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写在前面的几句话
新闻界于我来说，从前当属忝列，今后多半还要跻身，而此刻，又在所修专业的视野之内，因此，对它的关注和思考是经常的。假如，我过去曾经工作过的媒体（安徽的报纸、电台、电视台），以及目前比较熟悉的媒体（主要是南京地区的），能够大致代表中国媒体现状的话，我承认我的看法是悲观的。虽然不敢夸口说已经洞悉了全部的困境和症结，但是业界的现状，的确使我处在一个焦灼和沮丧的情绪里。事实上，如果这种现状得以存续（我暂时看不出改变的可能和迹象），我很怀疑，自己是否还能保持思想的纯洁和心灵的平静。
那么游离在媒体圈之外--比如退尔做一个纯粹的新闻学者呢？
在现行的游戏规则之下，我依然没有把握，能否保持一个真正学人所必须的独立精神和无畏良知。换句话说，我不知道，会不会在诱惑与压力的双重脸色跟前皈依主流--或者至少是放弃个性与固守边缘。在新华书店的新闻专柜里，我们几乎找不到一本真正能叫做原创的东西，尽管书脊上都印着令人生畏的作者的名字。我担心到那时，即便我无法抹去对于新闻的热爱而仍然厕身其中，也会因为缺乏有成就感的实际工作而变得玩世和空虚。
当然我更有可能，像我的大多数伙伴一样，当年轻的激情过去之后，我将呼吸着那个圈子里甜蜜的舒适，要么在编辑部的格子间里下载影星绯闻，要么在丰盛的晚饭后扭亮台灯，打着哈欠写我的"学术论文"。
感谢上帝，现在我还没有老到那种地步。
二、主要是想拿报纸说事
早在一百年前，普利策的商业报纸就比我们今天玩的漂亮。一百年后，当报业竞争已经发展到几乎无所不用的时候，我们才能间或看到各种都市报对《世界报》的幼稚模仿。问题是，《世界报》除了煽情新闻之外还有"高质量"的社论版、有发动和倡议的各种社会运动作为灵魂支撑。普利策的确是把煽情作为吸引受众的最初手段，不过接下来，他还要给《世界报》的读者们灌输他所理解的崇高思想和健康理念。不管事实上是否成功和有无可能，我相信，他办报始终是以"消除社会弊病"为终极目的的。他后来包括捐建新闻学院之类的行为也足够证明其动机不俗。比起过去，我们的报纸倒是也不再缺乏人情味。同时，我们也学会了用各种煽情手段吸引受众。我们拥有了更多猥琐的市井俗事，无聊的明星消息以及各种莫须有的八卦新闻。但是，当受众被吸引过来之后，我们紧接着有什么更值得称道的东西为自己辩解吗？
以我写作此文当天的几张都市报为例。《金陵晚报》本地社会新闻栏的标题是：《女孩命丧情郎之手》、《硕士生横尸中山陵》、《醉酒少妇，险被撞死》、《吴福宏，为争舞伴砍伤人》、《风流快活不肯负责，女方被迫告上法庭--法院判决：你就是孩子他爸》、《一"三逃"患上精神病，投案自首不治而愈》……在这页标明"南京．社会"的专版上，除了两条广告之外，其他全部十条新闻（包括一条图片）都跟法制相关，而且都是批评性的报道。我们的读者，从编辑先生的菜单上看到的将是怎样一个"社会"呢？根据报道的"社会"，我们能够对真实的"社会"作出一个较为公允的看法吗？这里首先要指出，我并不认为，一定要严格按照所谓三七或者二八的比例安排正面和反面的报道，相反，新闻媒体由于自身的特殊性质，它理应在舆论监督和新闻批评方面负有更多的义务。但是无论如何，社会新闻不应简单等同于法制新闻（更何况，即便是法制新闻也会有不同的色彩和格调），在追求卖点（这一类的法制新闻一向被认为是最佳卖点）的同时，还不应放弃更广泛的社会责任。而我们的都市报，除了所谓"捐款救治花季少女"之外，似乎再也找不到更有创意的举措。