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陆机、潘岳的创作是太康文坛审美趣味的集中表现，那么，左思诗歌的美学风格则是这一历史时期审美趣味的反动。他的诗歌无论是其内容还是其形式，都留下了他同那个时代抗争的痕迹，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他的同辈作家，这一点已越来越为后代读者所认可。但在对他诗歌杰出成就击节赞赏之余，历来评论家们很少去深究取得这些成就的深层动因，就是今天的左思论者也仅提供了一种社会学的解释，多从他低下的家庭出身去探讨他文学创作的秘密。可是，翻一翻西晋文学史，当时文坛的名流出生寒素者不乏其人，如后来成为西晋文坛元老的张华也并无显贵门第，可张华的创作并不像左思那样对其所生活的时代愤愤不平，他的审美趣味与他的时代也协调一致。可见，仅从社会学角度去分析左思，难以真正理解他的创作，更难以探究其杰出艺术成就的真正原因。
左思出身的门第不高史有明文。他的父亲是从小吏起家的文职官员，直到他的妹妹左芬以才华“入宫”，他们全家才得以“移家京师”。左芬在《离思赋》还曾发出过“蓬户侧陋”的喟叹。[1]在那个讲究门第身份的时代，左思的寒素家世无疑给他的创作带来很大影响。很难想象一个门阀世族的诗人能唱出“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这样愤慨激昂的诗句，不过，如果仅仅以一个人的出身来解释其创作，那同样不能理解与左思同样出身的诗人为何没有写出与左思相似的作品。这里，我们试图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去分析形成他性格和感受方式、形成他审美趣味和文学成就、形成他对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独特领悟的直接原因。
《晋书·左思传》说他“貌寝口讷，而辞藻壮丽”[2]，《续文章志》也说“思貌丑悴，不持仪饰”。[3]他从小就慧于心，但却讷于口、丑于形，“少学钟、胡书及鼓琴，并不成。”他的父亲不无失望地“谓友人曰：‘思所晓解，不及我少时’”。[4]父亲这个不负责任的评价对聪明敏感而又自尊好强的左思，其打击和侮辱之重是不难想象的。外貌丑陋的儿童其才华不容易被成人承认，从小就遭到各方面的轻视和冷眼，很早就感受到了生活的不公，承受着比正常小孩更重的精神负担，成人善意与恶意、有意与无心的讪笑，小伙伴们无知的侮辱与揶揄，给脆弱幼小的心灵造成无可估量的精神创伤，使其从小就留下自卑情结。左思的“口讷”正是他“貌寝”的结果，是他在别人面前缺乏自信的表现，由此可以见出他从小就与自己生活环境比较紧张。
青少年成长的道路上并没有摆满鲜花，他成年后的运气也不见得更好。洛阳的文人集团和政治集团开始并不接纳他。陆机听说左思在创作《三都赋》，“抚掌而笑，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5]魏晋之际十分看重一个人的姿容，左思外貌的丑陋有时甚至影响他人格的尊严，《世说新语·容止》载：“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6]
德国精神分析心理学家阿德勒的自卑心理研究结果告诉人们，外貌的丑陋或生理的缺陷，一方面使他在社会上遭到歧视和冷遇，因而产生自卑情绪，另一方面，这种丑陋和缺陷又是他奋发向上的刺激，激发他对优越感目标的追求，决心用杰出的成就补偿生理上的缺憾，用事业上的优越战胜心理上的自卑。开始，左思企图凭借自己的文学天才，以出色的文学成就寻求社会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三都赋》就是他追求优越感目标的一种艰苦努力。《晋书》本传称他写《三都赋》时，“遂构思十年，门庭藩溷皆著纸笔，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还为此“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7]为了写好《三都赋》，他认真揣摹张衡的《西京赋》和《东京赋》，翻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他在《三都赋序》中交待自己创作经过说：“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8]对三篇赋的结构和语言更是惨淡经营，刘勰说他“业深覃思，尽锐于《三都》”。[9]为了写好《三都赋》，花如此大的精力、用如此多的时间，显然是想获得一鸣惊人的艺术效果，以此轰动自己还没有跻身于其中的上层文人集团。
