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好汉多半是草莽英雄，其中也不乏出身高贵的官宦子弟。若论出身高贵，没有谁能与柴进匹敌，因为他是五代后周皇帝柴荣的嫡派子孙，身上流淌后周皇家的血液。
柴荣是后周第二代皇帝，史书称之为周世宗。周世宗柴荣雄才大略，在位期间励精图治，锐意进取，很有一番作为。遗憾的是，他尚未完成统一天下大业，就于37岁英年早逝；更不幸的是，他驾崩之后，孤儿寡母控制不了局势，以至于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使柴家的江山社稷变成了赵的。
不过，宋太祖赵匡胤还算比较君子，非但没对后周皇族赶尽杀绝，反而觉得从孤儿寡母手中篡夺皇位不够意思，因此给予人家一个优惠政策——敕赐誓书铁券。这个誓书铁券，对于柴家子孙来说，无疑是宝贵的护身符；它意味着经济特权，凡是柴家拥有的领地田园，土地收益归其已有，不必缴纳皇粮国税；它意味着刑事豁免权，哪怕柴家子孙犯了死罪，只要拿出誓书铁券，就可以免于杀头。
正是有了宋太祖的誓书铁券，使得失去皇位的柴家不仅免遭清算迫害，而且演变为一个贵族世家。从宋太祖到宋徽宗，历经八代皇帝，对柴家的优惠政策保持不变。尽管历代柴家子弟渐渐远离京城，不再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是他们善于经营产业，能够过着锦衣玉食的富足生活；到了柴进名下，不仅在沧州拥有大面积的田庄，而且还有大量的金银财宝。最难能可贵的是，在继承了丰厚家产的同时，柴进身上蕴含着贵族的精神品格，言行举止颇有贵族风范。
毫无疑问，在所有梁山好汉当中，柴进是最具有贵族气质的。不可否认，作为水浒人物，柴进身上也有江湖气。可惜，柴进的江湖气主要是小说作者刻意赋予并大加渲染的，由于对他的贵族气缺乏深刻的认识，作者只是轻描淡写勾画其贵族风貌。也难怪，柴进喜爱与江湖好汉打交道，并时常资助他们，所以被他们误以为是自己的同路人；最后江湖好汉居然将他拉进了江湖，于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哪怕你不江湖也江湖了。后世读者，往往以江湖眼光和江湖价值看待柴进，并没有充分品味和阐发他的贵族气质，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也可以理解，毕竟中国是一个缺乏贵族传统的国家。其实，中国历史上并不缺乏贵族，所缺乏的是贵族精神或贵族传统。追溯历史，不难发现中国也曾经历了三个贵族时代，一是周朝的封建氏族贵族时代，二是魏晋南北朝的门阀贵族时代，三是满清的部落贵族时代。
第一个贵族时代，从西周初年到春秋时期，周武王灭商之后实行了封建制，授予诸侯爵位与土地，允许他们开疆建国，周王被诸侯奉为天下共主，诸侯下面有士大夫，贵族平民渐次分明。那时候，贵族讲究礼节、仪表、谈吐，崇尚风雅，富有自尊精神，遵守游戏规则。到了春秋中期，随着一一场场非正义战争的频起，许多诸侯世家陆续被兼并；到了战国时代，剩下的七雄相互厮杀，最后被泰国灭亡。秦始皇以郡县制代替封建制，实行皇权专制和官僚治理，宣告第一个贵族时代基本终结。
第二个贵族时代，是讲究门第门阀的的贵族时代，始于魏晋时期，延续到隋唐之际。这个时代，讲究门第，讲究血统，讲究出身，贵族基本上垄断了世俗权力，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这时的贵族颇有魏晋风度，追求个性，向往自由，有性情，有风度，有雅量。即便是桓温这种的枭雄，也含有悲悯的柔情，他会因为同情肝肠寸断的母猴，而开除那个捕捉幼猴的士兵。隋唐时期确立了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注重笔试和面试的成绩，成绩面前人人平行，不论出身如何，只要科举成绩合格就可以录用；于是便出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现象。科举制度的兴起，终结了门阀贵族时代。隋唐以降，虽然也有皇室贵族，可是社会上却少有贵族世家的延续。
第三个贵族时代，是满清王朝的部落贵族时代。清朝划分了八旗贵族部落，爵分27等。不过，这些贵族发迹于游牧部落，其源头就缺乏贵族精神底蕴，所以八旗子弟后来大多蜕变为纨绔子弟，身上所带有的“贵族习气”，不过是把玩鼻烟壶和蝈蝈虫而已，而祖宗身上铮铮铁骨、骁勇善战的气概却不复存在。
