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倒想‘亲西方’，可是办得到吗？”
这些克钦人说：“克钦民族如果能独立当然好，但我们都知道做不到。如果能够加入中国或者印度我们也愿意。当初中国要是在边界划分时不把我们划给缅甸，也就没有现在的问题。既然划归了缅甸，我们只希望缅甸政府能够实行彬龙协议，善待我们，允许我们自治。但是中国却号召我们起来革命，推翻缅甸政府。我们响应号召参加了革命，中国却又与缅甸军政府言归于好，这让我们怎么办？中国只让缅共的德钦巴登顶等人到中国养老，却把我们扔给军政府去蹂躏。在万般无奈中我们接受了钦钮（缅甸军政府开明派领导人）的条件，实现了和平，好不容易维持了这些年。军政府却又清洗掉了钦钮，对我们越逼越甚。我们指望中国调停一下，中国却与军政府越来越打得火热，甚至给钱给军火来打我们。中国的做法使军政府越来越强硬，前年（注：2009年）灭了果敢，收服了丁英，现在又向克钦独立组织（KIO）大举进攻，看来是下决心要消灭我们了。中国看着军政府攻占果敢，但总算收容了逃到中国境内的果敢人，就因为他们是汉人吧（据了解，多数果敢难民后来还是被动员返回了缅境），而这次缅军进攻克钦人，克钦难民逃入中国境内，中国却拒绝接纳（据笔者所知其实还是接纳了不少，只是由于联合国(微博)机构无法进入，我国境内的这些难民处境比密支那附近联合国资助、当地NGO管理的难民营差得多），这到底是为什么？”
他们说，“除了密松那样的圣地，我们其实不反对中国公司来修水坝，就是反对密松工程也不是反对中国，因为如果别的国家在密松建坝，我们也一样会反对的。但是中资公司与军政府联手，在我们的土地上建坝，淹没我们的地盘，驱逐我们的人民，却不顾及我们的意愿。结果每修一坝，军政府就以保护工程为名派军队进攻我们。水坝竟成了战争的向导，不但造成生态问题，首先还严重改变了当地的政治现状，这难道是‘不干涉内政’吗？”
这些克钦人说：“我们克钦只是要求自治，但军政府一定要消灭我们，我们只有抵抗。弱小的克钦要抗争，当然希望有外援，我们愿意和所有人交朋友，但并不是找主子。无论中国、印度、西方国家还是缅族中那些愿意善待我们的人，如昂山素季，我们都愿意交往。过去我们克钦人曾与中国、英美一块抗日，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斗争主要是中国在支持。我们对此很感谢。但很多不愉快的事使我们痛心，有人说中国只是在利用我们。现在想和军政府联手赚钱，就反过来帮他们打我们了。”“说实话，现在如果有谁愿意帮我们，我们当然欢迎，包括西方。但是我们这里又没有什么重大战略资源，谁会为弱小的克钦民族得罪庞大的中国？就是他们想帮，我们这里又不靠海，深处内陆中印缅交界山区，他们又怎么帮得了？何况很多西方人至今不是把我们看成‘缅共余孽’，就是怀疑我们与贩毒有关（贩毒现象过去在掸邦的几个缅共蜕变而来的“民地武”中比较严重，近年来他们也在全力禁毒，而克钦地区有木材和玉石可以提供经济来源，又不是传统的罂粟产区，所以并无严重的贩毒问题），他们当然讨厌缅甸军政府，但不等于就会帮我们。我们倒想‘亲西方’，可是办得到吗？KIO前领导人早迈卸任时曾慨叹：上帝为何不把克钦人安排做美国人或者俄国人的邻居？早迈也曾是缅共，与中国合作过。不能说他就是亲西方的，他的慨叹只是无奈。KIO现在的控制区都紧靠中国边界，连印度边界都很远，西方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当然知道得罪中国的后果。所以虽然我们对中国很有意见，但绝不会想开罪中国。只希望中国与缅甸军政府搞关系要对我们留有余地，不要把我们逼到墙角。”
国家不变革，克钦无出路克钦无路走，大坝亦何有