当人们在南京街头看到修鞋师傅买下一份《扬子晚报》时，也许会惊叹此地的报业在争取受众方面是成功的，但是我要说，这种成功，如果有的话，至多也不过是在迎合受众低品位的方面战绩不俗。我们再来看一看同日《南京晨报》的"文化．娱乐"版，看看他们的编辑方针和审美情趣：《毛阿敏又被"涮"了一把--"男友"山奇称："恋情"传闻很无聊》、《李文以裸背亮相》、《张柏芝拍内衣，广告报酬过百万》……这些东西，称之为"娱乐"大约并无不妥，而叫它们做文化--是的，它们或许勉强可以算作某种广义上的文化，但是，跟"娱乐"对应和并列的"文化"，显然应该取其狭义。事实上，从这页所谓"文化．娱乐"版上，我很难找到一条真正有文化内涵的新闻。（有趣的是，关于李文光脊梁的消息被冠以大同小异的标题，登上了好几家报纸的所谓"文化娱乐"版--有时候，我会突然觉得人家把我们叫作狗仔队是恰如其分的）于是"文化．娱乐"变成了单纯的"娱乐"，而 "南京．社会"变成了"南京．法制"，这就是编辑先生给我们端上的精神大餐。在据说已经到来的厚报时代，我翻遍了整整一大沓新闻纸还是很难找到"高质量的社论版"，或者其他真正能称得上"监测环境"的独家报道（国际和国内的要闻、体育之类的栏目是日趋一律的脸孔，而且编辑方针和审美趣味也和前面的版面有相似的取向）。
他们是不是认定今天的读者已经集体弱智？从而只要给他们端上法制拼盘和体育色拉就会使之心满意足？他们好像并不认为报纸有义务对受众进行启蒙或者引导，相反，他们不在乎作出伪善的谦逊和殷勤的关切，只想着能掏出读者荷包里的分币和广告商地窖里的大银。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报纸用煽情手段吸引受众的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受众，更确切地说，就是为了赚钱，更多地赚钱。
"难道这有什么不对吗？"，他们也许会问："既然顾客喜欢通俗俗和搞笑，你又玩什么高雅与严肃呢？难道企业的成功不就在于更多地盈利吗？"--是，从一般意义上说的确如是。但是我们为什么说报纸是一种特殊的精神产品？这一类报纸，的确不同程度地做到了商业层面上的成功，我并不打算否认市民报在服务类版面上的成绩。比如证券，比如健康，比如物业和美容，比如娱乐和足球，甚至一些无关宏旨的对阴暗面的爆光。但是总体而言它在担当有价值的社会角色时是不够自觉的。我认为，在小区水管炸裂或者阴沟堵塞时表示一下夸张的义愤是远远不够的。而《儿子厕所插跟棍，老子如厕扎着腚》之类的报道也并非为了宏扬社会公德，而是仅仅为了哗众取宠搏君一笑。因为此类报道常常是"某处"和"张某"云云，真实性根本无从核实。还有更多的、更严肃的社会问题需要探讨和关注。比如关于经济与文化的一些较深层面的讨论和思考。实际上，即便是简单的市民投诉，也未必能得到媒体的支持，当被投诉的对象是大的广告客户时尤其如此。很少有报社愿意为一介小民开罪自己的财神爷。倒是有这样的情况：报社以读者的投诉为要挟，半真半假地向企业敲诈广告。一位在南京某报工作的朋友告诉笔者：事实上在他们报社，甚至有一批几乎能算作半专业的记者，放弃或者基本放弃了新闻采写，而专门以敲取广告费为生。由于跟整体利益的一致性，我怀疑即便算不上鼓励和纵容，报社对这种情况也至少是默许的。其实，由于新闻政策和事实上存在的各种羁绊，我们并不苛求媒体在所有问题上无所顾忌。然而如果当媒体为了一己私利，作为主动的一方与无德企业合谋的话，则性质就不同了。这时候，报社自身也蜕变为因握有某种特权而有恃无恐的恶势力了。