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昂:胡适——未完成的回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85 次 更新时间:2012-08-16 10:4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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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昂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猝然病逝,结束了七十一年的人生旅途。胡适一生毁誉无数,然而当他去世后,岛内各界却都不吝将最高的评价给予这位著名学者、五四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这段广为人知的墓志铭,被镌刻在台北市南港镇胡适墓碑上,迄今已经整整五十年寒暑。

  不过,在当时的大陆,胡适早已被打成“反动文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承受着截然相反的另一种评价。

  病逝的这一年,是胡适离开大陆的第十三个年头。十三年间,他从当初的“圣人”,变成了大陆舆论中一位标准意义上的“坏人”。而后,人们开始用更长的时间追寻他的脚步,拨开萦绕在他头上那重重的灰霾。

  胡适在大陆的形象演变,也是新中国思想文化史的一个注脚。

  

  争夺胡适

  

  1948年12月初,解放军对北平的军事包围已经基本完成。国民政府原打算将各大高校南迁,此时已经不得不改为“抢救”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了。

  胡适是“抢救”名单上的第一人。12月13日蒋介石派专机来接他时,他正在筹备北大五十周年校庆,不肯走。蒋介石随后亲自两次打电报催促胡适动身,14日又派专机来接,胡适这才决定启程。17日,既是北大五十周年校庆,又是胡适57岁寿辰,蒋介石夫妇又打破惯例,在南京官邸亲为胡适备酒贺寿。

  当时的胡适,身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学界泰斗,北大校长,再加上广为人知的谦和宽容,无论在学术、抑或是为人品格上,影响力之大无人能及。学界以与胡适相熟为荣,普通老百姓甚至也有此爱好。1956年9月2日,台湾《联合报》上刊登了一则花边新闻,写一个“神经病女人”为了自抬身价,夸口自己“跟胡适很熟”。

  胡适的“粉丝”甚至包括青年时代的毛泽东。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访问时曾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共产党当然知道胡适的影响力。一篇耐人寻味的文章发表于1948年10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该文言辞激烈地指责樊际昌、朱光潜等十六个“反动教授”联合署名发表的“中国的出路”的宣言后,笔锋一转,特别指出,“虽然宣言上没有胡适的名字,人们都相信这个宣言代表着胡适的立场,宣言的署名者不少是出名的胡适派。”显然,是把胡适当成统驭学界的领袖了。

  1947年12月,在陕北杨家沟中央会议期间的谈话中,毛泽东明确表示,解放后“可叫胡适当个图书馆馆长”。

  “因为他是知识领袖,能够把他争取过来,对共产党的政权是非常有好处的。”长期从事胡适研究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著名历史学者耿云志认为。

  然而,胡适还是走了,他不仅离开了北平,1949年4月,更从上海启程,乘海轮赶往美国,告别了大陆。

  此后,中共两大领袖均在发言中点名批判了胡适。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1949年纪念“五四”三十周年大会上讲话,称“一切违反人民利益的,与人民为敌的知识分子,其结果都必然要走向反革命的道路,像胡适之那样。”毛泽东也在这年8月14日发表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将胡适、傅斯年、钱穆等没有留在大陆的学者称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政府”为了侵略必要造就的知识分子。

  直到解放后,中共争取胡适的念头依然未曾熄灭。1950年9月22日,胡适的小儿子,正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部学习的胡思杜撰写的思想报告《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一方面,胡思杜表示与胡适划清界线,另一方面又劝胡适“回到人民的怀抱里来”,这篇文章获得了上级组织的肯定。

  名气太大的胡适,其1949年的人生选择,为他后来在海峡两岸截然不同的形象埋下了伏笔。

  

  黑白胡适

  

  既是“冥顽不化”的人物,胡适在大陆的公众形象继续下跌。

  1951年秋季,大陆掀起“思想改造运动”。新华社在当年11月13日的消息说,北京大学文、法两学院已开始讨论对胡适的看法。一个星期后,北大法学院院长钱端升在《光明日报》上撰文,宣布胡适的思想为“敌人的思想”。

