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顿.弗里德曼是我最喜爱的经济学家之一，当他和夫人罗斯的回忆录《两个幸运的人――弗里德曼回忆录》由中信出版社在2004年1月出版之后，我虽然数次因其60万字的篇幅望而却步，但最终还是在十一长假期间抽空读完了这本冗长之作。
让我吃惊的是，米尔顿虽然是经济学的巨匠，但从照片看来，似乎不过是身高不足170公分的小个子犹太人。他的夫人罗斯.弗里德曼也是著名的经济学家，这一对幸运的人，让我们这个世界因为拥有他们而更加幸运。
想到《哈耶克传》中的哈耶克，你会觉得米尔顿无论是学术还是生活中，都如此亲柔，而哈耶克似乎一生都在作战。他和罗斯在1932年10月3日相识，到1938年6月25日结婚，米尔顿和罗斯经相爱了将近6年才结婚，原因很简单：其一是作为犹太人，他们在美国的求学和工作很艰难，其二是他们视婚姻为“至死不渝”，结果一直到他们确信能养活自己和家庭之后，才成为那一对幸运儿（《弗里德曼回忆录》第2页，下文引用处略去书名，仅记页码）。和哈耶克对亲情的刻薄相比，我更有理由喜爱米尔顿。
一个人一生有无限的诱惑和可能。米尔顿在自传中说了他选择经济学研究的理由：“美国正处于空前绝后的经济危机的最低谷，时代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如何摆脱经济危机？如何减少失业？如何解释一方面是巨大的需求，另一方面是资源闲置的矛盾现象？在这种形势下，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似乎比成为一个应用数学家或者是精算师更符合时代的要求”（第44－45页）。这样积极入世的态度，和凯恩斯的风采交相辉映，尽管这两位终身作为对手的巨匠之间一生只有两次书信交往，有趣的是，两次都是成名的凯恩斯给年轻的米尔顿的退稿信！但这丝毫不影响两人对20世纪以来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巨大影响。
我至少目前和米尔顿是“同行”，想到这一点就让我开心不已，米尔顿自传中的一些感慨，读来让我这个有接近十年教龄的忍俊不禁。首先，米尔顿似乎看重大学的象牙塔气氛和精神贵族气质，他这样赞美他的校长：”在赫钦斯担任校长期间，芝加哥大学有了一个道德高尚的领导人，没有人象他那样更关注于精神问题（第251页）。”充满匠人气息而不十文化氛围的大学，不会有大学的精神。其次，大学精神是必须亲历的，米尔顿回忆说：“我坚信一个人在学院或者是大学时学到的东西有一半时来自同学，他们一起生活、相互激烈而又坦率地争论，这种态度在与教授讨论时时不恰当的，即使时最宽容的教授也不行。（第63页），想象一下当时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吧！除了米尔顿和罗斯，还有西奥多.舒尔茨、弗兰克.奈特这样的优秀教师，有乔治.斯蒂格勒和奥斯卡.兰格这样的同学和同事，一时之俊彦尽数集中于斯，这样的智慧盛宴，哪能轻易重演？难怪张五常谈道这一点，总是额手称幸。再者，美国也许没有中国大学那种教授有点校成绩就脱离教学一线的恶习，而是终身在教书育人，当米尔顿65岁从实际教学工作中退休时，半开玩笑地说：“我之所以要退休是因为我一生中已经批改了足够多的试卷。我始终非常喜欢教学，喜欢和学生交往，但是批改卷子是另一回事。”（第277页）没有做过多年教师的人，绝对说不出这样的话语。联想到启功先生书写的我所在学校的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米尔顿应该是当之无愧了！
