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跃进:从假设到理论的演进——从一个特殊角度谈《霸权的兴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3 次 更新时间:2012-04-06 10:3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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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跃进 (进入专栏)  

  

  连读了刘靖华先生的《霸权的兴衰》、秦亚青、贾庆国两位先生的书评文字,和刘靖华就书评作出的回应文章,感觉有些特别:将在不同时空中发生的写作事件置于同一时空中来观照,得到了比通常阅读丰富得多的信息。故首先想感谢书评组织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学术实践的新场域。

  学术对话与交流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其中每个环节和方面都能成为参与者的入口。虽说书评的原始对象是《霸权的兴衰》,但我选择的进路是在第二层次(如果可以这样表述的话),亦即对秦亚青的评论和刘靖华的回应谈谈作为一个学术邻居的一点想法。

  刘靖华的立论乃基于三个核心命题(假设),它们是国家理性假定、国际无政府假定和世界资源的稀缺性假定(在回应文字中,原书作者将这三个基本假定重新表述为一个“硬核”和三个“辅助假设”。在我看来,这种重述似乎弊大于利。因为一方面它将问题不必要地复杂化了,另一方面又容易混淆这些核心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事实上,如果承认国际系统的存在,那么就有可能提出第四个理论假设:系统以自己的方式作用于构成它的单元(在此,新现实主义看到了“结构”,而新自由制度主义则强调“制度”)。不过,当这种系统制约性未能改变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条件下,可以归入国际无政府假定之内。

  不难看出,这三个核心命题并非各自独立,而有着某种内在的逻辑联系。第一个假定是关于(国家)行为主体的。细析之下,其中又包含两个分支假设:(1)在国际关系中,发生互动的行为主体是民族国家这一不能再解析的实体;(2)这一实体可以视同一个理性和自利的“经济人”。第二个假定则描述了国家行为主体的外部环境,亦即活动空间。在此,国际无政府状态构成了国家间互动的框架性背景。第三个假定具有一些特殊性。从表面来看,资源稀缺性假定揭示的是一种外在于行动主体的客观事实,而且这一事实具有恒定的性质。但进一步推敲便可发现,这一假定与国家主体的行为假定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把握:一方面严格地说,资源稀缺假定是国家理性假定(经济人模式)得以成立或有效运作的一个条件,因为一旦资源不稀缺,经济人假定便失去任何效用。在一个不存在资源稀缺问题的环境中,人们不再需要计算,不必去追求什么最大化,因此也不会出现竞争以及相应的合作。另一方面,客观的物质世界本身并不存在任何“稀缺”问题,稀缺总是相对与人类的需要而言的。因此,资源稀缺假定介于国家行为主体与外部环境之间,并将两者联系了起来。

  在这一意义上,三个核心命题其实可以归结为两大类型的假设,一类是对国家行动者外部环境的判定(国际无政府),一类是对国家行动者的行为特性作出界定(资源稀缺与经济人)。下面的文字将从不同的角度分别触及这两方面的内容(当然是非常局部性的讨论)。

  首先谈谈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关系系统的封闭型和开放性问题。

  秦亚青认为,(新旧)现实主义的立场会导致一种国际关系的循环理论,即国际政治的本质不会改变,国际关系主导行为体的身份不会改变,国际关系的变化只不过是围绕权力的上升、衰退、再上升和再衰退这样一个轴心、一个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轨迹圈旋转。在这种循环中,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被认为(始终)是以权力为中心、以利益冲突为特征的国家之间的竞争(表现为权力结构关系中的位置和位势之争)。作为一种替代性的选择方案,亚青主张从进化理论的角度认知国际关系的世界,重视国际系统进程,从而发现和建构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通过这种进程不断合作和共同进化。

  对于秦亚青的此一批评,如果用合作的可能性来论证新现实主义并不一定导致封闭的国际关系系统,在我看来不但过于简单,而且有迷失问题要害之虞。因为,不管我们怎样界定“国际关系系统”,合作与竞争一样,是其恒久的内在特征之一(这种结论可以直接从新现实主义的前提假定中推出。例如,世界资源的稀缺性既可以诱导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也可以促进它们之间的合作;国际无政府状态既造成了无序的威胁,也成为建立某种国际秩序的动力)。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新现实主义透视的国际关系系统中是否存在合作行为,而毋宁是国际合作机制是否会经历一种重大的演变,最终成为某种国际新秩序的基础?

