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易寒: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倾向及其对舆情的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13 次 更新时间:2022-04-06 23:11

进入专题: 中产阶层   公共舆论  

熊易寒  

摘要:本文对当前中国中产阶层的总体状况进行了梳理,指出中产阶层的政治倾向、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方面的特点,并以2018年无效疫苗事件为例,探讨中产阶层在公共舆情事件中的议程设置作用。本文认为,中产阶层的政治倾向是“情境化”的,中产阶层的政治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主导公共舆论的走向。


关键词:中产阶层;公共舆论;议程设置


正 文


在当代中国,中产阶层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引人瞩目的行动主体。日益扩大的中产阶层,一方面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也给公共管理和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产阶层的社会影响力超过一般的社会群体,他们的政治态度和价值判断对社会舆论有巨大的影响。在公共舆情事件中,中产阶层的声音往往代表着主流舆论。


一、当前中国中产阶层的界定、规模与分布


界定中产阶层的主要指标有收入、财富、受教育程度、职业、生活方式、社会声望、对下属的控制权,其中收入是最核心的维度。[1]李培林、朱迪将中等收入者界定为收入分布在城镇居民第25到第95百分位之间的人群,计算出2013年我国城镇人口内中等收入群体比例为25%。[2]李强、王昊从经济收入、职业和教育三个维度界定中国的中产阶层,以我国城市户籍人口的平均年收入作为参照基准线,将低于基准线50%以下的群体定义为“收入低层”,基准线50%以上到基准线3倍以下的人群定义为“中等收入群体”,2012年这个群体占比46.2%,但真正的收入中产阶层占比只有18.89%。[3]


2014年全国经济普查以年收入6万~12万元人民币作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城乡中等收入者占全国7.6亿劳动者的比例约是25%,约1.9亿人。2015年,瑞信发布的《2015全球财富报告》指出,中国家庭财富总值达22.8万亿美元,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富裕国家,仅次于美国;同时,中国拥有全球最庞大的中产阶层人口,达1.09亿,超越了美国的9200万中产阶层人数。中国中产阶层占全国成年人口的11%,占全球中产阶层人数的16%。该报告以5万~50万美元(约合31.7万~317万元人民币)资产划定“中产”。中国的中产阶层人口数量已经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中产阶层人口数量在2000—2015年间增加了3800万人,财富增长了5.6万亿美元。[4]


根据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测算,中国中产阶层的人口数量实际为2.04亿,远远超过瑞信财富报告的1.09亿。中国中产阶层掌握的财富总量为28.3万亿美元,超过美国和日本,跃居世界首位。[5]


综合上述研究,学术界统计的我国中产阶层人数规模在1亿~2亿之间。尽管中国的中产阶层占社会总人口的比例不高,与西方国家的橄榄型社会结构相比也存在较大差距,但绝对数量巨大,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影响不容忽视。


这些调查数据大多来源于调查问卷,也就是受访者的自报告,而关于财产和收入的信息通常会倾向于低报、少报,尤其是财产状况。与收入相比,个人财产更加不透明。当今社会的一个重大转变就是:财产特别是房产对社会分层的重要性在上升,工资收入的作用在下降。万海远、李实的研究发现:房价是财产增长的主要原因。在扣除房价因素后,居民总财产价值将下降40%。在一二线城市,房价上涨贡献了财产基尼系数的38%。李强等人的研究发现,中国的中产阶层主要集中于城市,特别是东部地区的城市,第三产业是中产阶层的主要就业领域。[6][7]


1949年至1994年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扁平社会,社会分层比较粗疏,阶层差别不明显,主要特征是:(1)收入差距小,家庭财产少(1981年和1993年收入基尼系数分别为0.288和0.359)。(2)阶层混居,以单位社区为主,不同阶层在空间上是混合居住的;阶层之间的流动相对容易和频繁。(3)中低消费为主,恩格尔系数高。


1994年以后,特别是1998年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精细分层的社会,其标志是:(1)收入和财产差距扩大。2009年收入基尼系数为0.49,2010年财产基尼系数为0.739,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性逐步超越工资性收入。(2)阶层的居住隔离和消费区隔形成。住房制度改革之后住房阶级形成,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居住空间,消费成为人以群分的重要界线。(3)阶层的分化变得更加精致,跨阶层的流动变得更为困难。


