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期维特根斯坦那里，哲学是一种治疗。治疗的对象，当然是疾病。具体点说，是思想的疾病，是错误的思维方式。思维与语词相连。因此，错误的思维方式，主要表现为语词的误用。维特根斯坦说，哲学家是那样一些人，他们先行穿过语词的荆棘丛，在危险的地方做上标记，警示人们此路不通。这样的工作，只能是小心翼翼的。在这里，我们也可看到，与传统哲学家构筑理论大厦的方式不同，当代哲学家的工作，是多么的琐碎和细小。哲学关注大问题，当然。但在当代哲学那里，对大问题的关注，往往是从很细微的地方入手的。由此，只是将哲学笼统地理解为玄乎的大话，只能表明自己对当代哲学的无知。
基于如上对哲学的理解，我认为教会人们正确地使用语言，是一项重要工作。正是这一原因，构成了我尝试写作此文的内在动力。这篇小文的内容，先是对“科学”这一概念做大致的分析，搞清它的基本含义是什么。之后，我会对误用甚至滥用“科学”的原因，提供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解释。当然，这里的工作，只停留在非常表浅的层面，目的是对常识问题的澄清。至于本文涉及的诸多大问题，只能留待以后再说。
在中国大陆，人们像滥用狂犬病疫苗一样，滥用“科学”。语词使用的混乱，正是观念的混乱。这种混乱，不仅在社会生活中很常见，在学术界也是如此。针对这一现状，第一步的工作，是回到科学本身。只有搞清这一点，我们或许才能认清，在何种意义、哪个层次上使用“科学”一词，才是准确而妥贴的——而不至于只是把“科学”当成一件漂亮的外衣，一个迷人的标签，或打击思想对手、验证自身高明的武器。
提及“科学”一词，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自然科学，诸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由此，如果说有一个笼统的“科学”概念，它一定是以自然科学为典范。而自然科学的典范，是近代物理学。因此，所谓笼统的“科学”，是指在某一方面很“像”物理学的一些学科。正是基于这种相似性，它们被认为具有科学的特征，从而构成一个“科学”的家族。但不应忘记的是，这一“科学”家族（或称宽泛意义上的“科学”）的形成，基于某些非常核心的因素；如果没有这些因素，科学就不成其为科学。科学形成的核心因素，即物理学的典范性特征，据有关学者研究，主要有两条：一是充分的数学化，二是科学的实验方法。在思想上为科学奠基的，最切近的两个人，是笛卡儿和培根。这两条之中，第一条更为根本。举一个例子，孟德尔遗传定律的发现，最关键的一步，是采用了概率统计的数学方法。关于“充分的数学化”，请注意限定词“充分”，这里的意思，其实是说，科学在根本上说，主要是用数学这种语言来表达的。这也就是说，那种偶尔画几个表格，填写几个数据的研究，本身并不就是科学。理由很简单，数学在他那里，只是辅助性的，并非作为最主要的语言来使用；或者说，这里的数学化，只是非常表面和局部的，而不是“充分”的。第二条，科学的实验方法，意味着理想条件的设定。当然，还有实验仪器的精密化（数学化），等等。科学处理经验世界的问题，但它用一种有别于哲学、常识的方式来处理，即所谓实证。数学不处理经验世界的问题，因此不是科学。陈嘉映指出，我们一般说“经验科学”，因无法显出这种方式的特殊性，因此他认为用“实证科学”一词更好。科学的实验方法，在关于自然物的研究中，在不小程度上是有效的；但在关于社会问题、人类精神状况的研究中，有着根本上的困难。正因为这一原因，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才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区分开来，也才有我们今天关于文理科的划分。新康德主义哲学家使用“精神科学”一词，有其特定的思想背景，在下面讨论相关问题时，我会提供一个简单的解释。
近代科学产生于西方，有复杂的原因。但其最初的源泉，根植于古希腊哲学的理性传统，在那时，科学与哲学之间，并无明晰的划分或界限。这只是一个太过粗梳的大概。但因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复杂关系，并非本文主旨，在此不再多谈。不过，这里顺带说一两句，对某些热衷于将中国古典文学划入科学世界的学者，我可以明确地说，中国古典文学与科学根本上是不搭界的。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人，无论如何自我标榜，都不是科学家。理由很简单，请参见上面提到的两个标准。
本文关心并要处理的中心问题，是对“科学”这一概念的分析。上上段分析的“科学”概念，是最典型意义上的科学，或曰自然科学。这是“科学”一词最基本的用法。但在此用法之外，还有一种广有影响的观点，是由德国古典哲学家们提供的。他们认为，所谓科学，就是对某一知识领域的系统探求。“精神科学”之说，盖由此也。如此说来，自然科学的各个分支，所探求的知识范围，不免显得狭窄。黑格尔式的哲学体系，才是包罗万象，穷尽一切知识领域的，这样一推，哲学就成了科学之科学，或曰最高的科学。在各门具体科学之上，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哲学。历史证明，哲学家们的这一观点，不过狂妄之语，遭到当时及后世科学家的冷嘲热讽。同时，在此哲学基础上的知识观，即通过系统地知识探求，建立自足知识王国的宏伟设想，也不过虚梦一场。在当代世界，探究知识的工作，越来越琐碎化。这一不可逆转的事实，有力地宣告了德国古典哲学用法中“科学”概念的虚妄。但尽管如此，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科学”用法，经由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仍然在全世界范围内造成重大影响。关于这一点，我在本文之后的部分，还将提及。
