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化选择与价值重构之所以在近十年来一再成为文化界的热门话题，是因为近十几年来相对开放的文化政策使这种选择与重构成为可能，而眼下的现实处境又昭示了这种选择与重构的必要。
且不说在那只有红宝书铺天盖地的“史无前例”的时期，就是它之前十七年大陆也不允许其它文化的存在。虽然也介绍、出版过铁幕那边的书籍，但那只是为批判提供靶子，为嘲讽提供对象。除了反复强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外，人们事实上根本无缘完整地见到其他类型的文化。因此，从四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这三十多年，就文化而言可说是“别无选择”。
而且，这一历史时期从文化精英到普通大众也不会有文化选择和价值重构的内在要求。人们普遍认为我们已选择了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掌握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吸收了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拥有了世界最先进的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在腐朽没落日薄西山的西方文化面前有充分的理由骄傲，有足够的勇气自豪，这时候还有文化选择和价值重构的必要吗？丢掉人类最好的文化和价值去选择没落腐朽的那一套东西不是疯了吗？
国门打开以后人们才惊讶地发现世界上并没有多少人眼巴巴地等着我们去“解救”，倒是自己被世界文明的脚步远远甩在了后头，“一大二公”的体制毫无活力，“吃大锅饭”的经济毫无效率，于是自上而下喊出了体制改革的呼号，于是人们又饥不择食地引进各种思潮、各种学说、各种主义，什么“三论”、“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符号学”、“法兰克福学派”、“凯恩斯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在这各种文化中匆匆忙忙地寻找强国富民的济世良方。人们热衷于文化选择与价值重构的本身便暗示了已有的文化及其所代表的价值受到了挑战，甚至受到了怀疑——已有的文化不能适应现代生活，已有的价值不能维系人心。
本世纪末的这次文化选择与价值重构的呼声好像是对本世纪初文化“换血”和体制转型呼声的回应，中国的历史似乎老在轮回。不过，今天的这种选择与重构和五四时面临着不同的“语境”。五四学者理直气壮地要求以现代工业文明作为立国的价值取向，以西方的科学取代传统的愚昧，以西方的民主取代本土的专制。可是，今天中国大陆尚且没有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而西方已由现代工业文明转向了后现代工业文明；当中国大陆经过十年浩劫呼唤科学、民主、理性的时候，西方已开始了对理性压抑、工业污染、民主暴政的声讨。人类历史上前现代文化、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的历史纵深发展，在现阶段的中国大陆以共时态的平面形式展开，于是历史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戏剧性场面：作为对现代文化的否定的后现代文化，与我国未经现代工业社会文化否定的传统文化，表面上像是两个基本可以重合的圆圈，二者的价值取向好像不约而同，不谋而合，如重视人际亲情，强调天人合一，重视身心和谐，等等。眼见西方社会人与人的冷漠、人与自然的疏离、身与心的分裂，国内的许多学者打心眼里觉得还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文化好，西方人从前现代文化转向现代文化，如今又重新向我们的传统文化回归，绕了那么多圈子，吃了那么多苦头，空落得人际冷淡与环境污染，而自家的传统文化用不着像西方那样左右折腾，它本身就代表着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加之国家对全盘西化的戒备，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化，对民族主流文化的提倡，使得世纪末的文化选择在本质上又可能成为对世纪初文化选择的反动：前者是对传统的否定，后者则要求向传统回归。
这是喜呢？还是忧？
二
