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佳慧:生活有多奇 乡土告诉你——评王建和小说《玉茭子开花一撮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2 次 更新时间:2012-11-12 09:45:27

进入专题: 王建和   乡土  

张佳慧  

  

  在21世纪以突飞猛进的姿态所展示的大众娱乐和消费狂欢中,越来越多的传媒有意无意地对与乡土相关的内容进行遮蔽过滤,给我们造成一种似乎中国乡土已然不复存在或早已今非昔比的假象。加之城市地产商对郊区土地的大规模扩张入侵以及与之相呼应的“新农村建设”早已势不可挡,一种表面光鲜的海市蜃楼般的“伪都市化”叙事也随之应运而生,此类文学影视作品不胜枚举,而背后逼仄褴褛的真相则无人问津。大家以彼此心照不宣的方式将中国乡土集体遗忘,以为从此便可安享太平,顺利完成都市化的转型,甚至迅速与国际接轨。而现实终究无从掩盖,即使许多人掩耳盗铃视而不见闭目塞听甚至自欺欺人,乡土仍昭然若揭,真实地裸露着它原生态的本来面目。基于此,我不得不对乡土的书写者永远心存敬仰,尤其对那些呈现了被遮蔽的乡土生存景象的书写者更是爱慕有加。因为从认知上讲,他们没有有意忽略这个农耕社会“沉默的大多数”;从思想上讲,他们的目光越过了那些“伪都市化”的迷障而直视生活的本真,这种凝视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

  王建和便是这样一位书写者,他的《玉茭子开花一撮毛》(见《漳河文学》2010年创刊号)中蕴含着人们所熟知的乡土生活,却并未停留于客观的呈现和琐屑的叙述,而是作了“陌生化”的艺术处理,在将个体经验提升为普泛经验的同时,将一种无处不在的根植于乡土之上的狂欢精神熔铸其中,最终打造成一道不可多得的,奇异的乡土人文景观。毫不夸张地讲,这个小说文本很好地实现了乡土性与现代性的有机结合。

  我们不得不承认,古老华夏漫长的农耕文明所形成的乡土社会文化有着博大强劲的原始生命力和固有的生存秩序,乡土社会有着千百年来自身发展演变所秉持的颠覆不破坚不可摧的秘笈所在。毋庸讳言,乡土是纯朴温厚的(因此常被赋予家园的意味),但同时也是藏污纳垢的,其中的单纯性和复杂性足以构成无数悖论,我们不妨来逐一分析。

     

  一、乡土技艺

    

  “每个人都必须靠卖点什么活着。”张爱玲一针见血地道出生存的残酷规则,并进一步解释说,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写作者和妓女是没有太大区别的,“有好的身体,便以身体悦人,有好的思想,便以思想悦人。”当然,她说的是都市的生存规则,在乡土社会中则既无写作者更无妓女这种职业。对于农民来说,最拿手的技艺莫过于做一个“全能受苦人”,这个想法对于农民来说既天经地义又必不可少,得儿泉的李起户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犁耧耙耱,种锄割打的全能技艺来自父辈李猴儿的家传祖训。然而,当全能受苦人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受苦的资格,这个全能受苦人的价值也就随之消失了。在那个土地收归国有,家家户户吃大锅饭的年月,李起户遭遇了和父辈一样的尴尬——一个全能受苦人居然不能靠种田养活自己。

  农民是最务实的一群,他们从小耳濡目染,所受的启蒙教育和由此形成的价值观往往直接来自父辈的言传身教,而这种价值观的核心自然首先必须具备应付生存的能力才有实际意义,否则便会自动土崩瓦解,他们一贯的讲求实际在此发挥着无师自通的核心作用。当全能受苦人不能解决吃饭问题时,李起户马上总结出了“要活,光靠正本事不够”这样的实用哲学并执意要与父亲学偷玉茭。

  这偷玉茭听起来简单,实则隔行如山,有颇多讲究,此中门道一点也不亚于名门正派的武林高手或行走江湖的独门暗器。

  首先要舍得两处地方,脸和屁股,因为无论如何偷也不会成为一种高尚的职业,屁股则是防备一旦被擒要舍得挨板子;再就是被擒之后喊还是不喊,什么时候喊,怎么喊,这里面都有学问,颇似反侦察之类的心理学;当然最讲究的便是偷的技艺:

  李猴儿这就开始将过日子的弥补手段传授儿子,敛气提心,身子发轻,脚边碾地如车轮。过枯叶如过刀林,触枯叶不响如触利刃而不伤,全在触似不触,轻触缓离,得练得全身皮肉如眼皮一样灵动,眼皮能一遇尘土就自己闭合,全身皮肉也要一挨小叶就有警觉,等碰响了就迟了。这是道上,下玉茭要想没声儿更难,过来看着,万万不能掰,这是飞刃刀,贴着秆儿斜刺里削……李猴儿边解说边示范,一个个玉茭棒子在手中无声断裂,装入麻袋。