这是他追求优越目标的第一个阶段。写《三都赋》的左思十分看重世俗的褒贬，十分看重自己在社会上的身价。当《三都赋》初成而“时人未之重”时[10]，他很难接受世人对其精心之作的冷淡，急忙拿这三篇煌煌大赋四处拜请名流褒奖和作序，《世说新语·文学》载：“左太冲作《三都赋》初成，时人互有讥訾，思意不惬。后示张公（指张华——引者注），张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于世，宜以经高名之士。’思乃询求于皇甫谧。谧见之嗟叹，遂为作叙。于是先相非贰者，莫不敛衽赞述焉。”[11]由于当时名流为之褒扬作序，“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12]《三都赋》最终为他赢得了巨大的社会声誉，得以侧身贾谧的“二十四友”之列，贾谧这位权贵请他给自己讲《汉书》，左思终于步入了梦寐以求的上层文人集团。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优越感目标，这种目标的形成取决于各人对生活意义的认识，而一个人对生活意义的认识又会随着人生的步履而改变或加深，所以优越感目标也不可能凝固不变，它同生活一起呈现为一种动态过程。当没有被上层文人集团接纳时，左思急切地想用自己出色的创作打进这个圈子；当他一步入这个世俗权贵的圈子之后，有机会感受并认清上流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左思又逐渐对已经获得的这一切失望起来。
于是，他又开始了人生的第二度超越，八首《咏史》诗就是这次超越的精神记录。它们真实地表现了诗人由急切希望介入当时的上流社会到厌恶这个社会，由希望得到这个社会的认可到不屑于世俗毁誉，并最终远离和鄙弃上流社会的心灵历程。
第一首未涉及史事，往往被人看作八首诗的序诗。它表现了诗人对自己才能的充分肯定和自信，抒写了急于为世所用的企望，诗人迫切希望自己出群之才能得以施展。他称弱冠之年就显示出卓越的才华，饱于学问又善于属文，而且志向和眼界都很高远，立论和作赋都堪称一流。不仅文才盖世，武略也不让人，“虽非甲胄士”却胜过甲胄士，然而，这样的英才却不能实现大“骋良图”的“梦想”，第二首便对那压抑人才的门阀制度大加讨伐：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何焯《义门读书记》评此诗说：“左太冲《咏史》，‘郁郁’首，良图莫骋，职由困于资地。托前代以自鸣所不平也。”[13]涧底茂密高耸的“百尺”苍松，反而被山上矮小低垂的小苗所遮盖，才高的寒士终身卑贱，愚蠢的世族却代代显贵，“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是对这一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沉痛的控诉。“著论准《过秦》”，“畴昔览《穰苴》”又有何用，还不照样沉沦下僚吗？
这八首诗并不是如前人所说的那样，将不同时间写成的作品不分先后地杂缀在一起，八首之间事实上存在着内在联系，感情发展的逻辑是八首诗联结的主线。前三首愤慨于得不到社会价值标准的肯定，到第四首就开始走向了鄙视这种价值标准。第四首将汉代金张两贵戚的奢华与那时著名文士扬雄的寂寞进行了尖锐的对比，以王侯的显赫豪华反衬文士的清寒寂寞，同时，又用文士“悠悠百世后，英名擅八区”的身后名来反讽那些权倾一朝的贵族只不过是过眼云烟。诗人此刻所追求的已不是红极一时的世俗名声，他关注的乃是生命的永恒价值。要是扬雄生前耐不住“门无卿相舆”的冷淡寂寥，又哪有死后“英名擅八区”的流芳百世？生命的意义不在于物质生活的奢华，也不在于倾动朝野的权势，而在于默默无闻地实现自我的价值。一旦明白了现实社会已经一无可为，看清了上流社会的本质所在，他从骨子里蔑视那些媚世取容的社会宠儿，在精神上他便获得了更高的内在超越。《咏史》诗之五是这八首诗中笔力最为雄迈的一首：
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自非攀龙客，何为欻来游？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
只有攀龙附风的名利小人，才去奔走峨峨高门，才去伺候蔼蔼王侯。诗的前半部分写宫室的巍峨，豪门的壮丽，但诗人对此不仅没有半点垂涎和艳羡，反而在极度的夸张描写中暗含着极度的轻蔑；不仅不想涉足“紫宫”挤进高门，反而扪心自问：我自己并非攀龙附凤的小人，为什么要跑到这种地方来呢？最后两句用激烈的语气和昂扬的感情，表达了自己对权势、荣华、富贵的不屑一顾。沈德潜在《古诗源》中称这首诗“俯视千古”[14]，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的气概而论，沈氏的评价一点也不过份。诗人再也不会由于上流社会不承认自己而羞愧难言了，此刻他全不在乎那些志满意得而实则颟顸无知的豪右们的毁誉，《咏史》诗之六说：