中产阶层的形成与扩大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成就,也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扩大内需的一个动力源。但是,中产阶层的成长也给我们的公共管理带来了新挑战,最大的挑战是:第一,中国历史上官员的素质相对于治理对象有明显的优势,但是,随着中产阶层的扩大,这个优势被削弱甚至发生了局部逆转,相当一部分被管理对象的经济收入、文化程度乃至国际视野超越了普通公务员;第二,中产阶层对公共服务水平、政府行为制度化的要求较高,传统的粗放式的公共管理模式变得不合时宜;第三,中产阶层的利益和价值观分化程度较大,既有利益诉求,也有价值诉求,不是简单的可以用“人民币来解决的人民内部矛盾”。


二、新媒体时代中产阶层的政治倾向与社会诉求


对于中产阶层在政治上到底是保守的还是激进的,学术界历来有争论。周晓虹认为,中国的新兴中产阶层主要兴趣在于经济财富,而不是政治权利,他将中国中产阶层的特点概括为“消费前卫,政治后卫”。[8]李培林、张翼则发现:与其他阶层相比,中产阶层对当今社会政治形势批评更多,对政府行为更加缺乏信任。[9]在笔者看来,中产阶层的保守与激进是“情境化”的,在日常状态下,中产阶层更多地表现出保守的面向,这是利益使然,也是制度使然;而一旦利益受到实质性损害,中产阶层也会走上街头,厦门、大连、宁波等地的市民用集体散步的方式反对PX项目建设,南京、武汉的家长集体抗议高考指标的缩减。[10]


在日常生活中,中产阶层常常表现出保守的一面。作为单位里的骨干成员,他们面临巨大的工作压力,无暇参与公共生活;作为消费文化的拥趸,他们是理性的经济动物;作为现行体制的受益者,他们渴求稳定,害怕改革影响自身的既得利益。


一方面,中产阶层常常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漠。在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社区选举中,我们往往很难看到中产阶层的身影;居民自治和业主自治也因为“沉默的大多数”而效果不彰,为人诟病。另一方面,中产阶层又热衷于讨论政治,关注重大的人事变动和政治事件,各种政治小道消息在朋友圈广为流传。与其说中产阶层不关心政治,不如说中产阶层缺乏低成本却有效的政治参与渠道。


房子和孩子是中产阶层最关心的事情。中产阶层关心房子,那是他们的栖身之所,也是他们让资产保值增值的主要方式,房子意味着安全感和成就感;中产阶层关心孩子的教育,重视教育是东亚社会的共同特点,但中国的中产阶层因地位焦虑而尤为注重教育投资。房产政策、教育公平和社会流动是中产阶层尤为关注的议题。在这三个议题上,中产阶层都有非常矛盾的心理,缺乏清晰的政策诉求。他们一方面认为房价太高,自称“房奴”;另一方面又非常担心房价下跌,利益受损。他们在理念上主张教育公平,但对教育改革往往持警惕态度,不赞成异地高考,不愿意自己的孩子与流动儿童成为同学。他们对阶层固化口诛笔伐,但又害怕自己的孩子承受向下流动的风险。


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中产阶层与社会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业主维权运动、环境运动、邻避运动(Not-In-My-Back-Yard)、女权运动、同性恋平权运动、动物权利保护运动,这些社会运动的主力军是中产阶层。中产阶层参与社会运动或群体性事件,有可能是利益受到实质性损害,譬如抗议变电站、垃圾焚烧厂、PX项目建在自家小区附近;也有可能是出于特定的价值观,譬如反对怒江水电项目。与低收入群体相比,中产阶层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比较高。西方世界通常认为中产阶层与民主化运动有着密切的关联,但从目前来看,我国的中产阶层没有表现出对西式民主的强烈诉求,但他们对法治、公开和透明等程序正义有较高的需求。中产阶层有比较发达的社会关系网络,包括基于职业、学缘、消费、居住而形成的非正式团体,但总体上组织化程度低,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主要是通过公共舆论而不是社会中间组织形成的。目前来看,中产阶层的社会运动主要是地方性的、小规模的。


