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生总在写信

2008年6月9日午夜，我在无锡的旅馆中准备入睡，突然接到余英时先生打来的越洋电话，方知陈之藩先生在几天前中风入院。此后的日子，我再也缘和陈先生畅谈，只能不时通过金耀基先生和陈方正先生间接瞭解陈先生的情况。2012年2月25日，陈之藩先生在香港逝世，我打电话告知余英时先生，余先生说：「陈先生解脱了。」

我在初中时，无意间读到一篇〈钓胜于鱼〉的文章，即刻记住「陈之藩」的名字，从此格外留意这位作家的文字。2000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了陈之藩的散文集《剑河倒影》，这是我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读到陈之藩的文章，后来写了一篇〈秋水文章不染尘〉的书评，刊发在《南方周末》上。

2003年，我第一次到香港拜访陈之藩先生。当我到达香港中文大学火车站时，陈先生早就从山上到山下接我，使我感念不已。多年后，我收到陈先生寄来的文章〈儒者的气象〉，才有所悟：「大概是1959年，我在美国，Bertram是IBM的大人物，而约克镇研究所正在动工中。我到IBM面谈时，是在辛辛（Sing Sing）那小镇。从火车上下来，还提个大箱子，来接我的正是Bertram本人。他不但到车站来接，而且把我的大箱子抢过去为我提著。我那时还想，美国原来也是礼义之邦啊，使我相当吃惊。」

我们一见如故，聊了一个下午，意犹未尽，共进晚餐时还谈兴甚浓。临别时，陈先生说，他在中文大学并不忙，希望我到香港就找他聊天。以后我每到香港，必打电话给陈先生，他总说：「你赶紧来，我喜欢听你聊天。」每次，我们都聊大半天，陈先生必请我吃晚餐。有一次，他说有一家上海菜馆极好，竟带我从中文大学坐火车到尖沙咀大快朵颐。

陈先生喜欢听我讲到各地采访人物的趣事，我则爱问他一些前辈的逸闻。我听得最多的是胡适和爱因斯坦的故事，不禁对普林斯顿心向往之。陈先生多次提起在普林斯顿的余英时先生，对余先生的旧诗赞赏不已。他1991年在〈香港观感〉中说：「香港还有不少会作律诗的人。比如余英时教授罢？就是香港出身的人；以他的年纪，居然会作律诗。中国有十一亿人罢，我想能找出十一个人会作律诗就不容易了。而这十一个人中，大概有十个人在香港。」

陈先生不作诗，却喜欢念诗和译诗。他并不认同胡适关于白话诗的主张，而对中国诗歌的传统备加珍惜。他爱举的例子是易实甫的诗：「青天无一云，青山无一尘，天上唯一月，山中唯一人。此时闻钟声。此时闻松声。此时闻涧声。此时闻虫声。」他认为像这类诗句，若无「五四」出现，而能由传统自然发展开来，正是未可限量。他对今人作的律诗也常脱口而出，杨宪益有一首打油诗：「无端野鸟入金笼，终日栖栖斗室中。只好闭门装隐士，何须下海耍英雄。千年古国贫愚弱，一代新邦假大空。老子犹堪绝荒漠，京城亦可化胡戎。」他对第五六句击节不已。

陈先生喜欢讲笑话。「我叫王浩，来贵校演讲，还有半小时时间，看到你这办公室外的姓名，准是中国人，所以进来聊聊。」有一次，王浩到陈之藩所在的大学，敲门自我介绍，「你爱说中国话吧？看不看金庸的武侠？」陈之藩说：「金庸我看过一些，不太喜欢。」王浩说：「我们在海外，如无金庸的剑侠，岂不闷死了。」两人争了半天，王浩突然说：「唉呀！我两点有个演讲，现在什么时候？唉呀！过了四十分钟了。」

偏偏我爱看金庸的小说。以文学而言，金庸的小说集和陈之藩的散文集我收得最全，都不只看过一遍。陈之藩是剑桥大学博士，对金庸到剑桥读博士，自有看法。后来陈先生果然写了一篇文章谈博士，就是那篇纪念邢慕寰教授的〈儒者的气象〉。2008年12月，我与金庸谈了两个下午，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剑桥读博士之事，金庸的回答是：「我到剑桥，目的不是拿学位。我喜欢跟有学问的教授讨论问题。」