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
既然贵与贱两种价值标准，在豪右与寒士之间完全是颠倒的，那么，自身的价值干嘛非得要这些权贵名流来认可呢？让权贵们去孤芳自赏吧，他们在寒士们眼中却“视之若埃尘”；让权贵老爷一边去轻视讥笑，我们明白自己在社会中的斤两！第七首列举了主父偃、朱买臣、陈平和司马相如，这四位在各自不同的领域都干出了出色成就的古人，都不是出生于“峨峨高门”和“蔼蔼王侯”之家。在他们事业成功之前，或者被“骨肉相轻薄”，或者被妻子所抛弃，或者穷得“壁立何寥廓”，然而这一点也不妨碍他们是久被尘埋的珍珠：“四贤岂不伟，遗烈光篇籍，当其未遇时，忧在填沟壑。英雄有迍邅，由来自古昔。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遗之在草泽”的“奇才”毕竟是奇才，登于庙堂之上的草包终归是草包。
第八首的情况要复杂些，为了阐明诗人心灵发展的轨迹，我们不妨录下全诗：
习习笼中鸟，举翮触四隅。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出门无通路，枳棘塞中途。计策弃不收，块若枯池鱼。外望无寸禄，内顾无斗储。亲戚还相蔑，朋友日夜疏。苏秦北游说，李斯西上书，俯仰生荣华，咄嗟复凋枯。饮河期满腹，贵足不愿余。巢林栖一枝，可为达士模。
北大中文系《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评此诗说：“这诗慨叹社会的黑暗，但又有消极避世的思想。”[15]其实，这首诗虽然慨叹了“社会的黑暗”，但却没有流露什么“消极避世的思想”。它所抒写的是诗人找到了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领悟到了生活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后的一种自足。能自得于“外望无寸禄，内顾无斗储”的贫贱生活，是由于他已经具有内在的精神充实；能自安于“亲戚还相蔑，朋友日夜疏”的寥寞，是由于他清楚生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抱影守空庐”的穷巷之士，仍然瞧不起汲汲于富贵的苏秦之流，只要能完满地实现自我价值，完满地成就庄严的人生，巢于一枝一木就心满意足，哪里还用得着高车驷马高门深巷？哪里还要去拜谒权贵乞讨侯门？这首诗的语调没有第五首那么愤激昂扬，但比前者更深沉更坚定。
追求外在权威的承认和世俗的声誉，支配了创作《三都赋》时期的左思，到了《咏史》诗时他才真正认识到，一个人的意义和价值全不在于上流社会的可否，不在于世俗的毁誉。这里，辨明《三都赋》和《咏史》诗在创作时间上的先后十分重要。左思现在留下来的作品很少，除《三都赋》和《咏史》诗八首外，见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仅存六首完诗，其它的都是零星的断简残句，其中最重要的作品还是《三都赋》和《咏史》诗八首。目前因资料缺乏，不可能编写出左思的创作系年，他这两部作品的具体创作年代已不可考。《晋书·左思传》中关于《三都赋》的写作情况，使人生疑的地方很多，如：“及赋初成，时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谢班、张，恐以人废言，安定皇甫谧有高誉，思造而示之。”同传又称：“初陆机入洛，欲为此赋，闻思作之，抚掌而笑，与弟云书曰”云云。皇甫谧《晋书》有传，据载卒于太康三年，即公元282年，时年68岁。陆机入洛在太康十年，即公元289年。《晋书·陆机传》：“年二十而吴灭，退居旧里，闭门勤学，积有十年。”[16]吴灭于280年，至太康末正好十年，与该传“至太康末，与弟云俱入洛”正好吻合。《三都赋》如果请皇甫谧作序确有其事，那么此赋至少应在282年前定稿；如果陆机嘲笑左思不自量力真有其事，那么，该赋至少在289年前还未完成。就是说，皇甫谧为《三都赋》作序与陆机在《三都赋》创作期间对其作者的嘲讽，二者之间不可能都是历史的真实，当代学者有的认为现在的皇序“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它不出于皇甫谧之手”[17]，有的则怀疑皇甫谧的序文为伪。[18]肯定皇序为真则必断定《三都赋》完成于289年以前，肯定陆机嘲笑为真必断定其赋完成于289年以后。由于《晋书》本传疑窦丛生，现在很难断定我们应该相信它的哪些叙述。不过，这并不影响本文前面论旨的成立，尽管诸家对《三都赋》写作年代的意见不一，但对《三都赋》写于《咏史》诗之前的意见是一致的。