三、中产阶层在公共舆情事件中的议程设置作用:以疫苗事件为例


2018年7月的长春长生疫苗事件,背后的主要舆情推动者也是中产阶层。中国人对孩子的利益是极其敏感的,三聚氰胺事件、无效疫苗事件触犯了中国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与底层的愤怒不同,中产阶层善于对这些议题进行挖掘,譬如疫苗事件背后的监管问题、腐败问题、垄断问题、私有化“原罪”问题,等等。


从疫苗事件最初曝光,到媒体和舆论的跟进,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多次议题转换,人们关注的焦点不断发生漂移,分别产生了七个舆情沸点。所谓舆情沸点,就是引发社会舆论高度关注的关键信息及其解读框架。在这七个舆情沸点中,有两个属于原生议题,即就事论事,不需要过度联想即可发掘出的议题,还有五个属于次生议题,即与疫苗事件没有直接联系,需要深度挖掘甚至借题发挥才能形成的议题。


原生议题1:毒疫苗VS.无效疫苗


疫苗事件最初发酵,媒体纷纷以“毒疫苗”为题进行报道,一些公众号纷纷转载王克勤的《山西疫苗乱象调查》、纪录片《疫苗之殇》。方舟子对此持批判意见,指出以王克勤为代表的记者妖魔化疫苗注射,把无效疫苗说成毒疫苗,把偶合现象说成疫苗不良反应,对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是致命伤害;丁香医生的《长春长生疫苗事件后,每个人都该知道的7个答案》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教育民众区分疫苗价效与安全性,价效不符合规定并不等于接种后会对人体有害;呼吁人们不要因噎废食,不可因此拒绝给孩子注射疫苗。值得注意的是,在天涯、猫扑等相对“平民化”的网络论坛,人们更多地使用“毒疫苗”词汇;而在知乎这样典型的“中产”网络平台,人们更多地使用“无效疫苗”这一更为严谨的表述。


原生议题2:监管问题


舆论纷纷表示长生生物受到344.29万元的处罚力度过轻。对于没收库存的“吸附无细胞百白破联合疫苗”186支,公众也表示了质疑:为什么库存如此之少?由于违法成本过低,在巨大的利润诱惑下,疫苗生产企业有了强烈的违规动机和违规空间。


腾讯新闻《棱镜》的报道《金钱、时间、审批,起底疫苗工艺造假动机》一文则指出,药企的工艺造假与管得过于微观的监管体制存在关系。《经济观察报》的《疫苗的监管制度与处罚力度》则认为,中国的疫苗监管制度事实上已较为严格,只是不够精细化、科学化,未来或许可以在生产、流通、检查、处罚方面下更多功夫。


次生议题1:腐败问题


媒体注意到疫苗营销费用畸高。2017年长生生物营业收入15.53亿元,研发投入仅1.22亿元,而销售费用高达5.82亿元,占到营业收入的37.5%,是研发投入的近5倍,比其利润5.66亿元还多出1600多万元。2017年,长生生物的推广服务费为4.42亿元。这些推广服务费多数是通过各种名义以礼品、旅游服务、代金卡甚至是现金的形式回馈给医生、医院、经销商等客户,本质上就是一种变相的贿赂。


次生议题2:私有化“原罪”问题


以兽爷的《疫苗之王》为代表,质疑韩刚君、杜伟民、高俊芳等人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掌握了中国疫苗的半壁江山———最大的乙肝疫苗企业、最大的流感疫苗企业、第二大水痘疫苗企业、第二大和第四大狂犬病疫苗企业。该文让舆论注意到疫苗行业国企改制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次生议题3:市场准入问题


以《我们为什么打不上进口疫苗》为代表,该文指出:中国拥有据说是“全世界最严格”的疫苗监督体系,对进口疫苗的审批则更是把关严格。根据中国现行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进口疫苗被批准国内上市之前,必须开展临床试验,除了临床试验外,还要经过1~5年不等的评审时间,才能颁发《进口药品注册证》。这些审批流程的时间成本巨大,而且中国对进口疫苗的评审标准,有时候高到让人无法理解的程度。


次生议题4:问责官员晋升问题


网文《一个奶粉都管不好的人,居然让他去管药?》,质疑孙咸泽的升迁。2009年3月,时任国家药监局食品安全协调司司长孙咸泽因三鹿奶粉事件受行政记过处分。2012年9月,升任国家食药监局副局长、药品安全总监。


