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了《经济学消息报》主编高小勇先生发表在新民周刊的《贞洁旗帜孤独飘－－细说“吴敬琏忧患”》一文，有三个问题值得商榷。第一，高小勇先生文中批评吴敬琏说到“吴敬琏从1984年批评简政放权加重地方封锁割据，到最近发表《谨防片面追求重型化》的长文，如果说从知识的角度看，影响大多是负面的。”
吴老“片面追求重型化”的批评是否正确暂且不表（基本支持但略有不同意见）。他批评简政放权加重地方封锁割据我认为是极富远见的。我也曾在《试论中国古代经济的先发优势》一文中的提出如下观点：中央的权力不是需要分散，而需要进一步集中，改革将导致不同利益群体的斗争，势必酿成中央权力与地方势力的对决，没有中央的强权就不能抑制地方官员对民众滥施强权，中央应该从地方夺权，把人大、宣传部，公检法的权力都从省县政府手中分出来，建立由中央统一控制的各自独立的系统，实现相互制衡和监督。自上而下的渐进政治改革只有在威权下才能实现，中国应该探索走威权民主之路，寻求精英政治与民主政治的结合，既保稳定又保民主，当然，这个威权民主必须是强中央弱地方下的对官威权，对民民主，这种分权模式也可称中央“大政府”，地方“小政府”。在这种模式中，司法机关、监督机关与政府的关系在中央一级保持原状不动，以确保稳定与强控制，而与地方政府独立开来，形成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的局面。
在人大、宣传、公检法上收权，在有利促进地方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进行职能转换的领域则大举放权（比如地方行政权、改革权适度增加、而经济权还之于民），才可能有效控制地方政府盲目投资浪费的热情。这一收一放，我认为是中国政治改革的较优选择。当然，我的以上观点可能与吴老有出入，但在反对过度简政放权上的意见应该是一致的，至少去年发生的几桩事，地方政府通过控制新闻媒体在中央政府面前给自己遮丑，地方与中央媒体的不一致反映了某种漏洞。而且我们不难发现中央媒体在报道地方丑闻时有更大勇气和自由度，例如《焦点访谈》。因此建议国家成立更加独立的新闻媒体产业集团，通过更加有效的媒体控制来制约地方。当然，由此也可能带来新的负面影响――为避免伤及公民自由，除了政府系统的媒体应该从分散走向集中有力控制地方政府以外，还应该在可控的前提下适度发展民间媒体以与政府媒体相制衡。总的原则应该是，政府媒体要进一步集中，而民间媒体应该进一步放权，令其自由发展。 一句话，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加强对地方政府的控制，放开对民众的控制，既保稳定又保自由。
第二。高小勇文中的以下一段：“正是简政放权展开了世界罕见的地方与地方之间竞争的波澜壮阔的景象，并让中国至今受益。也正是在财政包干这种约束条件下，地方官员才将自己的最大化目标放在发展改革上，放在鼓励和民营经济和外商投资上，放在降低政府的价格上，放在专心做大GDP来发送自己的政绩信号上。吴敬琏谴责ＧＤＰ崇拜，我不知道在局限下官员会崇拜什么，会选择什么行为。再说，我看不出崇拜ＧＤＰ有什么不好，中国庞大的剩余劳动不通过不断做大ＧＤＰ来消化还能通过什么神仙魔术来解决。”
关于这一段，最精彩莫过于胡毅旭先生的回答了：高小勇最好先弄清楚国家的职能再来谈他的“政府价格”，诺斯就讲得清清楚楚，政府是提供正义和产权保护来换取税收的。官员若真是把政府服务看成是商品，他应该做的是讨好政府服务的购买者－－民众，提供高质量的法治，同时相对的低税。而不是直接去创造税源。什么招商引资，根本不是政府的职能。所谓“波澜壮阔的增长”是财政包干带来的么？我听说过，是技术模仿带来的，是产权释放带来的，但从来没有听说过是“财产包干”带来的。财政包干的危害性，不是老吴一个人在讲，杨小凯也在批。批评“以高浪费换来增长”的也不是老吴一个人，谁不知道中国GDP增长的低效率，高浪费？中国的后续竞争力面临着其他地区的严重挑战，这是常识吧？官员热衷GDP会带来严重后果这个论断难道还需要争论吗？
