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重要的大会之一，是中国面临三千年之大变局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的大会。这次大会，继往开来，凝聚了世人的期盼。在十八大之后，相信政治体制将会在以下方面有重大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将步入改革快车道。
一、进行政治实践是检验政治真理标准的思想大讨论。思想是前提，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声。在中国，任何一次重大改革都伴随着一场大讨论，都有理论上的交锋，通过理论上的交锋、思想上的辨谈、价值观的激荡。每一次中国的思想解放都给中国带来了新面貌、新气象。真理标准大讨论、市场经济大讨论、姓社姓资大讨论都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改革的进程。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的中国，没有思想上的解放，就没有真正的政治大国。没有民主思想上的解放，就没有以民主为取向的政治改革。思想解放使人们进行了政治新视野，形成政治新观念，进行政治新世界。没有思想的争论改革会成为跛足改革，很容易在政治改革和政治实践中失去方向。不争论是智慧，争论更是智慧，真理越辩越明。在争论中放下历史包袱，不走回头路。在争论中避免政治体制的暗礁和险滩，化解政治改革风险，使改革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政治体制改革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还是实事求是地往前走，都是绕不开的论题。往左走，回到“文化大革命”是走不通的。往右走会遇到传统的阻碍，在实践中有扭曲变形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只能实事求是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这只有通过解放思想、思想交锋才能取得共识，才能避免政治体制改革误入现代化的陷阱。
进行政治真理标准大讨论就必须正确对待西方政治文明成果。马克思主义就是西方政治文明的成果，其政治主流价值观是自由，《共产党宣言》里强调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条件是人类的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也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表明民主自由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共享的价值。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说要大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就包括政治文明成果。正确对待西方政治文明成果是一个政党是否走向现代化的一个试金石，是一个社会是否融入世界潮流的基本标志。中国不但处在世界潮流的冲击中，而且处在民主圈的核心包围中。中国身处亚洲地缘政治的核心，东西南北都在建民主，唯有朝鲜还处于专制中。民主潮流不可挡，民主圈子不可破，顺应世界大势，在民主圈子内利用后发民主优势，充分借鉴政治文明成果，充分利用各大洲在建民主过程中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经验显得更具紧迫性和可行性。
进行真理标准大讨论就必须正确对待和利用好现有的政治思想资源。中国已经有了较为丰富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合法资源，这主要包括：一是抗战时强调的民主资源；二是马克思的民主社会主义的资源；三是中国签的《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普世价值资源；四是改革开放的民主理论资源；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资源；六是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对这些理论资源进行整合，就会形成非常丰富的理论体系。
二、捍卫宪法尊严是一个执政党的基本使命。改革开放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在于宪法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上访制度、劳教制度、司法制度的实践超越宪法规制和约束。强惩土地、强制拆迁破坏了宪法规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纵观世界各国，确立国家秩序，就是确立宪法秩序。宪法有成文宪法和非成文宪法，成文宪法以美国为代表，非成文宪法以英国为代表，在现代社会，宪法基本上都是成文宪法。宪法给公共权力立规矩，给公民权利立规范，给国家立秩序。对于中国而言，宪法还给政党确立了活动的界限，给政党立规矩。有了宪法并捍卫宪法，社会就会有良序。一个国家的尊严取决于宪法，一个民族的尊严取决于宪法，一个政党的尊严取决于宪法，一个公民的尊严取决于宪法，如果宪法没有尊严，如果宪法之上还有权力和政党，那么宪法就会成为权力和政党的工具，甚至成为个别人实现政治野心的工具。宪法之上无党法，宪法之上无权力，是宪法尊严的标志。现代政治就是政党政治，政党的捍卫宪法方面具有特殊的使命和作用。一个政党的任务除了在经济上推动经济发展，在社会上推动和谐社会建设之外，在政治上的一个基本使命和神圣职责就是捍卫宪法的尊严，使宪法成为人们的政治圣经。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就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员在遵守宪法和法律方面必须起模范带头作用。以党治国，党政不分是对宪法尊严的侵犯。
