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章基于对全国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以职业、收入、消费和主观认同4个指标，估计了目前中产阶层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并考查了其构成特征。数据分析显示，以单项指标估计的职业中产、收入中产、消费中产和主观认同中产在人口中已占有相当比例，但若以综合指标定义的中产阶层则人数极少，而且他们主要集中于大中城市的某些部门和行业中。文章的结论是，就其规模和综合特征而言，中国还未形成确定的现代中产阶层，但在大都市中，少数的中产阶层分子引领着文化、消费和社会价值的潮流。

「关键词」中产阶层/职业白领/收入分配/生活方式/地位认同

一、划分中产阶层的标准

在对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及趋势分析中，许多专家和学者都提到了“中产阶级”、“中间阶层”、“中间层”、“中等收入群体”等概念，认为中国社会要发展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稳定的现代社会，需要培育庞大的社会中间力量。对于当前中国社会是否形成或存在中产阶层（注：本文采用“中产阶层”这一词汇来代表社会中间人群，其含义类似于国际学术领域通常所说的“中产阶级”概念。），以及到底有多大比例的人口可以被归类为中产阶层，学术界有不同的估计和判断，对于“中产阶级”概念的界定和归类指标差异极大。比如：新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家是基于阶级关系来定位“中产阶级”（Wright，1985）；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理论家是依据职业来划分“中产阶级”（Gouldner，1979；Szelenyi and Martin，1988）；后现代主义和文化主义取向的阶级理论家则以文化消费特征和主观认同来分类“中产阶级”（Bourdieu，1984）；而国内学者常常是以收入水平来确定中产阶层。虽然有关中国中产阶层问题的研究争论颇多（李强，2002；孙立平，2003；肖文涛，2002），但是，对中产阶层这一概念，还是有某些一致性的看法。通常认为，现代社会的中产阶层成员首先应该是从事“白领”职业的人；其经济收入应该保持在中等收入水平或更高水平，经济条件较为宽裕；代表着社会主导价值所推崇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其消费习惯、审美品味和一整套的生活方式共同构成了中产文化；中产阶层成员具有共同的身份认同，比如，他们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层，或者，认为自身的社会地位处于中等或更高等级，同时，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态度较趋向于温和的改良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他们通常不会支持极端的、激进的政治行动（如革命、暴力、造反等），而是主张渐进的改革模式，对新事物和新变化采取开放的、宽容的、相对主义的态度，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倾向被认为是社会稳定以及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

从上述人们对中产阶层的普遍性认识来看，确定一个人是否是中产阶层，基本上有职业、收入、消费及生活方式、主观认同4个方面的标准（注：如果以家庭为单位划分中产阶层，通常是以家庭消费水平和生活方式作为判断指标。）。本文试图采用全国抽样调查数据，依据上述标准，估计当前中国社会有多少人有可能成为中产阶层成员。

二、数据资料说明

本文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于2001年11～12月在全国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山东、黑龙江、河北、河南、江西、四川、贵州、内蒙古）73个区县收集的问卷调查数据，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调查对象为16～70岁人口，获取的有效样本为6193例。经加权处理（注：在最初的样本分配时，因考虑到城镇的社会构成较为复杂，而农村社会构成同质性较高，我们加大了城镇样本比例（城镇样本占66.3%，农村样本占33.7%），这样就需要事后进行城乡样本的加权，这也是国际上类似调查通常采用的方法。另外，由于经费所限，我们不可能采用国外类似调查所使用的方法：即连续1周多次访问被抽中的调查对象都未成功的情况下才放弃调查，通常情况下，我们最多在两天内连续访问数次未能接触到被调查者就改换事先抽取的备选调查对象。在部分调查点，替换备选调查对象的比例较高，导致样本的性别和年龄分布的偏误，尤其是年纪较大者的比例偏高，因为年轻人比老年人更可能不留在家中。因此，我们也需要对数据进行性别和年龄的分层加权。最后，此次调查样本中，流动人口比例明显偏低，这也是目前国内抽样调查普遍存在的问题，因为现有的抽样框通常不能涵盖所有的流动人口。这样我们还需要对流动人口比例进行加权。加权处理的公式是：。）后，此调查数据的样本分布在基本人口信息和主要的个人社会经济背景信息方面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布极为接近（见表1），这表明该数据有很好的代表性。