胡毅旭先生在致笔者的信中补充道：高小勇随意地提出“政府价格”一说，而不是大家熟见的“制度费用”，令人感觉他是暗示“特权赎买”的合理性，如果特权是一次性买断的还好，问题是目前的特权是没有买断，它只有永无宁日地搅和市场。所以值得警惕！
笔者的一点看法，GDP好是好，但只宜用于衡量经济发展规模和作决策依据，一旦上升为目的就恰恰难做大了。日本人在五十年代根本没有规划要在七十年代实现多大的GDP，结果老百姓年收入却暴增了几十倍，中国年年计划GDP增长多少多少，号称比日本那二十年GDP增长还快，老百姓口袋里的钱就是不见增加。我不知道高小勇能否解释，俄罗斯2003年GDP增长仅7％多一点，但居民实际货币收入增长达到14.5%，比GDP增长快了两倍是怎么回事。我国去年GDP增长快过俄罗斯，但不知有几位老百姓也象俄罗斯公民那样腰包鼓起来了？
高小勇先生居然还为地方政府盲目投资做辩护，其文显示甚至连现代政府的职能都没弄清楚，真的希望他先了解一下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有关理论，再考虑如何评价吴敬琏老先生。
第三：关于德与知的辩证关系。高小勇先生的经济观显然有崇知抑德的倾向。其实经济学是离不开伦理道德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赵晓博士就提出过市场伦理之说，而杨小凯一生都相信制度的决定作用，临死前却信了基督，认为基督教道德对市场经济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个人并不推崇基督教道德，但同样认为制度实质是一种强大制约力量，一旦建立起来就可以对人的行为起到强大规束作用。研究探索什么是好制度，这是知；去建立这种制度，就是行，再好的制度没人愿意去建设都是空的。我们现在根本不缺制度理论，就缺行动者，行动是需要道德勇气的，因为任何新制度的建立必然与旧制度中的享利阶层构成冲突，包括广大官僚养家糊口的实利需要，都构成了这种阻力。改革者既要冲破别人的利益阻力，又要冲破自己的利益阻力，所以在社会没有为改革者提供利益驱动之前，民众的实利诉求与干部的道德勇气共同构成改革的主要动力。底层民众的利益是被剥夺，因此争回利益的需要就构成改革的动力，而对官员等强势群体改革可能意味着让出利益，因此占据改革主动权的官僚集团的改革冲动只能源于道德勇气。在西方，基督教成为人们道德勇气的主要源泉，在中国是儒家文化构成人们道德勇气之源，古代中国不缺道德勇气，看看那些死柬之士就知道，古人“德行”有余而“知识”不足，不知道有什么好制度来替代。今天的中国最大的悲哀就是严重丧失了道德勇气，李昌平太少了，有道德良知的学者太少了，吴敬琏太少了。今天的中国改革是“知”有余而“德”不足。
有人认为经济学是一种科学，与道德扯不上关系，殊不知西方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就是公平与效率，尽管各流派有时侧重公平――如福利国家经济学，有时侧重效率――如新自由主义。但这一命题的核心地位从没动摇过。经济学是必须同时追求公平与效率的，其对公平的追求本身就体现了道德倾向，说经济学不要道德是非常荒唐的。而中国的“经济”二字含义就是“经世济民”，更蕴含着强烈的道德倾向。
个人以为，人的一切活动都与其道德信仰、文化观念、知识结构等悉悉相关，人的“经济活动”的也不例外，因此，研究经济学而不研究人的道德信仰和其它文化心理机制，就会在经济学的繁枝冗叶中迷失方向，找不到根本。经济学一旦丧失道德就成为劫贫济富的骗术，再“科学”也只能是一种高明的骗术。市场经济也有道德倾向，所以才有“权贵市场经济”与“人民市场经济”（迟福林）之分，而鼓吹经济学不要道德者，不过是想让骗术变得冠冕堂皇。
