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奉孝:无法忘却的纪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64 次 更新时间:2005-03-23 00: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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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奉孝 (进入专栏)  

  

  那场导至五十多万爱国知识分子最后被投入监狱、劳改队、教养队,导至几十万个家庭破裂,几百万个无辜的人受到株连的反右运动已经过去整整四十四年了。当年那些受迫害而幸存下来的“右派”,绝大多数也都得到了平反、改正,虽都进入了暮年,总体说来,晚景还都算不错。我本人也象其它幸存下来的“右派”一样,得到了平反、改正并组成了一个温暖的小家庭,到如今已过上了二十几年的正常人的生活。但心中始终有一块石头重重地压着,使我无法释怀,有时甚至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这就是那些被杀害、被折磨而惨死在劳改队、劳教队的同学。在这些死去的同学当中,有的已得到到了平反、改正,如黄宗羲和林昭,特别是林昭,当年北大中文系的老师和同学还为她捐款修了墓,立了碑,出版了怀念她的文章,其灵魂也算得到安息了吧。但刘奇弟、张锡锟、顾文选、贺永增、敖乃松等同学和任大熊老师的死,至今也无人提起,他们是否也得到了平反、改正,也不得而知。也许人们已把他们忘记,也许还有人只是在内心里默默地怀念着他们,但总有一种莫名的悲哀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刺痛着我。

  

  在上述死去的同学当中,有些生前我并不太熟悉,接触也很少,如林昭、黄宗羲和敖乃松,但刘奇弟、张锡锟、贺永增、顾文选几位学长和任大熊老师被打成“右派”,以至被捕送去劳改、劳教都或多或少与我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他们都参加了“百花学社”,而我当时是“百花学社”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贺永增还是我的“同案犯”中的一个。但上述几位学长中与我关系最密切,我最熟悉的还是刘奇弟和张锡琨。

  

  刘奇弟,湖南人,铁路工人子弟,物理系四年级同学(五七年上半年),与谭天荣同班,比我高一年,是我的学长。在五五年由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而引起的肃反运动中,因为替胡风鸣不平,被打成“反革命”,在北大遭到批斗关押并绑在了窗户棱上。有人告诉我,当时谭天荣还是负责看押他的人之一。可是在整风反右运动中,我与他们二人认识以后,他们二人谁都没有告诉我这件事。为了慎重起见,最近我特意向谭天荣求证这件事。谭说,的确有这件事,因为谭当时是共青团员,思想也很进步,对党、团组织非常相信,党、团支部要求党、团员轮流看押刘奇弟。

  

  提起五五年那场肃反运动,北大也象全国一样,搞的非常恐怖,整个一个暑假,没让回家,在学校参加肃反学习,深挖“反革命分子”,进行批判斗争。我记得,有好几位老师和同学,是在全校大会上突然宣布被逮捕的,搞的人人自危,害怕说不定什么时候,因为自己过去说过一句什么错话而被打成“反革命”。我班有一位东北的同学就因为说过一句“四五年苏联红军进东北时曾经强奸过中国妇女”而被打成了“反革命”,受到开除团籍的处分并多次被批斗,因为他是贫顾农出身,成分好,侥幸没有被逮捕。

  

  五七年整风反右运动期间,人大的林希翎来北大演讲,曾经公开说,根据当时公布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从法律上说,胡风构不成“反革命”。而刘奇弟提出胡风不是反革命,比林希翎还早两年。

  

  五六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揭露了斯大林所犯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以后,中共提出了“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口号,对五五年的肃反运动进行甄别,当时被错打成“反革命”的人得到了平反(当然不可能是全部),刘奇弟就是其中一个,摘去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继续留校读书。学校调整学生宿舍后,刘奇弟便跟我同住在二十八斋三楼,我住在中间,他住在北边拐弯处。那时每天晚上我经常听到有人在拉小提琴,拉的多半是内蒙民歌“牧羊姑娘”、马思聪的“塞外组曲”,以及意大利的一些小夜曲,曲调幽怨伤感,我循声而去,才知道是刘奇弟拉的,从此认识了刘奇弟。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不仅能拉一手小提琴,还会作曲、指挥,象棋下的也不错,外国文学名著读的也不少。因为我也喜欢读外国小说,如俄国的托尔斯太、屠格涅夫,法国的巴尔扎克、雨果、左拉、大钟马、小钟马,英国的狄更斯等名家著作大都都过,因此我们谈的很投机。但当我问他为什么总喜欢拉一些幽怨的曲子时,他却沉默不语,始终不肯谈及他五五年被打成“反革命”的事。不料在五七年整风反右初期,他突然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胡风绝不是反革命”,“为胡风招幡”并附有一副对联“铁窗锁贤良,天昏地黑;忠臣血撒地,鬼哭神号”(因为那时谣传胡风已死在了天津监狱里),这不提是一颗重磅炸弹,在全校炸开了锅。

  

  我立即找到他问他:“你怎么能贴这样的大字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名是毛泽东钦定的,你这不是向毛泽东挑战吗?你不怕把你打成反革命?”

