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义清:公民受教育权的宪法保障与司法救济

——教育侵权纠纷诉讼解决新机制探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0 次 更新时间:2012-12-13 21:3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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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义清  

  

  【摘要】宪法对公民受教育权的保障带有根本性。教育法等部门法则是宪法关于公民受教育权保障性条款的具体实现形式。“齐玉苓案”昭示:当公民受教育权被侵害而穷尽了其他法律手段仍不能获得必要救济的情况下,宪法理应成为公民基本权利实现的可靠基石和最后屏障;“罗彩霞案”则表明:在诉讼事由明确和相关法律依据充足的前提下,法院首先应当适用部门法条款而不能动辄启用宪法条款作为裁判教育侵权纠纷案件的直接依据,以防止公民基本权利宪法保障手段的“泛法律化”。就现阶段频发的类似教育侵权纠纷而言,合理的司法救济渠道和诉讼解决机制不仅仅体现在宪法条款的司法适用效力应当由谁来解释以及应当如何去解释,更在于我国专门的教育纠纷诉讼解决机制尚付阙如,亟需在尊重中国现行司法体制的基础上借鉴域外有益经验有步骤地建立起来。

  【关键词】受教育权;宪法保障;泛法律化;教育诉讼

  

  现阶段,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推进,公民受教育权的内涵得以拓展,其法律保障的制度化水平明显提升。与此同时,各类教育纠纷不断凸现,新情况和新问题纷至沓来。尤其是最近十年来,以“齐玉苓案”和“罗彩霞案”为典型代表,公民受教育权的纠纷解决方式尤其是司法救济途径问题的探讨走到了学术研究的前台。如果说,“齐玉苓案”十多年来一直饱受人们争议的话,尘埃未定的“罗彩霞案”亦引起了公众的瞩目。问题的解决并没有终结,相关纷争也没有消解,[1] 翻版的“齐玉苓案”或“罗彩霞案”仍频频出现,[2] 公民受教育权的法律保障和司法救济途径面临重重困境。本文拟重拾“齐玉苓案”和“罗彩霞案”中的一些疑难问题进行检讨,并就中国教育侵权纠纷诉讼解决机制进行反思,希望能探求一种更为可欲的公民受教育权司法救济途径。

  

  一、从“齐玉苓案”到“罗彩霞案”:公民受教育权的法律保障和司法救济途径考察

  

  2001年8月23日,山东省高院审结的全国有名的“齐玉苓案”,其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专为此案作出的一个司法解释,即该院法释〔2001〕25号《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其中明确规定:“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3]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该《批复》判决:被上诉人陈晓琪、陈克政应支付齐玉苓因受教育的权利被侵犯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和相应的间接经济损失赔偿金以及精神损害赔偿金共计10万余元,被上诉人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等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就此案来看,齐玉苓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及其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救济,取决于其起诉的事由是否成立及其相应的法律依据是否充足。其中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作为宪法规定的公民受教育权应当如何加以保护。正如学者评价道:“以民事方式作为对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的救济手段,《批复》完善和丰富了我国公民宪法权利的司法保护途径,具有重大意义。”[4] 当然,也有学者针对宪法司法化理论进行了尖锐的学术批评。认为此案根本就不宜适用宪法,宪法的司法适用不仅误解了我国宪法的立法实施和行政实施机制,容易产生宪法理论上的混乱。[5]

  值得关注的是,2008年12月18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专门下发公告:自2008年12月24日起废止2007年底以前发布的27项司法解释。其中就包括该院之前就齐玉苓案所作的《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学者认为:“废止齐玉苓案‘批复’有利于我国的宪法适用回到现行宪法确定的路径上来,也有利于以后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准确援引宪法条文。[6] 亦有学者指出:“宪法案例中的裁判理由不具有拘束其他国家机关的效力,所以基于情势变更原则对其进行改变是可以的……最高院废止齐玉苓案批复,该废止对齐玉苓案本身不产生溯及力。”[7]

  与“齐玉苓案”惊人相似的是,2004年,王佳俊和罗彩霞在湖南邵东一中同时参加高考。罗彩霞的总成绩为514分,王佳俊的总成绩为335分。王佳俊之父王峥嵘则通过伪造罗彩霞的户口迁移证等手段,使得王佳俊冒用罗彩霞之名被贵州师范大学录取。王佳俊继而冒用罗彩霞之名进入贵州师范大学就读。2008年,王佳俊还以罗彩霞之名办理了毕业证、学位证、教师资格证等相关证件。2009年3月,时为天津师范大学学生罗彩霞在申办开通网上银行业务时发现身份证号被他人冒用,遂以姓名权、受教育权受到侵害为由,将王佳俊、王峥嵘、杨荣华、湖南省邵东县第一中学、邵东县教育局、贵州师范大学、贵阳市教育局、时任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院长之职的唐昆雄等被告诉至法庭,请求法院判令王佳俊停止侵害原告姓名权、受教育权的行为,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并要求其他被告承担连带责任。[8]

  2009年10月26日,湖南省邵阳市北塔区法院对王佳俊冒名顶替罗彩霞上大学案作出一审宣判,王佳俊的父亲、湖南省隆回县原公安局民警王峥嵘犯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与原犯的受贿罪所判处的有期徒刑3年刑罚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4年。同时,该案的民事诉讼程序也相继启动。2010年8月13日,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在湖南省长沙市开庭审理此案。庭上,经过法官努力调解,诉讼各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王峥嵘给付原告赔偿金4.5万元,原告放弃其他诉讼请求,双方无其他争议。该案以原、被告方握手言和而告终结。

