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军 陈朋:民生政治参与与深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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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军   陈朋  

摘 要: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固然面临诸多难题,但是从深层次讲,政治文化转型滞后是关键性的制约因素。在当下中国,政治参与是促进政治文化转型的更有效路径。因此,深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在于积极推动政治参与。现代社会,民生和民主、民权相互倚重。民生问题的解决既关系到民众切身利益的满足和维护,又直接影响着执政党政治合法性的提升和政治体制的优化。因此,以民生为直接指向的政治参与模式具有充足的动力源泉。对于政治体制改革而言,民生政治参与的作用是显见的。“政治参与的有效方式→民生政治参与→政治文化转型→政治体制改革深化”的逻辑关联和发展路径启示人们:树立民生执政的理念和价值取向、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引导作用、以制度化的方式来积极拓展参与的渠道和空间、促进民生政治参与的技术提升,是当前以民生政治参与模式作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深化的有效突破口的理性设计。

关键词:民生政治参与;政治文化转型;政治体制改革

民生政治参与是指普通公民通过合法途径,参与事关民生问题公共决策的政治行为。作为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之一,在中国社会处于转型的特定时期,民生政治参与对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渐进发展,具有较之选举政治参与更大的优势。对该问题的阐明,首先需要对制约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的关键因素作出准确的诊断,进而“顺藤摸瓜”地分析出有助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深化的理性选择。

一、制约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深化的关键因素:政治文化的深层规制

虽然“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解决”[1]的论断未免有些绝对化,但它对文化之深层作用的强调并非没有道理。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面临进一步深化的难题,固然有思想禁锢、非规范的党政关系制约、权力结构功能滞后以及既得利益阻滞等诸多障碍,但是,关键性的制约因素还在于中国政治文化的深层规制。

同文化的概念一样,政治文化的定义虽有些众说纷纭,但其核心含义是公认的:政治文化是一个社会的政治标志和价值,是一个政治体系集体的历史和目前组成这个体系的所有个人生活历史的共同产物。它植根于公共事件和个人经历之中,体现为一个社会的中心价值[2]。进而可以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制度的文化根基,它以政治制度、体制和政治行为为外在表现形式,“它通过人们的政治心理、政治观念、政治意识、政治信仰对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体系、政治过程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影响及至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政治舆论、政治发展等方面”[3]。

对于政治体制改革而言,政治文化能为其提供合法性基础。政治合法性在本质上说到底是政治体系中的社会成员从内心深处对政治权力的深层认同,而这种政治认同正是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从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看,当一种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方式逐渐转化成其社会成员的政治文化时,这种政治制度就具备了“合法性”基础。诸多历史现象说明了政治文化引导社会成员从深层次上认同着政治体系,继而提供合法性的基础支撑。在这种基础性支撑作用下,社会成员坚信现行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方式是合理,“合乎情智的”,因而不愿意去破坏它、违背它。所以,人们不免发出感慨,对于建设崭新的政治制度来说,奠定其物质基础固然重要,但是,倘若没有与其相适应的政治文化的存在并发挥积极作用,即使物质基础再牢靠也许难以避免轰然坍塌的危险。

近现代以来,中国政治文化一直处于向现代性转型之中。第一阶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二阶段是在20世纪中期。虽然这两次转型都具备一定意义上的积极作用,但终究未能成功,现代政治文化所需的民主理念始终未能战胜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观念———集权,尊重个体自由与权利的政治理念未得以充分展开,传统政治文化所极力强调的偏狭的集体主义强大无比,惯性十足,从而使得个人权利、自由无存身之地。绝对的权威观念日益深入,以至形成了权威主义,使传统的权威主义人格、权力崇拜心理和人身依附意识日益强化。政治道德主义基于人的美好德性,描绘出了令人艳羡的政治“乌托邦”图景,结果导致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清官祈盼意识、人治观念和人情政治原则。相反,平等、法治意识和自由观念无法生长发展起来。这些因素从深层次上形成了制约政治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的历史积淀。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虽然生长、发育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各种新因素对其发挥直接性的滋润作用,民主、法治、集体主义等构成了当代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但从传统文化中积淀下来的等级、人治、依附等观念依然潜在而又深远,从而造成了主导政治文化的严重扭曲。在政治生活中,政治文化主体一方面萌发出主体意识,希望参与到政治决策之中,表现出较为浓厚的理性色彩,但另一方面又比较青睐“依附主义”,在具体问题上易失去自我意识,被动参与较为普遍,“双重政治人格”成为政治生活中的突出问题。权利意识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个体权利的保护要求虽得以满足,但仍对权力本位敬畏有余而制约不足;平等的要求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深入而深受认可,但“摆座次、列等级”的等级观念亦非鲜见;政治生活中的“潜规则”不时发挥效用。