可怕的是，高小勇先生在批评吴老后余兴未了，大嘴一咧又突然扩大打击面，把矛头指向中国传统文化了，竟然由“特殊”总结出“一般”，为“吴敬琏现象”“追根溯源”了。高小勇文中的下一段：历史的长途上，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迤逦一路，屈原、杜甫、范仲淹、苏轼、康有为等，数不胜数，但他们留下的更多是人格力量和漂亮文章，却没有传承下多少知识。……我个人一直遗憾，吴敬琏最有影响，但并不是我国最有科学精神、最有知识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和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圣人一样，更多传承的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品格风骨，肝胆道德，而不是知识，和科学。……东西方留下的不朽，是大不一样的。西边留下的大多是科学和知识。笛卡儿、牛顿等等，让人记得的是科学和知识，他们道德如何后人并不大清楚。事实上他们并不高洁，甚至品性有些猥琐，但他们的知识至今让人类受益。我们的不朽呢？
也许在为后人留下科学知识上，我国古代的学者做得是不够，但我们可以因此否定道德遗产的价值吗？难道西方先贤真的没有为后人留下道德遗产吗？知有不足需要我们去补充，但不能用知去否定德的价值，否则就会造成知德两不足。何况中国古人留下的道德遗产也不见得超过西方先贤，就屈原、杜甫、范仲淹、苏轼、康有为这样一点微薄的道德遗产，已经容不得我们妄自菲薄了。凑巧的是，同一天，同是12月22日，我看到张晓群先生的文章，讲了一个苏格拉底的故事，提到苏格拉底因对雅典做了承诺而自愿自觉服从雅典法律。摘文如下：
雅典陪审团以“对神不虔诚”的罪名判决苏格拉底死刑。他的朋友策划他越狱逃走，而且成功的可能性很大，当他的朋友克利通潜入狱中劝说苏格拉底越狱时，苏格拉底拒绝了；他情愿赴死也不潜逃。苏格拉底认为：雅典是一个自由国家，如果有哪个公民不想继续在雅典生活了，他可以收拾他的物品离开雅典，移民异国他乡，雅典不会阻拦。如果他没有离开，继续作为雅典的公民在大家生活在一起，那么，他一方面可以享用雅典为他提供的各种文明成果，另一方面则必须服从雅典的法律。……因此，大家所达成的道德共识是：一个人或者自愿离开雅典，那么他就享受不到雅典的各种文明成果，当然也就没有服从雅典法律的义务；或者继续作雅典公民，那么他就可以继续享受雅典的各种好处，当然也就要服从雅典的法律。两种情况都是道德的。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选择离开雅典，一直享受着雅典的住房、粮食、福利、路灯、卫生设施，等等；但当雅典依法对这个人进行处罚时，他却不愿受罚，要越狱潜逃，这就是不道德行为。我苏格拉底一直作为雅典公民生活在雅典，这意味着我对雅典人民有一个承诺：我愿意成为雅典公民，而雅典也接纳了我。这样，我既享受雅典公民的权利，也承担雅典公民的义务。现在，雅典根据法律对我处罚，我能做的符合道德的事情只有两个：一是服从，二是劝说雅典改变判决。如果我越狱，则违背了我原初的承诺；即使越狱成功，我走到哪里，哪里的人都会说我不道德。有人会说：不道德就不道德吧，活命要紧。但我苏格拉底认为：如果身体不能健康，生活过得就没意思；如果行为没有德性，生活过得就没有意义。名誉、金钱、扶养小孩，都是次要的，有德性才是第一位的。所谓有德性，就是生活得“正确”，符合道德。如果我越狱成功、苟且偷生，那就是不仁不义之人，那将生不如死。
可见，道德之于东西方都是极其重要的因素。还是那句话，不要道德的经济学等于骗术，正是吴敬琏们的道德自觉，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学的曙光。本人喜欢说话单刀直入，高小勇先生评价吴老的文章先费很大劲说很多恭维话，最后却温柔一刀，怎么看都不舒服。且整体而言，如果仅从高小勇先生的文章来看，吴老的观点仍然年轻，仍然非常前卫。
