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超:进步主义改革对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23 次 更新时间:2012-03-25 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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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超  

 

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令众多学者困惑的一个问题是: 世界上资本主义发展最快的美国,为什么直到今天都没有出现西欧那种大规模的社会主义运动,甚至也没有出现有影响的社会党或工党?这个自桑巴特以来即被简称为“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一个至今魅力不减的话题,是一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的学者都无法绕开的问题,而对于关心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未来命运的人来说,它尤其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是美国历史上的进步主义时期,也是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兴起、发展和衰落的关键时期,因此本文重点考察美国这一时期的历史,以进步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作为切入点,探讨关于美国社会主义运动衰微的原因。

一、为什么改良成为社会共识?

在美国历史上,从 1890 年至 1920 年这段时间,史学界称为进步主义时期,学者们又常常称其为“大转折的年代”。这一次转变和美国历史上由前资本主义向自由资本主义的转变有很大不同,它不是通过独立战争和内战那样的革命手段,而是通过渐进改革的方式,使经济发展、科技革命和社会急剧转型所带来的社会冲突得到缓解,使资本主义的生命得到延续,并得以迈向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社会主义运动达到了历史上的顶点( 1912 年前后) 。为了防止革命情绪的蔓延,进步主义者推动了一系列改革运动。缓解贫富分化,纠正社会不公,维护美国式自由民主,建立一套适应工业文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新秩序,成为进步主义者的自觉目标。总体而言,进步主义是一场反对旧秩序的运动,针对内战后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经济所产生和激发的诸多社会问题和不公平、不合理现象,美国人试图通过调控资本主义而尽可能消除社会弊病。

在进步主义时期,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能算作进步主义者。尽管存在不同阶级和阶层之间的分歧,却仍然形成了某些基本的共识,否则进步主义就不可能拥有日益增多的追随者,更不可能取得众多的改革成果了。这些共识表现为: 首先,当时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19 世纪末以来的重大社会变化产生了令人不快的、与传统价值相违背的社会问题,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必须有所行动,以改变当时乱象丛生的局面。“20 世纪开头几年支持社会改良的人数在人口中所占比例之高,是历史上罕见的”; 其次,所有主张进步的人们都相信公共利益的存在,而公共利益只能经由政府提供,包括地方、州与联邦政府; 第三,大部分进步主义者倾向于通过某种形式或程度上的国家调控对经济生活加以管理,以消除社会弊病。可以说,在这些方面,全社会已经形成了新的共识,其核心就是加强联邦政府的作用。

质言之,进步主义是以社会进步为共同点,进步主义时期美国最终形成的社会共识是改良而不是革命。那么,为什么改良成为社会共识呢? 综合而言,19 世纪晚期到 20 世纪初,美国工人运动的改良主义化与社会发展状况和阶级斗争的新变化密切相关。

第一,生产力的发展表现出极大潜力。由于电力技术在照明和动力方面的应用以及一大批技术发明和创新,工业化迅速大规模推进,新企业赫然出现,城市化进程徐徐展开,通讯设施得到大力发展,钢铁时代猛然到来,铁路里程成倍增长,加上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美国经济充满活力,不断发展。经济的扩张和财富的增加,促进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步,高等教育也迎来了大发展时期。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表明,美国资本主义仍有很强的生命力。

第二,联邦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是一个重要的变化。《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导致许多非法兼并被勒令解散,《克莱顿反托拉斯法》进一步完善了前者,而且使反托拉斯制度化,成为美国政府的长久政策之一。高收入累进所得税的征收,使财产再分配成为可能。政府支持工人有组织地与资方协商的权利,有利于工人的法律获得通过,资本家开始调整剥削的手段。那些财力雄厚的资本家可以拿出自己高额利润中的一部分满足工人的部分经济要求,改进工人的生产条件,提供一些福利设施,对工伤事故提供一定补偿。“福利工厂”计划的逐步推行和制度化,往往能暂时缓解工人的不满情绪。福利措施的受益者主要是熟练工人,而且以工人的忠诚为条件,客观上起到了分裂工人运动、销蚀工人阶级意识的效果。生活水平的渐进提高容易促使工人们产生对资本主义的认同,使其乐于进入现存体制。

