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易寒:命运的政治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69 次 更新时间:2012-07-16 15:21:51

进入专题: 命运   阶级   身份   外部性  

熊易寒  

  

  政治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然而长期以来,命运却游离于主流政治学的视野之外。本文通过对《城市化的孩子》一书的反思,试图说明:群体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权力结构设定的;国家、市场、社会与家庭是命运的主要塑造者;命运的政治学追问的是一个最基本的正义问题——如果我们的命运具有某种外部性,那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一、人生的岔路口

  

  1999年9月,某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乘坐姑父的小车,进入了我的大学。差不多同一时间,以两分之差落榜的同桌兄弟搭上了南下深圳的火车,在那里开始了他的打工生涯。那是一个平凡的日子,以至于我忘掉了日期。在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那是我人生的一个岔路口。在那一天,我和同桌兄弟一起告别了农村,不同的是,我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而他的户口还留在原地。

  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和同桌兄弟保持着密切联系。我跟他讲述大学里的逸闻趣事,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他跟我诉说工厂劳动的酸甜苦辣,在那里,再没有人欣赏他漂亮的钢笔字,再没有人崇拜他丰富的历史知识,才华在忙碌的流水线上找不到位置,尤其让他感到挫败的是,高中毕业的他不得不接受一个初中毕业生的管理。我们的生活大相径庭,唯一的共同点是我们都会抱怨食堂的糟糕伙食。大约一年以后,随着他工作地点的频繁变动,随着我们共同话题的日益减少,我们渐渐失去了联系。

  直到2009年的春节,我们在老家的街头不期而遇。他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孩子,他的妻子牵着一个背书包的小女孩。他们夫妇现在东莞打工,哺乳期的小儿子跟在身边,上学的女儿交由老家的父母照看。我们激动地寒暄着,多数时候都是我在发问,而他最关心的问题是我一个月赚多少钱,穷追不舍,让我不知所措。临别握手的时候,我才发现他的右手失去了两根手指!我猛然想起,在多年前通电话的时候,他曾经告诉我,一个工友不小心轧断了手指,这让他忧心忡忡:有一天我的手指会不会也被机器轧断?

  他留给我一个手机号码,几天后我打过去却是空号。在那一天,我忍不住热泪盈眶,我想起十年前的九月,从那时起,我们便分道扬镳了,一个向左,一个向右,只是当时我们没有意识到而已。十年以后,我成为一名大学教师、一名政治学者,而他和他的孩子则成为我的研究对象——农民工及其子女。命运让我们看起来如此不同,而我知道,我们曾经多么地相似。

  

  二、命定的博士论文

  

  现在想起来,我的博士论文以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与政治社会化为主题,似乎是命中注定的。200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一个叫做《心里话》的诗朗诵,在一瞬间击倒了我。

  要问我是谁 / 过去我总羞于回答 / 因为我怕 / 我怕城里的孩子笑话

  他们的爸爸妈妈 / 送他们上学 / 不是开着本田 / 就是开着捷达 / 而我 / 坐的三轮大板车 / 甚至没有装马达……

  孩子们的声音在我的脑海里久久萦绕,挥之不去。三个月后,我终于下定决心,放弃已经执行了一年的博士论文计划,重新选题,写这样一群“城市化的孩子”。当时,我和身边的朋友一样,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会那么决绝,那么冒险。直到写博士论文后记的时候,我才逐渐理解自己的选择。

  倾听和叙述他们的故事,其实也是在体验我自己的生命。我的命运曾经与他们如此接近:我出生在一个亦工亦农的家庭,父亲是国企职工,母亲在家务农,而我自幼随外公外婆居住在县城边上;在农村念完小学后,我转入质量较好的城镇中学寄读,为了让每学期一百元的寄读费有所减免,外婆不得不托教育局的亲戚帮忙,然后拿着领导的条子去敲开校长的办公室,这曾经深深刺痛我的心灵;我这个农村小学的尖子生、班长,在那里成绩一落千丈,上课犹如梦游,直到多年以后我依然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突然间变得懵懂;但我清楚地知道,作为一个农村孩子,我没有成为农民工的一员,纯属偶然。念高中那年,母亲携弟弟妹妹进城,一家五口蜗居在父亲厂里的单身宿舍,母亲在厂里做临时工补贴家用,现在想起来,原来自己也是农民工子女!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多年以后,我会选择这样一个博士论文题目。