  

  他说:“怕什么?我已经被打成过一次反革命了,根据报纸上公布的材料,胡风根本构不成反革命。四九年建国时,是胡风第一个写长诗《时间开始了》来热烈歌颂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的成功,这首诗至今我还能背过,这样的人能是反革命吗?绝不可能!胡风已经死了,他是屈死的,每个有良心的人,难道不应该为他鸣怨吗?”同时他向我详细谈了他在五五年因为替胡风鸣不平被打成反革命的经过。

  

  我佩服他的勇气,但我也断定,这一次他恐怕是在劫难逃了。

  

  这时我已与谭天荣、王国乡、龙英华、杨路、张景中等六人发起组织了“百花学社”,刘奇弟提出要求参加,但许多人不同意,原因是他提出要求为胡风平反,这个问题对当局的刺激太大了,肯定会招致当局强烈的反弹,而且他还因为这个问题曾经被打成过“反革命”,如果将他吸收进来,“百花学社”肯定会被人抓住把柄,遭到“左派”的围攻,会给“百花学社”找来麻烦。大家的分析是对的。我虽然同意他加入,但既然大多数人都反对,我当然无权擅自决定吸收他,不过从此我与他成了好朋友。

  

  他贴出这张大字报后,立即遭到了全校“左派”猛烈的围攻。对他的围攻跟对其他“右派”的围攻不一样。对其他“右派”的围攻,在最初阶段还比较“和风细雨”,叫做“辩论会”,还允许被批斗的人讲话,进行答辩,而对他的围攻,从一开始就异常猛烈,也不讲究什么“和风细雨”,温、良、恭、俭、让了,推推搡搡,强迫低头弯腰不算,并直呼其为“反革命分子”。刘奇弟的个性又非常倔强,不服气,当然这就招来更严厉的惩罚,他一开始讲话,便有人上去扇他嘴巴。毛主席的话就是金口玉言,即便是说错了,只要他自己不首先承认,连党内高层领导都不敢说半个不字,何况你一介孺子刘奇弟呢!岂不是不知天高地厚吗?

  

  刘奇弟曾经得过肺结核病,钙化了,但这次由于遭到连续不断的批斗,使他的结核病又犯了,不断地咳血。

  

  反右运动不断地深入,“右派分子”成了过街老鼠,不论走到那里,随时都会遭到左派卫道士们的围攻和辱骂。“百花学社”虽然没有吸收象刘奇弟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加入,最后仍然逃不过被扣上“反动小集团”、“反革命小集团”的帽子。要知道,“反革命小集团”在那时是天大的罪名,我又是“百花学社”的主要组织者之一,我估计早晚会被捕的(在我被捕之前,数学系的钱如平和地质地理系的郑瑞超已以“反革命”罪被捕,化学系的李燕生也以其它罪名被捕)。我准备外逃。九月中旬,北京的天气早晚已经很凉了,为了支持出版“广场”,我的衣物全都卖了,身上只剩下了一套单衣。刘奇弟从身上脱下了一件线依给了我,我就是穿著这件线依逃到了塘沽新港,企图偷上外国船外逃。但孙悟空终究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我还是被捕了,从此与刘奇弟断绝了联系,再也没有见过他的一面。

  

  我穿著刘奇弟给我的这件线衣度过了十五年的监狱、劳改队的生涯,等我刑满出劳改队时,已经是补丁摞补丁了,但我一直珍藏着它。名义上是刑满释放,但却被强迫留场,进了“二劳改”的队伍,又度过了七年“二劳改”的生涯,直到七九年被落实政策平反。当“二劳改”期间,七五年在大兴安岭伐木,因为我向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刘光涛、“黑龙江日报”社、黑龙江省公安厅和黑龙江省劳改局写信揭露采伐大队的会计监守自盗遭到打击报复,被弄到深山老林的帐篷里吊起来两个多月,采伐队的“二劳改”在清理帐篷时,发现这件破线衣,以为没人要了,给我塞进帐篷的炉子里烧了,在我被解救出来下山时,为此还与烧我这件线衣的“二劳改”大吵了一场。失掉了这件唯一的纪念物使我痛心不已。

  