在此次调查样本中，有5.4%是在校学生。由于对在校生无法进行职业和收入水平的归类，因此，文中对中产阶层比例的估计，是指在16～70岁非学生身份的人口中中产阶层所占比例。我们把16～70岁非学生身份的人称为适龄社会人口，与16岁以下和70岁以上的人相比，他们在各个层面的社会生活中参与程度更高，在社会、经济、政治领域也往往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此抽样调查数据中16～70岁非学生样本的数量为5860例，本文中的所有数据分析都采用了加权数据。

三、职业中产

首先，我们根据职业的标准来判断一个人是否符合中产阶层标准。从调查的16～70岁人口中10类职业在适龄社会人口中的分布比例（注：离退休人员按离退休前所从事的职业归类。）看，其中的5类职业属于“白领”职业，他们是党政官员（1.1%）、企业经理人员（1.6%）、私营企业主（1.0%）、专业技术人员（4.2%）和办事人员（8.0%），所占比例为15.9%，单从职业标准来说，他们够条件成为中产阶层，可以称之为职业中产。另外的5个分类中，商业服务业员工（11.5%）、产业工人（13.2%）、农业劳动者（43.2%）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5.1%）中的大多数都被排斥在中产阶层之外。个体工商户从业者（11.1%）则不能完全依据“白领”与“蓝领”的职业分类来进行中产或非中产的划分，因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从事的是“白领”职业，而另一部分人则从事“蓝领”职业。在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阶级分析时，马克思把个体工商户从业者（他称之为小资产阶级）看成是中间阶级，因为他们处于资本家与无产阶级之间，因而，现在的学者把这部分人称之为“老中产阶级”或“传统中产阶级”，与现代中产阶层相区分。如果把个体工商户也归入中产阶层的话，那么，职业中产的比例就达到了27%.不过，通常所说的职业中产是不包括这部分人的。

注：（1）调查数据的户人口数分布中少于4人的户的比例略高于人口普查数据，多于4人的户所占比例略低于人口普查数据，可能是因为本调查在询问户人口数时特别强调常住人口（指在此居所每星期至少住4天以上并且居住3个月以上的人）。（2）“有工作”与“无工作”的界定与人口普查数据的界定略有不同。“有工作”是指连续1个月以上（包括未来1个月以上）能从中获得收入（包括工资、利润等）的劳动活动；而人口普查数据中的“有工作”是指人口普查时的1周内（2001年10月25～31日期间）从事过1小时以上有收入的工作。因此，部分就业不稳定的打零工的人在人口普查数据中被定义为有工作，在本调查数据中则属于无工作。

在职业中产中，男性的比例高于女性，同时，男性中有18.2%的人是职业中产，而女性中只有13.7%是职业中产。超过半数的职业中产年龄在41岁以下，但各年龄段中，61～70岁的人成为职业中产的可能性最大，这一年龄段的人约1/4成为职业中产，而其他各年龄段人口该比例都在1/6左右。大多数职业中产集中于城镇地区、并拥有非农户口、同时在全民所有制单位中就业，较高的文化水平也是成为职业中产的一个有利条件，大专及以上文化水平的人中约4/5成为职业中产，中专文化水平的人约3/5成为职业中产，高中文化水平的人约1/4成为职业中产，初中文化水平的人约1/10成为职业中产，小学文化和无学历的人成为职业中产的比例极低。不过，由于在总的适龄社会人口中较低文化水平的人所占比例很高，因此，在职业中产中，初中文化水平的人所占比例最高（见表2、表3）。

