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爱武 肖贵清:中外不同语境中的“中国模式”概念辨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59 次 更新时间:2012-04-23 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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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爱武   肖贵清  

自2004年乔舒亚·库珀·雷默在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北京共识》以来,中国模式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热议的话题。但是,对于中国模式概念的认识,国内外学者见仁见智,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争论,因此,厘清中国模式的概念,避免在这一基本问题上的纠结,就显得尤为必要。本文试从中国模式的概念分析入手,以界定其基本内涵。

  

一、模式的涵义

  

研究中国模式首先应该厘清模式的涵义。“模式”亦称“范型”,一般可以指作为范本、模本的式样。在社会学中,“模式”是研究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的理论图式和解决方案,同时也是一种思想体系和思维方式。国外学者通常使用“model”和“pattern”来表述模式。“model”的名词意思主要是人或事物的三维肖像、供效仿的范例、模特儿、产品的范本、过程或体系的简单模型。其动词涵义有雕刻、模仿、效仿、设计模型等。“pattern”的名词意思主要是图案、花样、式样、模型、样式、说明、样品、模式、方式、形式、模范、典范。其动词涵义是模仿人或事物,按照模型仿造事物等。从中外对“模式”的解释来看,模式确实有模仿、复制的意思,所以,不难理解人们为什么总是把能够被模仿和复制看做是模式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特点。但是,人们在实践中并没有限制“模式”这一概念在更广的意义上的使用。苏联模式、东亚模式、拉美模式等等之所以被称为一种模式,不是因为它们能够被模仿和复制,而是因为它们具有自己鲜明的不同于其它模式的特色而已。所以,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些对“模式”的解释上,就会导致对“模式”概念的僵化认识。模式的最主要的特征,不是因为模式可以被模仿、复制,而是其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因此,是否存在一种模式,不应看其是否可以被复制和效仿,而主要是看其是否有自己的特点。

另外,对于模式尤其是中国模式的概念,还可以从“道”与“器”的层面去理解。如果从“道”的层面去理解,模式应该是一种抽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一些国外学者之所以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主要就在于他们都是从“道”的层面去理解中国模式,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具备普遍意义,从中不能提取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就是达不到所谓的“形而上”。当然,也有的学者从“道”的层面出发,认为存在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可以衍生出不同版本的中国模式等等。如果从“器”的层面去理解,模式应该是具体的,与众不同的,具有鲜明特色。国内学者一般是从“器”的层面去理解模式和中国模式,认为中国模式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这一“道”在中国的体现,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特殊国情基础上的“形而下”。

  

二、西方语境中的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是目前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但是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却早已有之。上世纪60年代,国外学者就曾使用中国模式的概念。美国《时代周刊》1961年5月26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谈到,几内亚领导人塞古·杜尔推动的“人力投资计划”,是在借鉴当时的“中国模式”,即志愿者可以利用闲暇时间修建公路和学校,但随即指出,这种“中国模式”并不符合几内亚的实际。①《时代周刊》1967年5月26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则用红色的中国模式一词(Red Chinese model)来指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②1980年,日本《现代经济》刊登了日本一桥大学石川滋、东京大学宇泽弘文、内田忠夫等人对中国经济的看法的文章,文中多次使用“中国模式”的概念,他们把20世纪70年代的“毛泽东战略”称为“中国模式”。③1985年11月13日,前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在谈到中国经济改革问题时,也谈到中国模式的概念。他指出:“中国的模式要求发挥经济效益的作用,发挥个体企业的作用,扩大自主权,减少中央对物价、生产、投资的行政控制,实行对外开放。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贬低了。我要强调指出,中国肯定也没有放弃社会主义,也没有放弃资本主义。”④1988年底,法国《发展论坛报》发表《中国给外国投资者更多的保证》的文章,认为自邓小平宣布实行对外开放和经济现代化以来,改革使中国模式逐渐变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中间模式。⑤1992年12月,美国《新闻周刊》一篇名为《休克疗法之于叶利钦》的文章中提到,叶利钦赞同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模式。⑥1993年,在《新闻周刊》另一篇名为《为什么中国做得更好》的文章中,也曾使用中国模式一词,以表示中国与苏联在发展模式上的区别,并强调中国模式中最值得借鉴的一点是邓小平的渐进式改革。⑦1993年布热津斯基在其《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中曾用了不短的篇幅强调中国模式将会被其他发展中国家“看成是一个越来越有吸引力的替代选择模式”。⑧1996年《纽约时报》一篇名为《卡斯特罗的中国模式》的文章认为,卡斯特罗希望能够避免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因为经济的私有化和政治的自由化导致苏联的崩溃。卡斯特罗认为,中国模式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吸引大规模的外国投资,又严格地限制政治自由。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虽然中国模式的概念已经提出,但由于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中国在经济社会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在国际上的影响相比今天来说还比较有限,中国模式没有受到人们更多的关注。但显然国际社会已经开始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独特性,并开始称之为一种新的模式。应该注意的是,在这里提出中国模式并不是基于复制和模仿的角度,而主要是强调中国发展的特殊性,这与后来雷默提出的强调具有典范意义的中国模式是有明显区别的。