而且，吴敬琏这面道德旗帜似乎也不再是在孤独地飘，原因在于公共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悄然兴起。和以“知识”维护各自利益阶层的经济学家不同的是，公共知识分子就是站在公共道德的立场上贡献着自己的知识。
附文：
新民周刊：贞洁旗帜孤独飘——细说“吴敬琏忧患”
经济学消息报主编 高小勇
（一）
我是在落叶滚滚寒风直行的时候回北京的。正在思考整理出差浙江的感受，南方周末的南方人物周刊编辑傅小永打来电话。小傅说，他们策划好了一个专题：《25年影响时代二十五人》。经济界，他们选择了吴敬琏，恳切邀请我来评论他。小傅后来在约稿信里还说，的确需要您这样的人来写。我爱虚荣，喜欢别人给高帽子戴。于是，放下手上的事，勉为其难了。
在风硬叶颓之际，说起吴敬琏，不禁联想到一面旗帜，它孤独地飘扬着；孤独，是由于它贞洁。
我大约是1990年夏天认识吴敬琏的。当时为《经济学人》周刊（经济学消息报的前身，命很短，她只出版了8期），我在北京邀请薛暮桥、吴敬琏、厉以宁、张卓元、杨培新、樊纲、钟朋荣等经济学家做“特约撰稿人”。吴敬琏正忙碌着与中国财经出版社一位姓袁的编辑联系，出版他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的书。
那时候，距那场政治风波时间很近，整个国家都很沉闷，“市场经济”是很敏感的词。但吴敬琏对这本书的“不合时宜”，似乎一点都没有感觉，说起书的内容很投入。这一点给我留下很深印象。
在北京组稿，接触经济学家不少（至今想来，我见过的经济学家可能是较多的吧，国际国外一块算上）。吴敬琏的“纯粹”并不多见。当时有的名声很大的经济学家，在见面时和电话里爱谈与别人的关系、爱谈自己和自己观点与中央某位领导的关系。当时还不是北大经济学院院长的刘伟，跟我讲了的一句话，对学者关心学问不够的情形概括得很准确：“生怕上面不信任他”。
吴敬琏并不在乎上面信任与否，他只在乎和忠诚于自己的信念。他身上表现出的我国优秀知识分子的血性触动我很深，我除了在《经济学人》的创刊号上的一版上刊登了他论市场经济的一篇文章，在其他版刊登了他《论竞争性市场体制》那本书的广告外，我还要了许多书，让我在大学里当老师的弟弟帮助推销。这也直接导致了《经济学人》周刊的死亡。那年春节刚过，一到报社上班，一脸惊恐的报社领导将一份北京的明传电报交给了我，电报上谴责两条，而第一条就是“用市场经济反对计划经济”。
我曾在《五常之谤》一篇文章里说吴敬琏品性高洁为中国经济学家第一人，这是我的心里话。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我的感觉是很准的。人们都说吴敬琏是上一届政府的智囊，我以为从道德上讲是有道理的，他和上一届的政府都痛恨贪污。或许，在如何治理国家上也有意见一致的地方，比如吴敬琏一直批评“行政性分权”，那届的政府首脑偏好宏观调控，以为吴和他讲的是一个意思。但听知情人讲，吴经常犯颜直谏被首脑骂得狗血喷头，比如在那次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问题上。但吴似乎依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顽强劝谏。
有一年，国家统计局在友谊宾馆开一次刺激经济给地方铺项目的研讨会，我应邀到会。我说，既然国库买单就应该多修乡村公路便于农民产品变现增加收入和需求，而不是修建那些铁路和高速公路，千里不运草，单个农户的产品利润连交过路费的钱都不够。参加会议的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华裔经济学家刘遵义支持我的看法。会后我与刘聊，他说到这次来政府首脑接见。后来有人又告诉我，刘与高层会见是吴敬琏撮合的，吴感觉某些问题劝谏困难，请国外权威来讲道理。当时，我遽然深感吴敬琏忧国忧民的良苦用心。政府首脑是很尊重知识的。1994年我去美国采访了12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政府首脑后来将采访内容列入了199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刘遵义的名声很大，据说他准确预言了东南亚金融危机。那么，吴敬琏请刘来讲讲对中国经济的意见看法，政府首脑想必会耐心琢磨和权衡。“文死谏武死战”是我国传统的政治道德。但死谏、精忠报国，并不就是死，“死”更多当耐心、当方法讲。