接着要分析的，是“社会科学”这一概念。首先要明白，社会科学不是典范意义上的科学，这一点应是清楚的。“社会科学”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孔德的功劳。他大致认为，与自然科学相比较，社会科学所要研究的对象，涉及人类社会，因此更为复杂。因此，在他那里，真正成熟意义上的科学，即社会科学。但“科学”的这一用法，只是比较特殊的一种。在当代，“社会科学”这一概念，之所以广为传播，有其内在的根据。社会科学的典范性学科，是经济学。经济学之为科学的理由，就是前面提及的“第一条”：充分的数学化。经济学家通过建构复杂的数学模型，试图解决各种各样的经济学问题。但无论如何，经济学家一般仍不会像自然科学家那样，穿上白大褂，在某一实验室完成实验。这一通俗的解释，无非是想提请读者注意，“社会科学”中“科学”一词的用法，本已是扩展性的了，也就是说，其严格性已打了折扣。因此不允许再无限制地“扩展”下去。但我们说“社会科学”这一概念有内在的理由，并不表明其没有可议之处。正如孔德所指明的，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使得“充分的数学化”这一目标，根本无法实现。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实验的失败，其后果是可控的。而社会领域的实验，是不允许失败的，因为一旦失败，将造成巨大的灾难。将某些冠以科学之名的教条，通过权力之手，强行推入社会领域，其所造成的灾难，相信有心的读者，对此并不陌生。
在所有学科中，人文学科离科学最远。而在人文学科中，离科学最远的，是文学。当然，我们可以在最根本的层次上，说真善美的统一的；但要注意，这样说时，并未取消文学与科学间的巨大差异。理由很简单，即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研究，一不能实现充分的数学化；二不能通过科学的方法，在实验室完成。林毓生说“人文科学”这一概念不通，我基本认同。归根结底，想提醒一点，即不是所有的学科，都一定是科学。科学所能解决的问题，毕竟有其限度。维特根斯坦说，科学是使人重新入睡的途径，这一点不可不察。
“科学”一词的滥用，在中国大陆的背景中，有其具体的原因。本文下面的内容，即对此做一点尝试性的分析，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解释。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当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在中国大陆的广泛传播，“科学”是其中最重要的观念。关于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在《所谓的知识分子》一书中，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有如下分析：
马克思是他那个时代、十九世纪中叶的产物，而马克思主义则是典型的十九世纪哲学，其特征就在于宣称自己是科学的。“科学的”，是马克思最强烈的赞美词，他惯用这个词来区分自己与其众多敌对者：他与他的作品是“科学的”，他的敌对者则否；他觉得已经找到一种类似达尔文演化论的科学方法，可以解释历史上的人类行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而且历来的其他哲学都不是科学，也不可能有其他哲学会是科学——这种观念深植于他的门徒所建立的国家官方教条中，因而左右了这些国家的学校与大学所有学科的教学。这种情形还扩及非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因为知识分子，特别是学者，为权力所蛊惑，而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力则诱使许多教学者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纳入他们自己的学科领域，特别是不精确或看似精确的学科，像是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与地理学。如果一九四一到四五年中欧与东欧争夺战中获胜的是希特勒，而非史达林，而且希特勒把他的意志加诸世界上的广大地区，那么毫无疑问地，同样宣称科学的纳粹教条，譬如其种族理论，将被赋予学术的假面具，渗透到世界各地的大学之中。但军事上的胜利让马克思主义者占了上风，而不是纳粹。
保罗·约翰逊的分析，可谓精辟。简单一点说，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中所宣扬的“科学”，只不过是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从本性上讲，恰恰是最不科学的。认清这一点，并非意味着我们在抛弃陈旧意识形态的同时，放弃对观念问题的探索。正好相反，要想真正抛弃意识形态化的教条，必须正视观念问题，并通过自由思想，以观念击败观念，从而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思想、知识创造扫清障碍。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一股强劲的“乾嘉风”，开始席卷中国学术界。以至于到今天，连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者，也不顾研究对象的巨大差异这一事实，生拉硬扯般地将乾嘉诸老，追认为自己的知识祖先。平心而论，乾嘉学派的工作，在纯粹知识论的意义上，并非毫无价值。但他们在工作中表现出的“认真”，绝不是胡适所说的“科学精神”。因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在其根基处，一定是与自由连着的：没有自由，就没有科学，而只有实用技术；没有自由，就没有科学家，而只有知识工匠。由此，自由的敌人，就是科学的敌人；没有自由的“科学”研究，就只是一件光鲜的外衣，顶着“科学”之名，迎权力之风招展。
二○一一年十月二日于
李劼人故居博物馆边上
【原载《社会学家茶座》（第42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