三、在秩序规则内解决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两极分化严重、特权现象普遍存在破坏了基本的公平正义。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解决公平正义的基本方式是平均主义，等贵贱、均平富。传统的公平正义带来的往往都是非公平正义，追求公平正义导致南辕北辙，原有的公平正义被打破，新的非公平正义又产生，因为要求公平正义的农民起义靠权力，建立公平正义也靠权力，权力在打破旧公平正义的同时又建立了新的非公平正义。在奥维尔的《动物庄园》里，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一种动物例外。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所有的臣民都是平等的，但皇权除外，新皇权打破了旧公平正义，又建立了新皇权本身的非公平正义。中国的其兴也悖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与公平正义不彰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打破周期率靠民主，更要靠法治，靠规则。同样，解决公平正义同样需要靠民主法治。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的思路就是制度思路，必须建立民主法治制度才能解决公平正义。在罗尔斯看来，公平正义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平等的自由，一个是机会的均等，一个社会的不平等，必须有利于社会的最少受惠者，公平正义具有词典式排列的特点，即平等的自由优于机会的均等，平等的自由具有优先性和不可妥协性，且不能与社会利益作任何交易。能保证公平正义的只有宪政民主。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观对中国的重要启示在于，制度是决定公平正义的前提和保障，没有宪政民主制度，没有宪政规则，公平正义即使存在，也可能失去。权力是公平正义的最不可靠的保障，当权力陷入公平正义的时候，就会成为公平正义的蚕食者和掠夺者，造成社会最大的不公，甚至如托克维尔所说的法国大革命一样，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
四、让权力在阳光下行使。权力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绝对权力必然为恶。绝对导致绝对滥用和绝对腐败，薄熙来事件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一个微笑、一块手表都会引发官场地震，权力滥用已经达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解决权力滥用和腐败必须调整思路，把重点转到宪政制度建设当中来，让权力真正在阳光下运行，创造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宪政民主制度。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权力为善与为恶的问题，只能防止权力为恶，并不能保证权力勤政，还有可能出现懒政，权力无所作为。因此限制权力是消极的，激发权力的活力是积极的，让权力积极运作，必须承认政治人的角色，政治人如同经济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一样，政治人也会追求自己的政治利益最大化，即政治人除了追求政治理想之外，还有个人的利益、名誉、尊严和地位的追求。承认政治人，给政治人以约束，让权力在规范法治的轨道运行，同时让政治人合理合法地追求政治理想、政治利益，使政治理想与政治利益统一起来，这样既可以防止权力滥用，又可以使权力勤政。这就需要让笼子里的权力充满阳光，让权力在阳光下补钙杀菌。为此，必须回归媒体本位，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自由观，有效地监督权力。尤其是要发挥新媒体的作用，诸如网络媒体、博客、微博的作用，使所有人都成为权力的监督者，成为政治的参与者，成为政策民意的凝聚者和反馈者。让每一个人感受到参与政治的价值和尊严。
五、政治体制改革在技术层面展开和突破。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理论，更需要政治技术。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理论，更需要实践操作的勇气和智慧，恐惧和想像甚至成为阻碍政治体制的心理因素。亨廷顿说一个成功的政治家是把渐进改革与闪电战术相结合的政治家，革命家常有，政治家不常在，具有稀缺性。政治技术是一门高超的政治艺术，这种高超政治艺术的行使需要精英的顶层设计，也需要民众的觉醒，要运用精英与民众的两种力量适时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既要主动出击，又要顺势而为。既要无为而治，又要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既要搞争论，也要不搞争论，在技术层面不争论，在大原则上要争论。顺便提及的是，应适时地废除劳教制度、取消上访制度、削弱政法委功能，落实好宪法规定的司法部门的具体功能，使司法守住公平正义的底线，使司法人员忠实于法律而不是忠实于组织和个人。
六、正确处理执政党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在这方面，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已经做了重大的理论探索。邓小平强调了正确处理党和政府的关系，主张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党政分开，改变权力集中与党的政治格局。党和政府的关系是执政党利益与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国家利益需要有政府来实现。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但有永远的国家利益。现在执政不等于将来永远执政，国共两党对于执政都有长远的认识，所以在执政党之上还有国家，不是在国家之上还有执政党。现代国家为政党提供了活动的范围和限制。从原则上说，执政党利益与国家利益是统一的，但也会发生矛盾。当执政党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执政党的利益要让位于和服从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的实质就是人民利益,执政党的利益服从和服务于人民利益，使执政党真正成为人民服务的工具而不是人民成为执政党的工具，国家成为执政党的工具。
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中国经济大发展的三十年，也是政治体制从适应经济发展到不适应经济发展的三十年，政治体制改革必然成为人们关注的重中之重，焦点之焦点，期盼中的最大期盼，这有历史和现实的必然合理性。十八大之后的十年必然是全面改革的十年，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改革改革相适应，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人民的民主要求相适应。否则，不改革死路一条，改革慢了也是死路一条，改革快了更是死路一条，与经济发展相一致，与人民的民主要求相一致，才是活路一条。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共赢的改革，是正和博弈的改革，是成本最低化、收益最大化的改革。
(《瞭望中国》第185期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