第三,阶级结构的变化。这一时期,伴随着老中产阶级的没落,新中产阶级逐步壮大。新的城市中产阶级从 1870 年的 75. 6 万人扩展到 1910年的 560. 9 万人。白领阶层的形成壮大了美国中产阶级的队伍。

第四,地方、州以及联邦各级政府在民主制度方面更趋完善。罗斯福的两届任期中,政府的大多数改革措施集中在反托拉斯和进行铁路立法方面,国会通过了一些保护劳工权益的法律,总统还大力支持自然资源保护运动,联邦政府对经济社会的监管权力和能力都有所加强。在塔夫脱的四年任期中,进步主义措施得到继续推行,政府不仅扩大了监管铁路公司的权力,而且将电话与电报公司也纳入监管范围,州际商业委员会的权力也得到加强和扩大,受到联邦政府制裁的托拉斯数量远远超过罗斯福两届任期内制裁过的托拉斯总数。尽管如此,塔夫脱并未赢得改革的名声,还遭到许多进步主义者的批评。威尔逊继任总统之后,通过了四个宪法修正案,内容包括国会有权征收一切所得税( 1913) 、公民直选参议员( 1913) 、禁酒( 1919) 和妇女选举权( 1920) 。威尔逊政府还建立了联邦储备银行对国家经济进行调控,拨款帮助各州修建高速公路,并开始关注社会福利等。同时期还有一些其他政治改革,包括文官制度改革、公民创制权、候选人的初选等,直接动摇了政治腐败的基础。当进步主义改革发展到顶点时,联邦政府也变得日趋完善和强大。

第五,美国的海外扩张有利于缓解国内压力。从 19 世纪末开始,美国对外的扩张就持续不断。在这个过程中,美军一旦控制某个国家或地区,大多数情况下紧随其后的就是美国资本。这些地方的经济命脉都不同程度地受制于美国。因此,来自海外的收益部分弥补了国内不断下降的利润率。更重要的是,美国企业获得了稳定的生产原料供应地和产品倾销市场。维持这种不平等的秩序,又需要一支大规模的军事力量提供保护,而保持军事存在所需的生产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和稳定的收入,美国工人间接地从国家的扩张中得到了好处。

第六,美国军事实力大大增强。经过美西战争,美国一跃而成为世界军事强国。随后又进行了长达四年的美菲战争。实战使美国意识到军事力量的不足与弊端,此后便开始了美国军事史上的管理革命。与此同时,美国在把科学技术转化为军事实力方面,更是走在各国前列。除了多种性能优良的枪炮相继问世,美军开始使用摩托车、汽车,1914 年还建立了正式的飞行部队。新式武器装备投入使用后,美军的战斗力得到极大提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美国军队的装备比美西战争时期明显更上一层楼,在当时堪称世界一流。

一战中,美军又经受了现代化战争的洗礼与锻炼。这场战争使欧洲列强元气大伤,却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强国,奠定了日后取得世界霸权的坚实基础。可想而知,在这样的国家搞暴力革命简直就是白白送死,遑论革命胜利。总之,一方面通过体制内的调控和合法斗争,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与进步; 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在通过海外扩张转移国内压力的同时不断提高军事实力,巩固统治秩序。因此,美国根本不存在发生暴力革命的形势。

二、美国资本主义转危为安的关键

社会共识的形成对处于转型期的美国具有重大意义。有了社会共识,社会才会有凝聚力。这种凝聚力是推动社会取得进步的力量源泉,是不断获得改革成果的坚实基础。全社会有了共识,处于飞速发展和转型时期的国家就有了共同奋斗的发展目标,就能保证社会的基本秩序与稳定,否则只会产生社会动荡和混乱。经过进步主义的洗礼,与 1900 年相比,1920 年的美国社会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实质性的社会进步。美国人改变了原来消极的国家观,更普遍地认为政府有责任规范经济,使社会财富为公众利益服务。工人阶级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对未来的乐观情绪开始滋生,从合法斗争中看到了希望。