在我看来，金庸有没有博士学位，一点也不影响我爱看他的小说。如同胡适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是不是真的，也一点不影响我佩服他的思想。陈之藩给我的一封信里说：「唐德刚用他自己所受的罪想胡适当年的情况；余英时是用他念书的经过，推想胡适的当年，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很有意思的。」

有一次，我走进陈先生的办公室，他正在看一本夏志清的散文集，那种专注的神情让我难忘。夏志清以《中国现代小说史》名世，也不大看金庸的小说，他和唐德刚都喜欢看《红楼梦》，却因此而争了起来。「唐德刚认为《红楼梦》里头所有女孩的脚是大脚还是小脚，大脚就是旗人，小脚就是汉人。」陈之藩说，「《红楼梦》我也看过，我确实没想过。他说人一睡觉不就得露脚吗？怎么曹雪芹就没说过脚呢？唐德刚骂夏志清：我看《红楼梦》都是在重庆防空洞里面看的，你夏教授在哪看的《红楼梦》？你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皮沙发上看的，我看了多少年了，你才看了几年。这话损人了，俩人摆资格，无聊骂起来了。」

我和陈先生见面总是聊不完的天。有一次，我突然接到他的一封长信，从此，我们开始通信。记得2007年深秋我访美归来，随手写过一封十几页的信给陈先生，谈的是访问趣事，其中余英时、唐德刚、夏志清是以前我们常聊到的人物。2008年5月5日，陈先生写的信开头说：「今天是五月五日，因为昨天为五四。我今天收到你四月廿四日的信。走了十一天，从广州到香港！我覆你的那封信，也差不多走了十天以上罢。这跟电邮如何比呢？可是又一想，根本无事，闲聊天。又著什么急！同时，也维持邮局不遭淘汰！美国邮局快以只卖纸箱为生了，也就是只传无字的包裹！无信可邮！」

陈之藩一生，给我的印象是总在写信。有时写给朋友，有时写给读者，有时写给自己。余光中的〈尺素寸心〉中说：「陈之藩年轻时，和胡适、沈从文等现代作家书信往还，名家手迹收藏甚富，梁（实秋）先生戏称他为man of letters，到了今天，该轮他的自己的书信被人收藏了吧。」我有幸珍藏几封陈先生的信，每次重读，总在春风里。

二、悲观而又爱国

1947年，陈之藩在天津北洋大学电机系读书，有一天在广播里听到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眼前文化的动向〉的演讲，觉得与他的意见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遂给他写了一信。胡适很快回信，彼此的通信由此开始，陈之藩回忆：「他的诚恳与和蔼，从每封信我都可以感觉到。所以我很爱给他写信，总是有话可谈。」

在一封给胡适的信中，陈之藩写道：「当罗曼罗兰读了托翁的信后，而决定了他毕生的路程；而甘地读过了托翁的信因而发扬了旷古未有的道德力量。我这样的比拟是太不自量的，这只是说明您的教训对我影响的剧烈。」在陈之藩给胡适的信中，充满对了时局的关注，许多见解现在看来真是先知先觉。后来，陈之藩将1947年前后给胡适的十三封信集成《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一书。

1959年4月29日，胡适对胡颂平说：

陈之藩用英文写的《氢气弹的历史》一本书，是去年11月里送来的，我一直没有空看，这回总算看完了。陈之藩在这本书上写了几句话，说起这本书就不肯放手的，太精彩了，太紧张了。他是一个学工程的，但他的文字写得很美。他本来是南开大学工学院（按：应为北洋大学）的学生，他的父亲是在傅作义那边做个小事情的。三十六年我在北大当校长时，曾要他到北平来看我一次，那时就认识的。在那个时候，一般青年都是思想「左」倾，而他已是反共的青年，他从俄国的小说里把他的思想造成反共。他说，俄国革命以前的托尔斯泰、朵尔托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柴霍夫等人的小说，他都看过，先是看看中文的译本；后来英文程度高了，再看英文译本。后来他又看看俄国革命以后的作家小说，觉得战后的远不如战前的，完全变成两个世界了。他于是认识俄国，酿成反共的思想。我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他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编著，新星出版社2006年10月第一版，第17至18页）

