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两会”日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14 次 更新时间:2013-03-04 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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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 (进入专栏)  

今年继续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这次政协换届有个标准,非党员的年龄上限是1945年3月31日出生的,我还没到。当然,有特殊情况可以破例,比如科学家袁隆平,经济学界的厉以宁,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金鲁贤都98岁了,而且在生病,也是请假不来的。政协和人大不同,是有些“代表”性质的,意义不在于政协委员能否参政议政,而在于政协委员的名字本身就是一种符号,意味着政协是一种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大家都在关注新会风。“两会”还没开始,所谓的新会风只是个表象。从表象上看,当然很好,但不要夸大。会议不准宴请,会议不搞大型的联谊活动,会议要减少书面发言等印刷品等,这是本来就应该做的。以前还老有标语,比如“祝贺会议胜利召开”之类的,会都没开,有什么胜利不胜利的,再说又不打仗,谈什么胜利不胜利。这只能说,过去的那种开会,或者名实不符,或者铺张浪费,或者有太多水份,今年的做法是正常的,是回归。以前我就批评过,人民大会堂里面搞得像花园一样,领导人就站在花丛中间,要那么多花干什么?现在改变了,这很正常,哪有国家的议会里放那么多花的?但红旗下面适当地放点青松,带来壮严肃穆的气氛,还是可以的。

但“两会”本身开得怎么样,还有待实践检验,不能看表象。比如说,现在一味讲求会议的时间短,人大讨论政府的预算,也一味求短吗?比如政协有什么争论,需要向政府提出意见的,这种都是不能紧缩时间的。有些地方政协,为了缩短会议时间,一些应有的议程都取消了,比如旁听最高检的报告都不去了,该讨论的都不讨论了,这还要开会开什么?所以,有没有真正的改变,还是得开完“两会”再说。

外界关注政协委员怎么履职,人大代表怎么发挥作用。我们还是应该在制度上来保证这些功能。比如说,政协委员的产生,不是说你个人有这个意愿,然后申请加入的,而是非党员由统战部、党员由组织部提出名单,由中央批准了以后,交到上一届的全国政协常委会,由常委会来选举。这里面缺了一个很大的环节——他本人愿意不愿意呢?现在听说有些单位已经采取了事先通知、公示的做法,但大多数单位没有这么做。很多政协委员是报上登出来以后才知道自己成了政协委员。当然,绝大多数人是愿意当的,愿意与共产党合作,愿意发挥自己更大的作用,愿意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但我们缺了个手续,如何从法律上保证,他是自愿的。我觉得应该增加这个环节,把这个通知送给他本人后,由他本人签署一个愿意履责的承诺。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要求他必须履责。现在有些政协委员会说,我不想做,是别人叫我做的,或者说,我本来就没有参政议政的本领。若有了这个程序,也可以防止有些人一方面削尖了脑袋,很想当政协委员,但到该履责的时候,又推卸责任。而这同时也造成了社会对政协的误解。我就碰到过这样的人,我知道他心里当了很高兴,但他嘴上却说,我并不想当。这是个政治伦理的问题。

人大代表更是应该这样。现在有些全国人大代表是没有这个过程的。他虽然生活工作在北京,却是被放到籍贯所在地去的,像人大副委员长严隽琪,就算是在江苏选上的人大代表。既然选你,我们缺少一个跟选民见面,向选民表达态度这个过程。我认为当选的人大代表应该举行宣誓仪式,保证自己忠于宪法,保证自己代表选民。这也不麻烦,五年才一次嘛,也不一定非要集中到北京。警察、公务员、教师都有宣誓仪式,人大代表更应该有啊。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就交给这批人了。

在西方媒体眼中,在“两会”上,任何重要议题都是毫无悬念地通过,包括人选,而且都是很草率的。在西方,一个政府预算要争议很久才能被通过,而我们的一个预算就在短短的会上就通过了。此外,报告的内容也是百分百公开的,在西方,政府必然有些报告是不适合公开的。所以有人开玩笑说,看中国的“两会”,坐在电视机前看和坐在大会堂里面看还是有分别的,这分别就是,坐在电视机前看得更清楚。你可以说,这是中国缺乏民主。但是,“政治协商”,也得有个协商的样子。所以我说,会风怎么样,不能只看表层,还是要看实质。中国宪法规定,“人大”是最高权力机构,怎么体现它是最高权力机构?比如说,现在有些人大代表联名提出提案,而提案的内容,本来就是中国法律规定是政府应该做的,这时候对于人大来说,就是应该问责,你做到了没有?但是政协没有这个权力,但我可以提出建议。如果政府没有履责,就不是提建议的问题,而是应该监督,需要政府解释没做到的原因是什么。有很多工作看似做得很认真,其实从法律上细究,完全没必要这么做,完全是无效的重复劳动。我希望我们至少能够从程序,形式民主,议事规则上有进步。

另外,人大、政协并不是只有“两会”期间才有,而是一年365天始终存在的。比如今年,新的主席团成立了,上一届政协主席才卸任。但为什么在中国大多数人心目中,除了“两会”期间,其他时候就没有人大、政协呢?这是个很大的缺陷,所以我指出,应该让人大、政协制度向常态化发展。因为没有平时的履责,一年开一次会效果也不会好。比如说预算问题,如果你不是财政方面的专家,平时不做调查研究,你能发言吗?所以我现在强调常态化,去年我提到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应该实行专职化。尽管有关领导表示这是个很好的建议,但到现在并没有开始实施。

去年的“泄题”事件,昨天《人民日报》给我打来电话,说有记者采访教育部,教育部说,这个事情他们已经公布过了,不存在没有给我回复的问题。如果这样的话,我跟其他公民有什么区别?我作为政协委员在政协会议上向教育部长提出这个事,教育部长公开许诺,将给我一个答复。我的理解是,教育部会将调查处理结果特别通知到我。明天有小组讨论,我会正式提出这个事情。我还是认为,教育部没有给我这个政协委员一个答复。现在报纸上有报道的,就是湖南公开处理了四个人,但难道这个现象只有湖南有吗?我们都知道在其他省份也有泄题事件,题是怎么泄出去的呢?教育部需要解释清楚。教育部现在只对湖南省教委问责,为什么只对湖南省教委问责,这些教育部都需要对公众解释。以公来讲,袁部长是我们的上司,因为我也是教师,以私来讲,我们是同行和朋友,但在这件事情上,他作为政府官员到政协来做的承诺,作为政府要员,必须要做到。我的态度很明确,“泄题”事件,教育部还没有正式给我答复。

(本文经过电话采访,由葛剑雄先生口述,薛莉整理。葛剑雄现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08年当选为第十一届中国政协常委,今年再次担任中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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