米尔顿一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极其浩繁，并且于1976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经济学家通常是非常谦逊的人，先于米尔顿两年，哈耶克也获得了诺奖，他在诺贝尔奖盛大的颁奖晚宴会上说，“如果当初有人来问我是否应当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会毅然决然地予以反对”。为什么？因为哈耶克担心“诺贝尔奖将赋予那些经济学家以不应有的权威”，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不同，人们的一切活动似乎都可以与经济学沾上边，大家都愿意听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对诸多问题的见解，甚至相信经济学家能提出很好的治理国家的主意，而获奖者自己也容易自以为是，自以为全知全能。米尔顿同样对此持有警惕，否则我们就无法想象，这对幸运的夫妻如何会在此后将近20年的学术生涯中，将精力集中于撒播自由的理性于大众心中。米尔顿对学术的贡献集中在价格理论和货币理论方面。谈到价格理论时，米尔顿提到讲课中遇到的一件事情，他在课堂上安排了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所做的最具有原创精神、最透彻的回答是一个中国学生提出的，而他在学期没的书面考试中成绩很差。虽然他对价格理论掌握得很好，而且在运用中具有创新精神，但是他的思维太慢，在书面考试中迅速地回答一系列问题有困难。这件事让我明白了书面考试有其不当之处（第279页）”，张五常也曾经以“快要失传的价格理论”做过演讲，也恰好是芝大的学生，但我相信这位中国学生，显然并非思维敏捷的张五常，那么，此人何许人也？
在货币理论方面，米尔顿的贡献更多，包括1963年的《美国货币史》，提出的弹性汇率理论等等。20世纪50年代，正是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主的全球固定汇率制大行其道的时候。但是米尔顿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大厦将倾。但是米尔顿的智慧让他从容等待了将近20年年才见证了旧时代的终结，和自己创立的浮动汇率制的胜利。并且从中学到如何学以致用。回顾这些时，米尔顿总结了两点，第一点，经济学家如何发挥作用？“当我们提出激进的方案时，可以劝说他们相信我们是正确的，但是这样做并不能影响事件的进程。相反，在危机关头必须有所作为时，我们要提供选择方案，这样我们才能发挥影响”。第二点，官僚机构几乎是永存不衰的（第298－299页）。这两点中的第一点，用中国的体制内学者的话语来说，恐怕就是“不要让领导做判断题，而要自己做好判断让领导做选择答案的选择题”吧！
在中国，最有名气的经济学家大约是哈耶克，但在美国或许就是米尔顿在学术和公众中的影响力更巨大。美国公众对米尔顿和罗斯的了解，并非出自对其纯粹的学术研究的了解，而是由于这两个幸运的人在公共政策和政治哲学方面的努力。米尔顿和罗斯积极的入世态度，和对民众的深切的博爱，使得他们不以高高在上的精英自诩，而是以散播自由理念为己任。他们乐意在财经读物上，在电视上，向公众坦率地表达自己的内心。这一对幸运的人为此殚精竭虑。
早在1962年，《资本主义与自由》得以出版，这本书是罗斯对米尔顿多年以来各种讲座的修订和出版，而米尔顿在当时社会狂热气氛中坚持自由市场经济，甚至连演讲都总是在充满敌意的气氛中进行。这本书在当时过于叛逆，以至于没有一份全国性的重要刊物发表对它的书评，在1982年该书再版时，米尔顿自信地说：“这是一本在舆论的指引下，由一位美国著名大学的教授纂写，而且注定在此后18年里卖出了超过40万册的书”。（第432页）
1966年，《新闻周刊》约请米尔顿担任专栏作家，当时萨缪尔森作为“新政自由主义”的代表，而米尔顿是作为“自由企业”的代表，还有一位学者作为中间派的代表。米尔顿不仅征求了多位同事的意见，甚至先写出若干样本让他们评论。这样的专栏一直延续到1984年才停止，米尔顿对此并不后悔，他说，“写专栏文章要求我紧跟最新的大众话题，专栏文章让我能够在现实的事务中发挥作用，这是任何其它方式所不能比拟的”（第454－455页）。
在米尔顿获得了诺奖后的1977年，米尔顿和媒体的合作更紧密了，他和罗斯准备进行系列演讲和制作电视短片，年底米尔顿提出了自己制作电视短片的四项基本要求，一是出耍花招，二是作为一个知识性的节目应该坦率而泰然；三是不迎合观众，而只是让喜欢思考的观众满意；四是说自己的话而不是拾人牙慧（第606页）。