  与“齐玉苓案”略为不同的是,“罗彩霞案”发生以后,当地的教育行政机关和有关党政机关亦采取了相应的处理措施。案件当事人当年的高三班主任张文迪在案发后即被邵东县纪委实施“双规”;教育行政部门在查清案件事实情况的基础上依法吊销了冒名上学的王佳俊毕业证、学位证、教师证等;教育部随后也下发通知,要求各地高校及教育行政部门“对骗取高考加分资格或企图冒名顶替入学的新生,在取消其入学资格的同时,要配合有关部门一查到底,坚决依法惩处幕后指使者或非法中介机构,“发现一起、曝光一起、查处一起,态度坚决,决不手软”。[9]

  从上述两个案件的审理情况和处理结果来看,当事人的诉讼事由都涉及公民的受教育权。在司法程序上,“齐玉苓案”仅仅适用了民事审判程序,而“罗彩霞案”不仅适用了民事审判程序,而且涉及到刑事审判程序;就案件终局处理及其适用的法律依据而言,“齐玉苓案”适用的法律依据是我国现行宪法相关条文,“罗彩霞案”适用的法律依据则是教育法等具体法律条文。上述案件随着司法程序的终结看似划上了句号。然而,就类似案件尤其是“罗彩霞案”中审判机关的诉讼解决方式和实际效果来看,法院对相关责任主体和诉讼事由的模糊化处理、司法判决对有关问题笼统的回避,加之当事人调解结案的方式,都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疑问。[10]

  

  二、公民受教育权的法律属性及其相应的保障性依据

  

  公民受教育权受侵害构成以上两案当事人的诉由。人民法院是否应当以及应当如何支持当事人的诉讼请求,首先需要辨析的就是公民受教育权的法律属性。公民受教育权属于公权利还是私权利?它属于宪法权利还是民事权利?至少到目前为止,相关的认识分歧仍然没有澄清。如果按照“公权利”来定位的话,受教育权的权利主体为公民,义务主体就是国家。政府必须以积极作为的方式保障公民这一基本权利得以实现。我国的义务教育制度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我国传统的公办教育体制无疑也具有类似的特征。[11] 然而,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尤其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和施行,我国民办教育进入到了一个快速发展期,教育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公民受教育权的私权化性状也开始显现。作为私权利范畴的公民受教育权在本质上是平等权和自由权,其实就是公民的一项重要的民事权利。正如“齐玉苓”案一审法院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所认定的:“原告齐玉苓主张的受教育权,属于公民一般人格权范畴。它是公民丰富和发展自身人格的自由权利。”该理论推演虽然是法院对民事权利所作的一种扩张性解释,但它无疑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尽管如此,从法条主义的角度来看,我国民法通则及相关的法定解释的确没有将受教育权纳入到作为民事权利的人格权范围内,以至于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1〕25号《批复》体现的就是: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司法机关之间认识分歧尚且如此,学界的理论纷争更是莫衷一是。

  公元18世纪末,法国的爱尔维修最先提出受教育乃“人的权利”,同时代的巴贝夫进一步论证了受教育权乃人的“原始权利”,从而使得受教育权获得人权的理论说明。近代以来,受教育权在资本主义国家大量“入宪”,成为公民的“基本权利”。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即将受教育权作为一项公民基本的社会权利加以规定。二战以来,受教育权也开始进入国际人权法领域,成为现代国际人权公约所普遍确认和保护的经济社会权利。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六条第(一)项就明确规定:“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而对一切人平等开放。”第21届联合国大会1966年12月16日通过并于1976年3月23日生效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将受教育权提升到“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时间以及任何条件下都必须加以保障的基本人权”的高度。[12]

  我国现行宪法第46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1995年3月1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9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该法第36条明确规定:“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权利。”该法第77条明确规定:“在招收学生工作中徇私舞弊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退回招收的人员;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该法第80条也规定:“违反本法规定,颁发学位证书、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的,由教育行政部门宣布证书无效,责令收回或者予以没收;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取消其颁发证书的资格。”该法第81条还明确规定:“违反本法规定,侵犯教师、受教育者、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9条也规定了:“公民依法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受教育权属于基本人权的一种,作为基本人权,它是与劳动群众的劳动权或者是生存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13] 确切地说,受教育权属于社会权的范畴,政府应对公民受教育权的实现承担责任。其中,宪法对公民受教育权的保障带有根本性。教育法等普通部门法则是受教育权宪法保障方式的具体实现形式。从本质上看,现代教育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属于社会法的范畴,从属于宪法,是宪法的子法,以受教育权的保护和规制为核心的现代教育法无疑是公法与私法的兼容。故而,“教育法到底属于公法抑或是私法”、“在宪法上通过追究民事责任来实现保护公民受教育权是否会导致宪法私法化”诸如此类的“问题”无疑就属于“假问题”。[14] 教育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教育的发展程度最终决定于社会的发展水平,经济的长足发展无疑是公民受教育权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为此,一个国家的政府必须尽最大的努力采取行动发展经济,并使其对受教育权的实际保障水平不低于其真实能力所应当达到的保障水平,使得教育的发展同步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义务能力的发展。

  

  三、教育侵权纠纷司法裁判中的法律适用及其宪法原理

  

  基于前文的分析,我们不妨回到“齐玉苓案”和“罗彩霞案”两个案件适用的法律依据不同点的原因作一考究。比较有说服力的理由就是:“齐玉苓案”中当事人的侵害行为发生于1990年,而我国现行《教育法》1995年9 月1日起才开始正式施行。按照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法院不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来裁判此案,而我国的民事权利中的人格权难以包容受教育权这一基本权利,才不得已而“援引了宪法条款”。“罗彩霞案”则发生在教育法生效实施以后,故法院和有关部门可以直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相关条款对此案进行处理和作出裁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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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厦门大学法律评论》(CSSCI来源集刊)2012年卷总第20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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