  因为我是“反革命集团”的“罪首”,在我被捕以后,将我与北大被捕的“右派反革命”隔离开来,为此我被调转过七、八个劳改支队、十多个劳改大队和无数个劳改中队和小队。但不论调到哪个单位,我都从新调来的犯中打听刘奇弟和其它同学的消息。六五年从兴凯湖五分场调到我所在的四分场一中队一批犯人,其中有一个叫孟福五的“历反”告诉我,刘奇弟被捕后判刑十五年,先在北京的团和农场劳改,六一年又与他一起调到了兴凯湖五分场。刘奇弟病的很厉害,整天咳血,由于他不认罪,经常被吊起来遭到毒打,后来他被折磨的疯了,被塞进了象狗洞子一样的小号里,冻饿死在了里面。我听后哭了。因为不认罪、顶撞干部,这样的小号在四分场我也被塞进去过两次。小号的宽只有八十公分,高一米,长一米五,象我这样一米六三的小个子,躺下伸不开腿,坐着勉强能伸直腰,下面铺着二十公分的稻草,身上还戴着手铐脚镣,头顶顶着一个尿罐子,每天只给三两八钱的苞米面稀粥喝,在零下三十多度的冬天,最长时我被关过五个月。能从里面活着出来也真算是“命大”。当我被放出来时,摘了脚镣,连十公分的门槛也迈不过去,只有扶着门框,象刚学会走路的幼儿一样,才能迈过去。不要说经常遭到毒打,即使不遭到毒打,不被塞进小号,象刘奇弟这样的病人,在兴凯湖这样严酷的环境里,他是活不出来的。五九年四月六号,由北京各劳改单位和北京监狱一下调了三千多犯人去兴凯湖,被分到四分场一中队的有七十五人(其中有我),到六七年一月兴凯湖劳改农场解散时,存活下来的只有二十九人!

  

  此后直到现在我仍然经常梦见刘奇弟。有一次,大约是在八0年底,那时我已经落实政策并结了婚,一天夜里我梦见刘奇弟被打的满脸十血,两个犯人打手拖着他往小号里塞,然后又来拖我。我一边喊,一边挣扎,一脚将被子蹬到了地下,醒了,把我爱人吓了一跳。她问我:“怎么了?您是不是又做恶梦了?”我把梦中的情况跟她讲了,说着说着我掉下了眼泪。我爱人知道,我是从不轻易掉眼泪的。她也哭了并劝我说:“二十多年的劳改,你受的折磨太深了,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你就别再想它了。你老想它,就会做恶梦,徒然给自己添些苦恼。死了的同学,你又没有能力为他们平反招雪,老想他们有什么用呢?今后你别再惹事生非就行了。我们现在过的不是很好吗?前半生你遭了那么多难,后半生咱们安安稳稳过日子吧。”

  

  我爱人原是一位下放青年,也遭受过不少苦难,她对我的遭遇是能理解的。现在我已落实了政策并且有了一个温暖的小家庭,象蜗牛一样躲进了壳里过起了安乐的日子,但要我忘记过去,忘记那些死去的同学,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由于长年戴手铐给我留下了一个后遗症,我不能仰着睡觉,只能侧身睡。因为如果仰着睡觉,戴手铐的双手必然压在胸口上,这样就会做恶梦。直到如今,有时累了仰身睡着了,两只手不知不觉就并在了一起,这样就做恶梦,不是梦见劳改队的事情,就是梦见死去的同学。

  

  七九年下半年到八0年上半年,我住在北大招待所等待落实政策时,去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打听过刘奇弟的情况,他们告诉我,刘奇弟已死在了劳改队里,因为胡风问题还没有平反,因此刘奇弟的问题现在还不能平反。我又向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和等待落实政策的同学打听刘奇弟家里还有什么人,都说不清楚。现在胡风问题已经平了反,刘奇弟的问题应该是平反了,但是并没有人过问。在我国,个人的命运自己是决定不了的。人死了,一了百了,刘奇第又不是什么知名的“大人物”,在受市场经济大潮冲击的今天,人们都在为一个“钱”字拼搏,谁还能去为他的平反呼吁呢?可悲啊,中国人!

  

  如果说刘奇弟的遭难完全是他自己惹的祸,那么张锡锟和“百花学社”其它成员之所以遭难不能说与我没有一点关系。如果当年我与其它几个同学不发起成立“百花学社”,也许不会有那么多的同学遭受后来的危运,虽然参加“百花学社”的同学当时都是出于自愿,但我心里始终有一种自责。我并不怀疑当年我做错了什么,只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同学因此而遭难感到内疚。

  

  张锡锟,四川人,化学系四年级学生。过去我们不认识,只是他贴了两张大字报后我才注意到他。他贴的这两张大字报的题目是“卫道者逻辑大纲”和“人性的呼唤”。当时看了他写的这两张大字报,对他的文笔的犀利和对问题批判之深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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