尽管有上述三个贵族时代的存在，但彼此之间没有多大联系，不仅在时空上不搭界，而且在血缘谱系缺乏传承关系。自秦朝统一天下以后，中国的王朝政权更迭频繁，时常还出现分裂或战乱状态；城头不断“变幻大王旗”，导致“旧时王谢堂前燕”，时常“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样难以形成相对稳定的贵族世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缺乏贵族阶层这个载体，贵族精神和贵族传统自然会中断或消失。有些朝代固然长达三四百年，但由于王公贵族之间的相互争斗或残杀，少有家族能摆脱“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命运；更何况有些朝代的创立者，他们本身就是军阀或地痞，习惯以流氓手段治国，更不可能孕育出贵族世家和贵族精神。相比之下，欧洲的历史虽然没有中国悠久，但是欧洲各国的王权更迭，基本上在皇室内部的更替。即使发生了政变和革命，每个皇室的根基却依然牢固，尤其是那些有爵位和领域的贵族世代相传，基本上没有中断。由于贵族血脉的不断延续，也使得贵族精神得以不断传承。
从大局势看，中国国情不适合贵族存在和发展，也不利于贵族精神的传承与弘扬。但是，阶段性或局部地看，历史上也并不缺乏贵族和贵族精神。宋太祖的誓书铁券，倒也成就了一个柴氏贵族，也使得柴进具有贵族品格或贵族精神。从柴进的具体表现来看，他的贵族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是独立精神。所谓独立精神，主要体现为不依附任何势力，保持人格独立，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是非观和价值观，不盲从或屈服于外界的力量。比如说，柴进曾经嘱咐庄园酒店的店主：“如有流配来的犯人，可叫他投我庄上来，我自资助他。”大凡遇到流配的犯人，柴进都热情款待，并给予资助。按理说，被官府判刑的犯人，往往是被确定有罪的坏人，一般人会与他们划清界线，绝不与他们接近。然而，柴进却招待并资助他们，应是其独立精神使然，并非有意与官府或朝廷作对；因为柴进有自己的是非观，他知道当时司法腐败，被官府判刑的不一定就是坏人，其中可能有受冤屈的好汉。假如柴进缺乏独立精神，他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与官府保持一致，以官府的好恶为好恶，以官府的是非为是非，事不关己，袖手旁观，既可以避嫌，又落得轻松。柴进之所以具备独立精神，自然与优越的经济条件有关，他用不着成天为“稻粱谋”，也用不着为“五斗米折腰”，更用不着为个人名利取悦于他人。
第二是原则精神。所谓原则精神，就是遵守游戏规则，游戏原则。贵族懂得，人是生活在相互联系的社会之中，尊重自己的同时，也要尊重别人，必须尊重并遵守维系社会秩序的共同契约。贵族崇尚公开公平，即便打仗也讲规则，讲“不鼓不成列”、不偷袭、不埋伏；宋襄公等到楚兵过河成列才开战，就是一种贵族行为的表现。柴进就是一个富有原则精神的贵族，他的叔叔柴皇城在高唐州有一处豪宅，殷天锡仗着姐夫高廉（本州知府）的权势，硬是要霸占它，由此引发了一场民事纠纷。柴进为了替叔叔维权，首先想到依规则行事，打算拿出传家宝誓书铁券，试图诉诸法律，以讨回公道。可惜，就在殷天锡等人要围殴柴进的时候，李逵突然冲出来，也不听柴进劝阻，三拳两脚打死了殷天锡；高廉因而公报私仇，不等柴进拿出誓书铁券，就对他严刑拷打，并投入监牢。试想，假如李逵没出手打死人，柴进也许可以通过规则和程序，达到替叔叔维权的目的。即便高廉不买誓书铁券的账，他还可以进京向皇帝告御状，毕竟大宋皇帝还没有堕落为地痞流氓，连太祖皇帝的誓书铁券也不认账。然而，柴进偏偏遇到都是不讲规则的非良善之人，殷天锡是胡作非为的恶霸，李逵习惯用拳头说话，高廉敢于徇私枉法，置身于这些人中间，柴进也就毫无办法，最后为了保全身家性命，不得不上山落草为寇了。
第三是淡泊名利。贵族精神，通常含有高贵、高尚和高雅的意思。所谓高贵、高尚，就是拥有高贵的品格和高尚的情操，不热衷于在世俗社会里争名夺利，做到洁身自好，出污泥而不染。贵族大都富有，但是不做守财奴，他们慷慨大方、仗义疏财，当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乐于慷慨解囊相助。柴进神闲气定，自由放达，视名利如浮云，钱财如粪土，无条件资助那些处于困境的人们，该出手时就出手，从不指望得到回报。像林冲、宋江、武松、王伦、杜迁、石勇等好汉，都曾得到柴进的无偿援助，营救卢俊义的一千两黄金，估计也是柴进自己埋单。要说仗义疏财，柴进绝对超过宋江，付出的钱财远比宋江要多，可是他在江湖上的声望却不及宋江，究其原因，恐怕在于柴进的仗义疏财是性情使然，而宋江的仗义疏财是心计使然，因为宋江很在乎自己在江湖上的名望，仗义疏财只是他笼络人心、刻意炒作的手段而已。
除了上述三点，柴进还具备尚武精神，这也是贵族精神的一部分。他精通武艺，喜欢使枪弄棒，武功虽然不十分高强，但关键时刻足以防身自卫，对付三五个小毛贼不成问题。当然，武功并不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唯一尺度。柴进自有柴进的长处，他那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是很多草莽英雄无法企及的。因此，他在梁山好汉中排位第十，是令人心悦诚服的。
