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骇人听闻的911事件，近期又在全球各地广泛引来了人们的回顾性关注，为什么是四分五裂的伊斯兰世界中产生的极端原教旨主义者，而不是已被美国视作为头号对手的统一的儒家中国，现实性地给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制造了惨烈的麻烦和悲剧？这个问题极大地吸引了许多人。新加坡《联合早报》不久前刊登身在美国的谭中先生的文章《“移民国”尽失浪漫情调》，文中就指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来自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移民，“极少有人放弃伊斯兰教信仰、改信其他宗教的。他们在思想信仰上与基督教文明保持一定隔阂，很难说他们愿意融入美国文化洪流”，与此同时，“已经入藉以及暂时留美的华人和美国文明之间完全没有这种隔阂”，不仅与美国人通婚，而且乐意与美国朋友一起到教堂做礼拜。谭中先生将此一景观，归结为伊斯兰文明的特性，乃是一种有别于“信仰正统”（orthodoxy）的“行为正统”（orthopraxy），特别注意个人行为对社会、政治的投射，它妨碍了穆斯林对其它文明的认同。
在一个以基督教文明为主导的社会里，穆斯林和华人在宗教信仰问题上的不同表现，的确耐人寻味。回想十年前，当那位大名鼎鼎的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发布“文明冲突论”的时候，他还把冷战后可能对美国造成威胁的敌人归结为两个方向：其一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它以暴力和恐怖主义为能事；另一就是儒家的权威主义。现在看来，后者对于美国和西方的“威胁”，事实上乃是一个想象和虚构，虽然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威胁论”的声浪从来就没有断绝过，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它还混合着“中国崩溃论”的调门，不停地在这个世界发出不谐之音。就连亨廷顿本人也承认，即使真有所谓“中国威胁”，那也不可能是在公元2010年，而是在2050年甚至2080年之后，也就是说，它还是没边的事儿。那么，相形之下，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与美国的对立，为什么如此之真实生动呢？谭中先生认为这与伊斯兰文明的特性有关，而一般上，人们则更多把它归结为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在巴以问题上的极度意见不和。
我们需要对穆斯林世界与美国社会的争执，作出整体的透视。可以理解的是，同是作为阿拉伯世界一员的巴勒斯坦人的悲惨命运，长期以来引起了整个阿拉伯世界乃至穆斯林世界的义愤，美国在巴以争端中对以色列的一再偏袒，对阿拉伯世界乃至穆斯林世界来说，实在是一个羞耻，他们在世界政治中，不断感受到的是被压迫、被侵犯。这种感受从权力政治的角度来说，乃是世界政治权力资源没有被公平配置、一方持强一方积弱的结果。然而谭中先生的说法也值得重视，单纯关于宗教本身的内源性因素，其实，也无时不在左右着异文明间的交往。
如果细作分析，这当然又不能绕开当代世界普遍性的文化本土化思潮。与近几十年来科技、信息、金融、旅游、环保等的全球化潮流相同步，世界范围内也出现了一种被许多学者称作为“反全球化”即反西方化的思潮，而基于族群、语言、信仰、阶级等所产生的身份认同的本土化倾向，则又构成了其主要和关键。文化认同、身份认同的内向化，恰恰也就是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的一个重要依据，亨廷顿提醒人们注意的是：这股思潮是人类生活方式全球化——即现代化的同生物，如果没有现代化的扩张，也就不会有精神生活的本土化诉求。这看起来真是一个悖论：一些方面越全球化、西方化、现代化，另一些方面反而就越地方化、本土化、内向化。然而这的确又是一个事实，伊斯兰世界反美情绪的滋长、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弱势族群根源意识的复苏、以及那些多种（民）族国家种（民）族纷争的加剧，都对此作出了注脚。亨廷顿对此的解释是：文化与身份认同的本土化、对西方化的排斥，实际上不过是非西方世界试图以此提高内部凝聚力，以此对抗西方世界权力优势的一个借重。
如果仅仅是为了集蓄人心、抵制美国和西方的文化与政治霸权、争取权力平等，这恐怕还不至于在不同的文明之间，制造出明显的障碍，毕竟，对权力和利益的要求，是现实主义的。所有的现实主义都又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的世俗性。世俗的东西无妨通过世俗的方式来解决，它能够排除任何先在的价值预设，打破任何精神和情感的羁绊。换句话说，现实主义的权力诉求，其内在的底蕴和根基是实用理性，“有用即为美”，在一切为了“有用”面前，所有的事物——浅至日常物用、深至文化伦理，实际上都是可以变通的，只要世俗的目标确定下来，其它的东西，是废除还是不废除、调整还是不调整、吸收还是不吸收，都将围绕着事情的合目的性而来定。文明的异同，因故在强弱文明间就不会成为真正的问题，弱势文明为改变自身的劣势地位，就无须在文明之间划开界限，国家、民族间的斗争固然是不可避免，然而学习、借鉴强势文明、甚至不惜舍弃本土文明，却并非为不可以。
可是文明之间，为什么还会有享廷顿所说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呢？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凯廓尔认为，人类生存有三种境界：其一是审美，其二是伦理，其三是宗教，宗教乃是最高层次，是人作为人的本质体现。在克氏的视野中，根本没有功用与实利的位置，而广泛一点来说，对宗教的执着也可以纳入审美的内涵。克氏的说法用在文明问题上，那就是文明之间的隔膜，其实并不限于权力利益的分野对立，同时也在于伦理审美的异构差别。文明与文化单纯作为审美符号或者伦理信条，是否真会具有强大的约束力（对文明自身）和抵触力（对文明之间）？我们还是相信有这样的力量为好。任何文明都会存在自我保存的倾向，生活在任何文明中的人或群体，也会自然而然形成从本文明中寻求精神和心灵安慰的心理习惯，一旦本文明与异文明发生碰撞、外来文明给本土文明制造出压力时，处在弱势文明中的人，出于捍寻自身文明的惯性，也出于对自身精神生活的维护，是会对外来文明产生排异反应的，人类文明的交往史，很大部分就是这样展开着。
所以非西方世界的文化本土化和反西方思潮，并不可一概而论，它其实是两种因素的产物：一是通过捍卫本土文化以达成现实权力利益目的，文明和文化在这里不过是一个外原性的因素；二是基于审美和伦理而对本土文明下意识自我保护，文明和文化乃关系着一个特定群体的精神生活。应该说，这两种需求在任何文明中都会存在，然而在不同的文明中，这两样东西所占的权重，却大为不同，这也决定了不同的文明在对待文明交往上，会有态度上的分别。对于伊斯兰世界等宗教感极强的文明来说，两种需求皆占重要地位，对文明和文化所作的非实用化对待，实际上正是穆斯林群体难以融入其它文明的缘由所在。与此相比，说处在儒家文明的国家，也会与西方文明发生“文明的冲突”，无疑是一个天大的误会，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都是实用理性很发达的民族，只要对自己有利，吸引外来文明成果，事实上并不会在思想上有很大障碍，这也就意味着，这些国家的文化变更，相对来说阻力就小，对西方文明的接纳，也不会有多少困难。如果这些国家也出现反西方文化的思潮，那无非是借文化本土化来达成现实的权力利益目的，而与文明本身的内原性因素无甚大干。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岛国日本，甫一发现自身在与西方国家的较量中处于下风，马上就发动“明治维新”以西方为师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曾经傲慢的中华帝国，在屡经抵抗外来文明东渐失效后，最终还是改弦易帜，“师夷长技”，也轰轰烈烈地搞起现代化、与西方世界打成了一片。
09/09/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