2004年5月,乔舒亚·库珀·雷默在《北京共识》一文中把北京共识又称为北京发展模式、北京模式和中国模式。在《北京共识》中,雷默并没有特别强调“中国模式”这一概念,但由于他把“北京共识”看做是取代“华盛顿共识”的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并强调“这个模式必定使中国及其追随者与现有的发展思想和强权需要形成对立”,从而威胁现有的国际秩序,因而使“北京共识”成为国际社会热议的对象,中国模式的概念从此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并逐渐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一个热点。在《北京共识》中,雷默一方面强调中国模式相对于其他发展模式尤其是华盛顿模式的独特性,另一方面,把中国模式称为“北京共识”,实际上又赋予中国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可供复制、效仿的普遍性意义。不过,雷默在后来接受《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采访时这样指出:“当我们说中国模式可以被其他国家所效仿时,我们必须分外谨慎。我说的可以为别国效仿,并非指中国的经济或政治模式可以被别国复制,我的意思是,中国的创新及按照自身特点和想法寻求发展的模式,值得其他国家仿效。这一点对于任何国家都至关重要,而且也唯有如此别无他途。”⑩

中国的发展模式既体现出与传统发展模式不同的特性,又具有可供借鉴和效仿的普遍意义,也成为雷默以后众多国外学者认为存在中国模式的最重要的理由。与雷默一样,一些国外学者既看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独特性,又认为中国发展的经验可供一些发展中国家效仿或借鉴,因此存在一个新的中国模式。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指出:“你要承认中国确实有个模式,就像是盖房子,房子盖好了肯定有个模式。”(11)同时他也指出,不应把模式看做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东西,可供随意复制或模仿。所以不能因为中国模式还不完善,还需要不断改进而否定它的存在,事实上“任何一个模式都有优势,也有不足,不存在一个百分之百的理想模式。”(12)郑永年还指出:“中国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成就非凡。20多年的时间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间,但在这短短的历史时间里,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里面一定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在亚洲,日本曾经创造了经济腾飞,称之为‘日本模式’。之后,新加坡、韩国、香港和台湾也创造了发展奇迹,称之为‘四小龙模式’。尽管‘中国模式’的概念还是模糊不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正在认识其内在合理性和经验的可取性。”(13)

由于对“模式”这一概念的理解存在差异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一些国外学者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认为尽管中国的发展很独特,但中国没有形成一种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模仿和复制的模式。他们认为,“成功”、“可复制”和“周密计划”是模式的固有属性,而中国的发展道路不具有这三种属性。中国的改革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且存在很多问题,中国的改革始终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周密的计划,再加上中国独一无二的特殊国情,使中国的发展过程根本不可能被复制,所以并不存在什么所谓的中国模式。中英可持续发展对话国家协调员里奥·霍恩明确指出:“‘中国模式’一说至少有三重含意:成功、可复制性和周密计划,然而,这三个方面都还有待商榷。”(14)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也指出:“中国模式中的‘模式’一词,更多指的是一系列历史事件所组成的一个真实过程,而这一过程足以成为其他国家模仿的方式或范例。但是,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根本无法模仿!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它的文化传统也与别国截然不同。所以,根据我的理解,根本没有‘中国模式’这东西。”(15)

也有学者把“定型”、“固化”看做是模式的基本属性,而中国目前还处于转型期,还没有最终定型,还在不断出现新的变化,因此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一种发展模式。德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托马斯·海贝勒认为:“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因此我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中国的这一转型期将伴随着急剧的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这一过程是渐进的、增量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16)之所以认为模式必须是定型和固化的,还在于他们认为模式是应该用来模仿和复制的,而只有定型和固化,才可以被模仿和复制。

