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进:和平崛起屡被误读的深层原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8 次 更新时间:2012-09-17 15:5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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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进  

  

  近来,美国高调重返亚太,实行战略重心转移,遏制中国的态势十分明显。中国周边一些国家也试图乘机挑战中国的海洋权益,在中国维护海洋主权的坚定决心面前碰壁之后,这些国家又到处叫屈,甚至提出中国威胁论的新变种“中国海洋扩张论”。美日最近又进行以夺岛为目标的军事演习,假想敌就是中国。中国国内也有人担心和平崛起会成为中国维护自身权益的“紧箍咒”。那么,应该如何理解中国和平崛起被误读的现实,如何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呢?

  

  和平崛起屡被误读

  

  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进展,经济发展的腾飞之势,使西方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探讨如何应对崛起之后的中国,而讨论的结果却是各式各样的“中国威胁论”。为回应国外对中国发展的种种猜疑,2003年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的观点,后来又使用了和平发展的概念,表明了中国决心走一条不同于以往大国争霸的崛起之路。和平崛起概念的提出,有效地回应了中国威胁论,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理解。但是,不可否认,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承认中国和平发展的善意,国外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各种误读仍然存在。

  有人认为,大国的崛起必然导致战争。大国追求的目标是权力或者安全,而一国权力或安全的增加,必然导致其他国家权力和安全相应地减少,从而构成对其他国家的挑战,进而引起冲突。随着自己实力的增长,大国的扩张意识也在增长,除了霸权国家之外,没有一个大国是安于现状的,只要有足够的实力,就一定会向外扩张或者称霸,只有成为霸权国家,它才会感到安全有了彻底保障。中国也不会例外。

  有人认为,国际关系体系是一个靠均势来维持的动态平衡系统,大国之间力量的消长将造成国际关系结构的破裂,导致旧的国际力量均势失衡。大国的崛起总是导致国际秩序重组,并不止一次地引发战争。中国无可否认是一个大国,它的崛起对国际关系体系的影响当然也是相当巨大的。

  有人认为,中国与西方世界不同的身份也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文明冲突论者”认为冷战结束之后,世界上的冲突可能在不同的文明之间展开,其中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可能形成对西方文明的挑战。“民主和平论者”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之间能够实现和平,由于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要中国接受国际社会的基本制度是非常困难的,这种来自身份的矛盾将构成一种新的结构性冲突,崛起的中国有可能以非和平的方式冲击国际社会。

  有人认为,历史上中国是“中央帝国”,文化中含有扩张的因子,中国的崛起有可能是恢复华夷秩序,重新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地缘政治格局。历史上中央帝国的文化优越感和近代遭受世界列强欺侮的经历,都会使中国难以安于现状。

  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怀有一些自利的机会主义想法,认为中国提倡和平崛起恰恰是侵占中国权益的良机,成则占得实利,不成则可以攻击中国为扩张主义。

  建立在征服与争霸意识上的对中国和平崛起的种种误读,似乎正在成为遏制中国、挑衅中国的具体行动,从而恶化了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

  

  误读中国的深层原因

  

  国际上对中国和平崛起的种种误读,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首先,西方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误读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自身的历史经验。自欧洲建立了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的国际体系以来,大国从来都是伴随着战争的硝烟崛起的。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意大利、奥匈帝国等国家的崛起,都伴随着大量的战争。美国的崛起恰恰得益于两次世界大战,没有战争,就没有美国的崛起。西方文明史就是一部争霸的历史,正如陈独秀先生说:“无一字非鲜血所书。”

  其次,西方文化的外向性和对“力”的崇拜影响了他们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认识。西方文化具有强烈的外向性,充满了冒险和进取精神,强调对自然的征服和对外界的探索。西方文化突出个人和强调竞争,培养了人们对“力”的崇拜意识。西方经典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把“权力”作为最核心的概念,就体现了这一意识的深刻影响。因此,民族国家兴起以后,这种对“力”的崇拜就演变成了武力竞争和扩张意识,国家之间战争不断,而其最终表现就是围绕国际霸权的争夺。

  第三,西方人传统的思维方式和宗教上的一元论造就了西方对中国某种身份上的排斥。西方人认识世界的方法是二分法的类属性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认为A就是A,B就是B,相互之间不能转化,认为整个世界就是一个由相互独立的不同类属构成。在每一种结构中都存在正反两个对立面,对立面之间的关系是矛盾、对立和冲突,只有当一方占据了主导地位,消灭了另一方,这种内在的非调和性矛盾才能得以解决。这种思维方式与西方宗教的一元论结合起来,则为西方国家对不同文明的征服提供了合理借口。宗教上的一元论否认其他宗教存在的合法性,因此,频繁的宗教战争和对异教徒的残酷迫害,是西方文明史的另一写照。这种思维方式已经形成了西方认识世界、认识国家之间关系的定式,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征服与被征服被认为是国际关系的常态。从历史上的“黄祸论”到今天的“中国威胁论”,都有这种身份排斥的成分。

  第四,对历史上东亚朝贡体系和当代中国认知上的时空错位是误读中国和平崛起的又一原因。中国周边大部分国家都曾受到近代殖民体系的残害,对不平等的国际体系深恶痛绝。而古代东亚也存在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不平等的朝贡体系,中国的崛起自然会引起中国建立某种朝贡体系的担心。实际上,朝贡体系下中央帝国仅仅满足于万国来朝的“名分”,而各周边国家则得到贸易之实利,且朝贡关系并不是征服关系。在厚往薄来的原则下,中原帝国往往承担沉重的经济负担,朝贡体系因而和实行政治上欺压和经济上盘剥的西方殖民体系有巨大差异。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在国际上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平等互利是中国开展国际交往的基本原则之一,并宣布永不称霸。朝贡体系既不符合当前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有违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以殖民体系来类比古代东亚的朝贡体系,认为当代中国仍然追求恢复中华帝国的荣耀,无疑是认识上的时空错位。

  国际上对和平崛起的误读显然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文化背景。以西方国家的争霸史、西方文化背景、西方殖民体系和古代封建皇权来看待中国和平崛起,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

  

  超越争霸,共享繁荣

  

  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面对外国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误读,面对因这种误读而产生的恐惧,面对因恐惧而产生的对中国的遏制和各种挑衅,街头政治只能宣泄一时之愤。

  我们首先应该明白,和平崛起是我们自己的事,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影响中国崛起的关键是中国自身的发展和强大。只有自己发展起来了,自己强大起来了,解决好了自己的问题,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才能经受得住国际上的任何风浪,也才有资格选择和平崛起。

  我们还要明白,和平崛起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基于我们的文化自信。全球化时代各国获取资源不再通过战争的方式,核武器时代人类文明经受不起变更国际体系的战争。中华文化内敛、中庸和包容的品格,能够使中国与霸权国家共存、与不太完美的国际体系并存、与不同文明不同制度的国家共存。中国的文化积淀使中国的崛起有可能摆脱西方大国争霸的传统逻辑,使一国的崛起不再是另一国的衰亡,国际关系不再是一种零和游戏,从而超越丛林法则、霸权轮替的国际关系传统路径。

  当然,和平崛起意味着中国不扩张、不争霸,不以战争的手段谋求自己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害怕战争而不去捍卫国家自身的利益。若视和平崛起的战略宣示为中国维护自身权益包括海洋权益的“紧箍咒”而肆意侵犯中国的权益,迟早要吃大亏。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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