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兴东:元明清时期基层社会组织和社会控制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62 次 更新时间:2005-01-18 20:3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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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兴东  

  

  摘要:元明清时期中国基层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是乡村基层组织上赋役制和社会控制体制发生分离,出现赋役征纳制度和乡村基层社会控制制度。在这个时期赋役征纳单位--里制是很稳定的,但基层社会控制体制却发生了激剧的变化,元朝里社制,其职责是里正为赋役,社为基层社会自治组织;明朝里甲和里老制,其中里甲是赋役,里老是社会自治组织,到明中后期,一些地区出现保甲制与乡约代替里老制;清朝是乡里为赋役,保甲、族正和乡约为自治社会组织。

  关键词:元明清时期 里制 社制 保甲制 里老制

  

  在中国古代,县,没有属县的州、府、郡直辖的地区,在其下社会中都不设置国家的职官,也就是说这些乡里的首领往往不是由国家官吏管理体系进行管理,其出任方式与县以上的官吏也不一样。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对基层社会实行的是相对自治社会,也就是说县以下的社会控制,往往由各处乡民自己控制。所以考察元明清时期中国乡里制度 的设制变化对研究这个时期中国法律制度变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基层社会组织往往能够对国家权力产生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它可以强化国家法律在这一层次上的作用,也可以消融国家法律在这个层次上的作用。学者们虽有对中国古代基层社会组织的研究, 但把元明清时期当作整体进行研究的并不多见。但在这个时期中国基层社会结构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导致了这个时期各个王朝在基层社会组织建设上出现不停的发展和变化。

  

  中国乡里制度的变化来源于宋朝中后期,其表现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中国古代乡里制度中乡官从乡里自治领袖变成县级差役,也就是出现"乡里制度由乡官制转向职役制", 或说是"役政分离"。 这一现象的出现导致中国古代基层社会中社会秩序维持上出现真空。从这以后,国家一直在寻找对基层社会控制的代替者,在国家和民间的努力下,宋朝以后出现了保甲制、乡约制、社制、里老制、族正制等,国家想通过这些地方自治组织来完成乡里制成为职役制后的基层社会上的权力失衡。这里有一个现实,国家基层官员--县令不可能对其辖区内的所有社会事务进行全面控制,因为知县本人是同时兼任司法、行政、教化等方面的职能。如对民间很多轻微民事纠纷,若全部由县令来解决,不管从本人的工作强度上还是从时间上来看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得让新的社会组织来代替原有乡里制完成的劝农、兴教、纠察、自卫、防火盗、解决民众间大量轻微纠纷及户政等事务。于是,元明清时期在基层社会组织上出现了:元朝里社制,其职责是里正为赋役,社为基层社会自治组织;明朝里甲和里老制,其中里甲是赋役,里老是社会自治组织,到明中后期,一些地区出现保甲制与乡约代替里老制;清朝是乡里为赋役,保甲、族正和乡约为自治社会组织。这是基本特征,具体有一些轻微的差别。从以上可以看出,元朝以来,乡里社会中赋役制的单位没有发生变化。下面从以赋役为己职的乡里制和自治社会组织两个方面来讨论元明清时期基层社会结构的变迁。

  

  一、乡里:元明清时期赋税与差役的基层社会制度

  