综上观之,当政治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的前提条件转移到彻底摆脱政治道德化的束缚,不断强化政治理性化,程序规则不严密不系统等深层次问题时,解决之道就在于寻求文化层面积极因素的支撑。但是,由于政治文化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两次转型均未能成功,“权力本位”、“人治观念”、“政治道德主义”等思想意识观念在日常政治生活中依旧累积,并发挥甚是强久的消极影响。再加上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复合型特征也使得政治体制改革步履缓慢。诸多改革举措并非是规则设计得不够详尽,体系不够严密,而是缺乏现代政治制度有效运行的现代文化基础,在执行过程中遭遇到了文化丛林法则,直接消退于制约政治体制改革的“文化自觉”之中。比如,政治体制改革强调民主法治,但在实际生活中,民主法治依然艰难,当个人的合法权益遭受侵犯时,他首先想到的也许不是依照制度、法定途径有序维权,而是试图找“熟人”、“把门路”来私下解决。在他们看来,自身参与并不足以影响问题的公正解决,依法维权虽然非常理想,但还是“熟人”、“有门路”更可靠。这无不显示出依附主义、人情政治的阴影。在这种文化背景的积淀下,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难度可想而知,即使建立了现代政治制度,也会因现代政治文化基础的薄弱而无法支撑其有效运转,甚至会导致社会民众的政治冷漠。由此看来,要想彻底解决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这些难题,理性的办法就是积极促进政治文化成功转型,尽管这一进程并非坦途。

二、中国政治文化转型的主要路径:思想启蒙与政治参与

从人类政治生活的实践看,促进政治文化转型的路径主要有两条:思想启蒙和政治参与。中国的政治文化转型也不例外。

1.思想启蒙

启蒙,顾名思义意指启发心智。如果说“判定一种思想文化运动是否是近代型的启蒙运动,关键要看它在批判社会现实与文化传统时,是否着眼于破除传统社会人身依附关系对人的禁锢,呼唤个人的自由意志与力量”[4],那么,中国思想启蒙的开启之程并不遥远。19世纪中叶,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思想基础的洋务运动,虽然给封建中国带来了一丝丝清新的政治文化新风,但并未真正挽救封建王朝残败的破局。为此,不少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如康有为总结出“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亡”的教训,从而提出要效法日俄以实行制度变革,由此将中国近代思想启蒙推进到了制度层面。这些思想洗礼,对当时的政治文化转型起到了营造氛围、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然而,囿于这次思想启蒙限于上层部分人士的启蒙,上层的保守派与广大的中下层群众并未受到革命性的思想洗礼,它再次以失败而告终。

辛亥革命不仅是一场结束封建帝制的政治革命,而且也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它将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融合成新的理论成果———“三民主义”,大大推进了中国社会的思想启蒙进程,助推中国政治文化转型。顺利承接这一转型的是新文化运动。这次思想启蒙运动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全新的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寻找了全新的启蒙舵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尽管这一征程不是一帆风顺,但中国近代政治文化转型的重点指向———为明确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奠定基础这一重要任务还是基本完成了。

时代在不断进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在国家政权的大力推动下有序推进。尽管由于传统思想变化资源的浸润,与现代政治生活直接相关的民主、法治、理性等文化理念还遭受着专权、人治等传统理念的纠缠和阻滞,但是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现代思想启蒙进程的深化、内涵的拓展,现代政治文化转型的深度和影响还是巨大的,经过现代思想启蒙全面而又深刻的洗礼,广大公众日渐从思维理念和日常行为上接受了现代政治文化规则,并且愿意按照这套规则参与政治社会生活。

然而,在人作为一个综合利益体的客观现实面前,单纯依靠思想启蒙来促进政治文化转型,总会有其局限性和不彻底性。此时,急需另一种方式———通过政治参与来满足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继而促进政治文化转型。

2.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简而言之就是普通公众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就其基本功能而言,政治参与不仅可以维护和增进公民利益和权利,而且还有助于提高参与者的社会、政治和道德觉悟、素养。总体上看,政治参与主要从三个方面推动政治文化转型。