在克钦邦的访问使笔者有两个明显感触，一是越是过去与中国密切合作过的克钦人（例如前缅共成员）如今对中国越反感。中国不可信，克钦人应该争取西方支持之类的观点在他们中很盛行。他们中甚至流行着一些匪夷所思的说法，如说中国正在向缅甸军政府提供毒气弹，甚至在帮军政府搞核武器等等。这些说法当然不可信，但反映了一种强烈的情绪。而在过去从未与我国合作过的人中反而听不到类似的话。
二是，KIO如今正获得克钦人前所未有的认同。克钦人过去曾有多个政治派别，但现在亲军政府的派别正明显地边缘化。例如新民主军（NDAK），自从丁英接受军政府改编为“边防军”后，他本人就离开部队到仰光去当了丹瑞党的议员，几乎在克钦邦政坛上消失，也不再对NDAK成员有影响力。政府军对克钦独立军（KIA）发动进攻后，他于去年岁末回到密支那召集各界克钦人开会，意图是通过他们向KIO喊话，希望KIO接受军政府的条件。结果召集数百人的会只来了30多人，一些人还是专门为了骂丁英而来。一位颇有声望的克钦女士就在会上当面斥责丁英为独裁者当说客：“你如果真为和平，就不要到这里来和我们说这些，发动战争的是丹瑞他们，请你到内比都向他们要和平吧。我已经老了，也活够了，我不会离开密支那，今天来就是请你告诉他们，让他们来抓我好了！”
笔者到密支那时这个会刚开过不久，很多人都提到会上这些情况。丁英的使命可以说彻底失败。新民主军的一位老战士慨叹说：丁英的政治生命到头了，我和他相识40多年，想不到他会走到这一步！他说，改编为“边防军”后的NDAK现在仍驻扎板瓦一带，与KIA毗邻，但是开战半年多，双方仍相安无事。尽管军政府在各单位都安插了缅族军官，但他们控制不了部队。“克钦人不会打克钦人，现在我们不参与，但是塔玛多（缅语tatmadaw，“武装部队”，缅甸人以指军政府）如果再这样欺负人，早晚我们还会跟他们开战。”“是与KIA联手吗？”“当然。现在克钦人就认他们。”
这位老战士说：过去克钦邦发生的战争是局部的，可是这次，KIA的抗击空前猛烈，战事从中国边界的传统冲突区域已经向西蔓延到胡康河谷、孙布拉蚌一带，向南出了克钦邦，蔓延到掸邦北部的南坎、南吞一带。激烈的程度超过缅共时期，许多过去从未发生抵抗的地区也出现了KIA的活动。“我也很奇怪，过去我们（缅共）得到中国全力支持的时候，也没有这么能打。现在中国支持塔玛多，敌视KIA，KIA反倒越来越厉害了。”“那么谁在支持他们？西方吗？”“西方？且不说没那回事，就是西方支持，怎么支持？现在KIA的地盘是封闭的，三面都是塔玛多，一面是中国，过去我们的武器都是从中国来，现在中国武器只卖给塔玛多，难道中国会给KIA转运西方武器不成？说白了，支持KIA的就是克钦邦的人民，我们克钦人从来没有这么团结！”
的确，这场战争在缅甸几十年内战史上强度罕见，双方都伤亡惨重。克钦军固然打得艰苦，但半年过去，战场的形势似乎对政府军更不利了。克钦方面的种种精彩战报固然有宣传成分，不可尽信，但有趣的是政府军报告的损失却比克钦宣传的还要多。KIA最近宣称累计歼敌已达3000多人，外界多怀疑这个数字有水分，而政府军累计上报的损失人数据说已高达7000多。怎么会有这种“长敌人威风灭自己士气”的怪事？有人揭发说：这是因为缅军中军官侵吞阵亡抚恤金自肥成风，所以他们惯于多报“死魂灵”以便多领抚恤金。这种事真让人听来倒吸凉气，这样的军队尽管人多势众，要打赢战争也是戛戛乎难哉。
因此尽管KIO也有它的问题，但人们对“塔玛多”的强烈反感就是KIO的最大资本。就在政府军严密控制的密支那，也可以感到明显的人心所向。军政府宣布晚6点以后戒严，可是笔者看到晚上9点多街上还是熙熙攘攘。据说这里到处有密探，可是在饭店等公共场所人们谈论对塔玛多的不满仍然相当大胆。