1947年夏天，陈之藩应胡适之约，到北平东厂胡同一号拜访。两人只聊了一会，北京大学训导长贺麟来了，要跟胡适商量学生闹学潮的事，陈之藩就告辞了，和胡适实际上没说多少话。对第一次和胡适见面，陈之藩回忆：「我见过的教授多了，胡适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大派。」

1948年6月13日，陈之藩在雷海宗所编的《周论》上发表长文〈世纪的苦闷与自我的彷徨——青年眼中的世界与自己〉，见地独到，为胡适的朋友圈击赏。陈之藩说：「现在让我写也写不出来。就因为那篇文章，他们都吓坏了。他们是胡适、金岳霖、冯友兰、沈从文。他们彼此讲，问胡先生这人是谁？胡先生说：他常给我写信啊。」

在胡适的朋友圈中，陈之藩也给金岳霖、沈从文写过信。他在北洋大学电机系读到一半时，对国家前途感到悲观，想改读哲学救国，就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这事在陈家掀起了轩然大波。为了改专业的决定，陈之藩到清华大学跟金岳霖见过一面。

金岳霖问：「你为什么要入哲学系呢？」

陈之藩说：「我悲观而又爱国。」

「什么叫悲观呢？」

「我不知道。」

「悲观就是你认为有一套价值观念以后，比如你觉得金子很值钱，你当然设法要保存，把金子拿到家里来，拿到兜里来，但是保存之无法，金子被人抢走了，乃感悲观。」

一席谈之后，陈之藩打消了转学的念头，昏沉地回到北洋大学。后来陈之藩写了〈哲学与困惑——六十年代忆及金岳霖〉一文。

金岳霖写信的方式也给陈之藩留下深刻的印象。「写信有好多种，中国式是从右到左竖著写，也有跟外国一样，横著写，现在大陆也横著写。金岳霖是从左到右竖著写，他怕他手粘墨。」陈之藩笑著回忆，「金岳霖跟梁思成住在一块。梁思成是林徽因的丈夫，他们的儿子梁从诫在美国说得最精彩的一句话是：前清政府真是腐败，出了我爷爷梁启超，中华民国真是不行，出了我爸爸梁思成，我现在从伟大的祖国来，出了我！大家就一起鼓掌。就是这句话，我们听得最舒服。」说这话时，陈之藩禁不住又鼓起掌来。

大概是在东厂胡同看了胡适的第二天，陈之藩到中老胡同看沈从文。两人谈兴正浓时，沈从文的太太张兆和出来了，拿著一堆小孩衣服。他们的小孩小龙小虎，跑来跑去。沈从文就作了介绍。当时陈之藩的学校两千人，只有三四个女同学，没见过漂亮女人。张兆和的漂亮完全在陈之藩想像之外，她说：「沈先生对陈先生的文章很欣赏。」陈之藩傻傻地，连一句敷衍的话也不会说。「沈从文真是好，看到我觉得他太太很美，所以他就给我下台阶，他就把话题引到另外的题目上去，我就镇静下来了，一会儿就好了。」

1948年，陈之藩在北洋大学毕业，由学校派到台湾南部高雄的台湾碱业公司工作。那时找工作很难，陈之藩在北平也找不到事，当他坐船到台湾以后接到沈从文的信：「天津《益世报》里有份工作，也就是写些文化，跟电机完全不相干。」后来，沈从文写信说：「你千万不要回来，华北到处是血与火。」

