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一位十九世纪的英国文化论者，当代美国汉学家艾恺笔下的“现代化的反对者”，他的这本作于个半世纪前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政治与社会批评》，虽年代已久，然而书中对十九世纪英国社会发展所作的文化思考，汪洋恣濉，机锋横逸，至今读来仍荡人心魄，余味悠长。阿诺德是如何“反现代化”的？这自然能调动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不过，跟随这位文化论者娓娓动听的言说，他对当时英美文化中宗教精神的观察研究，却更引起了我的关注。后者无疑也有着强大的历史穿透力，特别是在“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先后发生的阴晦场景下，他的一些论述，几可视作为“历史的先声”，仍富具启示。
1、区分两种文化精神
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中，阿诺德延拓了德国诗人海涅的思路，把欧洲文化解读成两种精神和力量的化合：“那种驱向行动的能量，至高无上的责任感、自我克制和勤奋，得到了最亮的光就勇往直前的热忱——所有这些都可看成为一种力。那种驱向思想——作为正确行动之基础的思想——的智慧，那种对于随着人的发展而形成的、新的变化着的思想组合的敏感，欲彻底弄懂这些思想并作出完美调适的不可遏制的冲动——这些可看成为另一种力。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将这种股力量看成对抗的力量（倒并非其本质使然，而是因为它们在人身上和历史中呈现出对立），可将它们看成是瓜分了大千世界的对抗势力。最显著最辉煌地展示了这两种力的两个民族可以用来为之命名，我们可分别称之为希伯来精神和希腊精神......世界本应在这两极之间取得均衡，只是事实上从来不曾做到过。”
在阿诺德眼中，希腊精神代表着的是智性、理性和反思能力，澄澈的头脑，自由的思维，是希腊式的追求，它的主导思想是意识的自发性，强调全面透彻地了解人的职责的由来根据，确保不将黑暗当成了光。希伯来精神强调秩序、规则、既定的道德信条，代表着的激情、狂放与行为的虔诚，它的主导是严正的良知，注重顺服，力主勤勉地履行职责，看到大的亮光就奋力向前。正如对犹太教的笃信与执著，构成了希伯来民族的根本特性一样，欧洲文化中的希伯来精神，所涂抹的是宗教的底色。在阿诺德看来，欧洲文化的历史，就是这两种文化精神不停碰撞、彼此取代更迭的历史，在两千多年前希腊人的文化创造曾经光芒四溢，欧洲因希腊人及其文化的存在才可言欧洲文化；而到公元1世纪前后，基督教的兴起最终压倒了希腊的阿波罗之神，希伯来精神成为了当时世界上的支配力量，欧洲人此后是在基督教的大发展中前进；而始于15世纪的文艺复兴，则是在对基督教的质疑中，又一次迎来了希腊文化的再度辉煌，希腊精神使欧洲人从蒙昧的中世纪得到了解脱。
2、英美社会的清教主义
一个有希伯来精神的社会是幸福的，自由、繁荣、秩序与道德心、正义感都由此而来，这是阿诺德的观念；一个希伯来精神取得了绝对地位的社会又是不幸的，价值、信仰的绝对化，是罪恶的一个重要来源，这也是阿诺德的观念。在阿诺德的心目中，实现“文化、人性整体的和谐、全面发展的完美”，重要的是在两种文化精神----希伯来精神和希腊精神之间寻求均衡。希伯来精神对上帝的信仰，可以铸造就人类崇高的理想和道德心，而希腊精神的反省自觉，则可以抑制人类走向冲动与莽撞、消解宗教化后的无知无觉。然而，与他所设想的“理想的文化”相对照，令他遗撼的是，当时的英美社会，文化上所存在的问题，恰恰就在于文化精神失衡，希伯来精神过于旺盛而希腊精神处处受压。
15世纪文艺复兴的兴起，无疑是希腊精神的复兴，不过，之后不久宗教改革运动的突起，也使欧洲涌起了另一种潮流，那就是清教主义。阿诺德敏锐地观察到，“要回到基督教初创时期的那种热忱和真诚”的宗教改革运动，“无疑是文艺复兴的希伯来后嗣，是文艺复兴那炽烈的激情、而不是其理智的产物”，这种斜刺里冒出的新教思潮、即被称作为清教主义的东西，作为支流也深刻影响了欧洲人。欧洲该何去何从？阿诺德发现他的国家是走在了与希腊精神相背离的道路上，“英国人是新教的忠诚子弟，他们对文艺复兴的了解主要来自其从属的次要的一面，即宗教改革运动”，“我们的民族仍然具有强烈的希伯来特性(这正是其力量所在)：自信、坚执、专注。清教精神便是这种倾向性的体现”，“二百年来，人类前进的大潮一直奔向认识自我和世界、看清事物真相、以及意识的自发性；而对我国的大部分人、尤其是社会中坚来说，一丝不苟的严厉的道德心成为基主要的冲动。他们在错误的时刻将次要当成了主要，以对待次要问题的态度对待头等大事”，“它大大地左右了我们的历史进程”。