街上的书报摊上KIO的禁书不可能出现，但刊载昂山素季大照片的民主派书报随处可见，十分醒目，这和到处都是的“二水环山”密松图像一样表达着一种情绪。KIO驻密支那的办事处因开战撤走后，原由他们主持的目瑙纵歌会和文化会馆等克钦文化活动和传统仪式也随即完全停摆，不管是军政府禁止这类活动，还是克钦族无人出面给政府当“维持会”撑门面，都表明塔玛多与克钦人之间的格格不入。
其实在克钦邦以外也是如此。在首都，军政府安排的克钦国会代表吴载勇吴也照样抨击密松工程，其实也就是抨击与中资公司合作的军政府。我们在仰光会见的一位克钦族女作家似乎是民主派，她对塔玛多与KIO都有批评，认为两者都是军人行政，都不民主，都破坏环境……她说克钦人民要和平，不是要KIO。我问道：那么塔玛多有可能与KIO言和吗？她说塔玛多就是要消灭KIO，言和也是假的。我问：那么KIO有可能打败塔玛多吗？她说不可能，KIO太弱小了，没有这个能力。我说，其实和平无非只有三种可能，要么双方言和，要么以一方消灭另一方来结束战争，或者是KIO打败塔玛多，或者是塔玛多消灭KIO。既然前两种可能都没有，那就只剩下最后一种可能：如果和平是通过塔玛多消灭KIO来实现的，克钦人民能接受这种和平吗？她说：当然不能接受！我说，那就是说他们还是支持KIO抵抗的，即便这种抵抗无法取胜，和平因而也没法实现？她想了一下，叹道：的确是这样，我们再不满意KIO，也不能接受他们被消灭，哪怕这意味着要和塔玛多打下去。
这就是克钦民族的悲剧啊，如果整个国家不变革，克钦问题是没有出路的。
而克钦问题如果找不到出路，在这个地方投资搞巨型工程的前景又会如何呢？
你不干涉内政内政要干涉你
显然，在缅北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克钦邦这种地方，中国要进行大规模投资，所谓“不干涉内政”其实是做不到的。因为从二战以来中国其实一直是这里“内政”中的重大参与方和利益相关方。抗战时中国军队为了生死攸关的缅甸通道在缅北浴血奋战，1950年代仰光政府假手“新中国”把“旧中国”赶出争议区，1960-1980年代中国向缅甸“输出革命”支持缅共搞割据，而现在的情况就更不用说了。
只有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是极力从这里脱身的。当时中国对缅共停止“输血”，缅共覆灭后又对其蜕变出来的各“民地武”实行八部委制定的所谓“四不政策”（政治上不承认，组织上不往来，军事上不支持，经济上不援助），极力撇清关系。而那时中国与缅甸军政府建立的正常关系也没有热到奇特的程度。当时的军政府与“民地武”关系也比较缓和。可以说，那时候中国、缅甸军政府与“民地武”三角关系的每一边都既非剑拔弩张，又非亲密无间，中国对那里“内政”的影响也降低到历史上最低的程度。假如缅甸的官民能够相安而中资也不需要大举入缅，这种状态也许就持续下去了。
但是很快情况就发生变化。首先是缅甸独裁的军政府内政越搞越糟，尤其在比较开明的钦钮被清洗后，民族和解与民主进程都大大倒退，缅族内部的官民矛盾与塔玛多和民地武的冲突都重新激化了。
其次，“民地武”过去几十年与中国形成的关系千丝万缕，远不是“四不”所能了断。由于他们与军政府关系仍不正常，为了自立，不能不大力加强与中国的“边贸”以解决财源，开始是沿袭缅共末期的毒品经济，给中国和国际上都造成很大麻烦，后来在各方的压力和帮助下逐渐改邪归正，转而依靠中国的经济繁荣，全面向中国开放和招商引资，通过中国分享“全球化红利”。结果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全球化，民地武的经济也日益“中国化”，中国公司中国钱、中国通信中国话都大行其道。犹如中国的深圳等口岸在中国实现了胜于内地的特殊繁荣一样，各民地武中心城镇也成了缅甸的“小深圳”，取得了与内地封闭的缅族城市形成鲜明对比的特殊繁荣。但同时“中国模式”的许多弊病也在这里得到集中体现。各“民地武”这样做，固然一是为了解决自立的财源问题，二是为了替代毒品经济，改善国际形象，但显然更重要的还是第三：高度“中国化”、大幅增加与中国的利益相关，也有一旦与塔玛多摊牌时迫使中国介入的深远考虑。尽管进入这里的主要都是中国民间中小商家，中国的特殊体制对于他们的利益受损具有奇特的承受能力，正如果敢事件中所体现的一样。但是经过30年改革，中国的舆论空间、尤其是网络舆论空间已经大为扩展，果敢事件中中国商民受损引起的舆论压力已经不小，如果这种现象愈演愈烈，中国事实上是很难坚持不介入的。
