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都说过这样的话，“对待历史人物不应该苛求”。这是因为，任何一个人只能做他身处的那个历史时期所“允许”做的事情。这种所谓的“允许”其实就是时代的“限制”或称为历史的局限性。这一点对我们普通人是这样，对具有显赫地位的人也同样适用。不过，当某一历史人物因为其卓越的对实践的感知能力，以及在人生历练中后天培养出的智慧，凭借自已的洞察力形成的某种理性见解，能够长久地为后人所借鉴，那么，这种见解就具有了“相对真理”的成分，这个人也就具有了历史伟人的内质。中国改革之父邓小平就是这样的人，他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就具有这种性质。
2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用南方谈话的精神来观察中国的现状，不仅会“发现”邓小平当年提出的许多应该着力解决的种种问题依然存在；而且还能更深刻地感到中国改革事业的任重而道远。
笔者以为，内容丰富的南方谈话中至少涉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七大问题，值得今日的中国各级政府和所有关注中国前途的人们给予高度的重视。这七大问题是：1.解放生产力是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关键环节。市场（包括全球化市场）在促进中国生产力中的巨大推动作用要给予足够的肯定与估量。解放思想这件事包括方方面面，但如何解放生产力是其中最主要最核心的内容。2.从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到缩小贫富差距，到逐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包括缩小区域经济的差距），必须有序推进。这种有序推进的表现就是要有时间安排与路径选择。3.打击经济犯罪和惩治政府官员的腐败，即被通俗解读为“两手都要硬”的理念要十分牢固，不能有丝毫懈怠。4.加强社会管理，解决社会矛盾，把解决社会道德滑坡问题提升到关乎改革性质与改革成败的高度来认识；如果让那些旧中国的沉渣泛起，让我们的周围变成了盗贼横行赌博吸毒的社会，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毫无意义。5.最令人不放心和担忧的还是人才培养问题。这其中像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样具有国际水平的科学技术队伍能否代代相传，并且日益壮大，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6.中国的思想理论要把握住一些基本关口，否则就会乱。这些基本关口包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包括“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包括“不争论”，也包括“主要是反‘左’”，等等。7.在国际问题上，一是要抓住机遇，机遇稍纵即逝。二是要大胆吸收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成果。当然，作为一生坚信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在他的南方谈话中也对上世纪苏东剧变所引发的信仰危机和信任危机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挫折与反复（包括复辟）都屡见不鲜，不足为奇。就此而下结论，认为社会主义失败了，“哪有这回事！”从这带有点不屑口吻的话里，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是一位视野开阔、并且颇具纵深感的历史乐观主义者。正是这种历史的乐观主义和难能可贵的历史纵深感，才使邓小平能够在上世纪90年代初那段风云突变的岁月，做出了上述那些对中国形势的基本的判断和对未来前途的预测，这极大地稳定了全社会的情绪，也在一定程度澄清了一度混乱的中国思想界，遏制了否定改革开放的逆流。同时也让台港澳同胞海外华人华侨及国际工商界重又拾回了散乱的信心。为打破当时严重的国际封锁，使中国在和平发展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下，早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扫清了思想障碍，创造了条件。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如何提高生产力。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谈两手抓、谈教育、谈科技、谈人才、谈制度性松绑、谈国际交往、谈向国外学习、谈人的创造性，他都是以如何提高生产力为核心来加以扩展和评述的。这如同一个圆心，其他问题都是在这个圆心之外延伸的半径。比如他说过，在如何搞市场经济方面，我们还需要摸索，这个时间段：“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对此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这种准备不是靠等待，而是要大胆地闯、大胆地试，要不断地更新与创造。但创造的方向与目标是什么呢？他认为：“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这个“总”就是要通过改革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世纪70年代末，前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平生第一次来到中国。访华期间，铁托不止一次地听到人们在非正式场合把邓小平称为“邓大人”。他对这种中国式的传统称呼又好奇又纳闷。当国宾馆负责人知道他的这个有趣问题后，特地为他放映了电影《甲午海战》并且告诉他，电影中那位姓邓的爱国将领与今天所说的“邓大人”——邓小平，都受到了老百姓的爱戴与敬重。中国人喜欢把历史与今天相互对照和联想。铁托听罢，恍然大悟，连连说：你们说我铁托是铁，我看你们的“邓大人”也是铁哟！
的确，毛泽东也说过邓小平是钢铁工厂。但邓小平的坚硬、坚强与坚定并不是固执、冥顽和守摊摊式的保守，而是对创新的信心对改革的坚定对新事物执着的追求，是策略的灵活性与政治的坚定性的有机结合。这个结合点就是心无旁骛、一心一意地发展生产力。他的坚定性表现于此，他的创造性也表现于此。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在南方谈话中石破天惊地说出了那句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话：“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有计划”。市场与计划并不是社会制度的本质，从而为市场经济在中国板结、僵强、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大地上，打开了无限广阔的生存空间。真可谓一言兴邦！
尽管今天中国与20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但邓小平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深邃思考、犀利的判断和准确的预见，却足以让20年后的人们折服。联系今天中国在发展道路上的种种现实，我们依然可以从南方谈话中汲取力量、汲取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