠就是好貓"的哲学理念，由于邓小平对经济体制中的权力高度集中和低效率的问题很不满意，因此赵紫阳的"松绑、放权、让利、搞活"的构想得到邓小平的高度赞同。邓小平是诚心诚意要改革的。但他的改革目标只销定在经济体制上。他主张在强化党对社会全面控制的前提下搞市场经济，这是因为邓小平长期是毛泽东政治体制运作的重要操盤手。他对毛泽东设计的"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的秦始皇式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情有独钟，他对毛泽东"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的领导口诀，他对毛泽东"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的政治理念推崇备至。从他封毛泽东为一代核心，自己是二代核心，江泽民是三代核心，就可窥见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具有根深蒂固的秦治皇情结。所以邓小平十分欣尝集大权于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的集权政治体制。他十分厌恶和鄙视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把不受牵制、制衡和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视为社会主义的总优势。他念念不忘无阶级专政，任何改革都不许动无产阶级专政。他害怕政治体制上的任何改革会向共产党的权力挑战。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形式，既有如前所说的国内深刻的历史渊源，又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权力至上的价值观念做支撑。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砲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给我们送来了列宁斯大林创建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由此可见，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属于高度集权的权力主义和克格勃主义，它并非是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什么真理。事实证明，在这种政治体制下的所谓人民民主制度完全是流于形式，它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少数人甚至是个人统治，是个人说了算的一种政治体制。不过它是用"苏维埃"或人民代表包装着的一种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适用于计划经济体制。"文革"结束后重返政治舞台的邓小平，环顾世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欧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快速发展，痛感计划经济体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因此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代之以市场经济体制，这是邓小平改革的初衷。但是邓小平从未认识到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是水火不相容的。没有认识到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搞市场经济，结果搞出的只能是腐败丛生的市场经济，或者是权贵肆行的官僚资本主义。其间必然充斥着大量的权钱交易的现象和社会不公正的现象，必然会导致加剧各种社会矛盾，如干群矛盾、贫富矛盾、城乡矛盾。这是邓小平在改革过程中留给中国人的最大困惑。邓小平没有意识到的问题，但是赵紫阳却有清醒的认识。因此，赵紫阳力主不仅要搞经济体制的改革，同时还要搞政治体制的改革，一定要走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相结合的道路。通过民主法治来抑止消除市专经济产生的权钱结合的腐败现象和社会不公正的现象，而这是高度集权或个人说了算的政治体制根本无法解决的社会难题。
于是赵紫阳决意要改变党由个人说了算的体制，力主扩大党的民主，变集中制原则为民主原则。他曾提出中央核心领导层内不设总书记的职务，采取中央常委轮流坐桩的方式以防止个人专权。他决意要改变党在这个国家里垄断一切（包括垄断人的一切权利）；力主扩大社会民主，变一党专政为法治国家。要实行党务公开、政务公开、财务公开；直接选举村、乡、县市级领导干部，差额选举省级和省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国务院不设党组，党委不设对口部门；同时保障人民的公民权利，实行工人自治，村民自治，言论结社自由。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许多事实已经证明或将继续证明赵紫阳的观点实属科学预见。
公理自在人心。中国人都公认胡耀邦在"文革"结束后的拨乱返正中，始终遵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错必纠，有冤必伸，有反必平，切切实实地为维护公民的权利奋斗不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世称胡耀邦是中国共产党的良心，这种评价是恰如其分的。同样，中国人都公认赵紫阳始终无条件地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立场，清醒认识到权力高度集中、个人说了算或少数几个人决策的政治体制，绝对不是社会主义的什么优势，绝对不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运行，绝对不利于改革开放。这种政治体制不管用什么形式包装，什么人民民主制度啊，集体领导呀，都掩盖不了少数聪明人统治无知多数人的本质。权力高度集中必然产生少数人垄断权力，必然加据扩大产生权力世袭的趋势。在封建专制时代，权力世袭是家族世袭，是血缘世袭，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打地洞"的权力世袭。封建专制被推翻后的权力世袭，是一种由少数打天下的英雄组成的集团世袭，是"是父亲英雄儿好汉，父亲反动儿混蛋"的权力世袭，这就是列宁说的"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世袭权力，由这个集团的几个人或领班人指定由谁世袭权力，一代二代三代使之传之万代，像秦始皇设计的那样"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由列宁说的领袖集团及其后代垄断独占社会权力，垄断独占社会财富，这就叫"中国特色"。这种"中国特色"使权力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世袭的官宦手中，使体系之外的人很难进入体系。这种个人说了算或少数几个人决策的政治体制打着"中国特色"的旗号，扭曲市场经济，把市场经济变成权贵资本主义，变成"集体是一切，个人什么也不是"部落主义市场经济，这是要把已经启动的通往开放社会的列车拉回到封闭的部落主义的野蛮时代。为了纠正权力独占对市场经济的扭曲，为了遏止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的社会发展趋势，赵紫阳设计了一套不同于西方一府两院、三权鼎立的制度架构来制衡中国沿袭几千年的政治权力体制。尽管赵紫阳关于权力制衡的构想还是粗线条的，但是这种构想出自中国最高领导，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首次，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毛泽东邓小平的秦始皇情结，使二代三代领班人以及热衷拥护迷恋秦始皇政治权力体制的人慌了手脚，招致他们对赵紫阳关于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规划蓝图，进行严密封杀、扭曲或污名化。但是，真理是任何权力封杀不了的，它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仅此而言，世称赵紫阳是中国共产党的大脑，这种评价也是恰如其分的。