19 世纪末的美国面临众多的社会问题和愈演愈烈的阶级冲突,到了 20 世纪初,社会形势非但没有继续恶化,反而转危为安。20 世纪 30 年代之前愈来愈呈现出社会安定的局面,更没有发生人民革命。不仅如此,美国资本主义还增添了活力,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都取得了重大进展,20 世纪20 年代被一些学者称为“大繁荣时代 ”,其中原因值得深思。笔者以为,美国社会形势的大转变主要与这一时期的社会控制有很大的关系。试想一下,如果当时美国不是采取灵活的调控措施,而是保持原有的僵化体制,恐怕历史将会选择另外的路径。

事实上,进步主义时期的一切事件并非都是积极变革的组成部分,改革也并非压倒一切的主题。在后世所谓的“进步年代”里,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大公司老板们残暴地镇压罢工,对黑人的私刑持续不断,即使当时的美国人也很难认为这些事情算得上“进步”。问题在于,美国资产阶级在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为何没有一味简单粗暴地镇压而要对工人作出一些让步和妥协? 这并不是因为美国资产阶级天性善良,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暴力冲突。实际上,资本家非不为也,实不能也。随着产业工人不断壮大,工人阶级已经成长为一支强大的社会抗衡力量,工人阶级的不断抗争促使了新劳工政策的形成。一系列的劳工立法表明,工人的一些基本权利已经得到政府的承认。并且,联邦政府也开始主动介入劳资纠纷,政府的干预也逐渐实现了制度化。另外,一系列有关童工、女工、工资与工时、工作条件与事故赔偿等法规的通过,对工人的生存状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政府的干预、法律方面的限制和劳工抗争意识的增强,使得资本家越来越不可能残酷剥削工人。美国工人生存状况的提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工作条件有所改善,事故有所减少; 其次,工时有所缩短; 第三,工资有一定增长。

进步主义时期美国政府推行的劳工政策,从实际效果而言,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工人的不满情绪,缓和了劳资对抗的力度。这正是社会控制的第一个作用,即缓和阶级冲突。

社会控制的第二个作用是实现了国家治理结构的渐进转型。进步主义时期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提出“新国家主义”,伍德罗·威尔逊提出“新自由主义”,在垄断行业、社会福利、劳工、金融、交通和环境保护等领域展开政府干预,这些治理实践为 20 世纪 30 年代的“新政”提供了经验和基础。进步主义时期联邦政府的权力得到扩大,总统的权力有所加强,政府机构开始增多,地方政府的地位和权力也呈现上升势头,这都意味着国家职能的变化。同时,公民权利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扩大。这突出地表现在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方面。女性不仅获得了选举权,而且进入了广泛的工作领域,一些女性甚至获得了令男性觊觎的管理职位。这些变化产生了一系列的后果。首先,强化国家机器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有利于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其次,扩大公民权利的作用,比强化国家机器的作用更大一些。资产阶级国家扩大政治民主这件事本身,就剥夺了人民群众进行独立的政治斗争的意志。

更重要的是,政治机构和行政事务的改革使得各级政府变得更加负责和有效率,相对减少了政府官员和工商界互相勾结的可能性。滋生腐败的条件受到抑制,大公司的为所欲为有所收敛,从而削弱了产生社会不公和民众不满的一个重要源头。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短暂实施的命令经济,不但扩大了政府的规模,而且永久性地拓展了它的作用领域,这种现象后来被罗伯特·希格斯称为棘轮效应。

社会控制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作用是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开拓新空间。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必然拉大贫富差距,导致劳动人民的贫困。大众的贫困意味着购买力降低,于是造成周期性经济危机,对社会生产造成极大破坏。并且,民众对于不平等的忍耐超过一定限度,往往会引发社会危机,产生剧烈动荡,甚至彻底破坏原有社会秩序。如果这种过程周而复始,就会造成社会生产力停滞。而社会控制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在收入和财富分配上对弱势一方给予补偿,损有余以补不足。劳工福利政策、社会正义运动和国家治理结构的转型在实质上增强了弱势群体的博弈能力,划定了压迫与剥削的底线,在一定时期内缓解了社会竞争的失衡状态。增加劳工福利、改善工作条件,必然减少资本家的利润。然而,强势的资本一方本来就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一定的限制不仅不会摧毁资方,反而会使他们更有活力。迫于生存发展和资本增殖的需要,资本家不得不更倾向于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方面的创新,从相对剩余价值方面寻求补偿。因此,泰勒制、大规模生产和流水线生产等许多新技术的逐渐应用都发生在进步主义时期,就毫不意外了。这一系列过程的总体效果就是,社会生产力在一定时期内得到发展,不仅跳出了建设、积累与破坏的恶性循环,而且在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形成了新的社会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控制就是一种反馈机制,在意识到未来将要面临的灾难性后果之前,对社会生产过程提前进行干预,减少社会冲突的推动因素,缓解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