历史上，报社一度在人们心目中是某种道德代言人，一个在政府和企业之外，代表着弱势方的清醒的旁观者（它们自己也好像喜欢以此自诩）。实际上，也唯有如此，它才能被称为第四种权力，也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冠生园月饼"事件为什么不是由南京媒体首先披露呢？这是一种偶然的情况吗？在此之前--或者为了避免争议假定是另一家企业，在遇到此类情况时，有没有以广告费为砝码跟媒体达成某种妥协呢？我实在想不通，一个没有行医资格的江湖游医，是如何通过看起来严密周全的广告审查制度的（众所周知，性病广告一度在全国泛滥成灾）。而后来被证明是骗局的诸如"频谱仪"以及"气功大师千里灭火"之类的把戏，不正是靠着媒体的推波助澜才走向神坛的吗？我很难想象报纸和读者一样，在最初也是毫不知情的。那么，是什么让我们的记者和编辑自愿交出了道德操守呢？我们再回头看看还只是"资产阶级改良家"的普利策--他能在州议会辩论时，用手枪击伤贪污分子，你能想象他会在采访时接受红包吗？
实际上，对于一个多元和健康的报业市场来说，南京有两份诸如此类的市民报纸是可以接受的。问题在于此类报纸的畸形繁荣。它使我们感受到来自业界和受众的双重忧虑。一方面，我们再没有更具眼光与责任的新闻人了吗？这一块受众蛋糕真的如此之大吗？我的意思是，我们受众的口味如此平庸和单一吗？我并不主张，一定要把市民报纸都办成《读书》杂志，实际上，《读书》更像是一本孤芳自赏的，带有排外性质的精英俱乐部（它好像也因为这一点为世人诟病）。但是，我不认为在屈身媚俗和自闭排外之间没有一个第三者。我不相信，现在意义上的市民报纸是唯一成功的市场定位。我们不能多几份比如《南方周末》或者《生活周刊》吗？
那么我们的党报呢？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党报是整体上排斥了低俗新闻和煽情报道的。但是，我们的党报系统内又有几家做到了哪怕大体上的成功呢？--它们的受众中有多少是有效受众，它们有多少自费订阅，它们在受众中究竟拥有多少号召力？
据说，美国新闻界是不把"美国之音"视作同行的，因为强烈的官方色彩，被认为会在现实上影响其报道的客观性。因尔他们常常被看成是政府人员。即便如此，我认为"美国之音"还是熟谙、并且遵守传播规律的，我坚信它有着一支高素质的从业队伍。我听过它的"与美国对话节目"，可以说，主持人把"藏舌头"的艺术运用到了无懈可击的地步。事实上它的新闻十分注重"新"、"短"、"快"、"活"，这里面，没有我们可以借鉴的东西吗？
难道，在李文裸背和市长开会之外就没有其他选择了吗？为什么国内的消息，连教科书也承认--外国通讯社常常比我们更快，我们的标题和结构总是呆板，总是在改写后才获得了新的生命力。难道在具体的业务层面上，我们也无法赶上我们的国外同行吗？
这让我想起了曾经工作过的某家报馆。按理说，包括报纸在内的大众传媒，在使用本民族的规范语言方面，一般说来负有更多的义务和责任。而老编和老记的最起码的素质就是文字了吧？但是闹出的笑话是层出不穷的。有一个记者写过一篇稿子，标题是"今夏电扇销售不让须眉。"--作者认为"不让须眉"，就是说不比对方差的一种文雅说法（而"对方"是可以随便换用的。）另一位编辑水平更高，他做过一个标题大致是：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亚宁"不让须眉"--我猜想原意是说，亚宁小小年纪（还没长胡子？），一点也不比那些长了胡子的老主持人差。其实我们只要稍微留意，就能在其他的报纸上发现诸如此类的经典硬伤：中国文学大师灿若星河，钱钟书就"忝列其中"、"家侄舍叔"、谁谁心潮澎湃，不能"自己"，我一定"光临"，"先父"笑着对我说之类，不一而足。