而更关键的因素是这些年来中国与缅甸军政府的关系越来越热，越来越特殊。平心而论，这种关系既有经济互补（中国需要资源与市场，缅甸需要投资与技术）和国际地缘政治（中国需要印度洋通道，缅甸需要摆脱孤立）的基础，也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中国有些人与塔玛多一样都不喜欢“民主化”，都在抵制所谓“西方的和平演变”，在他们眼里塔玛多几乎已经成为“兄弟党”了）。这三重因素的叠加不仅使中缅官方关系迅速升温，而且由于这种关系具有战略性，大型、垄断性国企就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缅甸军政府之所以极力对中资、特别是对垄断性国企大力开放，也和“民地武”一样有明显的“内政”考虑，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反对派打“中国牌”。中国投资在民地武辖区，塔玛多却插进来充当合作方；中国水坝建到哪里，塔玛多的军事“保护”就推进到哪里；中国水坝建在塔玛多控制区，而淹没的库区却是“民地武”的地盘。这都是明摆着让中资企业给塔玛多向民地武叫板充当挡箭牌。更不用说投资即便“互利”，缅甸所谓的利也主要是充实塔玛多腰包使其更能买军火打内战，这能不损害另一方吗？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不干涉内政”即便符合“政治正确”（在我们国内似乎是这样，在国际上是否是这样已经大有疑问，至少把“不干涉”绝对化，国际社会是不认为正确的，我国的实践也不是这样的），实际上也越来越难以落实。尤其是在缅甸国内矛盾尖锐地区，例如民地武辖区，中资与此方合作就会得罪彼方，与彼方合作就会损害此方，要想两不得罪乃至两面讨好，已经极其困难。
其实，今天中国战略性投资对缅甸的“内政”固然有影响，而缅甸的矛盾也透过这种经济互动开始对我们的“内政”显示影响了。这些年来，塔玛多攻打果敢导致那里许多中国商民血本无归，而民地武抵抗塔玛多又使一批中资项目施工受阻，乃至瘫痪。两者都使国内的网络舆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呼吁干预缅甸事态的呼声，而且表面上这些呼声往往都还有类似的“大中华”民族主义的包装，但是你仔细看，实际上这些呼声中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有人呼吁支持“我们的兄弟”、“革命的遗民”民地武，打击“西方的走狗”军政府。有人则呼吁支持“抵制西方民主，坚持自己特色”的军政府，打击“受到西方唆使，破坏中国工程”的民地武。似乎缅甸斗争的各方倒是在中国有了他们各自的“代理人”。实际上我们也确实可以在这些矛盾中找到逻辑的根据。由于在民地武那里投资的主要是中国民间中小商家，而为军政府所引进的却多是垄断性大型国企，他们的不同倾向性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国内不同利益群体和阶层的冲突呢？
“缅甸式专制”的脆弱性