还有学者认为,“模式”是一个深层次概念,不同模式之间都应该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但中国的发展与东亚其他国家的发展虽然区别很大,从模式层面来讲,并无本质不同,因此不存在一个与众不同的中国模式,中国的发展模式只是东亚模式的一种。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指出:“新中国60年发展道路:虽然独特,难称‘模式’。”“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虽然没有共产党,但是它们也是政府领导经济发展,刚开始也是权力比较集中,自由并不多。所以我觉得中国内地与它们相同的地方还是很多,都属于亚洲后期快速发展的一种模式。”(17)美国学者乔纳森·安德森也认为:“中国的增长模式与亚洲的增长模式别无二致。亚洲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真正的奇迹——来自于其创造高资本积累率的独特能力,以及把这些资本用在生产性的用途上。中国同样如此。”(18)

  

三、国内学者对中国模式概念的认识

  

当国外中国模式研究掀起一波又一波热潮之际,国内学界却对中国模式这一概念持一种消极甚至抵制的态度,一些学者对中国模式避而不谈,主张“慎提中国模式”。但与国外那些对中国模式持否定态度的学者不同,国内学者对中国模式的态度更多的不是否定,而是回避。之所以回避中国模式,主要还在于对“模式”概念的误读。

第一,把复制与输出看作是模式的固有属性,承认中国模式就等于是要推动输出中国模式。担心在“中国威胁论”仍甚嚣尘上之时,提出中国模式就不可避免地会被认为要输出中国模式,将会引起发展中国家的警惕和发达国家的担忧,从而造成负面的影响。赵启正指出:“因为‘模式’一词含有示范、样本的涵义,但是中国并无此示范之意。所以,我们用‘中国模式’这个词就得十分小心,我更倾向于以‘中国案例’替代‘中国模式’。”(19)对于西方学者来说,以一种新的模式来挑战美国的资本主义模式,才是对西方世界的最大威胁。因为“向全世界推广美国模式,乃是维护美国帝国霸权、强化和扩大美国全球利益的最根本策略。只有按照美国模式改造全世界,美国才有可能避免人类历史上那些庞大帝国最终覆灭的命运。”(20)而如果中国模式成功了,那美国模式所代表的开放政治制度、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自由等理念和价值就失败了。(21)

第二,模式意味着已经定型并固化。害怕强调模式会引起过分的陶醉,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在实践和理论上阻碍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肯定中国模式似乎中国未来就要按照这个模式继续下去。李君如认为:“讲‘模式’,有定型之嫌。这既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危险在哪里?一会自我满足,盲目乐观;二会转移改革的方向,在旧体制还没有完全变革、新体制还没有完善定型的情况下,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中国模式’,以后就有可能把这个‘模式’视为改革的对象。因此,我赞成‘中国特色’,而不赞成‘中国模式’。”(22)

第三,把模式理想化为一种成功解决现实问题的理想方案。虽然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并且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依然很大,尽管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但人均水平依然很低,还面临着诸多发展难题。施雪华认为:“模式是一种不同于别的模式特征而以同类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为基础的类概念。”而“目前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或道路还不具备一种作为模式所需要的类概念的两个必要特征。”“一方面,这些中国改革开放前期成功的经验和道路有没有继续支撑中国未来持续成功的可能,还有不确定因素;另一方面,目前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和道路只在中国成功,还没有见到移植到别国或为别国模仿成功的例子。将来如果有一天,一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和道路更显整体性,二是‘中国模式’如被其它国家所成功模仿、形成了类概念时,再提‘中国模式’可能更显科学合理。”(23)

第四,对模式这一概念的固有的抵制心理。国内有些学者并不否认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以独特的方式取得了巨大成就,创造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但是,却拒绝使用“模式”这个概念。在一些学者看来,民主革命时期因照抄照搬“以城市为中心”的俄国革命模式而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尽管这早已成为历史,但却是内心深处的伤疤。新中国成立后,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毛泽东和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试图打破苏联模式的影响,但始终没有能够冲破苏联模式的樊篱,使中国再一次遭受模式之困。“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2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打破苏联模式束缚的结果,因此,对于很多学者来说,从心理上很难接受把对另一种模式的突破看做是一种新的模式的形成,因此刻意回避甚至否定中国模式。

第五,有人担心使用模式概念容易模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也引起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还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中国的改革越深入,是否意味着中国离共产主义的目标越遥远?对于特色的强调,是否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无足轻重等等?而模式作为一个中性概念,从表面看,不具备意识形态属性,中国模式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属性,所以有很多学者担心“中国模式”会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当代中国的发展一步一步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

  

四、深刻理解中国模式概念的内涵

  