首先,政治参与能激发政治生活主体的自主意识。政治文化转型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下产生和进行的,丧失主体的积极参与,政治文化转型将成为空中楼阁。通过社会成员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不仅可以让其切实体会到参与政治生活的实际受益,而且还可以激发其主体意识,缩短社会成员与现实政治生活的心理距离,继而奠定现代政治生活所必需的心理基础。意识到自身与政治体系的权利义务关系,淡化盲目、附从、依赖的消极观念。其次,政治参与能培养政治生活主体的政治效能感。政治生活主体往往根据自身的生活交往感知来形成对政治体系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当其充分体会到因自身的实际参与而确实能影响政治体系的运作和政府行为时,他就会产生积极的政治效能感,进而继续参与政治生活,最终培养出对其赖以生存的政治体系的真挚情感,以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批判建构”的理性态度,对现行政治体系及其赖以生存发展的文化基础作出深刻而全面的反思。再次,政治参与能培养政治生活主体的政治认知能力。政治文化转型说到底是政治生活主体的认知和行为能力转型,“读万卷书”固然能够获得参与的知识和技巧,但毕竟“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实践出真知”的道理更加深入人心。“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5]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的试图以思想启蒙为路径推动政治改革,之所以未能彻底成功,重要原因就是它过多的倚重于思想观念层面的“启发”,而缺少政治生活的“实际演练”,没有转化为政治生活主体的认知。

由此可见,破解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深入推进之难题,理性的态度在于深入到政治文化这一深层来分析。而要突破政治文化之阻滞因素,积极推动政治文化积极转型,当务之急则毫无疑问地落脚于积极推动政治参与。

三、助推政治体制改革深化的政治参与模式:优于选举政治参与的民生政治参与

在政治参与对政治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的正当性是无须赘言的前提下,政治参与在何种程度上、以什么样的模式有助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则是需要讨论的重点问题。

政治参与模式是政治参与的内容、形式和机制等核心要素的有机融合体。从新中国成立至今的政治参与模式的历史演变轨迹可以得出简短的结论:政治参与模式既要同民主政治的价值趋向相吻合,更要切实实现政治参与的内容、形式、机制的有机合一。

当前,中国的政治参与逐渐走向理性,参与主体日益广泛,参与方式日益直接,在“参与”日趋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情况下,人们展开了对政治参与的热烈讨论,讨论主要集中在“适合于中国的政治参与方式”问题上。围绕这一议题,有讨论者认为,基于政治参与对条件的高度依存性和中国的现实国情,当前中国的政治参与不能过分地倚重选举政治参与,而应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参与主体的技能和素养,以及民主政治发展的可能性目标等因素出发,努力探索适合的政治参与方式。政治参与的方式无疑极其重要,但是对于当下的中国政治参与问题来说,关键之处不是“形式”,而是“内容”。它已从现实社会走向虚拟与现实两大社会同步推进,从选举走向选举与协商合作并举,从意见表达走向意见输出与决策咨询合力并行,从个体参与走向个体和团体参与共进。

然而,在讨论中国的政治参与问题时,人们的结论为何又貌似离奇的走向一致———当前中国的政治参与模式仍有极大的拓展空间。其实,这并不矛盾。影响政治参与模式之完善程度的因素是复杂的,但至为核心的三要素是政治参与的内容、形式和机制。因此,即便在政治参与的形式不断走向成熟的情况下,其内容和机制若没有有效跟进,政治参与模式仍难以说是完善的。换言之,在政治参与形式一定的情况下,要拓展政治参与的发展空间,理性的选择就是丰富内容,健全机制,以此实现内容、形式和机制的合力并发。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目标是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由此可以判断,中国政治参与的目标和内容是促进政治系统民主决策、健全公共政治生活。对于政治系统而言,决策是广泛而又复杂的。在知识、旨趣和技能都处于有限理性的状态下,全面透彻地理解政治参与主体的综合素养,尤其是要深刻把握政治的一条公理———利益是一切政治行为的诱因,并在此基础上找准有效路径,将有助于丰富政治参与的内容,健全政治参与机制。