英国是这样，作为英国人后裔的美利坚民族又如何呢？阿诺德同样察识精到：“美国几乎没有野蛮人，也不大有群氓，除此以外便和我们一样。也就是说，国家的大多数都是非利士人；但那里的非利士人比我们更加活跃，他们没有野蛮人的压力和虚假典范，更可以放开手脚，为所欲为了。我们发现，英国非利士人最强壮、最活跃的部分是奉行清教和希伯来精神的中产阶级，正是这种希伯来化的倾向使他们离开了文化的全面的发展。同样，人人知道美国人来自英国中产阶级，他们将后者的偏颇也搬到美国去了，只会十分狭隘地看待人的精神领域和那不可少的一件事......我指的是，当美国人的精神振奋起来、付诸行动时，他们唤起的一般只是宗教那一面，而且还是狭隘意义上的宗教。社会改革者到摩西或圣保罗那里找教义，他们根本不知道还能从其他地方得到指引。”
美国是“一个上帝管辖下的国家”吗？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是这样说的。最初踏上北美大地、后来成为新起的美利坚民族奠基者的那些人，是从欧洲飘洋过海去的清教徒；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卸任的老罗斯福总统曾组织了一支军队，他鼓舞士兵的口号，“基督教士兵，拿起武器”，就充满了宗教情感；布什总统在一年前访问中国的时候，也对清华大学的学生说，美国人98%都信教，他无法想象没有宗教信仰人该怎么来生活。
3、上帝制造的祸端
在世俗社会的表象下，隐藏着一根宗教神经。虽然19世纪的美国诗哲爱默生----一位被誉为“美国精神”代言人的人，曾大力主张新起的美利坚国家摆脱“旧欧洲”的影响，但从“旧欧洲”跑到北美大地的清教徒及其清教主义，看来的确如阿诺德所说，还是支配了“美国精神”。这一点直到今天还并没有多大改变。
希伯来精神的过于盛兴， 对于人类生活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新教改革与新教伦理的出现，诞生了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但与此同时，新兴的清教主义----“是一股强烈崇尚希伯来精神的力量”，也给人类生活带来了新的烦恼。阿诺德对此洞若观火，他说，“清教徒面临的最大危险，在于自以为掌握了那知会他unum necessarium----不可少的一件事----的标准。至于这条标准究竟是什么，知会他的又是什么事，他的脑子里只有很粗糙的信条，但他已十分满足了，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从今以后只需干起来就行了。于是，在自信自满的危险状态下，他便放开手脚，让属于普遍自我的本能力量大行其道。”
美国是一个宗教化国度，我们能如一些论者所说的那样，简单地认为前年的“9.11”事件，真是一起“世俗主义与宗教主义”或者说“世俗社会与宗教社会”的冲突吗？布什在“9.11”事件后说要对恐怖主义分子发动一场新的“十字军东征”，五角大楼马上就把军事行动的代号定名为“无限正义”----当然后来又取消了，这些下意识的说法与行为，都反映了流淌在美利坚民族内心的希伯来精神和清教主义传统。对宗教的诚挚，它真如这个年轻的民族所相信的那样，只是一个好的精神存在吗？应该让那些印第安人后裔来作评价。18、19乃至20世纪美国白人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都是在上帝的名义下进行，美国白人长久以来认为这也是一种“正义”，但是觉醒了的印第安人后裔现在要求重写美国史，弱势者的痛苦和呻吟没有被正统的美国史教科书所记载，这不仅是不公平，也是美利坚民族的“一个耻辱”。
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是可怜的，宗教的热忱是我们得以摆脱恐惧、忧虑、悲伤的重要途径，是我们从卑微中开拓出伟大的希望之乡；一个只有宗教的民族则是不幸的，那由信仰所激发出来的巨大冲力，由于绝对化、不能受到任何怀疑力量的消解，只能最终击伤我们自身。长久以来，我们所存身的这个世界，也正一直在为这两件事而烦恼着：没有宗教和过度宗教化。人类社会在这两个极端无止境地摆动，这给我们带来了深重的苦难。
“文化欣喜地、发自内心地赞誉那高尚宏伟的宗教意识，却不能将宗教意识当作精神生活的全部”，阿诺德提醒人们注意基于希伯来精神的道德自信可能给世界带来的恐怖。没有反思的道德不是道德，哈耶克----这位奥地利经济学家、自由秩序的主张者，半世纪前言之切切地所说的一句话，也值得人们好好体昧：“必须理解到，现在世界上许多最有害力量的根源往往不是坏人，而是高尚的理想主义者，特别是，那些极权主义残暴行为与原则是由一些可尊敬的和心地善良的学者们奠定基础的，他们从来不承认自己种下的恶果。” 2003/02/20
（《文化与无政府状态》，（英）马修.阿诺德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