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勇:双重社会、边界与挤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4 次 更新时间:2012-06-26 23: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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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勇 (进入专栏)  

  

  一

  

  本文一开始我想用“双重中国”或“双重国度”作为我要阐述的概念,但都觉得不准确,反而会产生不必要的歧义,琢磨了一番还是用“双重社会”为角度展开阐述,进而表达我的意向。

  不过在我展开这篇文字的时候,头脑中仍晃荡着“双重中国”的意象:在当今社会舆论表达仍不宽松的情势下,官方通过主流媒体和各种主流场合(包括各种会议和春晚一类体现国家--权力意志的华美仪式),以及服膺这种宣传的人(干部和民众),所感觉所认可的中国是“中国可以说不”、“中国拯救世界”、“中国歌平盛世”“中国模式向世界推广”的中国--它沿袭古代的“中国是中心,别国是蛮夷”,现代的“中国是革命的中心”的思想脉络,而另一些人(有底层意识敢说真话的干部、一部分知识分子和民众)所感觉所看到的,则是贫富悬殊、官员腐败、政治权力独大、底层社会被吃喝、哄骗、虚假、赌博所裹挟、缺失公正公平、诚信和基本道德底线的中国。现在以“社会”概念置换,则中国存在着“双重社会”,或者说双重社会成了今日中国的常态。这既是一种感觉,也真是一种现实。类似前东德融入前西德而成一个完整的德国,应该说前一个“社会”也想引导和指导后一个“社会”进入光明的欣欣向荣的社会,让前一个“社会”普及--成为从上到下的现实,或叫“和谐社会”。从前一个“社会”迫不及待地代表整个社会进行自我包装就可以知道其良好愿望。在这样感觉和现实背后,更是含藏我们沿袭多年的正反或黑白“两分法”的具有意识形态特征的习惯性思维。

  其实,尤其是进入现代社会,由于利益诉求--利益圈子的多样化,一般人总习惯于从自己所属的圈子看社会,把社会想像成他们所想的样子,客观上也就形成了多重社会,由此有着多重边界,多重边界之间是变化的、互动的,自然会有多重声音。但是我们为什么总是感觉到双重社会,而且发出相关强调声音的总是高层和底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上面讲的前一个社会利用握有权力的优势把自己认可的社会意识形态化地强加于整个社会,而真实的富有活力的社会并不是这样做简单的“两分法”,顺前一个社会意识形态逻辑,也就产生了对应社会--后一个社会相比照。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代公民社会所推崇的公平、正义和人权成了衡量社会的一把标尺即价值观,与另一种价值观相比照,便于分析,就像我们习惯把人和事分成好人坏人好事坏事一样(中间状态从来就占多数),就像联合国每年把最贫困人口纳入社会发展考量重要指标一样。在进入现代--全球化之后,如同别的国家,尤其在当下中国,中国社会实际上是多重社会,可是在人们印象和谈论的主要话题,有意无意总是围绕泾渭(对比)分明对比强烈的双重社会来说事,这里当然有出于社会公平正义的考虑,我们更应该看到,太浓厚的“中国特色”--简单“二分法”所带来或所造成的对社会多重声音的严重遮蔽。也就是说,上层似乎全神贯注听底层“诉苦”,底层怀着清官情结向上层申诉,中间社会层面--社会边界的人也有意无意地附和,而恰恰忘记了自己所属社会阶层发出耿耿之音。同是关注底层,关注社会公平和正义,不同阶层--社会边界的人发出的声音同样富有建设性价值,“上层”和“下层”都能得到启发。

  可我宁愿不把双重社会视为病态社会,而是视为正常社会,这更是我读了美国学者查尔斯•蒂利《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冒出来的想法。当然我也是从中国语境出发去理解蒂利此书的一些概念,肯定不合学术规范,但借用其社会方法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倒有豁然洞开的喜悦。于是对“双重社会”的探究也就成了探究中国“社会边界”--多重声音问题的延伸(双重或多重社会势必涉及社会边界问题)。

  

  二

  