当然，民地武在缅甸，和中小商民在中国，都是相对弱势的。中缅关系的主流走向还是两国的官方（包括两国的官办公司）。在这次密松事件之前，这种官方的合作似乎还处于蜜月期。那时很少有人注意到，其实中缅官方在这样的合作中可以说各有短板。通常人们都认为缅甸比中国穷，朋友也少，应该更有求于中方。在国际制裁的背景下也确实如此。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这种合作的意识形态色彩，中方要比缅方更强烈。人们都知道军政府独裁，甚至认为比中国还厉害，比如在征地拆迁问题上，一位在中缅两国都有阅历的西方NGO人士说，军政府的征地拆迁要比中国国内的征地拆迁粗暴多了，尤其在民地武活动地区，缅族的塔玛多实际上是把当地非缅族原住民当作潜在的叛乱者，对他们动蛮、强制拆房圈地是毫不客气的，中国的所谓野蛮拆迁都还没这么厉害。
但是人们所忽略的是：首先缅甸毕竟曾经是英国殖民地，“西方思想”在这里的影响不会比中国小。其次，缅甸在1948-1962年间实行的也基本是多党制宪政民主，他们对民主并不陌生。虽然那时的体制很不完善，没有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使人们对“乱糟糟的民主”出现厌倦和呼唤铁腕的情绪，遂使奈温有机会发动政变，以军人独裁的“缅甸社会主义”取代了民主政治。但是奈温可不是俄罗斯的普京，他不但没有给缅甸带来普京式的“铁腕繁荣”，反而正是在“缅甸社会主义”的26年间使这个国家由“东南亚最富”变成了“东南亚最穷”。致使人民怨声载道，对民主时代的怀念形成强大的社会潮流。
1988年民主潮流终于冲垮了奈温体制，1990年的大选出现了令人咋舌的一面倒，以昂山素季为首的民盟竟获得82%的议席，而“政府党”只得到2%，连第三大党都当不上。这样的局面是东欧、韩国等其他国家的民主化开局从未见过的。后来军人拒绝交权、镇压民主已经纯为保住既得利益，他们已经改了国号、换了国旗、改了宪法，彻底抛弃了“缅甸社会主义”，甚至把奈温也抓了起来。因此以后的缅甸军政府并没有意识形态，他们理论上从来没有否认市场经济、宪政民主，甚至也没有造出什么“缅甸式民主”的说辞。军人手中也没有可用的象征资源。缅甸的国父昂山将军的象征资源无疑在他女儿昂山素季手里，旧体制的象征奈温已经被塔玛多自己判了刑，予以彻底否定，缅甸传统的精神支柱小乘佛教界又和军人极度对立，佛教僧侣是民主派的盟友、“番红花”革命的主力，因此塔玛多也无法利用传统文化来树立自己的统治合法性。独裁的缅甸却很奇怪地没有“个人崇拜”，看不到领袖像，军头们缺少个人魅力，也没有众望所归的“伟大家族”（如果有，大概就是属于民主派的昂山家族），终身制与世袭制都不被认可，每个人独裁几年就要下台。塔玛多在公共场合乐于树立的偶像既不是昂山、奈温那样的世俗政治家，也不是佛陀、活佛等宗教象征，甚至丹瑞等实权人物也有自知之明没有神化自己，他们到处树的只是古代的几个有名的将军——班都拉、雍牙籍之类。但是这些人武功他们也没有。
这一切使得塔玛多政权成为历史上罕见的纯粹以武力维护特权利益的体制，他们拒绝交权的唯一理由就是要“维稳”，说是交权时机未到，交了权就会乱。但这种说法恰恰表明他们自知终究是要交权的。实际上他们不交权，国家也在越来越乱。因此这样的体制一方面经常出现赤裸裸的暴力，显得比谁都独裁，但另一方面这个纯粹以利益来凝聚的独裁又显得十分不稳定。由于利益分配总是不容易摆平，内部斗争从来不断，随时都有人可能因为内部斗争的需要会出来打“民主牌”——无论他是不是真有民主信仰。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资公司的投资，尤其是战略性投资怎样才能得到保障呢？来源: 经济观察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