我想，一些“生怕上面不信任你”经济学家，是不会，也不敢，象吴敬琏那样虽然已身居庙堂之高，却依然宠辱皆忘，不畏“自取其辱”的。胆敢抱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信念，是需要有几乎与身俱来的价值观才可以支撑得起的。所以，凡是有关吴敬琏权钱的言论我从来都是嗤之以鼻的。我猜，吴敬琏这副风骨，与他出生媒体世家，与1968年至1972年在河南他跟顾准那段同甘共苦亦师亦友的患难生活相关。
我少年时经常在母亲和姨妈的督促下，背诵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等古文，对心怀天下洁身自好的人向来敬仰（我想，若没有这种价值取向支配下的成本收益观，我也不会十年一注地办不赚钱的报纸）。然而，吴敬琏这位德高望重老人却多少让我敬而远之。
除了《经济学人》创刊向吴敬琏约过那次稿外，后来办《经济学消息报》十多年了，我没有向他约过一次稿。虽然与吴敬琏还有一些相逢和电话，也去他被书本搞得凌乱的家里看过，但时间都不长。我喜欢交道的倒是那些似乎并不那么圣洁的青年经济学家。与吴隔膜，倒不是因为他是长辈。事实上，前些年在北京，就常去看杜润生老人，常常谈得开怀大笑，而杜老年岁远比吴敬琏要大。如今想来，大概是：尽管我也欣赏吴敬琏干净人生、心忧天下的肝胆，但对他的一些观念和观点并不以为然。
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披露后，北京不少经济学家很激动，聚会鼓吹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会后就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会上这些的言论在哪里发表。讨论时，有人说就在我主持的报纸上。吴敬琏表示犹疑，借用样板戏《沙家浜》里的一段台词说：“不知道高小勇姓蒋还是姓汪”。吴的话，是后来一位跟吴很亲密的一位知名经济学家转告我的，还关心问我在什么时候得罪了吴。我是做媒体的，对言论自由很敏感，因此对吴的话很反感，我以为他对报纸上刊登与他观点不同的经济学家的文章有意见。当时，报纸上也刊登宋涛、吴易风、卫兴华、有林等人的文章。时任《求是》杂志总编有林也被人叫作“有计划”，吴敬琏被称作“吴市场”。观点不同是显而易见的。但我认为，言论自由不是指尊重与自己同样意见的自由，重要的是尊重与自己不同的意见的自由。对于报纸这种社会公器来说，就是要注意把不同意别人观点和发表别人观点小心区别开。坦率讲，我并不同意左大培的文章，但当年也发了他那篇《鼓吹通货膨胀与利益驱动》的文章。为这篇文章，我与北大一位著名经济学家通电话，他很生气，说他们决定不给经济学消息报写稿了。我只好说“随便”，把电话扔了。进入媒体，我记得最清楚的告诫就是“我反对你的意见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因此，吴敬琏关于姓蒋姓汪的说法也给我留下很深印象。
我觉得，中国年轻的经济学家尽管没有了吴敬琏身上常见到的两袖清风坦荡直言的圣洁，但他们思想和做派让我感到更多的现代性。樊纲、林毅夫对报纸和我本人都给予了很多支持。但是，报纸发表批评他们的文章，我从来不与他们通气，他们从来没有因为报纸发表了批评他们的文章，问过我一句。谈起的只是报纸的质量，关心报纸的发行。杜润生老人也很宽容，我听他讲，当年是力主农村承包制的，但同时对南街村等地方保持人民公社和集体所有制又主张选择自由。
（二）