“在现代社会,民生和民主、民权相互倚重,而民生之本,也由原来的生产、生活资料,上升为生活形态、文化模式、市民精神等既有物质需求也有精神特征的整体样态。”[6]从原始意义上讲,民生问题主要是关涉到公众的生产生活问题,但是“在我国社会资源动员模式仍然是政府主导型的背景下,民生问题之解决与政府行为密切相关,因而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性社会问题,而是一个需要调整公共政策方向、政府考绩标准和公共财政投入重点,以改善民生为指针去发展社会和管理社会的政治性社会问题”[7]。

民生问题的解决直接维系于公众切身利益的维护,而利益又是政治的一条核心法则。只有在这一核心法则得到尊重和维护的情况下,政治系统才会获得认可,政治体制的成长环境才会得以优化。于此,民生问题实际上蕴含着这样一个内在逻辑:一方面,在民生问题已成为影响政治体制有效运转的公共议题之际,如何推动执政党将解决民生问题的决策意图转化为现实的公共政策,并付诸实施,继而反过来优化执政党自身的执政环境,完善政治体制。另一方面,作为民生政策的主要指称对象和受益者的公众,如何切实有效的知晓有关政策的进展情况和实施绩效。而从根本意义上讲,这个问题则直接关联于公众的政治参与。

这里就提出了民生政治参与的概念。简而言之,民生政治参与就是以改善民生为直接政治指向,以民生议题为政治政策和资源配置的重心,通过引导公众有序的、合法的政治参与来富有成效地解决民生问题,继而实现民生福祉的改善、政治体制优化和提升民众政治文化素养的政治活动。在民生政治参与模式下,民生问题的解决会有长效机制予以支撑,政治体制的优化会因之获得更强劲和充足的动力,政治文化的提高会奠定政治制度有效运行的思想基础,政治合法性因此得以提升。

同选举政治参与相比,优先推进民生政治参与的优势是显见的。这种显见优势能从选举政治参与的限度中直接反观出来。具体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选举政治参与主体的有限性。即参与主体的能力是有限的,个人情感、习俗等感性因素会对其选举参与主体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再加上选举政治参与的过程和程序是复杂的,选举参与主体很难详尽地考虑所有因素,所以,“他往往不仅信息匮乏,而且对自己所占有的信息进行分析归类方面也显得无能为力”[8]。二是选举政治参与结果公平的有限性。选举政治参与必须有现代选举文化的支撑才能产生理想的结果。这种现代选举文化是以公平、正义为核心要素,并能在公平、正义的理念与亲情、友情的观念发生冲突时,引导选举主体依旧维护公平正义的首要地位,在理性意识的主导下,推选出合理的代议者、代政者。而在一个尚未实现现代政治文化完全转型、传统政治文化依然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当公平、正义的理念与亲情、友情因素发生碰撞时,选举主体往往难顾社会的公共利益,而以个人利益的实现为首要目标,公平、正义价值则屈居亲情、友情之后。在这种非理性的意识主导下,选举政治参与“仅仅是一种民主授权形式而已”[9],其实质性价值将因选举结果的非公正性而严重下降。

在这两大有限性之下,选举政治参与的效用大打折扣。一是会无形之中加大社会运行的成本,甚至付出高昂的代价。因为选举主体意识的非理性而导致的选举结果的不公,当选的代议者或许因代议能力有限而在公共决策中难以发挥应有的代议功能,甚至作出错误的决策;或因品德缺陷在公共决策时,按照个人利益去进行政策创意和规划,较少考虑社会公共利益。这不仅难以保障公共利益的实现,增加社会无效运行的成本,还会因决策的重大失误使国家和社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二是容易导致政治冷漠。囿于有限理性,选举参与主体可能会在选举中面对很多模糊与不确定性的因素,因此难以作出准确和理性的判断,继而导致不仅很难选出合格的代理人,而且还难免不受制于这些代理人。出于选民的有限理性,结果便是“那些有意志,尤其是有道德、智力和物质手段的人会将他们的意志强加于别人,领导他们,对他们发号施令”[10]。在这些情况下,选举参与主体会觉得选举只是一种形式和象征而已,真正发挥作用的还是官僚。长期浸润在这种氛围之下的结果就是,选举主体的自我效能感不断减退,政治冷漠随之而来。而经验告诉人们,当政治冷漠一旦出现,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和社会稳定都将面临严峻挑战。