  在宋代以前,里作为社会的基层组织,具有赋役行政单位与乡村自治组织的双重功能。《汉书·百官志》上有:"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掌循禁贼盗。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有蛮夷曰道。凡县、道、国、邑千五百八十七,乡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二万九千六百三十五"。 从这里可以看出秦西汉两朝的基层社会组织是乡亭,因为国家对乡和亭进行了统一管理、统计,其中乡是基本单位。在乡上设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四职,但这些都不是国家职官,它们负有乡内的各方面职能,对乡实行"自治式"的控制,其中对乡中的治安、纠纷等都有一定权力。东汉时,基层社会组织发生了变化,《后汉书》说:"乡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曰: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掌一乡人;其乡小者,县置啬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匾表其门,以兴善行。游徼掌徼循,禁司奸盗。又有乡佐,属乡,主民收赋税。亭有亭长,以禁盗贼。本注曰:亭长,主求捕盗贼,承望都尉。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 可以看出"里"一级权力得到了加强,国家基层组织--"里"有对本里内的半自治权。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秦汉时期,中国基层社会组织上,国家设有专门不同职能的乡官,其中有专门负责赋役的乡官。唐代出现仅以里、乡为基层社会组织,"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里及坊村皆有正,以司督察。四家为邻,五邻为保。保有长,以相禁约"。 这里乡正、里正的责任是督察,也就是说仅有对本辖区内自治之权,对赋役的征收没有专门乡官负责,这正是导致里正转化为征收赋役差发的原因。在现实中出现里正"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的现象。 宋朝就产生"国初里正、户长掌课输,乡书手隶里正"的社会转化。 由于不注意乡村一级中治安、教化等方面制度上的设置,国家仅对赋役感兴趣,所以导致乡村社会秩序在制度上出现失缺。到王安石推行保甲法后,乡村社会的自治出现了新的代替制度。这个新的代替制度对国家来说比过去其他方式更为有效,于是宋以后乡村社会自治制度从此发生了变化。这样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组织出现了两套体制:一是国家的赋役乡村组织,二是乡村自治体制。这两个体制在以后的发展中互为表里,但难以统一。

  

  (一)元朝赋役单位:里、都。元朝在赋役征收上主要是设有里、都两种乡村组织。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至元新格》中《理民》上有:"诸村主首,使佐里正催督差税,禁止违法","今后凡催差办集,自有里正、主首"。 在《通制条格》中《赋役》上大德五年(1301年)就有:"即与其余富户一例轮当里正、主首,催办钱粮,应当杂泛差役,永为定例"。 此外在《元典章·户部·赋役·户役》下大德七年(1303年)的法规《编排里正主首例》中规定:"拟合遍行各路,令亲民州县提调正官首领官吏将本处既管见科税粮薄籍,从实挨照每乡、都诸色户……每乡拟设里正一名。每都主首,以上等都分拟设四名,中等都分拟设三名,下等都分拟设二名"。 从以上可以看出元代基层社会中赋役组织单位是乡、都,且这里国家设有专负其职的乡官,也就是国家赋役征收的代理者。它没有对其所在乡、都社会自治负责的职能。在《永乐大典》收入的《吴兴续志》上有:"役法:元各都设里正、主首,后止设里正,惟田及顷者充,催办税粮"。 这与《元史》中记载是相同的,"泰定之初,又有所谓助役粮者。其法命江南民户有田一顷之上者,于所输税外,每顷量出助役之田,具书于册,里正以次掌之,岁收其入,以助充役之费"。 由于国家设置的基层社会组织成为国家赋役的征纳单位。出任乡官也成为人们的一大忌,因为这个职役要受州县中差役的压迫、掠夺,常导致充任者因完不成赋役而破家倾财。"赵琏,字伯器,宏伟之孙也。至治元年,……浙右病于徭役,民充坊里正者,皆破其家"。 同时乡民对其也深恶痛绝,因为他们往往成为差役的打手。

  

  (二)明朝赋役单位:里甲。明朝在基层社会中设有主赋役征纳的里甲制,这里的"甲"与保甲制的"甲"有区别。《明史》上有:"洪武十四年(1381年)诏天下编赋役黄册,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在城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里编为册,册首总为一图。鳏寡孤独不任役者,附十甲后为畸零"的记载。 上面这段记载说明明代基层社会中赋税制度的特征,同时也说明明代基层社会组织是以"里"为基本单位,同时城里有坊,城附近有厢。里、甲正的职责都是赋役。明初里制既是赋役编制单位,同时也成为明代黄册的基本单元,所以明代里长有黄册里长之称,这很形象地说明了明代里甲制的社会功能。明代对全国"里"数是有统计的,"终明之世……编里六万九千五百五十有六"。 这也说明"里"在明朝是其基本社会组织单位,否则国家不会对里数进行统计。当然明代对里制的称谓不同地区有所不同,如有都 、图、隅、乡等,但从上面统计数字来看,明朝最基本单位仍是"里"。此外,从明代基层社会自治制度--里老制上,也证明明代里制在基层社会组织中的基本性。如云南巍山《蒙化左土官记事抄本》中就有天顺五年(1461年)"坐委五世伯祖左琳督属征收本府各里本年分税粮,……自天顺六年以来,省谕各该里老、通把徐马周等招抚起取", 说明蒙化土府在明朝天顺五年以前就开始编里,且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明代的里是税赋的征收单位。广西养利州在成化年间改土归流时就设有里制,"自成化年间改流,置上中下三甲,分为二图二十里,四至接壤土司,故每里设立里长(下有缺)花户册籍,名为黄册(里)长。凡丘段之别,田亩之赋税,悉伊综理"。 这里既说明明朝里甲制的性质,同时也说明明朝里甲制的广泛性。总之,从以上可以得出明代里制是其基层社会组织中基础组织,其基本功能是征纳赋税。