确定《三都赋》与《咏史》诗创作先后并不难，这从各自作品的内容、风格就可作出判断。就左思拿着《三都赋》去请权威定评来看，他对自己还缺乏足够的自信。当一个人对自我没有足够的把握时，他才特别看重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只要左思还热心于世俗的名声和自己在名流眼中的身价，就证明他还未真正战胜自己内在的自卑。《三都赋》还没有显示出左思独特的艺术个性，由于他有意迎合世俗的审美趣味，虽然获得一时的轰动效应，但现在看来它僵硬乏情，并不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待到他写《咏史》诗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诗人公开宣称“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很难想象这时左思还会将《咏史》诗拿去定价于名流。只有当作家足于己无待于外时，作品的内容和美学风格才不受世俗偏见的影响，内容才能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意志，风格才能是自己人格和气质的外在显现。《咏史》诗不仅是左思创作水平的一次飞跃，也是他对自卑感的一次真正超越，是他人生境界的一次升华。
左思两次对自卑感的超越，其实质就是对人生意义的追寻，寻找自我价值完满实现的道路，寻找人格自我完善的途径，这在太康文坛的作家群中难能可贵。太康前后，由于最上层各政治派系之间相互争夺，文士们就要在忠于皇帝之外，还得在权臣中寻找自己的政治靠山。随着政治权力的不断起伏更替，文士们也不断地改变自己所依附的主子。他们不得不随风转舵地更换主人，否则会随政治力量的起落而丢了性命。当国戚贾谧炙手可热时，一些著名的文学家如陆机、陆云、潘岳、石崇等，都纷纷依附到他的门下；贾谧被诛杀后，陆机、陆云、刘殷等又投靠他人。在西晋短促的五十多年中，大多数文士们一直可怜地扮演着卑下的家奴角色。政无准的带来了士无操行，作家在这种局面下既不可能像建安作家那样，用短暂的生命追求永恒的价值，又没有正始作家那种反叛传统礼教，去寻求新的理想人格的勇气；他们卑躬屈膝地拜倒在权贵的脚下，东汉末年以来对个体生命的珍视在他们身上表现为苟且偷生。因此，整个太康文坛除了左思等个别作家外，可怜的寄生生活使他们人格低下，而人格的低下必然造成作品格调的卑弱，既失去了正始作家那种悲壮激烈的情感，更不可能产生建安作家那种慷慨刚健的雄风，“儿女情长，风云气少”是钟嵘给张华诗歌下的断语[19]，正好可以将它借用来概括太康绝大部分作家作品的主要特征。刘勰也认为西晋诗歌“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20]，它比起正始诗歌来不过徒有繁华富艳的外表，其感情却缺乏建安诗歌中那种力度和深度。
左思因《三都赋》一时的成功，虽然也曾跻身于贾谧的“二十四友”之列，但这不过是他首次力图战胜长期折磨自己的自卑感的一种奋争，是他谋求社会对自己才能的承认，与“好游权门，与贾谧亲善，以进趣获讥”的陆机不同[21]，更与“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的潘岳有别。[22]《晋书·左思传》说贾谧请左思讲《汉书》，“谧诛，退居宣春里，专意典籍。齐王冏辟为记室督，辞疾不就。及张方纵暴都邑，举家适冀州。”[23]拿他与陆机的行藏出处比较一下很有意思。陆机这位东吴名将之后，吴亡后来到敌国京城洛阳，起初尝够亡国的耻辱。当他与弟陆云去拜访执文坛牛耳的张华时，张华不无夸张地对他们兄弟俩说：“伐吴之役，利获二俊。”这不是明显将他们兄弟当作伐吴的“战利品”吗？抬举之中又难免叫人心酸，可陆机似乎没有什么难堪。一次，“范阳卢志于众中问机曰：‘陆逊、陆抗于君近远？’机曰：‘如君于卢毓、卢珽。’志默然。既起，云谓机曰：‘殊邦遐远，容不相悉，何至于此？’机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宁不知邪？’议者以此定二陆之优劣。”[24]想不到“名播四海”的父祖竟生下奴颜媚骨的子孙。他在京城先厚着脸皮投靠贾谧门下，后又拜倒在赵王伦脚下，并帮他策划谋杀过去的主子贾谧，伦被诛后马上为齐王冏效力，冏败再去为成王颖卖命。左思为上层文士圈子接纳后，有机会看清上流社会的真实面目，不仅对于“峨峨高门”、“蔼蔼王侯”、“赫赫紫宫”不以为然，对于“攀龙客”、名利徒也轻若敝履。名列“二十四友”后他的精神境界就逐渐超出了“二十四友”。贾谧刚伏诛他就远远离开了“峨峨高门”中的王侯，“举家适冀州”一走了之，让豪右和陆、潘辈“贵者自贵”，这和当年拿着《三都赋》请人揄扬的左思判若两人，更非“潘、陆辈所能比埒”。[25]