由于国内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概念缺乏基本的认同,在这一问题上难以形成基本的共识,从而制约了对中国模式的深入研究。科学理解中国模式的概念,构建中外对话平台,是深化中国模式研究的基本前提。“用西方那套东西来解释中国模式,按照他们的逻辑,肯定是不行的,但我们又没有自己的说法,只能用他们的说法。现在,有些公正的外国学者知道用西方的东西无法解释中国,因为中国的行为确实是不一样的。拿出一套让人能够接受的说法是中国的责任,不是西方的责任。”(25)

  第一,打破对“模式”这一概念的教条主义认识。固然,在东西方不同的语境下,模式都是模范、样本、范本的意思,都带有模仿、复制的涵义,但是那种可供复制、模仿,试图通过一个一劳永逸的制度安排来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模式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们应该走出苏联模式留下的阴影,把复制、强制输出与模式剥离开来。对于“模式”的概念,我们应该辩证地去看待它,不能局限于以前的僵化认识。“模式应当只是个中性的概念,称谓一种模式,只是便于作类型学的研究,便于历史比较,总结经验教训和归纳一些带有共同趋势的现象,便于讨论问题,而无关乎褒贬”,(26)更与强制输出无关。二战后,世界上不只是出现过苏联模式,还有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新自由主义模式、东亚模式等等,之所以把它们称之为模式,是为了更好地研究,而并非是要加以复制。实际上在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从来都没有拒绝使用“模式”的概念,也经常用“模式”来强调中国发展的独特性。邓小平指出:“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实际上,中国模式更多只是强调了中国特色,而不带有可供模仿和复制的涵义,更没有输出的意思。

第二,摒弃偏见,客观理解国外学者提出的中国模式的概念。中国模式这一概念由国外学者首先提出并被热议,引起了很多国内学者的警觉,一些学者把中国模式与“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联系起来,认为“中国模式论”实际上是“中国威胁论”的另一个新的版本,因而拒绝使用中国模式这一概念。确实有一些国外学者利用“中国模式论”来渲染中国威胁论,并通过鼓吹或诋毁中国模式来遏制中国的发展。正如郑永年所说的那样,国外学者在“中国模式”这个问题上,有“捧杀派”,也有“棒杀派”,但都是要扼杀中国。而更多的学者是把中国模式视为一个新的角度,基于客观的立场来研究和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我们不能只是一味地抵制中国模式的提法,只看到其带有偏见、甚至故意歪曲的一面,还应该看到国外学者怎样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研究中国,包括如何总结中国成功的经验,如何找出存在问题的根源,包括他们的研究方法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第三,正确看待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关系。相对于国外学者习惯于用中国模式而言,国内学者更多的是使用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考量。因为在历史上,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开辟是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关键,而不断总结经验和善于总结经验又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在现实中,道路和经验总是与实践紧密结合,因为道路需要不断探索,经验需要不断总结,中国还处于不断地改革探索之中,所以用道路和经验更符合实际,而模式总有一种固定、僵化的感觉。实际上,国外学者在使用中国模式这一概念时,也总是把它与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联系起来,甚至是等同起来,并没有刻意强调它们之间的区别。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模式只不过是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另一种表达而已。

第四,中国模式是一个话语权问题。实事求是地说,国内对中国模式的研究,最初主要是对国外有关中国模式研究的一种被动回应,在中国模式研究这一问题上,我们不应失去话语权。中国模式不应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尤其不能只是由国外学者任意发挥,这就容易使人们在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上出现混乱。对于中国的学术界和理论界来说,保持在中国模式问题上的话语权,对中国模式作出科学的解读,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以潘维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甚至主张应该建立“中国模式学派”,来更好地研究中国模式。郑杭生也指出:“用‘中国模式’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十分简洁,非常鲜明,有利于扩大自己的影响,必须说是利大于弊的。不仅如此,‘模式’这个概念是国内外使用率很高的概念之一,具有很大的通用性和普遍的易接受性,有利于促进国际对话。”(27)

第五,中国模式也是一个软实力问题。科学解读中国模式,通过中国模式让世界更深刻地了解中国是提升中国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郑永年认为:“把中国模式解释好非常重要,对西方和发展中国家都很重要,西方发展到现在出现很大的危机,发展中国家也在寻找非西方的新模式。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还没有人说清楚。如果把这个说清楚是非常大的贡献,这才是中国真正的软力量。”(28)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主任乔纳森·霍尔斯拉格认为:“‘中国模式’的成功具有转变为软实力的巨大潜力,并将赢得国际尊敬。”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也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使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的特殊发展模式包括特殊的民主方式也被一些发达国家称为可效仿的模式,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民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29)然而,国内学界对中国模式的消极回避,会削弱中国模式软实力效应的发挥。正像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软力量匮乏还体现在当下的中国模式或中国发展道路缺乏正当性。不仅缺乏来自国际社会的应有的认同,更缺乏来自国内的应有的认同”。(30)相对于美国纽约时报广场高密度播放的中国国家形象广告,一个经过科学解读的“中国模式”,更像是一张名片,可以更好地把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崭新面貌展示给整个世界。