由此可见，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人都主张经济改革必须和政治改革同步，因而都在这个问题上超越了邓小平，也因此触怒了邓小平，终于引发了众所周知的历史悲剧。他两人都是才华出众，思维敏捷，正直坦荡，敢做敢挡的改革家和实干家。令人深思的是两人都在邓小平的力挺之下当上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也都在邓小平的恼怒之下被赶出了政治舞台，赵紫阳为此还失去了人身自由。致使中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演出了两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悲喜剧。在此，邓小平犯了和毛泽东同样的错误。这充分说明，沿袭几千年的秦始皇的政治权力体制不改革，个人或少数几个人决定权力传承的老调子永远唱不完。这正是历代社会大动荡和天下不得安宁的一个重要原因。胡耀邦和赵紫阳因改革酿成的历史悲剧，再次证实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又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名副其实的第一代领导人陈独秀说过的"创造幸福的人未必幸福"的名言是何等地发人深思。陈独秀、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各人经历尽管有很大差异，但他们的相同点都是思想解放的旗手先锋，结果都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纪严厉处分而结束了自己为之献身的革命和改革事业，不能不说这是一种革命和改革的遗憾，这是值得中华民族及其子孙永远需要反思的教训。
由此可见，邓小平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不受牵制、制衡和权力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这种不受牵制、制衡和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正是二千多年前的秦始皇创建的并一直沿袭到现在的权力体制。在这种秦始皇的权力体制下吸收西方现代化的科学技术，这就是邓小平创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官僚专制的社会主义。创建这种社会义的目的就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夯实共产党的权力基础。这和晚清张之洞提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追求的要夯实满清贵族的权力基础的改革目标并无不同之处。邓小平这种集权力于一身或少许几个人而不受牵制和制衡的社会主义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特色可言。柏拉图的《理想国》记载的"聪明的少数人统治无知的多数人"以及"强者应该统治，弱者应该被统治"的共产主义（即部落社会主义）；列宁创建的凭借暴力、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先进的阶级有权实行最坚决无情的国家强制的社会主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希特勒创建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实行私营企业国有化，中央银行国有化，坚决维护德国人的利益，不让资本家隨意解雇工人，隨时关注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满意信心的测试。这都和邓小平神往的不受牵制、制衡和权力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很相似。这类社会主义的共同点就是不讲人权、不讲人格，不讲自由民主平等，它们只讲国权、国格，极度恐惧国民对国家权力的批评监督制衡；把国民批评监督制衡国家公权力的要求，视为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滔天大罪，统统以资产阶级自由化，破坏社会稳定，颠覆国家政权的棍棒加以反制，甚至不惜血流成河。邓小平步柏拉图、列宁、斯大林、希特勒和毛泽东的后尘，把权力高度集中到自己或少数几个人手里，力图阻止被一手遮天的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过渡。古今中外的无数历史事实证明，权力的腐败是必然的，权力的绝对集中，不论集中在帝王，总统手中，还是集中在共产党员的先进分子或"三个代表"手中，必然要导致绝对的社会腐败，唯一的办法是对权力的监督和对腐败的淘汰。现在中国的社会腐败丛生，许多党政官员用纳税人的钱包养情妇，吃喝玩尔，公款旅游。据中纪委披露的材料，百分之九十五的贪官都和女色有关，有的网友戏称，剩下的百分之五是女贪官。而中纪委公布的贪官仅仅是九牛一毛，冰山一角，这是全国老百姓的共同看法。由于权力高度集中使中国人无法制衡和监督权力，这就使中国的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使改革开放的大批成果被一伙与权力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侵吞。据有的材料统计，15年（1993-2008）期间，中国有一万六千多个贪官卷款外逃，主要目的地是加拿大，贪污总额为一万亿人民币，从而构成了引发社会躁动、破坏社会稳定的重要隐患。可见，不受任何牵制和制衡的权力体制，使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陷入瓶颈。如果政治体制的改革不能得到解决，权力不能受到的制衡，无阶级专政的职能不进行改造，社会矛盾的激化势必来临；皆时再强大的专政机器也将穷于应付十个指头按十个跳蚤的局面。只要权力不受限制和制衡，它就会自己击溃自己。因此，权力不受制衡所产生的腐败，是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的危险。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共产党的有识之士应该深思！来源：《反思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大动乱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