  从现代社会一般性的社会结构--学术观点,《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认为现代社会充斥着“边界”。此书把社会边界最低限度定义为:内部联系的人口/或活动丛集之间对比密度,迅速转变为分隔的邻近区域。因此,两个相对稠密的定居地之间人口稀疏的地带、有些社会互动的临时中断或者两个人群之间稀少的人际关系,都可能原则上具备社会边界的资格。在社会边界的作用方面,有着四种关系:1,边界一边场所之间的关系;2,边界另一边场所之间的不同关系;3,边界两边之间贯穿;4,在每一边,该区域自身共享的陈述。(P140)边界改变由形成、转变、激活和压制的合成构成。边界变化出现在各种现象之中,包括政治身份的激活、经济剥削、类型差异、民主化和促进或抑制集体暴力的不确定性的改变。相似的或相同的因果机制在边界变化的广泛范围内发挥作用。(P141)该书引出了“公民身份”的讨论,“公民身份合同的经历像其他合同--婚姻的、商业的或知识的--一样的曲折。”(P206)

  这里,公民身份的建立与全国政府扩大了的义务担当即政府的“边界”有所收缩成了我的一个视角,也是本文的一个视角,依此可以剖析中国特色的双重社会思想情结。

  于是我们会发现,1950年代以来直到今天,执政党(执政者)都把他们愿望的和认可的社会样式做为一种施政目标,并且做了大量“既定事实”的宣传(其间又可分为文革前和文革后,改革的前十年和后二十年),说白了就是意识形态宣传坐实化,就是说执政者对社会实行一元化领导,把社会当作政治经济一体化来实施,并且标榜为一体化即一重化社会,通过各种政治运动把不同声音打压(通过打压阶级敌人来威慑党内不同意见的人),像我们做学生的,无须了解农村的实际,众口一词歌颂“人民公社就是好”,“共产主义早来到”就行,这叫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大家也就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其实作为社会形态,执政者成了既得利益的小圈子,越是高层其利益越隆,他们颁布的政策根本不会损害其切身利益,把底层当作一个个可任意使唤的棋子,来构筑他们制定的“好社会”。他们的优势地位凸显,而优越生活总是秘不可宣,在报纸广播出现的倒是无比亲民(自己是普通民众的一员)的形象(连伟大领袖的衣服都打了补丁呢)。真实情形却是,社会陷入普遍的贫困--中国同时存在贫困而沉默的另一重社会,中间阶层--双重社会边界的人已不许发出自己的声音。上层在知道社会实情之后,不去检视自己的“制度之失”,而是怪罪底层不争气(所谓“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怪罪已经附和自己的中间阶层在暗中作祟。于是“双重社会”在中国成了一个欲说还休的怪圈。

  照主流媒体的宣传,中国社会属于前一种定义的社会,不存在所谓的双重社会,可是,后一种社会总是一不小心就“现身”,执政党实际上也注意到后一种社会。比如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摄影师安东•尼奥尼受国家总理周恩来邀请到中国,一不小心就拍摄出后一种中国社会,前一种社会的掌门人勃然大怒,把安东•尼奥尼归入“国外敌对势力”进行严正批判。这个例子说明,一是任何一个国度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强烈对比意义上的“双重社会”,国人不讲或不允许讲,但外国人有可能会讲出来;二是在一定的政治压力之下,国人即使感觉到了双重社会,但说(表达)出来很可能是另一重社会的主流话语。就说批判安东•尼奥尼吧,许多发出响亮批判声音的人的内心恐怕认为他是对的。那时我下放在农村,更多地面对求生存生活的境地,从物质水平生活水平和人的精神面貌(就以当年知青生活来说,那年李庆霖给毛主席的信已抖落“上山下乡”的另一种社会现实,毛也相信这样的社会现实),我就感到存在着一个沉默的与报纸会议所宣染的不一样的社会,也就在心里认同安东•尼奥尼,但我不敢做真实的表达,在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场合只有沉默。覆盖一切的主流媒体一边倒地运用强势语言批判安东•尼奥尼,坚持强调和宣示中国是一重社会。其宣传的结果或叫二律背反的逻辑,沉默的人们(比如我)倒更关注底层状况。也就是说,我们也不由自主地陷入“双重社会”的简单思维中。

  社会真实的一面文革后才广为宣示,被压制的另几个“边界”的人们(包括农民)才吐露其诉求,上层(政府)才在某种程度上明白自己执政的义务和任务(改善和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单一即一重社会是不可能的。