值得肯定的是,民生政治参与模式能规避这些问题。它既不苛求参与主体要具备何种高度的民主技能,也不求全复杂、健全的运作规程,所以它的运行成本不高,也不会导致社会秩序的动荡不安。对此,民生政治参与模式的基本特征可作进一步的说明。

民生政治参与模式具有以下四大特征:其一,深厚的实践根基。民生政治参与模式以关联于公众利益的民生问题为直接指向,试图以政治参与的方式来解决,同时还要接受其绩效的民主检验,将具有直接现实性的民生问题作为根基,从而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和强大的吸引力。其二,渐进有序的发展策略。渐进有序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重要保证和典型特征,也是中国政治参与理应坚持的准则。政治参与之所以要坚持渐进有序,一是它可以避免因参与方式不当而引发的大规模社会动荡,这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下中国必须遵循的。无论是借鉴于国外的政治发展经验还是吸取自身的历史经验教训,唯有采取渐进的参与策略才能最大程度地降低改革成本,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和认同。二是基于中国的政治文化背景和政治参与主体的民主政治综合素养,渐进累进的政治参与更具现实可操作性。民生政治参与模式从与公众生产生活利益攸关的现实问题入手,用民主的运作机制保障公民权利的落实,并通过民生参与来提高公众的民主能力和政治系统的民主发展水平,从而形成民生与民主互动共赢的良性循环。其三,党政主导的推进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实践表明,在一个后发国家,推动民主政治建设离不开党政主导。民生政治参与既关联着公众的民生福祉和利益需求,又影响着党的执政绩效和政治体制的提升与完善。因此,在急剧变化的现代社会转型期,坚持执政党和政府的主导地位是不可或缺的。党政主导体现在有关政策的制定、舆论的正确引导、资源的配置、关系的协调、发展方向预测等方面,从而确保民生民主协同推进,社会有序稳定发展。其四,便捷简明的依托条件。同选举政治参与相比,推动民生政治参与有序运行的依托条件是非常便捷简明的。比如它对参与主体的基本要求是能正常表达自身的合理诉求即可,至于是否接受过教育、是否识字,不做过多的要求和限制,对运作规程的要求也是简明的:倾向于参与主体的直接参与而不苛求“代议”,因而能有效地规避委托—代理中的弊病;提倡充分协商后形成一致性意见,因而可以排除多数裁定中的少数人权利被无形剥夺的无奈结局;强调“协商+票决”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因而能革除程序性原则下的形式主义诟病。

在政治参与对政治体制改革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的基础上,民生政治参与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作用更加直接。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夯实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基础。对于任何一个政治体制而言,合法性是其必须解决的战略性问题。但是在“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同其利益有关”的政治学原理下,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不仅仅维系于意识形态的宣教,而且还要以政治体制发挥的实际效率、满足公众的社会需求能力为重要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举世瞩目,经济增长以及要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是中国政权政治合法性的源泉。”[11]然而,受制于世界经济发展大环境的多重影响和经济发展变数的增多,任何一个理性成熟的政治体制都不可能单纯地依靠经济增长来维持其政治合法性。这就是享廷顿提出的“政绩围局”命题:由于它们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政绩的标准之上,如果不能有好的政绩,将失去合法性,如果政绩好了,也将失去合法性[12]。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来说,同样要避免出现“政绩合法性围局”。所以,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这显示出当前中国已由追求GDP作为合法性支撑的时代,进入崇尚民生改善、福祉增加的民生政治新时期。因此,适时转变观念在民生政治参与模式下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必将带来政治体制合法性的巩固和政治认同的提升。

其次,契合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的要求。邓小平同志在1987年3月曾经讲过: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发展。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而言,政治体制改革更具敏感性、深刻性,对外在社会环境的要求更高。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政治体制改革不仅难以启动,而且还会触礁搁浅。古今中外的不少实例已经清晰地证实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极端重要性。作为一个国情异常复杂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没有精力也实无必要重蹈覆辙。这也是当前执政党对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持以非常谨慎的重要原因。民生政治参与模式从两个最为基础的层面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一方面,它以民生利益为直接指向,鼓励公众参与政治生活,这意味着其社会基础和公众根基是深厚的,参与的动力是持久的,因而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政治冷漠。作为一种政治态度,政治冷漠是公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和参与程度明显地落后于民主政治的发展需要和水平,它以出现大量游离于现实政治意志之外自在地远离政治活动为标志。政治冷漠一旦形成,将会导致政治体制正常运行所必需的监督和制约无从谈起,继而使官僚寻租的空间和可能性增大,损害公众利益,最终引发社会冲突。对引发社会冲突的政治冷漠的规避,带来的则是社会秩序的安定与和谐。另一方面,民生政治参与不像选举参与那样对参与的知识技能有较高的要求,它只要求参与主体对事关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深感兴趣,进而主动积极参与即可。参与的低门槛性,容易减少民主政治生活中因条件苛刻而难以有效参与从而滋生社会怨恨的可能。与此同时,由于民生政治参与对象的利益攸关性,参与主体为了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他还会在参与过程中积极带动其他主体参与政治生活,由此有助于扩大参与主体的规模,形成橄榄型的参与主体结构,从而维护社会稳定。