中国模式是研究当代中国的一个新的视角,“抛开各种纷杂的界说,就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角度来讲,‘中国模式’概念不失为一个新颖的视角”。(31)无论是国外语境中的中国模式,还是国内话语体系中的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实际上都是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括和解读。而国外学者在热议中国模式时,往往只注重中国特色,淡化甚至否定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性质。实际上,在强调中国特色时,不能模糊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对中国模式应该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在经济方面,中国模式主要表现在实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政治上,主要体现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在文化方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一元化的指导思想与文化多样化发展的统一;体现在社会建设方面,主要是构建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现在对外方面,就是坚持和平发展,倡导构建和谐世界。中国模式始终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它不同于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完全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也不同于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中国模式又与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有着明显的区别,它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立足于中国实际,在体现社会主义一般发展规律的同时,又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性,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中国实现形式”,是一种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32)中国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简称。对中国模式这一概念,我们不应消极回避,应当对国外中国模式的研究作出积极回应,并构建中国模式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33)

  

注释:

  ①Guinea: Red & Dead, Time, May 26, 1961.

  ②Albania: Lock on the Door, Time, May 26, 1967.

  ③秦宣:《“中国模式”之概念辨析》,《前线》2010年第2期。

  ④张鸣、吴静妍:《外国人眼中的中国(第八卷):中国改革开放》,吉林摄影出版社,第201页。

  ⑤秦宣:《“中国模式”之概念辨析》,《前线》2010年第2期。

  ⑥Dorinda Elliott and Carroll Boger: Shock Therapy for Yeltsin, Newsweek, December 28, 1992.

  ⑦Joe Klein: Why China Does It Better, Newsweek, April 12, 993.

  ⑧[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潘嘉玢、刘瑞祥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页。

  ⑨TAD SZULC, Castro's China Model,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9, 1996.

  ⑩雷默:《在“北京共识”下“共同进化”》,《国际先驱导报》2010年4月26日。

  (11)郑永年:《为什么要提中国模式》,《联合早报》2010年5月4日。

  (12)《还不能告别“摸着石头过河”》,《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第3期。

  (13)《中国发展模式开始影响世界》,《参考消息》2004年4月23日。

  (14)《“中国模式”给世界带来启迪》,《参考消息》2008年7月30日。

  (15)科尔奈:《根本没有“中国模式”》,《社会观察》2010年第12期。

  (16)托马斯·海贝勒:《中国模式若干问题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5期。

  (17)孙中欣:《哈佛“中国通”谈中国研究与中国模式——专访傅高义教授》,《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9年第1期。

  (18)[美]乔纳森·安德森:《走出神话》,余江、黄志强译,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162页。

  (19)赵启正:《中国无意输出“模式”》,《学习时报》2009年12月7日。

  (20)钟生:《中国模式威胁论》,《环球财经》2009年第2期。

  (21)Mann, James: A Shinning Model of Wealth without Liberty, Washington Post, May 20, 2007.

  (22)李君如:《慎提中国模式》,《学习时报》2009年12月7日。

  (23)施雪华:《提“中国模式”为时尚早》,《学习时报》2009年12月7日。

  (2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

  (25)王眉:《把中国模式解释好——郑永年谈中国的对外传播》,《对外传播》2011年第1期。

  (26)董正华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东亚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27)郑杭生:《“中国模式”能不能提》,《北京日报》2010年12月20日。

  (28)王眉:《把中国模式解释好——郑永年谈中国的对外传播》,《对外传播》2011年第1期。

  (29)《“中国模式”面临考验成功面前更应谦虚谨慎》,《北京日报》2009年9月23日。

  (30)支振锋、臧劢:《“中国模式”与“中国学派”——“人民共和国60年与中国模式”学术研讨会综述》,《开放时代》2009年第4期。

  (31)朱可辛:《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研究》,《科学社会主义》2009年第4期。

  (32)程恩富:《中国模式:社会主义本质的中国实现形式》,《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月11日(第115期)。

  (33)肖贵清:《论中国模式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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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山东社会科学》2011.9 ,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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