和世界上许多伟大的文明一样，华夏文明在它的发轫与发展时期也曾有过它的辉煌，也曾有过它的荣耀。就这种文明的主干儒家而言，从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著，到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壮大，到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气势，再到《易传》“自强不息”的刚健，不仅弘扬了个体道德操守的崇高，也充分表现了人类实践力量的伟大。作为儒家对立补充者的道家，其创始人老子虽然高唱无为主张退守，但本质是经由无为以达到无不为，以退为进，以守为攻，以柔弱胜刚强，可谓雌柔其表而雄强其心。庄子那俯视俗世不为人羁的气度，那展翅云天逍遥徜徉的精神，以及那汪洋恣肆云谲波诡的文体，至今仍叫人心畅神往惊心动魄。尽管到汉代已将先秦诸子百家的生气活泼，凝固为阴阳五行天人感应那种阴冷僵硬的图式，但传统文化仍不失其强大的生机。汉画中所呈现的对现实生活的浓厚兴趣，汉赋中所表现的对客观世界的征服力量，唐诗中“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那种目空一切的气概（杜甫《望岳》），“天生我材必有用”那种强烈的自信（李白《将进酒》），“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那种永不满足的向上冲动（王之焕《登鹳雀楼》）——通过文学艺术我们仍能领略到被后世所推崇的汉唐气象，通过文字、线条、色彩仍能感受那博大强悍的民族伟力。
一种文化生命力的强弱主要是通过这种文化所塑造的精英的生命力的强弱折射出来，而反映生命强力的体温表就是诗歌和哲学。中唐以后，民族心灵日趋细腻敏感，胸襟日趋琐屑狭隘，精神日趋萎靡封闭。代表有宋一代风神的宋词毕竟以婉约为主，词作者虽多男子却好作“闺音”，词中难得见到李白那种高视阔步不可一世的英雄，随时遇到的是打情骂俏的小白脸，即使在苏轼那儿更多的也是超脱旷达，少了李、杜那份执著雄豪。南宋诗词中虽有陆游和辛弃疾，但那到底不是四面出击的盛世宏钟，而是兵临城下的衰世哀唱。宋明理学把汉代无所不包阔大粗放的宇宙论紧缩为精致细微的伦理学，由先儒“制天命而用之”变为“存天理灭人欲”，由汉唐对外在世界的征服变为对内在世界的管束，虽然还在讲“内圣外王”，但民族及其个体日益逃往内心，生命价值只能实现于心性修养和道德壅培。对道德主义的刻意追求和过分激励，其结果并不是使全民族都成为谦谦的道德君子，反而落得许多拼命钻营的假道学和伪君子，作为对道德主义的反感和反拨，更出现了大批爱“看楚女纤腰”的风流种，和“且恁偎红翠”的浪荡子（周邦彦、柳永词句）。到元、明、清，很多士人厌倦了传统文化所设计的人生模式——科举做官、仕途经济。这种厌倦情绪在《儒林外史》中的士人群体和《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贾宝玉不仅仅是封建制度衰落的预兆，也是传统文化衰微的象征。此时士人普遍都精神颓丧苦闷，连审美趣味也病态瘢瘢：梅以“遏其生气”的病梅为美（见龚自珍《病梅馆记》），人则以三寸金莲满面愁容的病美人为最，杜甫诗中那位“一舞剑器动四方”的公孙大娘（《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岑参诗中“轮台九月风夜吼”的狂风暴雪（《走马川行》），此时的士大夫见后大概要仓皇而逃或掩鼻而走。十九世纪末连日本的福泽谕吉也轻蔑地说：“即使中国拥有大量的军舰大炮，也要被英国的土枪和帆船打败的，”因为“战争的胜败完全在于一国人民的精神力量”。[1]可见民族精神已颓废到什么程度，也可见养育民族精神的传统文化已走到了它的历史尽头。
先秦诸子而后，中国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横空出世开宗立派的思想大家，只是些儒道经文的爬梳者和注释者；汉唐而后，中国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汉唐气象”，这真应验了九斤老太所谓“一代不如一代”妙论。这种情况似乎不独中国为然，受儒学濡染熏陶的日本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孟子以后，宋代的儒者和日本的硕学大儒，对后世可以自诩，但是对孔子以上的古圣人则一句话也不敢说，而只有叹息自己学圣人而不及圣人而已。所以儒教在后世愈传愈坏，逐渐降低了人的智德，恶人和愚者越来越多，一代又一代地相传到末世的今天，这样发展下去简直要变成了禽兽世界，这是和用算盘计算数字一样准确”。[2]儒教越往后传“恶人和愚者越来越多”，大概不能归咎于后世的中日和尚都念歪了经，只能说祖上传下来的“经”本身就不正。恶果的病根就埋在我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儒家创始人孔子对尧舜周公崇拜到了迷信的程度：“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3]，到了孟子一方面说“文王我师也”[4]，一方面又言必称孔子。