次生议题5:新闻自由问题


网络广泛传播王克勤的一篇文章,称自己关于山西疫苗乱象的文章导致自己离职,签发该文的《中国经济时报》总编辑包月阳被调离岗位。这引发公共舆论的愤怒: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有关疫苗的网帖和公众号文章被删,也让不少网民将愤怒从药企转向了政府有关部门。


一般的民众往往只关注到原生议题,对次生议题的关注最多涉及腐败议题和私有化问题,而中产阶层对疫苗事件的反思更为深入,会进一步讨论市场准入、官员问责、新闻自由等问题,从而将这个事件的分析从个案上升到制度层面。


四、中产阶层在舆论场发声的表现、规律和特征


在当前中国的公共舆论中,有两股重要的力量:一是为反对而反对的“愤青”,二是温和理性的中产阶层。“愤青”更多地活跃在网络空间特别是草根论坛;中产阶层则是大众主流媒体的主要生产者和受众(无论是市场化媒体还是党媒,他们的记者都属于中产阶层,中产阶层为中产阶层报道新闻),他们的价值观和社会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主流舆论。股市熔断机制、70年居住产权房屋到期续费、封闭式小区道路开放等议题引发的公共讨论,背后都是中产阶层对财产安全的焦虑。


雷洋案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案例。如果拿雷洋与聂树斌相比的话,毫无疑问,聂树斌的冤屈要大多了,聂树斌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冤假错案,而雷洋毕竟有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的情节,在法治国家,这本身就是不当行为或违法行为。但是,在公共舆论层面,雷洋案的影响要远远大于聂树斌案。为什么?聂树斌不管有多大冤屈,人们会想:我到底是个有点身份的人,不会遇到聂树斌这样的倒霉事。而雷洋是一个典型的中产,毕业于名校,有着体面的职业和北京户口,人们会想:我会不会是下一个雷洋?毕竟介入警民冲突的概率要远远大于卷入凶杀案的概率。


中国的工人、农民往往对中央政府高度信任、对基层政府缺乏信任,而中产阶层对各级政府的信任都处于中等偏下水平。[11]中产阶层认为对体制的反思能力是自己区别于一般民众的特别之处,因此他们对政府或官员负面新闻有比较大的兴趣,偏好言论自由,主张减少网络审查和网络管制;但这并不意味着中产阶层具有反体制倾向,毕竟中产阶层的绝大多数人可以从体制的稳定中获益。


如果我们关注微信上的10万+,那么我们会发现:中产阶层对公共舆论的议程设置能力是比较强的,不符合中产阶层价值观的言论和观点很难得到大范围的传播,即便有比较大的浏览量,也很难通过传统主流媒体进行二次传播。未来网络舆论的核心力量依然是中产阶层。微博、微信、知乎这样一些网络社群或许会有兴衰更替,但中产阶层始终保持对公共舆论的影响力。


五、中产阶层对当前社会心态、公共舆论和政治稳定的影响


我国中产阶层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体制内中产,主要包括公务员、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知识分子;另一个是体制外中产,主要包括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白领、中小私营企业主、自由职业者。


虽然体制外中产与政府的关系不一定更为疏离,但与体制内中产相比,他们确实存在一定差异:一是他们对政府资源的依赖程度更低,更有可能参与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二是他们基于产权保护的需要,对自由主义价值观有较强的认同。


总体而言,在中产阶层群体中,自由主义的市场份额略大,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理念在中产阶层当中有比较大的影响力。潘婕(Jennifer Pan)与徐轶青采用“中国政治坐标系测试”数据库所提供的171830个调查样本,发现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集中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包括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福建、海南、辽宁;保守主义者则集中于欠发达的内陆边疆地区。此外,受教育程度越高,偏好自由主义的概率越大。[12]而中国的中产阶层也主要分布于沿海发达地区,并且接受了相对好的教育,这一调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中产阶层总体偏右的判断。之所以如此,最主要的原因在于1978年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化、全球化,而自由主义的理念与市场化、全球化是高度匹配的;其次是因为中产阶层大多数都接受过高等教育,而过去四十年我们的高等教育内容中就包含有西方的科学与文化知识。