  我不只是在书写他们,我也是在寻找自己。一个从中部农村走进大上海的青年,虽然只是一介穷书生,每月拿着微薄的津贴,不得不四处兼课以求温饱,为什么却会与这些孩子及其父辈有着完全不同的生命体验?这就是阶级政治与身份政治的奥秘。不管我与底层有多么亲近,我还是逐渐地脱离了这个阶级。我走上了一条通往城市中产阶级的康庄大道(尽管只是“慢车道”),而通过博士论文的研究,我试图回到那个决定我命运的岔路口,去看看,如果我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我的人生将会怎样。

  

  三、城市化的孩子

  

  当我把新出版的博士论文《城市化的孩子:农民工子女的身份生产与政治社会化》①送给一位朋友时,她脱口而出:“城市化的孩子?应该是城市化的私生子吧?”这句犀利的玩笑话让我在错愕之余倍感贴切。

  我之所以将进城农民工子女称为“城市化的孩子”,是因为:首先,他们都是在当代中国高歌猛进的城市化浪潮中出生和成长的,如此多的“放牛娃”涌入城市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其次,他们自身也在经历一个城市化的过程,乡土性逐渐地从他们的心性中剥离,与此同时城市以自己特定的方式塑造他们心智、观念、气质和认同,李强称之为“日常生活的城市化”②;最后,他们所经历的痛苦、彷徨、迷失是由城市化——更准确地说,是经济上吸纳、政治上排斥的“半城市化”③——带来的,最终也必须通过城市化来得到解决。要研究这样一个群体,就必须把他们放到城市化的时间脉络与城市的空间格局当中来思考,而不是把他们悬置在一个空洞的、无差别的、没有质感的时空之中。

  “城市化的私生子”这个说法虽然刻薄,却也道出了部分的真相。一方面,我们的城市化离不开农民工及其子女,他们不仅为中国制造提供了强大的价格优势,也是城市化率中的光鲜亮丽的数字;另一方面,他们却存在于一个半合法的灰色空间里,仿佛私生子一般见不得光,他们不是官方承认的移民或市民,常常被视为挤占城市公共资源的“搭便车者”,甚或潜在的犯罪者和不稳定因素,就如同私生子构成家产和家庭团结的威胁一样。

  这一群体同时兼具三个特征:第一,跨越城乡边界,城乡二元结构深深嵌入其心智结构和生活历程当中;第二,生活在城市,但缺乏地方性公民身份 / 市民资格;第三,绝大多数生活在城市底层。在他们身上,地域政治、身份政治与阶级政治交汇在一起。城乡对立、身份政治与阶级政治三者相混合,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这样一个群体对于当代中国政治而言,意味着什么?而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又在于:其一,农民工子女如何定位其自身(我是谁),即身份认同的问题;其二,农民工子女在与政治系统的互动中,形成了什么样的政治倾向,他们的独特经历将会造就什么样的政治心理和政治人格?也即政治社会化的问题。

  我的博士论文试图解决这样一系列问题:首先,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是通过什么方式形成的?不同的政治社会化媒介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其次,农民工子女的政治态度与行为模式与他们的身份认同是什么关系?最后,如果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会对他们政治观念与行为产生重大影响,那么,围绕身份差异而形成的政治态度与行为模式的分化究竟有多大?农民工子女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接受者,抑或形成了一套相对自主的底层文化?如此一来,看似后现代的“认同政治”就与政治学的传统议题——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阶级再生产——紧密地勾连在一起。

  这些农民工子女背负着一个沉重的命运。一方面,他们是“回不去的一代”。他们大多生于城市,长于城市,没有务农经历,与乡土社会缺乏文化纽带和情感联系,④他们不可能像父辈那样往返于城乡之间,而倾向于定居城市,不可能将农村的土地作为最后的退路或“社会保障”;另一方面,虽然他们在事实上构成了第二代移民,然而在政策上却仍然被界定为流动人口。在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下,农民工子女无法像城市的同龄人那样享有各种权利和福利。长期以来,大多数农民工子女只能就读于校舍简陋、师资薄弱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而这些学校不仅无法提供优质的教育,而且时刻面临城市教育行政部门的取缔。现行的教育制度、高考制度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导致农民工子女在初中毕业时进退失据,处于就学就业的两难境地:如果选择在上海升学,目前只能进入中专、技校或职高。如果回到家乡念高中,一方面,农民工子女将不得不与父母分离,寄居于亲戚朋友家,不仅需要付出极大的经济成本,而且需要承受因分离而带来情感代价;另一方面,家乡的教材和教学方式与上海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学生回去之后也存在学业不适应的问题。由于升学困难,大部分农民工子女在初中毕业之后选择直接打工,一部分人甚至成为街头混混。