1980年，名为《自由选择》的十集电视短片终于在全美196个电视台中的72家开始陆续播放，节目获得了巨大成功，甚至有观众愿意放弃超级碗比在的转播而沉浸于《自由选择》之中。罗斯和米尔顿合作的同名著作《自由选择》也终于出版了，当时在美国的销售就超过了100万册，这本书被翻译成17种文字后，相信读者不下千万。
比照一下中国国内参差不齐的经济学家吧！有多少学者愿意低下身段，不厌其烦地亲身制作电视短片传播自由和民主的理念呢？他们中的一些，自傲地站在底层民众的对立面，视他们为“群氓”，不屑于交流那点可怜的“自由主义理念”时，我真觉得羞愧。
米尔顿甚至还曾经为尼克松总统和里根总统做过经济顾问。在为尼克松做顾问期间，米尔顿自称其最重要的工作是在其提交的备忘录中，提出“美国。不再从事影响美元与其它国家货币兑换汇率为目的的外汇交易――既不将汇率钉在固定水平上，也不操纵汇率。”上述建议在1971年8月15日由尼克松总统直接采用（第481页）。不过如果有读者阅读过真正的“欧元之父”特里芬的《黄金本位与美元危机》一书的话，也许会对上述讲法存疑，在那里，终结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上述话语似乎并非出自米尔顿，而时出自加尔布雷斯的一位弟子在课堂上要求学生解答如何摆脱美元危机时，一位天才学生给出的答案！至于里根总统的经济主张，目前已经被称为“里根主义”，里根每年都要和其总统经济顾问班子见上六七次，米尔顿这样称赞里根：“在我的一生中，没有见到过一个总统象里根这样，坚定不移地坚持和维护自由社会的原则”（第503页）。
对中国的三次访问被米尔顿和罗斯视为“一生中最神奇的经历之一”，（第648页）。第一次中国之行成于1980年9月2日，中方邀请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钱俊瑞先生。第二次中国之行成于1988年9月10日，中方邀请者是复旦大学的谢希德教授，这次米尔顿提到了张五常，说这次他和罗斯在中国的行程是张教授安排的，关于在上海的演讲，米尔顿特别提到，厦门大学的一个年仅20岁的女学生，用尽了自己全部的100元积蓄，从厦门赶到上海听米尔顿的演讲，并说明自己正在试图翻译米尔顿的著作，米尔顿感慨说：“这种具有进取心和勇气的年轻人是中国的希望。”（第669页）。第三次中国之行成于1993年10月19日，米尔顿认为这次行程是张五常安排的，不过我相信高尙全先生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因为高教授认为第三次时他冒着险通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邀请米尔顿，并安排其与高层见面的。
尽管这是一本冗长乏味的自传，远远不如《梵高传》来得跌宕起伏。尽管我私下以为，对一个经济学爱好者，从网上下载米尔顿的《自由选择》和《资本主义与自由》的免费电子中文版，比购买这本定价48元的自传来得更实际和精彩。但一想到从1932年算起，这一对幸运的人，在总是作为异端的不幸时代，竟然已经相爱了72年，就不禁心为之醉，因为我们身边，有太多的亲人和朋友，总是在秋天不经意间走散，而成永诀。
今天的中国学子，还有1988年厦门大学那位女子一样的勇气和理想吗？
今天的中国公众，甚至我自己，在余生中会有机会在公众电视台看到米尔顿十集电视短片《自由选择》的播出吗？
米尔顿在全书谢幕时说，“在思想方面，我们是胜利者；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公众意识到政府没有治疗疾病的灵丹妙药”(第723)。今天的中国，仍有人幻想着将自己的一生盲目托付给政府或某位圣君吗？思想能冲破牢笼吗？自由的理念已经深深根植于我们心中了吗？我们所处的是幸运和不幸的交错点吗？
米尔顿曾经预言中国的经济改革说：“我对这一进步能否长期持续表示悲观。开放的制度将会形成权力与责任，这会对中央集权的政治机制产生威胁。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再次种植改革”（第666页）。在此我愿意在佛前祈祷，希望他对中国的预言能落空，而能让其预言落空的原因，就在于我们追寻米尔顿一个世纪以来追寻的思想精髓。这样，我们就能在他预言落空的同时，更加对这位伟人的思想魅力深深脱帽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