  厦门大学教授谢泳曾经考证了五十年代销量很大的《新名词辞典》,发现在1950年修订本中,胡适虽被定性为“伪自由主义的无耻文人”,但还介绍了一些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到了1952年修订本里,胡适的头衔变成了“头等战犯之一,伪自由主义的无耻文人”,早年的那些功绩也一概消失不见了。

  1954年10月,借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契机,毛泽东向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发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大陆对胡适的批判随即掀起高潮。

  这场批判的领军人物——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对运动的起因有精当的阐述:“中国近三十年来,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适,这是一般所公认的,胡适在解放前曾经被人称为‘圣人’,称为‘当今孔子’”,“胡适的影响,胡适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依然有不容忽视的潜在势力。”

  大量批判胡适的文章在这一时期出笼。从政治的“改良主义”,到哲学的“实用主义”,到人生观上的“个人主义”,涵盖了胡适思想的各个方面。至于胡适在历史上的功绩,也有重新评价。例如,1955年2月3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鲁迅笔下的胡适》文章,文章借鲁迅之口,称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就在“为反动势力服务”。此类批判数不胜数,后来,三联出版社出版了八大册《胡适思想批判》文集,有200万字之多。

  这波浪潮,随着1955年中期胡风批判的升温而渐渐消退。此后,胡适在一些常规性批判循例登场,例如1958年对“厚今薄古”问题的讨论,1959年“五四运动”纪念,1966年对吴晗的批判,等等。一连串的批判中,胡适的形象连同他的思想已经被盖棺论定,他是“文化汉奸”,“卖国贼”,“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忠实走狗”。

  对于成长于这个时期的普通人来说,胡适只是一个面目可憎而又难以说清的反动派。

  “在儿童时代,我就知道有这个人,但只知道他是一个跟鲁迅对着干的坏人。”出生于1959年的演员六小龄童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他曾在2009年的电视剧《北平战与和》中扮演胡适。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去世,他在两岸之间形象的差别,在这一段时期被对比得黑白分明。

  2月26日这一天,台北各界赶来灵堂吊唁的人络绎不绝。蒋经国于早上8点05分第一个赶到,他说,“前天在南部听到胡先生的噩耗,内心里好像突然受到了重击,使我无限难受”。三天后的3月1日,全台湾公开瞻仰遗容,蒋介石亲自前来吊唁,对胡适遗像、遗体三鞠躬。

  最感人的一幕发生在3月2日。上午公祭后,下午大殓发引。胡适灵柩被盖上了“国旗”和北大校旗。灵车从殡仪馆开到松江路,约有五六万人壅塞道旁送行,治丧委员会不得不动用一辆警车开道。灵车驶入南港镇郊后,“路旁一些贫寒人家在门口摆上路祭的香案,祭品有的只是些甘蔗、杨桃、香蕉、桔子和三炷香,案旁的男人或女人,手拈香火,双手拱拜,他们简直把胡适当成‘神’一样地恭敬着。”有记者写道。

  这天,参加胡适大殓发引的民众高达三十万人。类似的景象,大陆的百姓们第一次经历,那是二十多年后的“十里长街送总理”。

  新中国对胡适的离去没有丝毫反应。2月24日胡适病逝当天,新华社刊发的消息,除了外交部抗议美国对越南南方武装干涉的声明属“国家大事”外,便是各地欣欣向荣的建设情况——中国历史博物馆征集到一批鄂伦春族的历史文物,邮电部发行了“鲁迅诞生八十周年”纪念邮票,江苏省培训技术人员迎接即将到来的春灌,等等。

  1962年7月,正在上学的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胡明放暑假,回老家安徽绩溪上庄——也是胡适的故里,把“胡适死了”的消息告诉绩溪父老,“老一辈读过书的摇了摇头,笑了笑,并不答话;年轻一点的,笑了笑,摇了摇头,说:‘不认识。’”

  

  一个人的胡适路

  