25年来，吴敬琏的确是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位经济学家。对这样一个事实，我心情有些复杂。吴敬琏从1984年批评简政放权加重地方封锁割据，到最近发表《谨防片面追求重型化》的长文，如果说从知识的角度看，影响大多是负面的。
1984年从美国耶鲁大学访问归来的吴敬琏，指出中国必须避免走行政性分权的道路。他也认为自己在中国经济学文献史第一次提出了“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分权的概念。他反对简政放权的措施，认为加重了地方封锁割据现象，企业并未获得应有的自主权。但是，正是简政放权展开了世界罕见的地方与地方之间竞争的波澜壮阔的景象，并让中国至今受益。也正是在财政包干这种约束条件下，地方官员才将自己的最大化目标放在发展改革上，放在鼓励和民营经济和外商投资上，放在降低政府的价格上，放在专心做大GDP来发送自己的政绩信号上。吴敬琏谴责ＧＤＰ崇拜，我不知道在局限下官员会崇拜什么，会选择什么行为。再说，我看不出崇拜ＧＤＰ有什么不好，中国庞大的剩余劳动不通过不断做大ＧＤＰ来消化还能通过什么神仙魔术来解决。地方官员ＧＤＰ崇拜，总比崇拜钩心斗角，崇拜宫闱秘闻，对社会有益多吧。是的，简政放权是地方封锁割据的原因。但改革和其他事情一样，没有免费午餐，总有成本代价。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你能把地方竞争的好处和统一市场的好处都要吗。实际上，只要地方竞争的收益比封锁割据的成本来得大，事情就是要得的。地方发展了，需要更大的市场半径时他们会自己去谋求“统一”，这是市场演进的内容，也是我们现在许多地方看到的景象。地方竞争的制度安排，是中国改革的重要经验，但当年却是吴敬琏极力谴责的内容。
吴敬琏还批评当时的简政放权使企业并未获得应有的自主权。然而，一个基本的问题他欠缺考虑：那就是一个没有剩余索取权的厂长与一个行政官员，管理同样一个企业，究竟有多大的不同？还不是半斤八两的事？再说，国有企业与行政管制应该是很相匹配的制度安排，为了防止租金耗散。这一点，想想现在那些有自主权的国有基金公司是如何行为的，就不难明白其中道理。事实上，吴敬琏后来爱讲的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不正是有了自主权的国有企业的问题吗？
时近年末，吴敬琏又发表长文，《谨防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倾向》。读后，一种强烈的感觉遽然升腾：他尽管有“吴市场“的美誉，但至少在这篇长文里表现出他并不知道什么是”价格“。
吴敬琏是最早指出这轮经济过热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代表人物。他们把原因归咎于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这篇长文只是进一步把批评具体化，认为是国家经济过热是地方政府片面追求重化工产业所致。
其实，中国经济过热是世界经济的局限大变后的一个结果。美国的“911”之后，恐怖主义无疑使美国变贵了。价格高了自然需求会变小。美国的外商投资向来居世界各国之首，“911”后变贵的美国，让投资需求唯恐躲避不及，2002年的外商投资跌落在中国之下。这一上一下，说明“安全”成了价格的重要变量。中国安全，要到中国去便宜的生产；由于投资减少而减少了收入的美国人发生购买替代，要买便宜，而中国是生产便宜产品的大国。这种情况只要看看中国2002年、2003年的中国的外贸数据，看看这两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就十分清楚。外需购买的是我们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产品，而制造业并不是无烟产业，它要用电用煤用油用原材料；而外商直接投资也要用电用煤用原材料。我国的经济过热，到底是外需增加所致，还是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引起的呢，抑或是对经济信息更充分更敏感的地方政府感觉的到外资汹涌而起的呢？我以为事情并不难判断。如果过热是因外资而起，吴敬琏怂恿中央政府把板子打在地方政府的屁股上究竟是对是错呢？我们的宏观调控会不会是扬汤止沸，而需要重新考虑如何釜底抽薪呢？这是一个外贸已达GDP一半以上的大国需要认真斟酌的问题。