由恋古而信古而崇古而迷古，因而做人则因循守旧，治学则“述而不作”，作文则“代圣人立言”，后人永远只是圣人的“临摹者”，民族的生机就这样被扼杀被窒息。祖辈是生气勃勃的老虎，父辈还不失为机灵活泼的猿猴，孙子则只是温顺可怜的绵羊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旧特性既容易招致民族生机的萎缩，而它那已成定势的思维方式更无法回应现代生活的挑战。华夏文化的基本品格确立于春秋战国，当时的诸子百家可谓“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有不省耳”。[5]各家所论不是治国方略便是处世箴言，旨趣全系于现实生活的成败枯荣，既没有犹太文明对精神超越的关切，也没有古希腊文明对理念的渴求；思维也不超出日常经验论的水平，既无非理性的宗教迷狂，也缺乏理性的抽象思辨。以理节情且情理交融的心理结构，使国人的情得不到淋漓尽致的宣泄，理又不可能发展成为穷根究底严密精确的科学思维，一切不带功利目的、不带喜怒情感、为思辨而思辨的冲动都被抑制，思维一直停滞于模模糊糊笼笼统统的经验感知，严重阻碍了现代科学在我国的产生和发展。
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竞争主要是创造能力和科技实力的竞争，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当今的国粹派们用“中华元典”与西方的现代、后现代文明竞争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是悲壮？还是滑稽？
三
话说回来，世界上没有哪种传统文化能回应现代生活的挑战，华夏的孔子、孟子不行，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不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是古希腊清明理性的典范，可本世纪西方的哲学家、逻辑学家罗素说，现代逻辑学的每一个进步都是从反对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开始的。亚氏的那些声名显赫的科学著作更是被罗素说得不值一文大钱：“以近代科学的眼光来看，其中几乎没有一句话是可以接受的。”[6]罗素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态度都近于刻薄：“我并不同意柏拉图，但是如果有任何东西能使我同意柏拉图的话，那就是亚里士多德反对柏拉图的证据了。”[7]我们没有听到哪个西方人指责罗素数典忘祖。人们肯定忘不了亚里士多德的那句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西方文化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勃勃生机，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强势文化，就在于这种文化自身具有一种健康的辩证否定机能：学生不断扬弃自己的老师，后代不断扬弃自己的先人，这使西方能成功地实现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文化转型，能不断地实现文化的自我超越。
反观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真叫人哭笑不得。孔子仰视周公，孟子仰视孔子，程、朱仰视孔、孟，后世又仰视程、朱。每一代前人既然是后人们不能也不敢逾越的高峰，那么一代代古人也就成了一代代“今人”不可也不敢跨过的障碍。国人一方面在古人面前自认奴才，另一方面在同辈面前又自居老大。圣人孔子自不必说了，认为自己既“不惑”又“知天命”又“从心所欲不逾矩”，孟子也认为当今之世舍我其谁，韩愈称如果当世无孔子他便不入弟子之列……总之，除了拜倒在古人脚下连连磕头以外，代代的硕学鸿儒简直就无事可干，他们差不多个个自认为当世“老子第一”，中国祖传同辈“文人相轻”的老传统便是证明。孔子虽然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看来很可能是出自圣人伟大的谦虚，他老人家既“知天命”而且早就“不惑”，还用得着去做谁的学生呢？对于“非我族类”的外国佬，古代的大儒小儒更是满脸都充满了师爷气。除了盛唐有一个和尚去西天取经外，我们只知道向被蔑称为胡、夷的蛮人“传经送宝”。至今许多人说起来还是眉飞色舞：我们足足当了小日本一千多年老师！在自己的古人面前自卑，在自己的同辈和外族面前自傲，其结果就是既不能超越前人已有的成就，又不愿从同辈和外族那儿汲取有益的东西。这种情况至今还看不出有多大的改变，只是对洋人的态度由过去的狂傲变为虚骄，而拒绝虚心向人家学习的老传统不仅坚持了下来而且还在发扬光大。连一位正在西方喝洋墨水的同胞也提请“大家珍重自己的文化。我们的价值就是我们的文化的价值。据说在日本说一个人有文化或是知识分子是说这个人懂汉字多。衷心希望在中国，说一个人有文化或是知识分子永远也不是指这个人懂西文多”。[8]日本人能把识外语汉字多的人视为“有文化或知识分子”，中国人为什么不能把识西文多的人视为“有文化或知识分子”呢？怎么我们“自己的文化”与“西文”如此水火不容，多识了点“西文”就是“不珍重自己的文化”呢？此公真算得上出于污泥而不染，身在西方却不按西方人的逻辑规则思考问题。一个去西方学习“西文”的人尚且如此敌视西方文化，我们怎么能理智地进行文化选择呢？