假如左思停留在超越自卑的第一个阶段，得到了上层文人集团接纳后就与上层社会同流合污，满足于与他们相同的精神境界和相同的人生追求，去和潘岳一起遥拜权贵的车尘，和陆机一道朝秦暮楚地巴结王侯，不敢自立于时辈，不能独拔于流俗，那么他断然写不出熠熠生辉的《咏史》诗，终生把自身的价值建立在上层权贵的脸色表现上，一辈子也不会真正超越自己的自卑心理。只有从热衷于上流社会的承认到不屑于世俗的毁誉，他才真正完成了自我的超越，彻底战胜长期像病魔一样纠缠着自己的自卑感。
“举家适冀州”不仅仅是左思的一次迁居，也不仅仅意味着他对荣华的舍弃，更意味着他向过去的左思决裂，向一个更高的人生目标迈进，这正与魏晋以来人的觉醒，与建安作家那种昂奋进取的人生态度，与正始作家那种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合着节拍。魏晋人的自觉主题是探求个体的存在价值、人生的意义与归宿，力图建构一种新的理想人格。前于左思的阮籍、嵇康深切地感受到人生的短促与无常，个体存在的终极意义和生命的永恒是他们关注的焦点，他们一直在苦苦地寻求超越有限而达于“无限”的人格本体。后于左思的陶渊明则把人生的价值实现在日常田园生活中，实现在与淳朴农民的交往中，实现在种豆南山的辛勤劳动中，在“穷巷寡轮鞅”的草庐茅舍获得对存在意义的领悟。从小经受自卑感折磨的左思则深切地感受到：人生的价值不在于精神的恬淡适意，不在于对渺茫的“无限”的追求，而在于将自己“本质力量”外化，把自己的才情完满地实现，并且不介意于世俗的褒贬，《咏史》诗就是他这种人生体验的表现，是他新的人生境界的写照。
外形“绝丑”且言谈“口讷”使左思从小感受到了世俗的偏见，使他本能地厌恶当时人们所崇尚的价值观念，因此，他的精神境界在太康作家群中独迈时流；在感情卑弱而辞藻富艳的诗风里，他逐渐厌恶那时流行的审美趣味——对缺乏生命力的外在形式美的偏好，因此，他的诗歌创作在太康诗坛也独树一帜。清人陈祚明在《采菽堂古诗选》中说：“太冲一代伟人，胸次浩落，洒然流咏。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简贵。创成一体，垂式千秋。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26]早在南朝的钟嵘也指出过陶诗“协左思风力”。[27]这是由于左思、陶渊明的人格卓尔不群，所以其诗也独标新格。“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掷地有声，一反陆、潘辈诗风的庸弱平衍，字里行间洋溢着英风豪气，劲挺的笔力和高亢的声调，很容易使人想起建安风骨，甚至胡应麟在《诗薮》中还称道“太冲纵横豪逸类子长”。[28]
的确，左思其诗其人，不独在太康诗坛迥拔时辈，在整个魏晋诗坛也极有个性。他的《咏史》诗既不同于阮籍《咏怀》诗的深沉忧伤，也不同陶渊明诗歌的恬淡真淳。阮籍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本体远离现实，在尘世只是一种邈茫难求的幻影，他终归不能离开混浊的现实去把握那高洁渺远的“太虚”，永远做不成自己所描绘的那种理想人格化身——“大人先生”，所以他的情绪不可避免地要陷入痛苦压抑；固然面对阴暗的现实常常“使气以命诗”[29]，却掩饰不住骨子里的深沉忧伤。陶渊明根本用不着挖空心思去寻觅不着边际的“无垠”，他在“不复劳智慧”的淳朴生活中得到了自己想得到的东西，因而他的诗歌呈现出一片清明恬静的风味。由于左思后期精神上内在的充实和对自我的肯定，昂首挺腰理直气壮地做人，这样，形成—种他所特有的雄迈刚健的“左思风力”，前与阮籍后与陶渊明遥相辉映。
左思的意义不仅在于他精神上超越了自卑，诗风上超越了时辈，更在于他不断地突破并超越了自我：不因为自己得到上流社会的接纳便被上流社会所同化，而是深刻地怀疑和猛烈地抨击上流社会所盛行的虚伪道德，竭力为天下还未被承认且惨遭压抑的天才鸣冤叫屈：“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不再只考虑自己的才能是否能得到世人恭维，而主要关心的是社会上的人才是否被埋没；不再只看重个人命运的不幸，而更注重导致压抑天才的社会悲剧：“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这种坦荡无私的境界，只有在他找到并占有了自我的时候才能达到，早年苦苦战胜自卑，并终生追求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左思，正是此刻才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实现并成就了他自己。
注释：