试想文字荒疏至此，又遑论其他。在我接触到的党报圈内有几种近于可笑的观点。最典型的如新闻是严肃的，写得太好看就会变成文学；再有仿佛阴魂不散的文革思路，审稿者总是能异想天开地从文字里发现"政治错误"。
总之，在某种意义上，当我们的商业报纸走得太远时，党报还步履蹒跚。
三、顺便戳一下电视主持人
就以最近一次的央视主持人大赛为例。因为我想，它大概可以代表着我们选拔人才的最高标准和整体水平。本来就是各地方台层层把关推荐，何况又扛着推出新人、张扬个性的大旗。我注意到，凡让提前准备的，比如背台词走台步哪儿该说笑话哪儿该玩深沉都挺好；临场部分就"逊"多了，故事诌不圆音乐听不懂不算，但给人的感觉是赛手们好像连初中英语也没有学过。
我们的电视主持人究竟缺少些什么？正如新闻教科书里所称，像沃尔夫．克朗特和爱得华．默罗那样的主持人严格意义上说我们还没有。-- 我们不是也有到处露脸签名出书的所谓几大"名嘴"吗？--那感觉可差远了。方宏进，还有吹鼓手们常在一块捧的白与水，都是学问不见得多大却老杵着个道貌岸然的脸，仿佛咱们全是混蛋，真理永远都在他们那边似的。盛名之下的敬一丹，给我的感觉是，刻意为之的和蔼，跟"长着早晨一般的脸"的简．波利有霄壤之别，就我个人而言，多半我一听敬阿姨语重心长就换台逃命。换句话说，他们居高临下，透着掩饰不住的优越感，不能完全摆脱说教念经般的传统腔调。其他的，就不说老爱在采访对象的脊梁上抠抠摸摸的倪萍前辈了，一口一个别紧张弄得人家特紧张；说当红的，崔永元算是刻意创新的，但度把握得不好，为出点彩好让乐队起哄他老爱拿观众开涮。接踵而起的模仿者就更目不忍睹了（像"当代工人"周日版的主持人），我最怕的就是听他们说毫无幽默感的笑话，身上起疙瘩。李咏也多少具有这方面的倾向，设好了圈套叫老实人钻，而他在一边摸着耳朵傻笑。撒贝宁倒是有些朝气的，但不免太咄咄逼人了，主持《今日说法》时，总体感觉比法官还牛。最让人世间不解的是居然会有人喜欢刘艺伟此等男人，一嘴港台娘娘腔却留脸脏兮兮的小胡子，平翘舌不分，不知道是怎样拿的上岗证？
事实上不存在一项没有标准的选拔。他们势必被摆在某个评价体系里。而在那个评价体系里他们无疑是优秀的。一定有某种体制在直接或者间接地发挥作用，即便没有一个写明的原则，至少在各级决策者中间会遵守着某种默契，我相信，事实上有那么一个圈内人认可的原则。就像曾志伟会出在香港，而胡瓜会出在台湾，而许戈辉会有如此的转变。
曾志伟和胡瓜有没有可借鉴处？比如我们是否可以尝试在板脸和搞笑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一二三灯亮，主持人迎着掌声作微笑状的时代过去之后，他们知道自己该如何定位吗？
我希望，在虚拟主持人安娜诺娃统治荧屏之前，他们能找到自己的定位。
四、去看看电台正做些什么