  为了叙说的方便,同时也出于逻辑论证的需要,我们不妨从最基本的概念究问开始:所谓国际关系系统的封闭型与开放性是什么意思?大概由于篇幅的原因,亚青在其评论文字中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说明,因此只能依据论说的逻辑来推演了。

  根据比较-认识的法则,我们可以将国际关系系统置于一个理念型的大背景中来透视。首先依据通常的惯例,国际关系系统可以区分为两种不同的基本形态,一种是无政府状态,一种是世界政府。世界政府可以不同的方式存在(如集权与分权)。同样,国际无政府状态也并非某种单一体,它表现为不同的秩序模式,故不妨将其视为由不同状态构成的一个连续(子)谱。我们用轴线I来表示。

  

   孤离 紧张 冲突 战争 结盟 协议 结构I 制度 …… 分权 集权

   ----|-------------------------|------

   O A 无政府状态 B世界性政府 C

  

  在这一连续谱上存在三个不同的区间。其中“OA”表示近代国际关系系统形成以前的状况;“AB”表示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可能出现的秩序模式;“BC”表示世界政府的存在方式。

  这一图式规定了我们的论说空间。所谓国际系统的“封闭性”和“开放性”只有在此一图式中来相对把握。就无政府状态下,霸权的形式是不断变化这一点而言,它同样具有“开放”的特征(我想刘靖华的意思应该定在这一位置);就这种变化没有摆脱霸权本身的逻辑而言,这种变化又是封闭性的(秦亚青的批评着眼于此)。问题在于,与亚青批评的这种封闭性相对应的进化“开放性”应该如何来界定?

  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们可以设想的三种可能假定分别是:(1)开放的系统进程意味着最终能够摆脱国际无政府状态的逻辑而进入世界政府的状态;(2)如果否定这种单线进化模式,那么另一种选择是,它可能意味着在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条件下,摆脱了霸权逻辑的一种国际秩序状态(借用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术语,不妨称之为“制度形态”);(3)指在霸权逻辑的格局内,国际合作的发展远远超过竞争和对抗的一种秩序形态。这三种可能的排列显示了国际关系系统变化程度的依次递降。这样,我们得到了一种新的分类方式:

  

   孤离 紧张 冲突 战争 结盟 协议 结构II 制度 分权 集权

   ----|-------------------|---------|-------

   O A 无政府状态I 无政府状态II B 世界性政府 C

   (霸权逻辑) (非霸权逻辑)

  

  从进化-开放的观点看,可以将上述三种可能性依次称为“无政府状态突破”(世界政府),“霸权逻辑突破”(制度形态)和“霸权形态突破”(合作主导型的霸权,为了表示这种区别,我们分别将两条轴线中的“结构”称为“结构I”与“结构II”)。

  尽管从逻辑上说,世界政府取代无政府状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通常情况下,人们宁肯将其视为一种无法实现的乌托邦(理想)。因此,能够真正进入理论构造的是“霸权逻辑突破”和“霸权形态突破”两种可能性。哪一种更为可取?这是一个颇难回答的问题。这既取决于理论建构者的价值取向,也取决于经验层面的分析维度(逻辑上的类型划分仅仅是一种思想实验形式,其正当性或合理性最终需要在经验研究中加以确证)。

  不过,一些理论上的逻辑问题是可以探讨的。比如,针对“霸权逻辑突破”的命题,我们可以提出以下的反问:在假定制度确实发挥作用的前提下,是将制度作为霸权的一种替代更可取呢?还是将制度作为霸权的一种新的历史形式更为妥当?将制度视为影响国家行动的外部自变量是否足以成为无政府状态II得以存在的依据?在世界无政府状态的条件之下,能够建立一个没有霸权作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吗?或者正面表述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制度”能否在霸权之外,发挥一种独立的支撑和维持世界秩序的作用?从长远的角度看,能否通过在霸权秩序的基础上从事公正的国际秩序建构,最终摆脱霸权逻辑,同时又避免世界政府的出现?如此等等。