表2中产阶层的构成（N=5860）%

表3中产阶层在不同性别、年龄段、城乡地区、户口身份、学历的人中所占比例（N=5860）%

四、收入中产

收入水平是划分中产阶层的重要指标，国内学者尤其倾向于采用收入指标进行中产阶层分类（有时也称之为中等收入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然而，至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数字标准，能确定多少收入以上算中产阶层，但从分类的技术操作角度来说又需要有一个分类标准。有些人选择收入的平均值，也有人以收入五等分组中的中等收入组平均值或起始值为标准，但这样做存在很大问题。表4列出了调查数据的个人月收入分布情况，显然个人月收入分布严重偏离正态分布，标准差远远大于均值，而且均值又远远高于中位数，这说明个人收入分布的离散程度很高。另外，有相当比例的人没有收入（收入值为零）。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简单地以均值或中位数来代表中等收入。尤其是当前个人收入水平的地区差异极大，在此调查数据中，城镇个人平均月收入是农村个人平均月收入的2.5倍，同时，发达地区的个人平均月收入是欠发达地区个人平均月收入的2.5倍，而发达地区的城镇个人平均月收入是欠发达地区农村个人平均月收入的5.4倍。如果以全国统一标准来划定中等收入标准线，可能会把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经济条件较差的人划归高收入群体，而把欠发达地区较富裕的人划归低收入者群体。在实地调查中发现，人们对自己和他人收入高低的判断，往往是以他们所熟悉的当地人的普遍收入状况为依据，生活在乡村的人不太可能把自己的收入与北京和上海的人相比，他们通常是与本村、邻村或县城的人相比较。因此，以各地方的人均收入水平来确定中等收入的标准线较为合理。表5列出了6类不同发达程度的城镇和乡村的个人平均月收入（排除了无收入者样本），笔者以各类地区的平均值为标准，确定个人是否属于收入中产。在每一类地区样本中，个人月收入在平均值以上的人，笔者归类为收入中产，个人月收入在平均值及以下者为非中产。

注：发达地区包括北京、上海、浙江和江苏，较发达地区包括山东、黑龙江和河北，欠发达地区包括贵州、四川、河南、江西、内蒙古；较发达城镇地区与欠发达城镇城区收入水平差异不大，但调查数据中欠发达城镇地区抽中的大私营企业主样本多于较发达城镇地区，导致欠发达城镇地区的均值较高而标准差较大，较发达城镇地区的均值较低而标准差较小。

根据上述标准归类的收入中产的比例为24.6%，由于收入中产的标准考虑了城乡和地区差异，因此，收入中产构成中城乡、户口、所有制和学历分布较接近于适龄社会人口的总体分布（见表2）。但是，在收入中产中男性所占比例和年纪较轻的人所占比例远远高于女性和年纪较长的人（见表3）。另外，在10个社会阶层分类（注：这里所说的10个社会阶层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提出的十大阶层分类，这十大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陆学艺，2001）。）中，约3/5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约3/5的经理人员、约9/10的私营企业主、约2/5的专业技术人员、约2/5的办事人员、约3/5的个体工商户、约1/3的商业服务业员工和产业工人、约1/10的农业劳动者、约1%的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是收入中产（见表6）。

五、消费中产

与收入指标一样，要确定当前中国的中产阶层的消费标准和生活方式特征是十分困难的。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消费社会还不成熟，另一方面，整个社会所推崇的中产文化在中国还未形成，也许在超大城市的中青年人中有某种程度的表现，但从全国范围来说，还不存在。同时，消费水平和消费行为模式的地区差异也很大，不同地区的部分消费品价格有差异，需求物品的种类、规格和品牌也有所不同。不过，对有一类物品的消费，人们的价值判断较为一致，那就是现代家用电器。这类物品地区价格差异不大，人们改善生活条件时首先考虑的是购买这类物品，而且，使用现代家用电器也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因此，家庭拥有现代家用电器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家庭成员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方式。根据调查数据获得的信息，我们设计了一个家用电器和耐用消费品指数，用它来确定一个人是否在消费标准上属于中产阶层。

表6中产阶层在10个社会阶层中的比例%

调查问卷列出19种家用电器和耐用消费品并询问被调查者是否有这些物品。在计算家用电器和耐用消费品指数时，选择了其中的14种，并将其分为4类，给予不同的分值。第一类包括彩电、冰箱和洗衣机，这是当前中国人认为的现代家庭生活所必需的、最基本的家用电器，这三大件代表了最初级的现代生活方式；第二类包括电话、手机、组合音响、影碟机、空调机和微波炉，这几类家用电器代表了一种更丰富和更全面的现代生活方式，同时拥有第一类和第二类物品的家庭实现了基本的现代生活方式；第三类包括电脑、摄像机、钢琴和摩托车，这几件物品的价格明显比第一类和第二类高，代表更高档次的现代生活方式；第四类是家用轿车，比第三类物品更昂贵，代表最高水平的现代生活方式。家用电器和耐用消费品指数的计分方法是：拥有一件第一类或第二类物品为1分，拥有一件第三类物品为4分，拥有一件第四类物品（家用轿车）为12分（见表7）。

