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夏季，我调到解放军报社，在福州军区记者组当记者。1966年8月，接到报社命令：驻福州军区的全部记者立即返回北京。我们到了北京才知道，其他驻各军区的记者也都回来了。解放军报社代总编胡痴向我们传达了任务。他说：“根据毛主席的提议，由军报创办一份内部刊物，定名为《快报》，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反映‘文化大革命’
的动态，发行量虽然只有十几份，但必须认真地做好这一工作，这是一项特殊任务！”《快报》由胡痴挂帅，记者处副处长宋琼主持日常工作。我和其他记者以中央文革联络员的身份，到各处收集情况并上报。《快报》多次受到毛主席的表扬，越办越红火，直到把《快报》编辑部的办公地点搬到钓鱼台，与中央文革办事组一起办公。
我的任务是了解首都58所大专院校“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受领任务后，我就经常到北大、清华、北医、北外、石油、钢铁、林院、地院、人大、科技等高校去，看大字报同时了解各派群众组织的活动情况。
当时，北大的聂元梓和北师大的谭厚兰、清华的蒯大富、北航的韩爱晶、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等大学生“造反派”的头头已浮出水面。他们知道我的身份后，就经常向我汇报情况，传送材料。以后，各校和首都红卫兵组织又联合成立了四个红卫兵“司令部”。我又负责这四个“司令部”的联络工作。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这四个“司令部”被安排在天安门后面、过去大臣们上朝前在此等候的朝房里。上级也给我在这里安排了一个房间，安了一部电话，还配了一辆挂有“辰3”牌子的轿车。因为中央领导人乘坐的车都是“辰3”的牌子，所以，有了这辆车我出入人民大会堂、中南海和钓鱼台国宾馆，也就十分方便了。
首都红卫兵四个“司令部”成立后，周总理指示：军委驻京单位和北京市委要支持红卫兵“司令部”的工作，并决定在三座门开会研究，同时叫我参加。三座门临近北海公园，是中央军委办公厅所在地。我乘车前往，一进大办公室，就见军委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上将，北京市委书记雍文涛等人已在座，二十多米长的会议桌旁还坐着有关各方的领导。坐在桌东头的杨代总长，指定我坐在桌西头。会议开始前，杨代总长又走了过来，想跟我说话。我赶忙站了起来——这么赫赫有名的将军，而我只是个普通的记者，要不是有特殊使命，哪会如此。他对我说：“会议开始吧，有什么指示？”我谦和地说：“我是来听会的。”会议开始后，军地各方都提出了一些支持红卫兵活动的措施。最后杨代总长表态：大力支持红卫兵的活动，要钱出钱，要物给物，请领导放心，一定办好此事。最后，杨代总长又过来征求意见。我说：回去向总理汇报！
一天深夜，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在王府井大街内的帅府园中学，有十几名老师被关了起来，天亮前要被处死，叫我马上前去解救。我立即乘车赶到了学校。一下车，就看见两个红卫兵站在校门口，他们手持用圆钢打成的长把弯刀，不住地往水泥地上戳打，发出“铛铛”的响声，在这动乱的深夜，显得特别刺耳。但他们一见这特有车牌的车停在门前，立即停止了戳打，并陪我进了学校。一个戴着红袖章的女红卫兵头头问我：“有什么事吗？”我问：“你们把老师都关押起来了？”她说：“他们都是走资派、牛鬼蛇神！”她带我到一个教室内一看：十几名不同年龄的男女老师，已被折磨得狼狈不堪了。我当即对这个红卫兵头头说：“我奉周总理的指示，要求你们立即将这些老师放走。”这个头头看了看我，就对老师们说：“你们都回家吧！”老师们一阵惊喜，急忙逃出学校。我再次对这头头说：要从灵魂上闹革命，再不许伤害人！她点头答应后，我才离去。
又一天下午，传来周总理的指示，叫我随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吴德和北京市委书记雍文涛，去处理东安市场红卫兵杀人事件。当时，红卫兵杀人的事时有发生。就在东安市场附近的一个小学，有个女孩要加入红小兵。红小兵组织的头头说她革命不坚决，她听后，找了一把尖刀，来到被关的老师屋内，上前就将一个老师捅死，回来说：我这么坚决，可以当红小兵了吧！