三、永远有利息在人间

陈之藩在台湾碱业公司的主要工作是修马达，实在无聊。他在北洋大学的老院长李书田在台北的国立编译馆主持自然科学组，便叫他过去工作。当时梁实秋在国立编译馆主持人文科学组，一看陈之藩写的文章就说：「我们人文组也没有这样的人，这人怎么跑到自然组了。」 后来梁实秋成了馆长，说要提拔天才，把陈之藩的薪水加了一倍。陈之藩领到工资时并不知情，便去找会计：「你是不是搞错了？怎么这么多，扣了税多了几乎一倍。」会计说：「你们梁馆长批的。你问他呀，你问我干什么。」会计以为陈之藩跟梁实秋都是从北京来的同乡。

胡适第二次回到台湾时，陈之藩去看他。胡适说：「你几时回来的？」陈之藩说：「我从哪儿回来？」胡适说：「美国。」陈之藩因为经济拮据，做梦也没有想到能去美国留学。胡适回美后就寄了一张支票，用作美国要求留学生交的保证金。

陈之藩到领事馆考试前，人家告诉他得看Time杂志，结果笔试正好就考他预备好的那一段，一个生词也没有。口试时，主考的领事从美国来，刚学中文，客厅里坐著一大堆人，领事从屋里出来，练练自己的中文，一看「陈之藩」，就大声说「陈—吃—饭」，大家都笑了。领事不好意思：「我说得不对吗？」陈之藩说：「你说的全不对。」「应该怎么说？」「陈之藩！」领事就跟著说了一遍，口试就这么通过了。

这时陈之藩还没有钱买去美国的单程飞机票，又不好意思向胡适借路费，便延迟了一年赴美，写了一本物理教科书。他又遇见一位贵人——世界书局的老板杨家骆。陈之藩回忆：「杨家骆对我真是好，其实这些人都对我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人家跟我说：你编译馆做事的人，编的书卖给谁，你得找一个教授联名，把他名字写在前头，把你名字写在后头，这才可能出书，就请一个师范大学的教授挂名。可笑这个书稿到杨家骆那儿，请求他考虑出版，他就这么一看，他说好啊，不要师范大学教授挂名，就出我单个人的。我头一本书就是他出的。出了书，我拿到去美国的路费，就这么去了。」

1955年，陈之藩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科学硕士学位。读书期间，陈之藩应《自由中国》编辑聂华苓之约，撰写《旅美小简》，一篇篇从美国寄到台北，发表在《自由中国》上。他回忆：「到美国以后的生活是这样的：上半天到明朗的课室去上课，下半天到喧嚣的实验室玩机器，晚上在寂静的灯光下读书。常到周末，心情上不自主的要松一口气，遂静静的想半天，写一篇小简，寄回国去。」（《旅美小简》前记）在这本书中，有〈失根的兰花〉、〈钓胜于鱼〉等名篇。

从陈之藩赴美到胡适回台，正是胡适在纽约最是冷清、最无聊赖的岁月，陈之藩有幸和胡适谈天说地，说短道长。陈之藩回忆：「所谈的天是天南地北，我所受之教常出我意外，零碎复杂得不易收拾。」（《在春风里》序）

陈之藩获得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科学硕士学位后，应聘到曼城一所教会学校任教。这时才有能力分期偿还胡适当年的借款，当他还清最后一笔款时，胡适写信说：「其实你不应该这样急于还此四百元。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的。」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逝世，陈之藩连写了九篇纪念胡适的文章，后集成《在春风里》。胡适的风度和胸襟，陈之藩写得让人想流泪：「生民涂炭的事，他看不得；蹂躏人权的事，他看不得；贫穷，他看不得；愚昧，他看不得；病苦，他看不得。而他却又不信流血革命，不信急功近利，不信凭空掉下馅饼，不信地上忽现天堂。他只信一点一滴的，一尺一寸的进步与改造，这是他力竭声嘶地提倡科学，提倡民主的根本原因。他心里所想的科学与民主，翻成白话该是：假使没有诸葛亮，最好大家的事大家商量著办；这也就是民主的最低调子。而他所谓的科学，只是先要少出错，然后再谈立功。」