笔者把家用电器和耐用消费品指数得分在6分及以上的人归类为消费中产，6分以下为非中产。根据这一消费指标，消费中产在适龄社会人口中的比例为35%.绝大多数的消费中间层是41岁以下的中青年人，年纪越大，成为消费中产的可能性越低，城镇居民和非农户口的人成为消费中产的比例明显高于农村居民和农业户口的人。学历水平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高文化水平的人成为消费中产的可能性较大（见表2、表3）。

在10个社会阶层中，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和国家与社会管理者成为消费中产的可能性最大，就在职人员来说，这3个阶层成员的4/5都是消费中产，不过，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和经理人员离退休后可能收入减少，导致这两个阶层中消费中产比例有所下降。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成为消费中产的比例大约是3/5，个体工商户大约半数是消费中产，商业服务业员工和产业工人成为消费中产的比例大约是2/5，而农业劳动者成为消费中产的比例，不到1/5（见表6）。

六、主观认同中产

“中产阶层”这一词汇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还比较陌生，在大城市中生活的人接触这一词汇的机会较多，但人们对它有不同的理解。一般人所说的中间阶层，或者都市传媒中提到的中产阶层，通常是指大城市中一小批高学历、高收入、高消费的中青年“白领”职业者，这与学者所说的中产阶层概念有些差异。因此，在确定中产阶层的主观认同指标时，我们没有采用西方发达国家测定主观认同中产的通常做法，即以个人是否承认自己是中产阶层为标准（注：在西方社会，社会大众对“中产阶级”这一概念有着较为普遍一致的理解，因而可以采用自我是否认同“中产阶级”这一标准。），而是以个人的自我社会地位评价为主观认同中产的标准。调查问卷中有一提问要求人们对自己的社会地位进行高低等级评价，共有5个等级的选择：上、中上、中、中下和下。我们把选择“上”、“中上”和“中”等地位的人归入主观认同中产，因为这些人认为他们在社会中处于中等或更高等级的位置，虽然这不能代表“中产阶层”所包含的所有主观内容和价值认同，但其含义较为类似（见表8）。

从表8可以看出，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是“上”或“中上”的人极少，不到1/10，但选择“中”的人比例很高，有近2/5.这三项选择比例加起来是46.8%，这就是说，将近半数的人属于主观认同中产。这么高的比例，足以构成一个主观认同方面的中产阶层。在主观认同中产的构成和分布上，男性比女性更可能认同自己是中产，但两者的差异不是很大，不同年龄段的人成为主观认同中产的比例相差不多。城镇居民和非农户口的人比农村居民和农业户口的人更可能成为主观认同中产。学历越高的人越可能是主观认同中产（见表2、表3）。在10个社会阶层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主观认同中产的比例最高；其次是私营企业主阶层和经理人员阶层（见表6）。

七、综合指标定义的中产阶层

前面几部分是以单一指标界定的中产阶层比例，应该说单一指标确定的各类中产阶层比例都不算太低，适龄社会人口中，接近1/6的人是职业中产，接近1/4的人是收入中产，超过1/3的人是消费中间层，接近1/2的人是主观认同中产。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大陆地区适龄社会人口（16～70岁非学生身份的人口）约为85817.9万，以上述各类中产阶层比例推算，职业中产的为13645.1万人，收入中产的为21111.2万人，消费中产的为30036.3万人，主观认同中产的为40162.8万人。然而，如果以4个指标共同界定中产阶层，即某一个人既是职业中产（“白领”职业），又是收入中产（收入水平在中等以上），同时也是消费中产和主观认同中产（家庭消费达到小康并认为自己处于中等或更高的社会地位），才被归类为中产阶层，那么中产阶层的比例大大下降，仅为4.1%.也就是说，在当前中国适龄社会人口中，只有4.1%的人符合通常意义上的现代中产阶层的标准，如果加上“老中产阶级”（收入在中等以上水平、家庭消费达到小康并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处于中等或以上的个体工商户），那么中产阶层的比例达到7%.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推算，现代中产阶层的实际数量为3518.5万人，包括“老中产阶级”在内的中产阶层的实际数量为6007.3万人。