假如你已经有两年没听过广播，那么下面这档节目有可能让你瞠目结舌。那是南京的一个文艺调频，栏目叫"哥德巴赫猜想"，也就是主持人说个脑筋急转弯，然后观众参与。诙谐和轻松是必不可少和无可非议的，为了证明自己并不落伍，你也许会笑着说，来一点无厘头也不介意。那么好吧，有次节目是这样的：题干部分是一个虚拟的故事，由女主持声情并茂地讲述，而由男女主持分任角色并模拟现场音响--小强（男主持"碰巧"也叫小强）有一天坐公共汽车，旁边空了一个位子。接着有位南京姑娘上车，小强搭讪，女孩子则一边啧啧连声以示干净，一边取出高级纸巾拂抹座椅。最后当她带着骄傲的表情俯身就座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女主持毫不犹豫地讲道："原来姑娘放了一个屁，而且连绵不绝"（"卜卜卜卜"，这时主持人小强用嘴九曲连环、绘声绘色地拟声）。问题是：请问这时小强（当然是剧中小强）该怎么说？
我承认，我在研究生宿舍的单人床上听到这个节目时是非常震惊的。我想我肯定已经被这个时代抛到后面了。因为我原以为这种低幼粗俗的东西应该是没人理会的，但是间奏乐刚刚开始，电话一个接一个就过来了。应答者从四十老男到七龄幼女都有，而且回答的套路和方式都极其熟练，显然是这个栏目的长期听众。我也不能不承认，国人已经把从《笑林广记》那里继承过来的精神遗产发扬光大了。他们的答案又猥亵又机智，而且，确实很搞笑。比如"小姐听口音你是东北人啊"，"小姐你真是肠直口快"，"同志们刚才是我打了个饱嗝"等等。后来标准答案公布，男女主持人将故事再一次完整描述，末了是："小姐你真干净，擦过之后还要用嘴吹啊"。节目在事前录好的一段笑声中告一段落。
这绝不是一个极端的特例。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一直关注着南京的几个调频电台和他们各自的主打节目。我发现，实际上这一类的节目已经成为电台节目的主流：金男玉女的最佳拍档联合主持，相互用夹杂有汉字的洋泾浜式英语，或者用流行的网络名词、粤港方言语汇相互调侃（比如"give you a color see see"， "I 服了you"，"美眉恐龙大虾"，"给我一个理由先"，"她很三八"之类，）间或也用南京或者东北土话彼此说笑。即便是在讲故事，男女主持人也随时从情节中跳进跳出，即兴评点，甚至听众也可以轻松介入，跟主持人"掐架"--这都没有问题，只要度把握得不算过火，我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假如忽略其他因素的干扰，电台的主持和播音在亲和力方面可以说相当成功--至少要比他们的电视同行要远胜一筹。
"广播窄播化"在新时期是符合传播规律和切合历史实际的。调频台的受众定位很明显：青少年。其实，使用虽然属于他们年龄特征、但不尽符合语言规范的话语方式，我倒觉得无关宏旨，说不定在不远的将来，"美眉"和"三八"就会收入我们的正规辞书。问题出在内容上。我担心，电台一味迎合青少年中某种不健康的成分，不仅使他们粗口成脏，忽视对别人的尊重，更让他们倾向于对生活持游戏态度。但是"屁"为什么就算是不健康的呢？也许会有人辩解说，在青少年特定的语境中，使我们厌恶的"屁"故事却未必让他们反感。难道不正是主流社会的迂腐和保守使我们变得道貌岸然吗？不尽如此。我打赌，除了医学领域可能是例外，"屁"在所有不同民族的文化中都肯定是一个忌讳性的话题。而且，主持人几乎在所有的话题上都涉及、暗示与性或者男女情感相关的话题。而对于青少年而言，这种东西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不提倡的。对"屁"津津乐道和大肆渲染传递了一个信号：电台和受众的趣味日趋低俗和无聊，媚俗已经到了可以不顾羞耻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