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雄伟:透视西方国家“选举冷漠”现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83 次 更新时间:2012-04-09 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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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雄伟  

在西方国家,选举是民主实现的重要前提条件,无论是议会制或是总统制,没有足够数量的选民参与选举投票,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西方民主。选举作为一种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在当代西方民主理论和民主实践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二战后,西方民主国家的选民投票率出现大幅下滑的趋势,出现了严重的“选举冷漠”现象。由此,西方产生了一大批著作阐述和分析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主要关注的问题是:第一,公民在多大程度上积极参与常规政治活动,例如,参与选举投票、成为政党组织成员以及参加公众咨询活动;第二,公民在多大程度上参与非常规政治活动(非议院性质的政治行为),并且认可这种行为属于政治参与;第三,公民对于政治、民主和政府的态度发生了什么变化,特别注意的是近几十年来西方公众普遍对于政治家和公务员态度的转变(失望、不满和不信任情绪的增加),是否直接导致了参选率急速下降。

西方国家选举冷漠的现象

选民选举投票率持续下降。总体上来看,经合组织国家整体的选民投票率呈持续下降的态势。1997―2005年,经合组织成员国家选民参与投票的比例平均下降 8%。例如,英国的选民投票率出现大幅下滑的趋势,由20世纪50年代的80%的投票率下降到本世纪初不到60%的投票率;美国则一直在 60%以下徘徊。2008年,加拿大联邦选举,选民投票跌至历史最低点,仅占选民总数的59%。过去26届美国总统选举的选民投票率平均仅为48%,而参与其他公职选举的投票率更低。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投票的选民也仅占选民总数的61%左右,大大低于人们的预期。

政党组织成员数量的迅速下降。选民参与选举是常规政治参与中最重要的形式之一,与之同等重要地位的是公民参与政党组织活动的频率和次数。在西方国家中,公民参与政党组织,认同政党政策和观点、表达利益、参与决策、推荐政党代表都能够充分地实现其政治诉求,从而实现民主。然而,数据表明,经合组织国家成员中各政党组织的成员数量呈大幅下降趋势。数据中呈现出以下两个特点:第一,政党组织成员数量下降的速率远远大于选民选举投票率下降的速度;第二,下降速度非常迅猛。政党成员数量下降直接增加了政党在地方性选举中动员选民投票的难度,特别是减少了地方党派活跃分子(PoliticalActivist)的数量,降低了政党动员选民的能力。

政府合法性及对政治家们的信任程度下降。密歇根大学推出的《美国国家选举研究》展示了美国选民对于美国政府和政治家们的信任程度总体上呈现逐步降低的趋势,1958―2004年期间,法国、美国、瑞典三国选民在回答“政治家们是否关注选民”的政治态度变化,可以看出对于政治家们的信任程度在46年间,呈持续恒定的下降趋势,法国由1958年的55%下降到2004年的35%,美国由73%下降到35%,瑞典由51%下降到31%。

选举冷漠现象的解析

传统上,学者们从社会经济因素、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方面来分析选民选举冷漠的现象。这种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解释部分选民选举冷漠的现象。然而,分析的角度不够全面,不容易从总体上把握西方民主国家选民选举冷漠的现象。如果把“选举行为”比喻为一种商品,那么选民为购买者,政治系统为提供方。按照市场交易的基本规则,一种商品销售得不好,无非是购买方不愿购买,或提供方的商品质量出了问题。本文将从选民和政治系统的角度来分析选民选举冷漠现象背后的原因。

选民角度。首先,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看选民间信任程度的变化。社会资本强调公民之间非正式的参与网络以及体现在这些参与中的规范,包括人们相互之间的信任、互惠、社会关系、合作网络、公共精神,等等,而信用是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品格。社会资本的水平高低与否直接影响到选民参与政治民主生活的健康发展。在信任度、互助程度、宽容度高的社会系统中,更有利于民主制度有效和成功地运行。在一个选民感觉到孤立和无助的社会环境中,会导致选民间互相不信任、不合作,从而间接地影响到对于政治过程和政治机构的不信任,其中包括对于选举过程和效果的怀疑,从而造成选民选举冷漠的现象。