  位于北京市王府井北大街的东厂胡同1号,原本是胡适从1946年到1948年的住所。今天,胡适故居早已荡然无存,坐落在其原址上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7月,被称为中国“胡适研究第一人”的耿云志在这里接受了《中国周刊》记者的采访。

  1971年,历史为胡适的归来提供了一个契机。这年3月,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总理在会上批评了一些出版界的极左思潮,并建议组织人力撰写中华民国史。社科院近代史所当仁不让地承担了这个任务,负责人是李新。1972年10月,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组成立。

  34岁的耿云志成为了第一批加入者,分在“民国人物传”这个小组,又偏重思想文化这一块,胡适研究就成了逃不过去的一个命题。从这时起,耿云志开始接触与胡适有关的材料。不过,由于极左思潮依旧占上风,胡适这个人物依然敏感,不能做系统研究。“那时候大家都还是原来的观念,胡适是反动文人,反动学术权威,这是毫无疑问的。”耿云志说。

  1975年,邓小平复出,开始整顿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停滞的各方面工作。耿云志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他用了10个月的时间,把所里留存的两千多个卷宗,十几万页的胡适资料大致翻看了一遍。

  此时,耿云志对胡适已经有了一些过去不同的理解:“胡适不是原来批判那样不学无术,而是在哲学、史学、文学等方面都有开创性的贡献。特别是文学革命取得成功,胡适是居功至伟,而且对国家、民族有长远的有利影响,这是谁都代替不了的。”

  1978年,也就是“文革”结束的第二年,耿云志撰写的《胡适小传》发表在《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上,在这篇一万五千字的文章中,他对胡适在新文化运动里的功劳做出了肯定。不过当时的环境下,依然存在着一些禁区。例如胡适的哲学思想:“(胡适的)哲学是实用主义,原来认为是反动透顶。我觉得他的实用主义,有很多是接近于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观点。”还有红学研究,“胡适对红学可以说是把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引上科学道路很重要的一步,里程碑式的一步。”这些观点当时未能提及。

  这一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成为了思想解放带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第二年,正值五四运动60周年,社科院近代史所根据中央指示,准备组织一个相关的学术研讨会。耿云志受李新嘱咐,写了一篇两万五千字的《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文章中“几乎全面肯定他的主张”。这篇文章被近代史所副所长黎澍拿来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很多人看了都觉得很新鲜,而且也无法辩驳,“因为我看的东西,他们当时没有人可以跟我比,我占有那么多的材料。要不读那些东西,根本没法批我写的东西。”耿云志说。八十年代,胡适研究开始在全国范围解冻。

  1979年版的《辞海》对胡适的介绍,虽然保留了“以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支持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等评语,但也肯定了他是“新文化运动著名人物”,“对学术界颇有影响”。到了1999年版《辞海》,上述反面评语也消失了。

  不仅学界,一些普通人也开始重新认识这位大师。北京奥运会影像视频主任设计师、国家形象片导演高小龙就是其中的一个。 1987年的一天,西安的外文书店搞了一个港台书展,高中刚毕业不久的高小龙在其中惊奇地“看到了一批我们历史里面所谓的坏人”,《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摆在最醒目的位置。

  “那个封面的照片就是胡适坐在那儿,面对镜头笑得特别开心,我觉得当时的刺激特别大。我那个时候对胡适只是一个概念,我说这是个坏人,怎么会卖他的书?另外我说这个坏人怎么长得一点也不像坏人,怎么长的样子这么好看,这么亲切,这么温和的一个人,哪是坏人啊?”

  二话不说,高小龙把这本书买了,“像做贼一样”,偷偷带回去看,很多东西当时看不懂的,但是书就当宝贝一样放着。

  

  未完成的回归

  

  但是,胡适的回归之路依然不平坦。

  1979年,黎澍与耿云志商量重印《胡适文存》,请耿云志做校对。校对了一多半,耿云志突然得知,中央一位大员在出版界的一个会议上发话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出版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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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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