吴德和雍文涛虽是中央刚任命不久的北京新领导，但因当时社会已处于极端的无政府状态，领导说话都不大管用，所以总理才叫我参加处理。
红卫兵抓来的各校老师和各街道上的所谓“牛鬼蛇神”，就关在东安市场二层楼上。这里比监狱还差，不给吃喝还随意打骂，不服的就处死。这一天又抓来几十名，很难说晚上会不会有人被红卫兵打死。我们一行三人来到东安市场登上二楼，一看木板屋内已关了几十人，并正在打骂审讯。我们找到这里管事的红卫兵头头——那只不过是个戴红袖章的小男孩
。吴、雍向他做了劝说。我传达了总理的指示：“不准随便抓人、打死人！”并命令他立刻把抓来的人放走。他看了看我们，不得不将人放走。我回来后迅速将此事写成材料，通过《快报》上报。
没过几天，我又接到一个紧急任务：寻找彭真。他突然被一个红卫兵组织从家中抓走。周总理知道后很惊奇——怎么中央刚开完会，人就被抓走了？指示立即查清是哪个红卫兵组织抓走的，头头又是谁？
偌大的一个北京，又在这动乱时期，各级组织大多瘫痪，要想查清此事谈何容易。我忙了两天两夜，也没有找到线索。后来我想，这个红卫兵组织和头头一定是有来头的，不然，一个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又是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家中起码有一个班的警卫，怎能把人轻易抓走呢？我先从中关村八大学院的红卫兵组织调查起，然后又找四个红卫兵“司令部”的头头交谈，均无所得。于是，又转向其他城区。我的调查又持续了一天一夜。最后，在一个高干家庭出身的红卫兵嘴里得知：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抓了北京市的一个大官。我急忙赶到该校核实，才找到了彭真的确切下落。我向周总理报告了这一情况，周总理马上指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要立刻将抓走的彭真，还有刘仁、万里抢回来，转移到安全地方保护起来。
为了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毛主席在北京八次接见了各地红卫兵代表。我参加了其中的七次。前几次接见，都是红卫兵步行通过天安门，当红卫兵走到天安门前时，为了多看看毛主席，很多人便站在天安门前不走了，时间大大拖长，急得周总理站在城楼上大声呼喊：“同学们，红卫兵小将们，后面还有几十万！”他从西边喊到东边，送走一拨又一拨，嗓子都喊哑了。有一次接见，人多又慢，从上午10点一直持续到下午还有十多万人未通过天安门。考虑到毛主席的健康，接见只好结束。但那些没能见到毛主席的红卫兵都聚集在天安门前不走，直到夜深仍未离去。这时天安门城楼又亮起灯光，周总理出现在城楼上，他告诉大家，下次接见将他们排在前面。这些红卫兵才高兴地散去。以后，为了加快接见的速度，周总理又安排由解放军站在队伍两边带着红卫兵通过，但效果仍不明显。后来又改为由部队派出军用卡车，让红卫兵乘车通过天安门。
几次接见后，驻在天安门后的四个“司令部”的红卫兵，因为没有机会见到毛主席，就找我提意见，希望也能参加接见。我迅速向周总理汇报。很快传来了周总理指示，叫我在下次接见时，将这些人安排在天安门后的通道两旁，接受特别的接见。但规定不能高呼毛主席万岁，以免影响天安门城楼前接见的队伍。我传达了这一指示。那次接见时，我提前将这些红卫兵安排在天安门后的车道两旁等候。上午10点前的几分钟，只见一列车队从中南海的侧门开出。周总理的车在前面开道，他一下车就挥手，让大家安静。一会儿，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都下了车。毛主席边走边挥手致意，坐在车道两旁的红卫兵都站起来向毛主席挥手。人们都十分激动，但又不能高呼，一直目送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这时“东方红”乐曲声和欢呼声才响起来。