  

  四、相交的平行线

  

  如果说我研究农民工子女是依着身份转换过程中的一种惯性,那么,张轶超投身农民工子女的艺术教育,则似乎是被一种不可名状的持久激情所支配,与身份无关。出身上海知识分子家庭的张轶超,与农民工子女的生活轨迹原本是两条平行的直线;然而,却偏偏相遇了。

  2001年,尚在复旦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的张轶超偶然看到一则关于北京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报道,有着办报经验的他(张时任复旦学生报社《常识》的主编),敏锐地意识到上海肯定也有这样的学校。于是他骑着自行车,在复旦周边地区调查起来,不到二十分钟的车程便发现了一片民工聚集区和四五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张轶超回忆说:

  在杨浦区江湾新城民工聚居区里,有两样东西总是那么突兀地出现在来访者面前。一是这里白天黑夜从不间断的集装箱大卡车——晴天,它们意味着尘土飞扬;雨天,它们意味着泥浆四溅。二是这里随处可见的堆成一座座小山似的垃圾堆,或盘踞在路边散发臭味,或漂浮在水面染黑溪流。四年来,这些始终没有变过。

  六年前,我第一次踏进江湾新城,目睹这一切的同时,我也认识了生活在这里的孩子。当时我带着一丝歉疚的心情问一个孩子。“你长大后想做什么?”“我要当老师。”“当老师干嘛呢?”“我要教出一群医生、歌星、作家、博士和老师,为祖国作贡献。”天啊,我在心里想,可怜的孩子,祖国又为你做了什么呢?

  可是当我的目光接触到孩子那清澈的眼睛和坚定的神情时,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身上的那点自私来,意识到他给我带来的希望和勇气,于是便有了持续到今天的“久牵”……⑤

  随后,张轶超与《常识》的同事开始到民工子弟学校进行采访、调查,发现这些学校的教学质量很差,五年级的孩子大半ABCD都背不好,由于历史课没有胜任的老师就让孩子们自修。张轶超等人很快在复旦大学拉起了一支志愿者服务队,服务对象是复旦周边地区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承担英语、自然、电脑、体育等科目的教学。

  2002年7月,张轶超从复旦哲学系毕业后,继续负责这支志愿者团队的运作,除了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开展英语、电脑等教学活动外,还在暑假为农民工子女组织夏令营活动。2006年3月,在上海根与芽青少年活动中心和来自美国的志愿者柯慧婕的协助下,久牵成立了“放牛班的孩子”合唱队,艺术教育开始成为久牵的一项基本服务内容。2008年5 月,在浦东社会工作者协会的支持下,上海久牵志愿者服务社获浦东新区民政局批准,正式注册为民办非企业机构。久牵的目标是消除教育不平等,让那些外来工子弟享受到与城市孩子同等的教育服务;同时将社会责任感、志愿者服务意识植入到那些农民工子女心中。

  久牵的服务对象为10~16 岁的在沪农民工工子女,服务内容是为这些农民工子弟免费开设艺术、电脑、英语、自然科学等课程——这些课程往往在农民工子弟学校由于条件限制无法正常开设。除此之外,久牵还会不定期组织各种外出参观、调研、演出等活动来开拓农民工子女的视野,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

  从一开始,张轶超就不满足于“献爱心”,而是把目标定位于“塑造新公民”。所谓“献爱心”,就是侧重于物质层面和情感层面,譬如通过捐款、捐物和慰问来表达社会或个人对农民工子女的关怀,大多数献爱心活动都是一次性的;所谓“塑造新公民”,就是侧重于价值层面和理性层面,向农民工子女传播知识和价值观,将其塑造为具有现代公民人格的新一代。在久牵志愿者服务社的主页上,开宗明义地指出了自身不同于慈善活动的性质:

  久牵不是一个慈善项目,而是一个公民教育项目。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命运   阶级   身份   外部性  

本文责编:banxia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发展社会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5445.html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

4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