必须指出,与 20 世纪后期资本主义世界实施的全面社会控制相比,进步主义时期在调整社会内部关系方面所完成的内容十分有限,只能算局部性的调整。就市场变化所产生的不公正现象而言,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比如贫富差距依然十分明显。在这个意义上,认为进步主义的社会控制有很大的局限性一点也不过分。但是,与“镀金时代”的社会混乱相比,这一时期所取得的进步尤为显著。如果说,进步主义改革的目标是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延长资本主义制度的寿命,那么这个目标是达到了。因为,在进步主义冲动日渐衰竭的时候,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也走向了衰落。

三、社会主义的“革命遗嘱执行人”

回顾整个进步主义时期,进步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之间存在很多关联之处。第一,社会主义运动兴起的时候,进步主义紧随其后,出于对暴力革命前景的恐惧而兴起; 第二,1912 年前后,当社会主义运动达到顶点时,也是进步主义运动走向高潮之时; 第三,一战之后,当社会主义运动走向衰落之后,进步主义冲动也逐渐趋于衰竭; 第四,大多数进步主义者来自中产阶级,而许多社会主义者同样来自中产阶级,其中一些社会主义者也是活跃的进步主义者; 第五,从价值目标角度来看,进步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有共同之处,都反对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不公正、不合理,这正是在一定条件下社会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进行合作的基础,也是许多社会主义者广泛参与进步主义运动的原因。但是在实现目标的手段上,马克思主义者坚信只有彻底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才是唯一途径,而进步主义者相信通过改革资本主义制度就可以逐渐达成同样的效果,这是两者之间最根本的区别。第六,从进步主义者所极力推行的各项改革内容来看,大部分措施旨在通过国家对经济的调控和干预以消除社会矛盾,与社会主义者的主张有相似之处。

更重要的是,许多社会主义者纷纷转向进步主义。1910 年,费边社的格雷厄姆·华莱士到哈佛大学讲学,对年轻的李普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李普曼开始大量阅读费边社会主义著作,并成为社会主义的信徒。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写道: “生于 1889 年维多利亚时代的宁静岁月,受到进步时代纷扰的鼓动,他在 1910 年离开哈佛前成了一名社会主义者。他的社会主义很快又烟消云散,没有形成任何教条,但却残留下一种信念,相信为了控制现代社会初始阶段的大混乱,有必要进行合理的计划与打算。”

1914 年,李普曼与克罗利一起创办了《新共和》杂志,他对这份杂志宗旨的说明清楚地表明了他思想的转变。他说: “我们不是党派的工具,不必要从事枯燥的宣传。我们的方向是社会主义,但在方式、措辞和志向方面却不必如此。如果要找一个代表我们理想的词的话,我想是人文主义,这与博爱主义根本不同。”

由此可见,李普曼对待社会主义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完全不注重名称与表象,而以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为目的。这就不难理解,他后来成为威尔逊的得力助手,在进步主义运动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与李普曼一样,一些主要的左翼知识分子,从马科斯·伊斯门到 A. M. 西蒙斯,甚至于约翰·里德,都在 1916 年的大选中支持威尔逊; 一些原来与社会主义者关系较近的行业工会也逐渐转变为拥护威尔逊。