表2的数据反映出现代中产阶层是由什么样的人构成的。在现代中产阶层中，2/3是男性，近3/5是41岁以下的中青年人，3/5是城镇居民和非农户口的人，近1/2是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就业者，超过1/2是中专及以上学历的人。表9展示出现代中产阶层的构成，大约1/10的现代中产阶层成员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和私营企业主在现代中产阶层中各占1/6，专业技术人员占1/5，办事人员所占比例略超过1/3.如果把“老中产阶级”加入进去，上述各阶层在中产阶层中的比例都有所下降，而个体工商户（“老中产阶级”）则成为中产阶层的最主要成分，大约2/5的中产阶层是个体工商户。这是当前中国中产阶层与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很不同的一个特征，即“老中产阶级”在整个中产阶层中的比重较高。另外，在各阶层中，私营企业主阶层成员成为现代中产阶层的可能性最大，大约7/10的私营企业主符合现代中产阶层标准，经理人员和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成员则大约2/5归类为现代中产阶层，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约有1/5成为现代中产阶层（见表6）。

表9中产阶层的构成%

为什么综合指标定义的中产阶层比单项指标界定的各类中产阶层少得多？表10列出的各类单项指标中产阶层相互所占比例解释了这个问题。在职业中产中，不到半数的人属于收入中产，也就是说，超过半数的“白领”职业从业者的收入没有达到中等水平，因而被排除在现代中产阶层之外，而“白领”职业在当前的职业结构中所占比例本来就不高，这种状况局限了中国现代中产阶层的数量。从这一角度来看，要增加中国中产阶层的数量，首先应提高职业“白领”的数量，并且使他们的收入保持在中等或更高水平。此外，收入中产与消费中产的重合比例也比较低，在收入中产中，只有半数的人是消费中产，而消费中产中，只有略超过1/3的人是收入中产。这是因为，在平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地区，有些人的收入在他自己或当地人看来属于中等或中等以上收入，但从家庭生活方式的现代化程度来看，其家庭消费未达到中等水平，而同时，在平均收入水平较高但收入差异也较大的地区，有些人的家庭物质条件达到了小康水平，但与当地的收入水平相比，他们又处于中等收入水平之下。

总体来看，当前中国社会各个维度的分化（职业分化、收入和消费层化以及主观认同差异等）还没有完全统一起来，因而不能造就一大批人在各个维度上都处于中间位置，并由于这种共性而产生一种共同的文化认同，从而在文化价值方面整合整个社会。目前，只有极少数人符合这些标准而可以称为现代中产阶层，他们在适龄社会人口中占4.1%，在总人口中只占2.8%，如此低的比例，在数量上很难称之为中产阶层，即使他们创造出了某种文化——特殊的消费行为模式、生活方式和社会价值态度，也很难称之为中产文化。中国现代中产阶层虽然人数很少，但他们不是平均散布于全国各地或各个领域的（注：调查数据中，上海样本440个，其现代中产阶层占10.2%；北京样本599个，其现代中产阶层占6.8%；四川样本430个，其现代中产阶层仅占1.5%；内蒙古样本439个，其现代中产阶层占2.3%；尽管各地样本数量很少，不具有地区代表性，但已显示出超大城市中的现代中产阶层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地区。），而是集中于某些地区和部门。前面的数据反映出，他们主要集中于城镇和全民所有制单位中，实际上，根据直观的经验观察，我们也可以发现，现代中产阶层主要集中于超大城市中的某些行业或部门之中，这些超大城市所展现出的某些特征，又为各个大、中、小城镇所仿效，超大城市中人数并不很多的现代中产阶层，往往控制着全国性的传媒，引领着文化潮流，把他们所提倡的价值态度向全社会传播。随着中产阶层人数的上升，这种文化有可能逐渐发展成为社会主导性文化。

「参考文献」

[1]李强（2002）：《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陆学艺主编（2001）：《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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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ourdieu，Pierre（1984），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of Tast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6]Gouldner，Alvin （1979），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New Class.New York：Macmil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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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Wright，Erik Olin （1985），Classes.London：Verso.

文章来源：原载《中国人口科学》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