  所谓“一物降一物”,有盗贼自然就得有保卫。与李起户相映成趣的便是同样来自祖传家训的马铁山,不光继承了父辈的五大三粗,魁梧强健,也继承了祖传的独行本事——耍轱辘,吃饭家伙便是一根尺六长的“二八轱辘”和一身功夫,这其中当然也是大有讲究的。

  二八轱辘是铁山的打人家伙,紫红幽幽的,肉滑滑的,谁也弄不清什么木质,说是祖传,其实就是一根尺五六长的短棍。不用时藏在袖管里,用时哧溜滑出,正好照偷家屁股冷不防抽去。要叫铁山用真功,这下子就把那家伙打死了。打偷家不能用真功,得用假功。假功并不假,一棒打入皮肉,叫咋疼就咋疼,叫咋肿就咋肿,叫躺几天就躺几天,全由手上功夫酌情控制。

  铁山从十岁开始打沙堆练功夫,挚劲一轱辘抽下去,深深陷在沙里拔不出,马楞子照屁股就是一脚。使劲儿拔出再打下,又拔不出。马楞子牛眼一睁,夺过二八轱辘照准半人高的沙堆轻轻一抽,黄沙像两扇翅膀一样向两面飞起,未等飞沙落下,而轱辘已悬在空中。铁山一震,接了轱辘继续抽打。到十六岁时,铁山也能将沙堆劈开如快刀切豆腐。马楞子倒背双手,绕沙堆一圈,脸仍凶着不予首肯,抓过轱辘狠狠一抽,轱辘触沙堆如触橡皮一样轻轻弹起,随口说道:”这是假功,比真功难练,重打轻抽,打偷家时该伤皮伤皮,该伤肉伤肉,不能伤了筋骨,制偷家全凭这手,打不疼不行,打得不能动了你背他呀!”铁山默默接了轱辘,又着手练假功。

  受世代吃耍轱辘饭的影响,马铁山从骨子里看不起全能受苦人,他从不认为种地也是一项技艺,他甚至连看镢锄的眼光都是鄙夷的,他只为自身独享的轱辘功自豪,认为那才是具有含金量和威慑力的真正技艺。但再高的技艺也必须棋逢对手,因此他必须承认偷玉茭是一门技艺,否则他的轱辘功便失去了意义。因此,他与李起户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地成了得儿泉的一对活宝冤家,他们彼此提防,彼此成全,既心照不宣又相互敌视,乐此不疲地做着他们永不停息的“猫和老鼠”游戏,时而险象环生,时而有惊无险,在得儿泉上演着一幕幕惊心动魄的“躲猫猫”闹剧。应该说,只要生产队一日不解体,这个游戏就一日不会完结,也算各凭自己的技艺吃饭。因此,整个得儿泉让马铁山看得起的大偷家也就李起户一个,至于小偷小摸的小勾当他认为根本不配来劳驾他。

  那些小偷家真让铁山一百个看不上,窝窝囊囊的不敢用大麻袋,一见照田人就吓得磕头拉稀屎。一小布袋玉茭子,偷不值偷,抓不值抓,押个扛小布袋的偷家沿街走,不能引得一街两巷人大惊小怪撵着看,也不能使治保主任满意地点一下头。

  天长日久,这哥俩居然培养起了一种难得的默契,当李起户被擒时他赶紧说:

  “你不敢咒我死,我死了,你活在这世上还有球意思?年年秋天吃逍遥饭,凭谁?” 来可见他对对手的心理和各自的价值颇心领神会。而马铁山也不例外,当他将李起户痛打在床之后,马上便心生悔意。

  打坏了大偷家,铁山就少了个好对手。好照田人缺个好偷家周旋,就象使劲挥起轱辘却没个抽打目标一样,空落落的很不痛快,就更加后悔不该跟李起户动真的。

  质而言之,技艺从物质层面来讲首先在于谋生,其次从精神层面来讲便是获得认可。马李二人对此有本能的领悟,博弈是需要对手的,作为掌握秘密武器的神勇者,一旦失去了发挥效力的舞台,宛若一个身怀绝技的江湖大侠遭遇了江湖帮会的解散,沦为散兵游勇。他们都害怕英雄落寞,陷入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因此在感谢自己对手的同时也都心照不宣地互留一手,而绝不会过犹不及。这同样是中庸文化在乡土社会中的集中体现。

  

  二、乡土秩序

    

  社会学家费孝通曾将乡土社会称为“熟人社会”和“无讼社会”。意为乡土社会有着密集的人际关系网和以此为基础的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人们自觉或无意识地遵循着“金字塔”式的社会等级制度,这个等级制是以现代行政权力和血缘宗法制度纠结混合而成的。对于得儿泉而言,在大锅饭时期,最高权力代言人莫过于队长王云则,因此形成了以队长王云则和治保主任一干人等为首的,代表公权和多数人利益的小集团。他们除了组织村民参与集体劳动之外,还有每到秋天便雇佣像马铁山一样的人来护秋,专门对付如李起户之类的大偷家。当然,这是以公正的名义对不法之徒予以惩戒。