民族主义是一个跨阶层的思潮,从近年的发展来看,底层群体的民族主义在升温,2012年的反日游行主力已经从学生和白领转变为农民工;民族主义在中产阶层当中有较大影响,但相对理性。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摆脱了非此即彼的简单化思维;另一方面是因为收入越高的人,越有可能摆脱空间和国境的限制,他们的视野更加国际化。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当前中国,最大的意识形态既不是自由主义,也不是民族主义,更不是左翼思潮。在笔者看来,最具影响力的思潮其实是发展主义,即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理念,这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最为重要的一个社会现实———发展主义恰恰是“去意识形态化”的,因为它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色彩,凡是对经济发展有利的制度和政策,我们都大胆采用。中国的中产阶层虽然比一般民众有更为鲜明的价值观,但他们依然有着很强的物质主义倾向,他们的政治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经济状况。


此外,中产阶层是兼具特权意识与平等意识的矛盾体,他们既是现行体制的受益者,也对体制有一定的反思,这就决定了他们在诸多议题上缺乏清晰、一贯的立场和诉求,他们的意识形态既不完全是西方的,也不完全与政府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带有很强的混合色彩。他们接受过比较良好的教育,要求更加平等的官民关系、更加透明的政策过程、更加开放的社会系统;但他们又拥有一定的社会资源,偶尔享有一些“小特权”,希望政府的决策过程可以优先考虑他们的利益。譬如,对于当前的强势反腐,中产阶层整体上是赞同的;但是,他们又觉得反腐败给自己带来了一些不便利,降低了“小腐败”的机会,增加了行政审批的时间成本。


现阶段中产阶层不会对我国的社会稳定造成系统性风险,但不排除出现一些局部性风险,主要的风险点包括房地产市场和证券市场震荡、经济不景气引发失业率上升、非法集资等。这些风险主要是经济层面的而非政治层面的。


六、结论


中产阶层的扩大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成就,也是中国崛起的一个重要标志。中产阶层的政治倾向是“情境化”的。总体上,中产阶层是理性、温和的,在民族主义议题上相对克制,对发展、权利、环境、健康等议题高度关注;在重大利益受损的情况下,中产阶层不仅具有较强的集体行动能力,也对公共舆论空间具有重大影响力。中产阶层的政治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主导着公共舆论的走向。


中产阶层是一个对信息自由和信息公开有较强需求的阶层。中产阶层喜欢就公共事务进行自主的判断,而不是被动地接受“二手判断”,要进行独立的判断,就需要有一定的信息量和相对全面的信息来源。底层群体在需求正义的过程中,他们更为在意的是“讨个说法”,[13]即对自身的遭遇进行“定性”,给一个“结论”——“我是不是一个好人,我是不是受到了委屈,请政府为我做主”;在公共舆情事件中,中产阶层对事实层面信息的需求要比结论更为迫切——“你们(政府和大众媒体)先把事实给我讲清楚”。


在立法和执法层面,执政党和政府都需要稳定中产阶层的财产预期,切实做好产权保护。财产安全是他们最为关切的事情。需要特别注意,一部分中产阶层也加入了以往以富人为主体的海外移民潮。由于市场不规范、法治不健全和权力寻租行为,相当一部分中产阶层对财产缺乏安全感,精神上处于焦虑状态。


注释:


[1] 李春玲.如何定义中国中产阶级:划分中国中产阶级的三个标准[J].学海.2013(3).


[2] 李培林,朱迪.努力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基于2006—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的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5(1).


[3] 李强,王昊.我国中产阶层的规模、结构问题与发展对策[J].社会.2017(3).


[4] 瑞信:中国中产阶级达1.09亿,规模全球最大[N].21世纪经济报道.2015-10-13.


[5] 甘犁,尹志超,谭继军.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2014[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


[6] 李实.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与改革[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


[7] 李实.当前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J].学术界.2018(3).


[8] 周晓虹.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J].江苏社会科学.2002(6).


[9] 李培林,张翼.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J].社会.2008(2).


[10] 熊易寒.中国中产阶级的三副面孔[J].文化纵横.2016(4).


[11] Yihan Xiong, Becoming a Good Citizen for a Better Life: Why does the Middle Class Prefer Negotiation over Rightful Resistance in Shanghai?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J].2018, Vol.19, No.2.


[12] Jennifer Pan, Yiqing Xu, China’s Ideological Spectrum, The Jour- nal of Politics[J].2018, Vol.80, No.1.


[13] 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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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湘潭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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