1962年3月11日，陈之藩给天上的胡适写信：「适之先生，天上好玩吗？希望您在那儿多演讲，多解释解释，让老天爷保佑我们这个可怜的国家，我们这群茫然的孤儿。大家虽然有些过错，甚至罪恶，但心眼儿都还挺好的。大家也决心日行一善，每人先学您一德，希望您能保佑我们。」半个世纪之后，陈之藩和胡适在天堂相会，相信不再寂寞了。

四、剑桥聊天录

1969年，在美国任教授的陈之藩获选到欧洲几个著名大学去访问，于是接洽剑桥大学，可惜该年剑桥大学的唯一名额已选妥。陈之藩不想到别的大学，索性到剑桥大学读博士研究生。

一到剑桥大学，每个人都叫陈之藩为陈教授，并在他的屋子前钉上大牌子：「陈教授」。在那里，陈之藩写下了《剑河倒影》。他说：「剑桥之所以为剑桥，就在各人想各人的，各人干各人的，从无一人过问你的事。找你爱找的朋友，聊你爱聊的天。看看水，看看云，任何事不做也无所谓。」

以我对陈先生的瞭解，他在剑桥最爱做的事自然是聊天。重读《剑河倒影》，我仿佛是在旁听一部「聊天录」。陈先生说，剑桥的传统，一天三顿饭，两次茶，大家正襟危坐穿著黑袍一块吃。每天同楼的人都可最少见三次，最多见五次面。「谁知哪一句闲谈在心天上映出灿烂的云霞；又谁知哪一个故事在脑海中掀起滔天的涛浪？我想剑桥的精神多半是靠这个共同吃饭与一块喝茶的基础上。这个基础是既博大又坚实的：因为一个圣人来了，也不会感觉委屈；一个饭桶来了，正可以安然的大填其饭桶。」

陈之藩聊天的对象都是博学之士，正合刘禹锡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他和各门各类人物聊天的故事，也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提供了活生生的例证。在〈风雨中谈到深夜〉中，他写道：「很多有成就的剑桥人，对于在风雨中谈到深夜的学院生活，都有一种甜蜜的回忆。比如怀德海、罗素、吴尔夫、莫尔、凯因斯、富瑞，这些是在一室中聊过多少夜的一堆人。他们的行，全不相干，但他们却有一种相同的味道。甚至那种味道影响到他们的名著的书名。怀德海与罗素的书叫《数学原理》，莫尔的书叫《伦理原理》，吴尔夫的书叫《政治原理》，凯因斯写《货币原理》，富瑞写的是《艺术原理》。不是一行，而味道如此相同，多半是因为晚上聊天彼此影响出来的。」

身在剑桥，陈之藩已然英国绅士的做派，骨子里却不时流露「中国情怀」。陈之藩去看邱吉尔的出生地和墓园，在一幅典型的英国风景画中，他忽然想起小时念的祖父论申包胥的文章：「四海鼎沸之日，中原板荡之秋，不有人焉，屈身为将伯之呼，则宗社沦沉，万劫不复。士不幸遇非其主，无由进徙薪曲突之谋。一旦四郊多变，风鹤频惊。」他连一个字也不必改，就可以说成邱吉尔。「当然英国的君主没有申包胥的君主有权。这里的‘主’可以解释成英国人民。我们看只要是英国岌岌可危时，邱吉尔一定是事先再三提出警告，而人民也一定不听他的。但等到草木皆兵时，邱吉尔却总是从容受命，拜阁登台，扶大厦于将倾，挽狂澜于既倒。」这样的奇思妙想也许只有陈之藩才想得出来。

同样妙的是，陈之藩整天东喝茶、西喝茶的，一位朋友劝他去打一下防肺病的针。他从未去打针。有一天，另一位朋友谈起凯因斯小时的家就在打防肺病针的那座楼的斜对面，他立时就去打针了。陈之藩显然对凯因斯十分心折，在其故居发怀古之幽思时，陈之藩更生怀乡之叹：「我常常想：我们中国如果有个剑桥，如果出个凯因斯，也许生灵涂炭不至于到今天这步田地。因为没有真正陶铸人才的地方，所以没有真正人才出现；因为没有澄明清晰的见解，所以没有刚毅果敢的决策与作为。」