  这里,我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作为国际秩序基础的“领导”作用。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于一个基本事实:国际秩序的存在、维持和发展都离不开一定形式的领导。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认识和把握这一点。从抽象的意义说,领导作用对于国际系统的生存和运作是必需的;从具体层次来看,这种领导作用的表现方式是多样的(各种不同形式的霸权)。因此,在世界无政府状态的条件下,我们不妨将不同形式的“霸权”看作是创制和维护世界秩序的替代机制(当然,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霸权以及对霸权的争夺也常常导致国际秩序的崩溃和重建)。

  在消除了无政府状态下的世界政府环境中,这种领导是得到保障的。在“霸权形态突破”(合作主导型)的情况下,领导作用是由新的霸权形式提供的。然而在“制度形态”中,恰恰不存在任何形式的领导。一方面,它缺乏世界政府的统一权威,另一方面它已经摆脱了霸权逻辑的控制。从常规的眼光透视,“制度形态”便是一种缺乏领导作用的真空态。因此,它不可能构成一种稳定的国际关系秩序模式(就目前而言,新自由制度主义提供的“制度”解释,依然是霸权秩序的组成部分,或者说是一种新形式的霸权秩序)。

  这样看来,赞成“制度形态”的学者在理论上遇到的最大障碍恐怕是怎样论证在不存在统一的国际权威(世界政府能够提供的)和霸权(大国能够提供的)的条件下,国际秩序何以能够存在,制度本身何以能够发挥作用。因此,他们必须或者在理论上论证,没有领导作用,国际秩序照样能够存在和发展;或者证明在“制度形态”下,存在一种既非霸权,又非统一权威的领导作用。不管怎样,这一任务看来是颇为艰巨的。

  这样,在目前的知识范围内,我们能够真正加以考虑和利用的便是“霸权形态突破”的可能性了。在这一层次上,霸权的兴衰依然存在,但霸权的形式在经历变化和更新。就前者而言,依然具有封闭系统的性质;就后者而言,又具有某种开放系统的特征。由此来看,无政府条件下国际关系系统的封闭型与开放性其实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合作机制的增进和强化依然需要以一定形式的霸权作为维持国际秩序的基础。合作机制的发展也许会改变霸权的形式,但无法消除霸权本身,以及以霸权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在这一意义上,国际关系系统的封闭型或霸权的兴衰循环恐怕是其内在的,因而无法消除的特征。

  然而,并非太阳之下没有新东西。如上指出,合作因素既存在于无政府状态I中,也存在于无政府状态II中。因此,提出下面的问题依然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两个区间的合作机制究竟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是什么东西使得它们得以区别开来?与这种新的合作机制相适应的霸权形式是什么?中国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第二个问题与国家理性假定有关。这一问题涉及到不同的方面,秦亚青与刘靖华的争论集中在先验理性与后验理性的关系问题上。秦亚青指出,将国家设为具有先验理性是国际关系学的习惯做法。在这方面,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享有共同的逻辑,它们基本上都不涉及行为本体,亦即国家的自性(身份)问题。对此,秦亚青借用建构主义的说法,指明(1)国家身份乃是一种社会建构,是主体间相互实践活动的结果。因此,如果说国家是理性的,那么这种理性必定是后验的;(2)国家利益是由国家身份决定的。由于国家的身份是变化的,可以重塑的,因此,界定国家利益同样是一个变化的过程。

  刘靖华对国家先验理性的批评采取了一种“前置”(向前推)策略,认为后验理性的命题与新现实主义的理性假定逻辑上并不相关。事实上,在论证过程中,他提出了一个替代命题,即后验理性必定以先验理性为条件,否则无法进行后验的计算和反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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