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斯德哥尔摩时，我曾经无数次地去过帕尔梅墓，独自一人去过，也常常带着客人去。每去一次，都有不少感慨。我去那里纯粹是观看。一块约一平方米大小的石板，石板下面就静静躺着这位前首相。石板背景是一块未经雕刻打磨的自然形状的石头，上面镌刻着帕尔梅的手书签名，这就算是墓碑了。石板两旁是几株小树和一个金属烛台。他的墓坐落在弗里德里克教堂周围的坟墓群之中，与周围的其他坟墓相比，它没有围栏，没有高耸的墓碑，也没有镶金雕饰，是那么朴素、自然。但如果你去那儿，仍然可以一下子就准确无误地找到它。在这座坟墓前总是有最新鲜的鲜花，总是有不灭的烛光。没有人组织，没有人号召，十多年来，每天都有人去送花，去续那长明的蜡烛，从未间断过。中国人喜欢说“活在人们心中”一类的话，这大概能算得上了。
帕尔梅生前是瑞典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曾于1969至1976年和1982至1986年间两度任瑞典首相。在他担任首相期间，实现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比较重大的是，改议会的两院制为一院制，取消了贵族的特权，在国际上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在国内实行有利于低收入工薪阶层的高税收和高福利政策。当年，在我们的国家醉心于穷过渡之时，帕尔梅满怀信心地在搞──—场富过渡：瑞典模式。
这是一种从摇篮到坟墓都由社会全部包下来的制度。孩子生下来以后，就可以每月领到六至七百元(折合成人民币)的儿童补贴，并一直领到十六岁，接着再领另一种少年补贴，直到十八岁成年为止。孩子的父母有一年的产假，以后又每年都有专门在家照顾孩子的假期。这样，如果家里有几个孩子的话，母亲就用不着去工作了。中小学学生全免学费、学校发给书籍、练习本甚至在学校写字用的笔，免费供应一顿午餐。一般说来，只要想上大学的人均可申请到上大学的机会。中学考试，特别是高中考试的成绩是大学入学的参考，但实际上只是决定一个孩子能否进入最想进入的大学或专业学习而已，那些不那么热门的专业的大门，对所有学生都是敞开的。大学里也不用交学费，学生的生活费用学生贷款的办法来解决。凭着大学的学生身份证明，可以申请领到每月五、六千元的贷款。贷款中一小部分不用还，是国家给的助学金，而一大部分在学生毕业后根据收入情况归还。如果到六十五岁退休时还没有还清，则可一笔勾销。对于失业者，均可领到相当于工作时工资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失业补助。按照规定，这种失业补助有一定的期限，到时间还没有找到工作就不可以再领了。但这种规定外有另外一些规定，工作介绍所有责任组织失业学习，学习期间照领工资。学习期满后还由国家付工资让学员去专业对口的单位实习，实习期间由国家付工资。因此，如果永远找不到工作的话，是可以永远不发愁没有基本生活保障的。退休后当然有退休金。除此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其它补贴，学校的奖助学金，社会上的救济金等。所有这一切福利制度，当然得依赖高额税收，这体现了一个基本的思想：让穷人，处于弱势状态的人也能维持一个体面的生活，而让有钱人，处于强势状态的人收入少—点。穷人不会饿着肚子，富人也别想富得流油。
生活在丛林中的动物奉行着弱肉强食的原则，但即使在动物中间，这个原则的运用也有限度，许多动物群体对本群的动物中的弱者都在保护。在人类社会，这种存在于动物身类型的劳动的价值而不作任何调节，面对显而易见的不合理状态而束手无策，是人类失落的表现。有人从个人角度看问题，把私有财产看成神圣不可侵犯；有人则从社会的角度看，说明当一部分有钱人一掷千金之时，许多人却连最低的生活保障也没有，这是人类的堕落，连动物的保护同类中的弱者的精神还不如。所有这一切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古老的争论，但尽管问题古老，只要没有解决，就会不断以新的形式被提出来。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这两派意见中前者是为富人和强势的人群说话，而后者是为穷人和弱势的人群说话的。
帕尔梅属于后者。他没有采取剥夺资本的方法，而把资本家看成是奶牛，一方面养活它，一方面又挤它的奶，为社会造福，目的还是为了社会的公正。他本人遭遇的灾难是不是由他的政治态度造成的，这当然须等到谋杀案破了以后才能做结论，但在瑞典，许多人都往这方面猜测。
1986年2月的一天，帕尔梅与妻子一道去看电影。没有警察维持秩序，更没有大批记者前呼后拥，甚至连小汽车也没乘。像一个平民，一个普通公务员一样，他们步行去了一家不大的电影院。在瑞典，这很平常。国家小，又崇尚平民化，就常会发生我们难以想象的事。比方说，你在郊外散步时会偶遇国王，这时，微笑地向他打个招呼即可。一位女副首相常自己开车去托儿所接孩子。她还带着孩子亲自参加“五一”大游行，轮到她上台讲话时，就让孩子躺在讲台后面睡觉。在中国，不仅重要领导人没法做到，连歌星影星也没法做到。过去皇帝可能还会到民间微服私访，今天，电视的普及已经剥夺了任何名人的这个权利。相比之下，瑞典人没那么好奇。帕尔梅虽贵为首相，行动起来也随便得多。多年的平等思想的熏陶，形成了一种领导人对过平常人生活的爱好。其实，谁不想自由地上街走走呢，外国人中国人都一样。中国名人没了这个自由，瑞典名人认为他们有这个自由。然而，就在那个阴冷的夜晚，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一个地铁站门口，一个暴徒冲过来，对着帕尔梅开了几枪。
帕尔梅死了，从此开始了抓凶手的漫长历程。抓到了几个嫌疑犯，后都因证据不足而放掉了，反惹起了嫌疑犯反诉索赔的官司。身材高大的瑞典警察走在街上时威风凛凛，身上挂着各种各样的器械装备，从手枪、手拷、警棍到报话机、移动电话等等一应俱全，但管得最多的是晚上骑自行车出门必须有车灯，丈夫不准打老婆、打孩子，把在公共场所醉酒闹事者送去醒醒酒。如果有人偷你的东西，你当然可以一把抓住他，但如果你用绳子捆小偷，或是打小偷，那就犯法。偷东西事小，捆人打人事大，有时被偷者罚给偷者一笔钱后偷者还不依不饶，找着警察讨“说法”，警察也依法来找麻烦。但是，有重要的足球比赛时，会临时调集一批英国警察来增援。当然，帕尔梅案是这个国家的一号要案，事关警察局的声誉，警察局也得花大气力。最近听说很快会破案了，但愿这一次证据充足一点。
帕尔梅死后，后继者发誓要继承他的事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瑞典自身的经济危机和苏联东欧的变化，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政策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批评。
九十年代，高税收逼走了资本家和高收入者，一些大公司的经理们威胁要把公司撤到国外去，一些网球明星申请了外国的国籍。而另一方面，高福利养着许多长期失业却活得很自在的懒人。交税的人走了，吃福利的人还在，这种政策也就越来越难维持。于是，砍福利的呼声四起，整个国家在向右转。
选自《走出唐人街》高建平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