相反,如果选民之间的互信程度高,处于良好的“群体性生活”(AssociationalLife)之中,会大大增加社区中选民的参与度。例如,2001年英国大选中有39%的18―24岁的年轻选民参加投票,而到2005年,仅仅有 37%的年轻人参与投票。英国学者麦特等在分析为什么英国18—24岁的年轻人参与投票的比例大幅下降的原因中,使用了大量的问卷收集数据,分析得出社会资本中信任程度感觉越高的年轻选民更易参加投票,比那些信任程度感觉低的年轻选民参加选举投票的比率高出约1.5倍。

其次,诺雷斯提出了“批判性公民”的概念来分析选民选举冷漠的现象。“公民”是现代国民的身份,是具有权利和义务的政治单位。在公民概念的意义上,对于公民道德可以有两重理解:一是仅限于公民作为现代宪政政治体的成员而应有的道德要求,也就是说具有怎样的道德素质才能很好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二是作为一个政治体(国家)的国民所应有的基本道德。“批判性公民”是指政治共同体的成员之间所形成的共同道德、共同责任感。基本观点认为,随着政治文化、选民受教育程度水平、社会环境的变化,选民已经从传统意义上服从、顺从政治权威,转变为对于政治权威的怀疑和批判,更加理性、独立、批判地看待政治现象和政府行为。例如,美国总统大选的选民投票率仅为50%左右,美国选民对于政党的信任程度和不信任程度的比例为 1:10,也就是说每11个选民中,只有1个相信政党;98%的选民认为政府在浪费纳税人的钱,超过50%的人认为政府仅仅服务于一小撮利益集团,60%的人认为政府不关心选民们的生活和实际状况,同样超过50%的人不相信政府会做正确的事情。

再次,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把选民投票合法年龄降低到18岁,从某种程度上导致了选民选举冷漠现象的出现。富兰克林论证到,18岁的选民更易受到选举结果的影响,特别是其在第一次投票后,如果选举结果达不到自身的期望值,会导致部分年轻选民认为自己的选票无足轻重,而这种潜意识也导致他们放弃以后的选举投票机会。

政治系统角度。首先,在西方国家中,选举竞争的市场化直接导致了选举冷漠现象,政党之间的竞争更像是商业竞争,通过大规模的广告营销、品牌打造、产品销售来吸引目标客户(选民),通过媒体宣传选民更感兴趣的话题,特别是包装政党候选人的形象、信誉与可信度,在很大程度上,把选民引到形象上面,而非具体的政策领域。长期以来,选举竞争使得政党之间的差别逐渐缩小、宣传模式日益相近,从而导致选民对于政党竞争失去兴趣,退出投票选举。

其次,政府传统职责和功能的弱化,也是造成西方国家选民选举冷漠的因素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范围兴起了对于大政府的批判思潮。政府低效、官僚机构膨胀、公务员责任心不够、资源浪费等现象成为了“新公共管理运动”改革的对象和重点。私有化、外包化、竞争机制、代理机构化、市场化宣告政府的传统权力和管制范围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把政府原先承担的职责和功能转到私有机构、志愿性团体和第三方机构的倾向,使得部分选民认为“政府政治”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导致部分选民不再积极参与选举。

再次,全球化背景下政府权力的弱化和处理社会问题的角度变化,也导致了部分选民出现选举冷漠现象。全球化的发展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文化层面,全球化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进程,也深深地影响着政治层面。传统的政府统治观认为,政府必然是行使国家事务管理与社会事务管理的唯一权力中心。然而,在当代公共治理的理念下,政府已不再是国家事务唯一的权力享有者。特别是在信息、人力、资本等大规模流动的情况下,许多全球性的问题已经不是单一政府可以主导或解决的,特别是当政府在面对和回应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时,其措施和政策往往会出现与选民的意愿相违背的现象,促使不少选民出现选举冷漠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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