  但执政者为方便统治,非常喜好用一重社会的意识形态来规范和净化社会(执政者自己的思想就不是净化的),这势必无视和漠视“边界社会”的存在,只会压制而不会激活--只会减活(我用了《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的术语),由单位的一体化而社会的一体化,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社会还是被“单一社会”的思想所裹挟。

  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一个社会就是一个社会,是不能分为两重和几重的,“双重社会”只不过是人的一种感觉,为便于社会研究采取的一个视角,而这样的感觉并不是人人都有的,人因地位和环境不同而感觉到某一个社会,他们会把这“某一个社会”认为是整个社会;只有那些厕身于或叫行走于“双重(多重)社会”之间--边界的人,才有可能感觉“双重(多重)社会”的已然存在,感觉到一个更为真实的社会,而对此进行深究的人就更少了,我就属于这少数人中的一个。

  

  三

  

  两重社会的感觉和说法由来已久矣,古代就是这样的。究其实质不过各执一端,包含不同和相对立的利益诉求罢了。统治阶级依靠权力维持和扩大自己的利益,往往打着朝庭(国家)的旗号,他们的利益建立在剥夺别人的基础上。被统治阶级的利益更多的是建立在基本生存和生活上的利益,他们自然而然也把自身的利益看作是国家利益,“社稷”的意识由此而来。国家毕竟由社稷而拥立。历史吊诡的是,只有进入现代,那些真正认识到这后一点的恰恰是民选政府,不同阶层的民众的意愿可以左右“国家利益”的具体内涵及其表达,而一些自称代表人民--人民意愿唯一代表的统治者,从来就是率先从统治集团利益出发,但口头上又往往以“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自许,当今强力的房屋拆迁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证,如果没有官员的实际利益(包括个人升迁和现实经济利益)的诱使,官员们会代表房产商利益不惜动用公检法力量来达到目的么?从房屋拆迁我们能够感觉到双重社会的对立性存在。只不过由于互联网的普及,这样的感觉形诸文字和图片,才明显化公开化了。

  在进入现代之前,全世界各国恐怕差不多,都是以官民对立来描述社会,即使宫廷政变,对立的双方莫不以民意代表者自居相指责,以行“天道”之居而做取而代之的努力。而中国在这方面的传统源远流长,决不会逊于别的国家。古代王朝的谏臣总是提醒最高当局注意民情和民怨,谏臣后面是一批由底层入科而进入统治阶级集团成了既得利益的知识分子,当年流浪或流亡的知识者思想者(如孔孟)直接目睹了底层生活,在一定程度这些人就是上层下层之间--社会边界的历游者而具备“社会边界的资格”,当然他们在下情上达时,也把上情灌输给下层。于是就有“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思想文化观念。哪些人组成社稷?当然是以胼手胝脚劳作的底层人为主体,但这些人是不发声--不在朝庭上发言,只有某些具有民本意识的知识分子--他们或做官勇敢地在朝庭发言,或在民间的公共场所发言,也就是做了一番表述后,社稷--另一重社会的景象才进入主流意识形态之中。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民本思想不断壮大,而帝王思想不断缩小。可见,民众生活民众愿望是执政者(统治阶级)无从回避的基本课题。也说明在传统中国,双重社会之外,还是存在边界性却是不可或缺的声音。司马迁《史记》就记录了这样的声音。

  余英时为刘再复《西寻故乡》写的序(见《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二期)里也记录了这样的声音。余先生分析中国知识人的放逐现象,范仲淹第三次贬逐时,不但在京师的“亲宾故人”都为他饯别以壮其行,而且在外郡的诗人梅尧臣也特别写诗为他做道义上的支援。“放逐是中国知识人的光荣,这一观念曾给范仲淹‘前后三光’的经历中获得了最有力的支持。”“朝廷每贬逐一次,持不同政见者的声望都为之提高一节。”在我看来,在家天下的古代,社会边界的声音仍不绝于耳,知识者依然保持着精神活力,自然他们也是以双重社会为依归的。

  为什么各国--尤其中国总是以官与民这双重社会为依归来表述一个社会呢?这恐怕跟社会的基本经济形态有关,跟封闭程度有关。中国长期是农耕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重农悯农(吃饭乃人和国家的第一要务)的主流思想长兴不衰。在发达的唐朝,诗人(知识分子)发出了“朱门狗肉臭,路有冻死骨”、“苛政猛于虎”、“茅屋为秋风所破”的响亮声音(姑且称为第三种声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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