有一回，陈之藩和朋友彼得在路上偶遇正在锁自行车的查理王子。陈之藩便同彼得讲了中国末代皇帝宣统在紫禁城里学骑脚踏车的故事，又继续讲了另一个故事：「那时候，电话刚发明，当然皇帝的皇宫里也装上了电话。皇帝想试试电话灵不灵罢，拿起电话筒来，却感到茫然；不知打给谁。他忽然想起他惟一认识的人是曾听过一个杨武生的戏的杨武生。于是只有向杨武生家摇通电话，大喊：‘来者可是杨小楼吗？’」每次看到这一段，我总忍不住放声大笑，仿佛看见陈之藩讲故事时天真的笑容。不想就在咱们中国人大笑之时，洋朋友彼得另有一番见解：「你觉得一个社会这样对待一个人，公平吗？」彼得举的例子是这位查理王子在每个学生都邀女孩子开舞会时，还未用腿走半步，刚用眼一扫，第二天即上了报。有汽车时，人家说查理王子招摇过市；骑脚踏车，却总跟来一群人，在旁指手划脚。「好像命运注定了该受寂寞的包围，寂寞像湿了的衣服一样，穿著难过已极，而脱又脱不下来，你说这不是社会在虐待一个人吗？」可见中英文化差别的微妙，并不是任何一方想当然便能体会。

在聊天、演讲、读书之间，陈之藩提出的论文颇有创见，被推荐到学位会，作为哲学博士论文。毕业时，陈之藩想起生平敬重的胡适：「适之先生逝世近十年，1971年的11月，我在英国剑桥大学拿到哲学博士学位。老童生的泪，流了一个下午。我想：适之先生如仍活著，才81岁啊。我若告诉他，‘硕士念了两年半，博士只念了一年半。’他是会比我自己还高兴的。」（《在春风里》序）

在陈之藩拿到博士学位的四年后，金耀基去了剑桥大学，写下了《剑桥语丝》。以我的观感，中国人写剑桥大学最妙的两本书是《剑河倒影》与《剑桥语丝》，可为「双璧」。陈之藩是电机工程教授，金耀基是社会学教授，写起散文都是独具一格的「文体家」。多年后，两人在香港中文大学成了朋友。

五、文艺复兴人

1977年，陈之藩在麻省理工学院担任客座科学家，当时他研究的是「人工智慧」。有一次，他偶然在大学图书馆看到香港中文大学招请电子工程系教授的广告，决定回到东方。香港中文大学电子工程系的创系主任是「光纤之父」高锟，陈之藩后来也担任了系主任。

陈之藩左手研究科学，右手撰写散文。他常对朋友说：「我现在不大爱看的，恐怕是几年后电脑在半秒钟即可解决的问题；而我爱看的，是一百年以后电脑依然无法下手的。回溯起来，罗素上千页的《数学原理》的成百定理不是由六十年代的电脑五分钟就解决了好多吗？可是罗素的散文，还是清澈如水，在人类迷惑的丛林的一角，闪著幽光。」

家国多难，斯文扫地。陈之藩不甘心地提起笔来：「我们当然对不起锦绣的万里河山，也对不起祖宗的千年魂魄；但我总觉得更对不起的是经千锤，历百炼，有金石声的中国文字。」

晚年定居香港，惜墨如金的陈之藩出了两本散文集：《散步》和《思与花开》。以文风而论，我不禁想起苏东坡的名言：「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从思想而言，我很意外陈之藩竟有多篇文章在讲政治，而且讲得让人茅塞顿开。2009年夏天，我到高雄访问余光中先生，提起同代散文家，余光中说：「陈之藩先生的散文不是要追求散文的艺术，而是用散文来表达他的思想，他有思想的高度，要言不烦。」以此言来论陈之藩的晚期文章，更是恰如其分。读《散步》和《思与花开》，我往往忘了文采之妙，而感佩思想之深，仿佛随著陈之藩的思想在散步和聊天。