  而在规则之外却还有许许多多乡土社会的潜规则,并且人们发现,较之规则,潜规则有时发挥着更大的效力。比如多数农民认为,种粮人拿粮不算偷,想活肚子可就不能活脸面。因此形成了防靠大家防,偷靠大家偷的“一条龙”游戏。结果靠贫下中农、靠民兵、靠红卫兵都靠不住。最终靠了铁山,让他们先吃饱再照田,类似现在的“高薪养廉”。但领导还是忽视了“腐败”的诸多根源,对于铁山来说,肚子问题是解决了,但“腿肚子”问题却没解决。

  最惹眼的是那两卦瞥鼓鼓的腿肚子,都说那里面全是装着他取之不尽的儿子们,那些儿子们找不上地方打发,只好在身上拥挤堆积。有人拿这话直接逼他,铁山一楞,俺儿?爹在时说这些暴起的疙瘩里全是功,日他娘的原来爹是给他娶不上婆姨日哄他?

  因此,当铁山遭遇了李起户的替身——老婆来好时,“腿肚子”问题便一举而成当务之急,“吃了人家的嘴短”,尤其对铁山这种资深光棍,性无异于一种施舍,因此这个乡土社会的潜规则再次有效地发挥了作用,结果是铁山帮来好扛着玉茭回家,来好倒像是押着个人赃俱拿的贼。

  尽管乡土社会的等级制本质是不会变的,但依然要受到时代风潮的冲击,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社会结构中的人却是动态的。一夜之间,包产到户,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土地份额重新划分,权力集团大洗牌,王云则沦为平民。这时的李起户才真正显现出一个全能受苦人的价值,很快成为种田大户。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和网络关系也由王云则(队长)→马铁山(照田人)→李起户(大偷家)变成了李起户(种田大户)→马铁山(照田人)→王云则(破坏分子)。乡土社会的等级制度没变,甚至马铁山的角色也没变,只是服务对象变了,李起户由只能靠偷玉茭子来维持生存的大偷家摇身一变为光明正大名副其实的种田大户,而且还堂而皇之地雇佣了马铁山做照田人,而王云则则在一夜之间由权力的顶峰跌至谷底沦为一介平民,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促成了他的红眼病和报复心理,最终成了写大字报和毁青苗的破坏分子。这一戏剧性的转变说明乡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在于人们对等级制度的认可以及对随时洗牌的习以为常,农民的讲求实际培养了他们“有奶便是娘”的惯性,至于谁是雇主并不重要。而作为从各种社会风潮夹缝中摸爬滚打出来的李起户,尽管对种田有着充分的自信,但对走马灯似的社会变革却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他对贴大字报和毁青苗的行为既恨又怕,生怕有朝一日自己这个新兴的“地主阶级”又成了斗争的对象,真的应验了王云则的话“吃二遍苦”。委婉地说明了一方面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另一方面却是土地政策和私人财产的缺乏保障。这里尽管选取了横截面的写法,反映的是从吃大锅饭到包产到户这个转折时期的故事,却很容易引出人们对中国农民、土地以及整个农业问题的深层思考。

  新中国取消了乡绅制度,模仿苏联老大哥搞集体农庄吃大锅饭,结果是极大地扼杀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致使挨饿;包产到户改革开放之后,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肚子问题解决了,可农业现代化却遥遥无期,一家一户的小农作业很显然不利于机械化大生产的推行,只能依旧维持小农作业的现状,这势必在国际竞争中遭遇淘汰出局;果然,“谷贱伤农”,土地荒芜,农民挤进城市变成了农民工,又引发了诸如城市治安、农民工讨薪、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等系列问题,这些都需要有良知的作家媒体多方关注,以期从根本上得以解决,而不是选择集体遗忘与自觉遮蔽,这无异于助纣为虐,为虎作伥。

  

  三、乡土精神

    

  尽管伽达默尔的游戏说与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具有多义性、繁复性和未完成性的特点,但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面,首先,他们将生活模式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常规的,十分严肃而紧蹙眉头的生活,服从于严格的等级秩序,充满了恐惧、教条、崇敬、虔诚、恪守与顺从;另一种则是广场狂欢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充满了对一切神圣物的亵渎和歪曲,不敬和猥亵,同一切人一切事的随意不拘的交往。而后一种明显带有广场狂欢精神的生活很多时候是与乡土的鲜活、原生态、不受太多束缚紧密相连的。据此,他们所倡导的狂欢精神也同样具有两个层面,首先是在尘俗的层面,他们几乎矫枉过正地强调下部、物质性、平民性等狂欢特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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