1966年的国庆节就要到了，按照惯例，国庆节要在天安门举行庆祝大会和群众游行。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周总理指示：还按往年的规格，即除中央领导外，其他住京的中央委员及有关单位领导，一律上天安门，已被关押批斗的领导干部，借用三天上天安门，三天后再回去批斗。我将这一指示，向首都红卫兵四个“司令部”的头头作了传达。这是毛主席的指示，谁敢不听。那些被群众组织关押的领导干部，已被折腾得面目全非，头发胡子都长得很长。放回后，赶忙理发洗澡换衣服等待参加国庆活动。此事引起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头头蒯大富的不满，扬言要带领清华“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战士，冲击天安门，反对“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复辟。我将这一情况迅速向上汇报。周总理立即作了明确指示。当天夜晚，我来到清华园，在一座教授居住的小楼上，找到了蒯大富——“蒯司令”。蒯大富是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的学生，“文革”中因造反积极，得到了江青的厚爱和支持，一时名震大江南北。他出入都坐高级轿车，常有女学生做秘书陪伴，其号召力也很大。他见到我忙问：“刘记者，这么晚来，一定有急事！”我问道：“你想带人冲击天安门吗？”他点点头说：“已准备好了！”我说：“我郑重向你传达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不能冲击，如不听指挥，就派八三四一部队一个连的兵力，在中关村等候，全部捉拿归案！”他听了直翻白眼。我又补充了一句：“要听话，不要蛮干！”他才忙不迭地说：“那我们就不去了！”
在从事中央文革的联络工作中，在如海如潮的红卫兵群体中，我还结识了一些高干子弟，常常会有人给我介绍，这是哪家司令、哪家部长的公子、千金。他们抱着不同态度和目的卷到这场运动中来，其中就有人组建了“西城纠察队”。这些人都身穿军装，骑着军用摩托，成群结队地在首都各条街道上呼啸而过。
一天上午，我突然接到通知，叫我参加一个重要的批斗会。我赶到军队某机关大院。大院门口增加了多名警卫，进入的人都严格检查。哨兵一看我乘坐车的车牌，马上打敬礼放行。这次批斗会是由“驻京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会场就设在大院的操场。此时操场上已坐满了人，四周都站着岗。再看主席台下赫然押着四个人，除一个坐在箩筐内，其他
都被戴着红袖章的军人扭成“喷气式”。我仔细一看，大吃一惊——没想到彭德怀元帅也被押在这里批斗。后来才知道，是北航红卫兵头头韩爱晶在江青授意下，带人到四川把彭老总抓来的。另外三个人是陆定一、杨尚昆和罗瑞卿，罗是被用箩筐抬上来的。这些都是创下赫赫战功的高级将领，而今却成了阶下囚，居然还在大庭广众之下挨斗！真让人心酸不已。
“文化大革命”中最大蒙冤者当属国家主席刘少奇。当时，一些红卫兵组织都千方百计地想把刘少奇同志拉出中南海批斗，但由于有周总理的保护，他们才没能得逞。有一天，我从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一个小头头的口中得知，蒯大富策划了一个阴谋：由一名红卫兵冒充公安，把电话打到刘少奇家，说他的女儿刘平平腿被车轧断了，已送到人民医院急诊室，要做手术，等家长签字。我及时将这一情况汇报上去。总理知道后，不让他们离开中南海。但他们听说女儿受伤，还是去医院了，结果王光美被“造反派”押往清华园批斗。
1967年初夏，北京红卫兵一百多个组织，数十万人，围困中南海。他们高举各自的旗帜，架起高音喇叭，召开“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有一天，一百多人冲进了中南海西门。周总理立即赶到，他十分严厉地对“造反派”们说：“中南海是党中央、毛主席所在地，是不能冲的，一定要冲，就踏着我的身体冲过去！”那些冲进中南海的群众，看着威严的总理，静了下来，接着就退了出去。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费尽了力，操碎了心，又左右为难的是敬爱的周总理。他要保护老干部，还不得不支持红卫兵运动；同时，还要夜以继日地管理着这个问题成堆的国家。我参加过两次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红卫兵代表的会议，令我终生难忘。