另一位著名的黑人学者杜波依斯的经历也颇为相似。他参加过社会民主党的会议,逐渐开始认同社会主义。后来在纽约,他加入了社会党。但是,他的认识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当我认为,对黑人来说,投票选举威尔逊比选举西奥多·罗斯福、塔夫脱或一位不知名的社会党人更好的时候,我退出了社会党”。社会党在 1912 年达到顶峰之后,仅仅四年时间就显露出衰落的迹象,部分原因是德高望重的领导人德布斯没有参选,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威尔逊的进步主义改革让许多社会主义者看到了希望。既然通过和平抗争能够实现奋斗目标,为何一定要通过暴力革命来解决呢? 显然,革命是和平道路难以走通的最后途径。如果回顾一下进步时期不断取得的改革成果,那么可以说美国社会主义者还没有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这些人相信,在现有体制内通过渐进的措施可以逐步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说,进步主义运动为相当多的社会主义者提供了一条替代路径,从而削弱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

尽管存在颇多关联与相似之处,依然不能认为,进步主义就是一种披着美国式外衣的社会主义。美国学者一般认为,进步派不是社会主义者。原因是,进步派谋求的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和重建,而不是彻底否定现存秩序。即使与英国的费边社会主义相比,进步主义也表现出更多的保守性,更愿意借助和融入现存体制。进步主义运动主要是中产阶级对于改革前少数特权者为所欲为的反抗。虽然美国社会主义者没有赢得工人群众的广泛支持,可是进步主义者也同样缺乏与工人群众合作的牢固基础。进步派与各级政府和工会领袖之间过从甚密,他们并非要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只是想为政府、劳动者和资本三方合作创造条件,因而也无法真正代表工人群众的利益。从运动的整体来看,进步派所追求的仅仅是缓解社会冲突,一旦紧张的形势缓和下来,他们也就忙于享受生活,不再关心劳苦大众了,20 世纪 20 年代的纸醉金迷就是明证。只有等社会矛盾再度激化的时候,更大范围的改革措施才会出台,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注脚。

可以认为,进步主义改革客观上达到了一种效果,即部分完成了时代原本赋予社会主义者的任务。这种替代作用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革命遗嘱执行人”角色,归根到底是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强制力量推动完成的。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正是复辟了帝制的路易·波拿巴治下的法国完成了产业革命,而贵族容克头子俾斯麦治下的德国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实现了向资本主义的转变。这两位“革命的敌人”却都变成了革命的“遗嘱执行人”,确实有些反常。然而,看似反常的表面现象之下隐藏着历史前进的必然性。因为,如果不采取调节和变革手段,那么社会矛盾只会越积越多,迟早会到达爆炸的临界点,从而推翻既有的统治秩序。到那时,想推行缓解社会冲突的政策都来不及了,因为已经错过了变革的最佳时机。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理性的统治阶级不自觉地按照历史规律的指令行动,充当了“革命的遗嘱执行人”。同样的道理,虽然进步主义者不愿意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但又惧怕革命的前景会破坏自己已经努力取得的社会地位和现实利益,于是不得不奋力推动原本由社会主义者提出的解决方案。如果把社会主义的实现方式设想为更宽泛的内容,就像马克思曾经说过的那样,美国这样的国家有可能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美国的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由非社会主义者不断地执行着“革命的遗嘱”,表现出逐步“和平长入”的趋势。

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的兴起就不会有进步主义。而进步主义的这种替代作用吸引了大批社会主义者,从而起到了分化、分裂或削弱社会主义运动的效果。美国社会学家D. P. 约翰逊认为,一旦暴力的威胁被清楚地认识到,投入对抗运动中的那些人可能并不一定要诉诸暴力来使他们的主张和需求被认真采纳。这一点在解释反抗运动分裂为竭力主张暴力的极端派和主张和平解决的温和 派这 种情 况时特 别合适。

当温和派的主张不断得到采纳,并取得实实在在的成就时,情况尤其如此。那么,就会形成一种循环: 温和派的成功会增大对极端派的说服力,激进派中的右翼就会不断脱离原来的阵营而投入新的群体,而这种情况又会进一步加强温和派的力量。如果这个循环持续下去,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极端派的衰落。可以肯定,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对资本主义持批评态度。但是在批评资本主义的人群中,如果支持改良主义的力量越大,那么主张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力量就会越小。这就是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之所以衰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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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1,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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