有了一本《论语》国人两千多年来就知道注《论语》讲《论语》靠《论语》吃饭，有了一个孔圣人就知道模仿圣人诠释圣人代圣人立言。今天中国大多数农民使用的犁还不改汉代的旧形，我们的政体更是几千年一贯制。本世纪西方人挑起两次世界大战，战后很快就有不少西方人反思自己文化的病根，《西方的没落》、《启蒙辩证法》、《理性的毁灭》逐一摆上了他们的书桌。美国现在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可是美国国内早就有人惊叫“美国衰落论”，不断有人呼吁美国的教育危机、科技危机，而中国眼下的铅字、图像、音响无不是一片歌舞升平，教育、科技、工业样样都前途光明。中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是被宰割的对象，国人差点儿当了亡国奴，可我们许多学者至今还认为自己拥有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世界上最最好的文化，二十一世纪又是我们儒学的世纪。
华夏文化发展到今天已是暮气沉沉，甚至到今天仍未成功地完成过一次真正的文化转型，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化缺乏一种健康的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机制。每一种文化就像一个人一样，不能自我否定自我批判就不能实现自我超越，每一个民族不能自我否定自我反思就不能获得民族的新生。日本历史上两次重大的文化选择使大和民族不断走向强盛，一次是平安朝的“仿唐制”，一次是“明治维新”的“仿西方”，第二次成功的文化转型使得东方的日本跻身“西方七大国”。每一次文化转型就是一次人文重建，也是一次民族的自我重塑，而重塑自我是以否定故我为前提的，没有否定就没有新生。在这世纪之交，历史又给中华民族提供了一次文化选择的良机，我们应该在比自己先进的文化面前放下师爷的虚骄之气，当一名谦虚勤奋的学生，老老实实地从ABC学起。应该具有一种宽广的胸怀和宏放的气魄，去接纳四海文化，去迎接八面来风，借助先进的异质文化来重塑人文理想，来重构价值大厦，这样才不会愧对历史，不会愧对先人。清人贺瑞麟在《清麓遗语》卷一中宣称：“人生程朱之后，百法具备，只遵守他规矩做功夫，自不得有差，如吃现成饭。”[9]一个躺在祖辈留下的老屋旧院中吃喝屙睡，一个在祖辈留下的地基上建一座新的摩天大楼，人们难道看不出哪一种人才是自己民族的孝子吗？
可是，我们偏偏就有许多学者舍不得离开祖辈的老屋旧院，认为只要守住祖传家业——儒学——就行了，现在唯一可干的就是静候西方物质文明破产，让那些高鼻子们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独享天人合一的快乐。要不了几年就是下一个世纪——“我们儒学的世纪”了，当世的儒生又将峨冠博带地坐在太师椅上，向来自西方的洋学生指点如何治理环境污染，如何保持心理平衡，如何……想起来这真的是妙不可言。只可惜，还不知道山姆大叔愿不愿到东方来朝圣。
注释：
[1]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6页。
[2]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48 —149页。
[3] 《论语·八佾》，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5页。
[4] 《孟子·滕文公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51页。
[5] 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88—3289页。
[6]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61页。
[7]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44页。
[8] 庄冬：《从stature at Liberty谈起》，《读书》1995年第8期。
[9] 贺瑞麟：《清麓遗语》，清光绪正谊书院刻本，第3页。
1996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