柴进甫一上山，宋江对他另眼相看，格外优待，特地另建一所房子，供他与家眷居住。这一点，也许有柴进为山寨转移支付大量金银财宝的因素，更重要的恐怕是宋江钦慕他的贵族风度。宋江这个人虽然其貌不扬，却有很强的爱美之心，对于卢俊义、柴进之类“高帅富”人物特别欣赏。现在很多领导妒贤嫉能，生怕下属比自己强，应该好好学习宋江的雅量。宋江不仅有雅量，而且知人善用，他让柴进当山寨掌管钱粮头领，就是非常英明的抉择。
一般读者认为，那些冲锋陷阵、奋勇杀敌的梁山好汉，才是真正的英雄好汉，而柴进只是做后勤部长掌管钱粮，不能上前线打仗，没有前方将士风光。持有这种观点，其实大谬不然。行军作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周密运筹和各方协调配合，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就是这个意思。梁山泊作为一支割据力量，主要有三大要务，一是运筹决策，二是行军作战，三是后勤保障。掌管钱粮就是负责第三项要务，宋江让柴进和李应担任掌管钱粮头领，表明对他俩非常重视和信任。
或许在宋江看来，只有柴进和李应才能担当此任，换了别人，他未必放心。为什么呢？柴进不必多说，李应虽然不是金枝玉叶，可也是富豪出身，一个是名门贵族，一个是乡村贵族，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财大气粗，视钱财如粪土，几乎把所有的家当都贡献出来了。让他俩掌管钱粮，绝不会见财起意，绝不会监守自盗，绝不会挖空心思中饱私囊。假如换了当别人掌管钱粮的头领，很难保证他们不会见钱眼开，也很难保证他们不会做出克扣军饷、藏匿缴获、贪污挪用的勾当。不少好汉有过谋财害命的履历，如果让他们的某人担任这个职务，八成会出现贪污腐败现象。
像柴进、李应之类富豪何以不贪财呢？这个问题，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似乎给出了答案。他认为，人的需要是有层次的，低级的需要满足了，才会追求更高级的需要。这个理论，与中国古代“盗贼出于贫穷，礼义出于富贵”、“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说法，其实是一脉相承的。试想，那些一贫如洗、朝不保夕的穷汉，突然看一大堆到金银财宝，怎么不会睁大眼睛放绿光？怎么不会想到占为己有？怎么不会想象过上奢华的生活？前些时候，乡村流传一则故事，说的是上面要撤换贪污的村官，村里老百姓坚决不答应，他们认为，这个村官任职多年，好不容易由瘦猪养成肥猪，食量逐渐下降，如果另换一个人替代，如同换一头瘦猪喂养，其食量更大，老百姓会更加遭殃。由此看来，朴实的老百姓也懂得边际效应的。不过，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动物，有的人虽然贫穷，但在钱财面前却能保持清白，这主要取决于一个人的操守。相对而言，具有柴进那种贵族品行的人，涉嫌贪赃枉法的可能性更低，这是符合“存在决定意识”道理的。
当然，对于梁山泊来说，柴进的价值不仅仅是胜任后勤部长。关键时刻，从事外交和间谍活动，也是柴进的强项。在小说里，柴进混迹京城刺探情报，潜伏方腊宫廷做卧底，干得都很漂亮。打败方腊之后，幸存的梁山好汉大都受到朝廷的封赏，柴进被授为武节将军、横海军沧州都统制。因见戴宗纳还官诰求闲走了，又听说朝廷追夺了阮小七官诰罚为庶民，想起自己做过方腊的驸马，为免受奸臣之辱，柴进以风疾病患为借口，主动纳还官诰，回到家乡求闲为农。柴进及早隐退，固然是有所顾虑，恐怕与他淡泊名利的贵族精神不无关系。乡村贵族李应，也仿效柴进解甲归田，两人最终都保持了做人的自由和尊严，安然颐养天年。
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人类纷纷走向民主时代，贵族时代终究一去不复返了。但是，贵族精神却是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人们敬仰与弘扬。与贵族精神相应的是奴才精神、痞子精神和流氓精神，贵族崇尚独立自尊，奴才喜欢依附权势，阿谀奉承；贵族注重道义，有是非感，奴才看重利益，不论是非；贵族讲原则，遵守游戏规则，而流氓地痞最不讲原则，喜欢胡作非为，既不讲社会原则，也不讲道德原则；贵族讲究“费厄泼赖”，依规则和程序行事，而流氓地痞只讲究“泼赖”，喜欢耍泼，喜欢耍赖，喜欢搞邪门歪道。
老实说，现在人想要成为柴进式的贵族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任何人想要成为一个精神贵族也并非不可能，至少可以成为有点贵族精神的人。如果社会上弥漫着贵族气或绅士气，而缺乏奴才气与流氓气，这个国家无疑会达到相当高的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