吴敬琏文章中尤其批评了浙江的一些政府追求重化工产业导致了当地的资源出现严重短缺。但是，正如他文章里所说，浙江电力弹性系数大多时候是1：17，应能满足需求。可为什么严重缺电呢？原因究竟是吴敬琏批评的片面追求重型化呢，还有另有更重要的原因？浙江有制造业优势，向来外资也不多。但在“911”后，浙江成了外需满足的主要市场，增加了许多外商投资。而这些都是增加资源需求的新的更重要因素。我以为，吴敬琏对地方政府的专注，更多是想当然的褒贬，是很难发现真实世界里“价格”与行为选择之间因果关系的，也与经济学、与科学相距甚远；如果有影响，那更是一种不幸。
吴敬琏也是一位不多见的酷爱学习的老人。记得有一次，我在电话告诉他，林毅夫在文章里引用了国外一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他连声追问我作者是谁，出处何在。我在美国采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回来，他赞扬评论说，是一次“站在巨人肩上的行动”。然而，我不清楚吴敬琏究竟是站在哪个高度上。
科学，凡称的上科学的东西，都是从一个简单的角度看世界。比如，经济学就是从价格的角度看人的世界，分析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像牛顿的物理学，从力的角度看物理世界、分析物与物之间关系一样。这种东西简单而又湛深，它既能使已有的事实首尾一贯，又能在推论事实时左右逢源。我弄不清吴敬琏的那张知识坐标图是什么样，在他的框架里能自圆其说地容纳下多少的事实？
我个人的看法是，吴敬琏等经济学家对中国的改革发展、文明进步是有很大促进作用的。他们心忧天下不满现状，由于他们大都离庙堂近，说话写文章有逻辑，他们的不满对社会和国家的影响，就比普通平民的不满来得有力量。吴敬琏的位置，他的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成就了他在中国经济学家群体中的杰出。但不满，甚至有力量的不满，并不一定有质量，并不一定就是知识，就是科学。
历史的长途上，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迤逦一路，屈原、杜甫、范仲淹、苏轼、康有为等，数不胜数，但他们留下的更多是人格力量和漂亮文章，却没有传承下多少知识。有知识的有科学精神的不满才有理性才更有建设性。我个人一直遗憾，吴敬琏最有影响，但并不是我国最有科学精神、最有知识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和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圣人一样，更多传承的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品格风骨，肝胆道德，而不是知识，和科学。
冬天是收藏的季节。这是我在结束此文时突然想到的。然而，收藏却有收藏的惆怅。历史收藏了许多不朽。东西方留下的不朽，是大不一样的。西边留下的大多是科学和知识。笛卡儿、牛顿等等，让人记得的是科学和知识，他们道德如何后人并不大清楚。事实上他们并不高洁，甚至品性有些猥琐，但他们的知识至今让人类受益。
我们的不朽呢？
2004年12月5日 于北京天香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