一次是有各派红卫兵代表参加的会议，地点在周总理居住的西花厅大会议室。我来到大厅后就坐在前排，许多红卫兵头头和我打招呼。不一会儿，周总理从侧门走到前台，大家热烈鼓掌。周总理说：“同学们好，红卫兵小将们好！”然后叫大家先提问题。在座的七嘴八舌提了不少。总理归纳为四个问题，大家没意见后，他才正式开始讲话。周总理首先提醒大家，在革命运动中不要过“左”。他说：“我们在‘五四’运动中，就犯过‘左’的错误，当时提出打倒‘孔家店’，取消‘百家姓’。取消了‘百家姓’，那怎么称呼呢？就是叫‘无名氏’，还得分一、二、三、四、五，人口那么多，排起来不更麻烦吗？”他又说：“我们革命，破的是‘四旧’，反的是资产阶级当权派，不能一切都反。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不能说所有的党政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把领导干部都打成黑帮。你们翻开‘十六条’看看，说一切都是坏的是不对的，说多数是坏的也不合实际，多数是好的，要注意政策！”
周总理在讲话时，不时有秘书请他接电话，周总理就从座位上走到后面的电话室，边走边讲。接完电话，刚一出门又接着讲——周总理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利用。总理要求大家要注意革命的质量和效果，不要光喊口号搞形式，他指着桌上的暖水瓶说：这个水壶，都改叫“东方红牌”，但不保温，有什么用呢？他希望大家联合起来闹革命，不要分“保守派”、
“造反派”。这时有的红卫兵站起来说：“总理，你不要和稀泥！”周总理郑重地说：“我就是和稀泥，我是八级泥瓦匠，专门和稀泥，但我和的是革命稀泥！”说得不少红卫兵都笑了起来。
周总理就这样一边用电话处理公务，一边给红卫兵讲道理，整个会见进行了4个多小时，直到深夜，有的红卫兵还提出问题要求总理再讲讲。周总理用沙哑的嗓子说：“如果一天能有25个小时，我就再讲下去！”秘书解释说：“总理在人大会堂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要参加。”总理讲完后，接着乘车赶往人民大会堂。
另一次接见红卫兵代表是在中南海小礼堂。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处理国际关系上内外有别。“文革”期间中日友好往来照旧。所以总理就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中日友好协会秘书长廖承志，去安排中日友好活动。而红卫兵冲击了这次活动。总理不得不召集红卫兵代表做劝说工作。江青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当红卫兵代表谈到反对这次活动，周和廖劝阻时，坐在主席台上的江青却声嘶力竭地举手高呼：“打倒周荣鑫！打倒廖承志！”坐在主席台下的我，浑身一震，心想：周荣鑫是总理的秘书长，“打狗还要看主人”，怎能当面就敢把总理的秘书长打倒！江青这么一喊，接着就有几个红卫兵冲上主席台，把周和廖给揪走了。此时的总理，气得脸上一阵红一阵白，说不出话来。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1967年8月，解放军报社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反复辟，反保守，誓将革命进行到底——剥开假革命、反革命赵易亚的画皮》。这张大字报彻底改变了军报面貌。在江青的操纵下，第二天，北京大街上就出现了声讨刘志坚的大字报。刘志坚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不久全军“文革”办公室也被查封，经毛主席批准，新的全军“文革”小组由徐向前任组长，江青任顾问。因为造反派实际上掌握了军报的大权，因而结束了我的“特殊任务”，我和一大批同志遭到诬陷和迫害，并被调出报社。
“文革”结束后，解放军报社为我们平了反，报社党委的决定中这样写道：他们是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干扰下，被错误调出报社的。一切强加给他们的诬蔑不实之词均予推倒，彻底为他们恢复名誉。
执行“特殊任务”的那段不平凡经历，使我受益终身，特别是在周总理领导下工作的那段历练，让我变得豁达、坚强。（炎黄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