再次,强有力地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如前所述,政治文化能否顺利转型,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性制约因素,而政治参与又是促进政治文化转型的重要路径。因此,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成为政治体制改革深入推进而必须正视的重点问题。阿尔蒙德和弗巴根据社会公众对社会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权威以及自己在体系的决策、执行中的作用等层面上的认知、情感和态度取向为标准,把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政治文化分为三种类型。

其中第一个类型就是参与型政治文化。在他看来,参与型政治文化是指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作为一个整体以及体系的输入方面和输出方面都有强烈而明确的认知、情感和价值取向,并对自己作为政治体系成员的权利、能力、责任以及政治行为的效能具有积极的认识和较高的评价[13]。沿着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论述逻辑可以看出,当一种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方式演化为参与型政治文化时,那么它就获得了普遍的合法性。可见,正是参与型政治文化的普及,才能使民主政治得以巩固。“通过直接参与可以使公众以最直观的方式感受和了解政治的运作过程,获取有关的政治知识和政治信息,增强对政治体系的认同,特别是通过长期的政治实践,可以提高公众的政治技能,并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和确立民主政治的竞赛规则、价值取向,强化对国家和政权的认同感。”[14]在这种参与过程中,理性的参与态度、开放合作与宽容的政治心态、民主法治自由平等的政治理念逐渐得以确定,政治体制改革所需的文化土壤根基得以夯实,公众与政府之间逐渐走向合作、和谐,民主也由观念层面升华为一种可观可行的生活方式,民主价值得到真正实现。

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转化为参与时,围绕这一核心问题作出的任何有益探索都将助推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都是值得肯定的。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东部沿海小城浙江省温岭市的民主恳谈,便可看作是以民生政治参与模式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案例。

从总体上看,其民主恳谈实践的主要经验是通过充实和拓展参与渠道,以解决民生问题,进而优化政治体制为主旨。它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十余年的拓展和深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纵向上有村(居)、乡镇(街道)、市政三层级协调推进,横向上有一般意义的民主恳谈、参与式预算试验、行业工资集体协商等多种形态综合发展的良好局面。它先后获得了国务院总理、国家副主席、省委书记等领导的充分认可,以及学者、媒体的广泛称誉。

囿于篇幅所限,本文对温岭民主恳谈实践不作赘述。但其价值是深远的。它强有力地促进政治系统的结构功能合理分化,促进民主参与的有序化发展,夯实政治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所必需的社会基础,推动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

本文最后想指出的是,当下尽管谁也无法准确地划定政治体制改革的时间表,但是谁也无法否认政治体制改革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性作用。因此,在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民主政治已经形成共识的前提下,结合中国社会发展实际,找准有效路径,积极稳妥地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就成为不二的选择。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很多人都在做认真的思考,但一般都是从完善民主制度的宏观视角或行政体制改革的微观视角去推演问题,而对于中观层面的有益探索似乎有些忽略。“政治参与的有效方式→民生政治参与→政治文化转型→政治体制改革深化”的逻辑关联和发展路径告诉我们:以民主为最终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是内生的,它来自民众对以政治参与的方式来促进民生问题的有效解决进而优化政治体制的期待和追求。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这种内生的动力是充足的。对执政党来说,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其必须面对且大有作为的必然议题,关注民生、以民主的方式促进民生问题有效解决是提升其执政合法性和促进政治体制完善的理性选择;对民众来说,政治体制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促进政府能以积极的态度尊重民意,关注民生,因而有助于这一功能发挥的民主模式就是值得建构和运用的,并且也是能取得成功的模式。民生政治参与正是这种有助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深化的有益模式。认清这一点,必将大大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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