陈之藩不仅写散文，还译诗。他翻译布莱克的不朽名句：

一粒砂里有一个世界

一朵花里有一个天堂

把无穷无尽握于手掌

永恒甯非是刹那时光

他在《时空之海》中说：「如果说只许用诗来说明爱因斯坦的时空观，也很难找出比布莱克这几句再神似的了。」后来杨振宁谈「美与物理学」时引了布莱克的原诗，注解就用了陈之藩的翻译。杨振宁与陈之藩是熟人。陈之藩有多篇文章写到杨，我印象深刻的是〈雕不出来〉，写的是熊秉明要为杨雕一个像，最终无法完功，没想到陈之藩的结论是「有些像，雕不出来，也许不是坏事」。有一次吃饭时，陈先生解释「雕不出来」的理由，竟让我许久忘了举箸。后来陈先生应杨之求写了一篇〈〈雕不出来〉后记〉，结论之奇令我差点喷饭。

熊秉明和吴冠中是留法的同学。我不只一次听陈先生赞赏吴冠中的艺术。后来我访问了吴冠中先生，等我将《访问历史》寄给陈先生，没想到陈先生的来信中有一段说：「有吴冠中在书内，我就高兴。吴是大画家呀！散文也写的漂亮！此人正直，诚恳。」

回想我们的聊天，竟有不少关于艺术的话题。有一次，我提到黄永玉很会讲故事，陈先生便从书堆里找出一本《比我老的老头》。我也问过陈先生如何看沈从文、台静农的「文人字」，他的品评很出乎我的意料。陈先生写得一手好字，我曾问他在香港有没有写毛笔字，没想到他说：「没有笔和纸。」顿了一顿，他又说：「以前我喜欢写对子。」脱口而出的对子，记得有「万里山河唐土地，千年魂魄晋英雄。」「不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后一个对子，我曾引在《世界知识公民》的自序里。

有一次，我们不知怎么提到「文艺复兴人」一词，便不约而同地聊到达·芬奇，这位天纵之才懂的学科实在太多了，可谓典型的「文艺复兴人」。我随口说，中国旧文人精通琴棋书画是常事，苏东坡也可看成「文艺复兴人」。这种比附只是一老一少的闲聊天，相对一笑也就罢了。

陈之藩的多篇文章让我产生了一种印象：在文艺复兴时代，科学与人文紧紧结合，而种种学科的界线乃是日后渐渐划成的。陈之藩不断讲述爱因斯坦的故事，让我感觉爱因斯坦就是二十世纪的「文艺复兴人」。当年爱因斯坦对一群小孩子说：

记住：你们在学校中所学得的那些了不得的东西是世世代代所积起来的工作，是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经过热心的努力和无穷的劳苦而产生出来的。现在这些东西都放在你们的手中，成为你们的遗产了。你们要好好地接受这份遗产，要懂得去珍惜它，并增加它，有一天你们可以忠实地把它交给你们的孩子。我们共同创造出永恒的东西，这便是我们这些会死亡的个人所以成就不朽的唯一方式。如果你们能记住这番话，你们便在生命和工作中找到了意义，并且你们也获得了怎样看待其他国家和其他时代的正确的态度。

如今重读这段话，我不禁想起陈先生聊天时的笑容。

在「专才」成群而「通才」寥寥的时代，陈之藩是东方的「文艺复兴人」。

陈之藩：1925年—2012年，河北霸县人。天津北洋大学电机系学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科学硕士，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曾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副研究员，休士顿大学教授，波士顿大学研究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电子工程系荣誉教授。著有电机工程论文百篇，《系统导论》及《人工智慧语言》专书二册；散文有《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蔚蓝的天》、《旅美小简》、《在春风里》、《剑河倒影》、《一星如月》、《时空之海》、《散步》、《思与花开》等。

本文参考书目：

《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陈之藩著，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蔚蓝的天》，陈之藩著，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旅美小简》，陈之藩著，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在春风里》，陈之藩著，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剑河倒影》，陈之藩著，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一星如月》，陈之藩著，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时空之海》，陈之藩著，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散步》，陈之藩著，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思与花开》，陈之藩著，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编著，新星出版社2006年10月第一版。

本文原载于《思想》第22期《走过八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