[1] 左芬：《离思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影印本，第1533页。
[2] 房玄龄等：《晋书·左思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76页。
[3] 《世说新语·容止》刘孝标注引《续文章志》，《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10页。
[4] 房玄龄等：《晋书·左思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76页。
[5] 房玄龄等：《晋书·左思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77页。
[6]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10页。
[7] 房玄龄等：《晋书·左思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76页。
[8] 左思：《三都赋序》，萧统编《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本，第74页。
[9] 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00页。
[10] 房玄龄等：《晋书·左思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76页。
[11]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6—247页。
[12] 房玄龄等：《晋书·左思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77页。
[13] 何焯：《义门读书记》，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92页。
[14] 沈德潜：《古诗源》，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65页。
[15] 北大中文系编：《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97页。
[16] 房玄龄等：《晋书·陆机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67页。
[17] 傅璇琮：《左思〈三都赋〉写作年代质疑》，载于《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
[18] 牟世金、徐传武：《左思文学业绩新论》，载于《文学遗产》1988年第2期。
[19] 钟嵘撰、曹旭注：《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16页。
[20] 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7页。
[21] 房玄龄等：《晋书·陆机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81页。
[22] 房玄龄等：《晋书·潘岳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04页。
[23] 房玄龄等：《晋书·左思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77页。
[24] 房玄龄等：《晋书·陆机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72—1473页。
[25] 沈德潜：《古诗源》，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63页。
[26] 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44页。
[27] 钟嵘撰、曹旭注：《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60页。
[28] 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33页。
[29] 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00页。
写于1994年，改于200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