  

  (三)清朝赋役单位:里制。清朝基层社会中赋役单位仍是里制。但在现实中往往有各种各样的自治单位,所以很多人认为清朝基层社会组织很乱。《清史稿》上说:"曰役法。初沿明旧制,计丁授役,三年一编审,嗣改为五年。凡里百有十户,推丁多者十人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十人。岁除里长一,管摄一里事。城中曰坊,近城曰厢,乡里曰里。里长十人,轮流应征,催办钱粮,句摄公事,十年一周,以丁数多寡为次,令催纳各户钱粮,不以差徭累之。编审之法,核实天下丁口,具载版籍",和"其法将均徭均费等银,不分银力二差,俱以一条鞭从事。凡十甲丁粮,总于一里,各里丁粮,总于一州县,而府,而布政司。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里甲与两税为一"。 这两段史料说明清代在实行摊丁入亩以前的赋役征纳单位与实行摊丁入亩后的赋税征纳单位都是"里",也就是说清代的基层社会组织在国家层次上仍是里制。清朝雍正七年(1729年)改土归流后镇雄府基层社会划分中也可以证明,当时知府徐德裕说:"卑职谬议,用坐里完粮之法,庶日后民间转移交易,里分既有额征之数,催收过户承粮,自属厘然。因计镇雄四至八到分为十里:议有致和、永丰、向化、乐善、靖远、同丰、归仁、平、迎恩、长庆十里。……粮赋势难均匀,而各里各自催纳,责成输将,原归划一"。此外,清初昆明地区的一份卖契中有:"坐落嵩明州邵甸里前所街子路下"。 清代在对云南彝族地区 嘉改土归流后就设有八里,因为当时州判罗仰锜在《请建城垣通禀》中提到:"卑职寻当劝谕八里有力之家,各于城内盖造房舍,广如客民,开设铺店,兴立街期,建置义学,培养教诲,比及三年,当有起色"。 清朝在贵州改土归流地区就广设里制,如水西安氏土司大本营,其下有自为一体的基层社会组织,"旧统四十八部,部长曰火目,其设四十八目",在康熙四年(1665年)改土归流时,就把其地划设为里,大定府下辖有"辖乐贡、悦服、大有、嘉禾、义渐、仁育六里。雍正十一年(1733年),将府属之永顺、常平二里拨归水城管辖"。 此外水西旧地改土设流后设有的平远州、黔西州下都辖"里制"行政区。如平远州为向化、慕恩、怀忠、兴文、敦仁、太平六里;黔西州辖黔兴、西城、安德、崇善、敦义、永丰、新化、新民、平定九里。从这些来看,清代虽有各种不同的基层社会组织名称,但在赋税征纳上仍以"里"为基本单位,这就可以解释《湘潭县志·赋役》上称其"县境十八里二厢",而在其附注中则称为"十八都"的原因。因为十八里是国家正式的赋税征纳单位,十八都是当时湘潭人对此区域的称谓。

  

  元明清时期中国社会中"里"或说"里甲",其实质上都是国家基层赋役区。但由于在当时征纳赋役是国家对基层社会管理的中心,于是,社会中基层社会的行政区是为赋役目的而设的里制或里甲制。

  

  二、元明清时期基层社会控制制度的演变

  

  元明清时期在基层社会制度设置上是把役、政分离,国家对基层社会的管理又不能没有相应的制度来保证,且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对其基层社会的管理上又不可能让地方行政官员每事必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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