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边境地区的跨国人口流动，是一种特殊的迁徙形式。本文聚焦缅甸女性移工作为原生家庭女儿的身份，考察她们在中国边城瑞丽的汇款实践，发现具有政策弹性和地理连接性的边境空间，为其提供了在地与跨国资源，使未婚与已婚女性都与留守家庭保持着紧密的经济和情感往来，构成独特的汇款图景。汇款使低收入女性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她们借助跨国的原乡社会、族群、亲属和家庭网络，以及便利的出入境行动来应对日常困境，并通过手机联络家人，获取情感支持。伴随汇款的生产与传递，还产生了边境社会的多维互动，连接着跨境女性与原乡社会、在地移民群体，以及当地中国人，促进了两国民众的相互理解和情感交流。透过汇款，不仅可以认识跨境女性在跨国社会中的贡献，更能观察到中国边境地区的发展给毗邻国家带来的积极影响。
【关键词】 缅甸,女性移工,汇款,情感连接
一、“迁徙的鸟儿也有女性”
1984年，欧洲学者米丽雅娜·莫罗科瓦西奇（Mirjana Morokvasic）发表论文《女性也是候鸟移民》（Birds of Passage are also Women），系统介绍全球移民的女性化现象及趋势，呼吁各国政府、媒体以及学界去“发现”此前移民研究中一直被忽略的女性群体。她指出，身处边缘区域的妇女，其所处的本地生产环境无法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在性别分割的国际劳动力市场上，她们成为一种现成的，既脆弱又灵活的劳动力资源。她们在跨国高技术产业中的最底层，或者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最廉价”环节工作。莫罗科瓦西奇不仅关注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女性移民务工者（以下简称“移工”），还把目光投向了东南亚，认为发达国家在东南亚的离岸制造工厂的运转，正是受惠于东南亚年轻的、接受过高中教育的女性。①
在亚洲内部，各个国家／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推动处于欠发展地区的女性，除了进行远距离、跨区域的南-北迁徙之外，也在区域内部，主要以跨国婚姻和劳工迁徙两种形式踏上流动的路途。伴随中缅两国经济发展差距的加大，越来越多的缅甸女性利用地缘优势，通过短距离跨境迁徙，来到西北、西南和东南三面与缅甸山水相依、村寨相连的中国边城瑞丽。她们是这座边境城市的底层移工，在这块所辖范围超过1000平方公里的“境内关外”之地上，从事着制造业、服务业等正规或非正规的经济活动。此前，有关中国边境地区跨国女性移民的研究，大多聚焦她们作为婚姻移民的身份。②而尼古拉·派珀（Nicola Piper）等人在《妻子还是工人：亚洲女性与迁徙》（Wife or Worker？Asian Women and Migration）一书中则指出：亚洲女性移民在区域内的身份具有复杂多样性，不应该将她们刻板地视为：跨越国境的新娘、家事劳动者，或是性工作者，应该重视她们作为劳动力迁徙（labor migration）的事实，以及在多重移民身份之间转换的过程。③在瑞丽的情况也是如此，有的缅甸女性，一如候鸟徘徊在中缅之间从事小规模经营买卖；有的则在打工过程中通过跨境婚姻，转换身份从而栖息在当地。她们的身份充满变动与不确定。即便如此，她们作为缅甸某个家庭中女儿的身份并没有消失，她们始终维系着与原生家庭、原籍社区紧密的网络关系。
赵红仙（以下简称“红仙”）来自缅甸曼德勒省抹谷，她早逝的父亲是一位华人穆斯林，母亲是缅甸籍傣族人。父亲在世时，是一名珠宝商。2014年，拥有本科学历的她从曼德勒的一家外贸公司辞职，在瑞丽获得一份当地政府提供的工作：白天在姐告口岸的国门图书社做讲解员和接待员；晚上7点至9点在图书社开设的免费语言学习班，先教1小时的汉语，再教1小时的缅甸语。红仙是我访谈的缅甸女性中受教育程度与收入较高的一位，跟很多我接触到的缅甸女性一样，来自位于缅甸中部的抹谷。我问红仙，为何会有很多女性从那里来到瑞丽？红仙用英文为我写下了关键词：“ruby land”（红宝石之乡）。
抹谷是理解当代缅甸移民迁徙他国的一个切入点。它是一个矿石资源极其丰富的谷地，开采出的“鸽子血”是红宝石中的极品。自英国殖民者到达缅甸之后，宝石开采就成为此地的重要行业。抹谷有一小块区域在历史上差点成为掸邦的一部分，族群的混杂使其处于各种敌对武装力量的交锋之下，战争的阴霾从来没有消失过。1988年，军政府强制关闭当地私人的“小作坊”，引入机械化开采的大企业。④经历十多年的暴力开采后，当地的生态环境受到巨大的影响，寻找高品质的矿石越来越难，开采业雇佣的工人随之减少。从2004年起，矿业开采带来的山体滑坡、开采事故，以及政府展开整顿导致的行业萎缩，加剧了当地劳动力人口的外流。2004年至2014年的10年间，抹谷至少有13.5万人去国离乡，四处寻找新的就业机会。⑤
据2014年缅甸的一份人口普查报告披露：缅甸人口总数超过5100万人，70％的缅甸人生活在农村，女性占总人口的51.78％，婚内生育率高达4.03。⑥产业的破灭、战争与贫困的交织影响，加之无计划的人口再生产使农村劳动力剧增，推动农村家庭的成年与未成年子女陆续远走他乡。缅甸农村的跨国人口流出率是城市的1.5倍。⑦孩子们的离开，不只是为了自己，更寄托着其身后的家庭的生存希望。2015年，生活在国外的缅甸移民中，男性占61％，女性占39％。70.2％的缅甸移民集中生活在泰国，其次是马来西亚。中国则是接收缅甸移民的第三大国家，接收的缅甸移民人数超过9.2万人，占缅甸海外移民的4.6％，其中女性移民人数接近4万人，占总人数的42.4％。⑧这一年，移民通过正规通道寄回缅甸的汇款接近35亿美元，约占缅甸国内生产总值的5％。如果算上非正式移民的汇款，以及采用非正式方式传递的汇款，缅甸接收的汇款总金额达到8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⑨留守家庭极度依赖这些汇款，用于购买基本生活的必需品。
汇款是移民在原籍国与接收国之间维系、建立多维社会关系的一种跨国行动。对于那些将子女送出去的留守家庭而言，由于其往往难以在本地获得更多或更好的生存机会，子女从海外寄回的汇款因此格外重要。对于移民来说，汇款也具有重要意义。汇款在一定程度上是移民与留守家庭之间互利的、具有约束力的合同式安排（contractual arrangement）。汇款兼具“适度的利他主义”（tempered altruism）与“可理解的自利性”（enlightened self-interest）。⑩它是研究移民与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路径。当下，移民汇款的概念已不仅限于货币，而拓展为金融性汇款（financial remittance）、物资性汇款（material remittance），以及社会性汇款（social remittance）。11在跨国情景下，一方面，来自移民原籍社会的文化和社会传统影响着移民的迁徙生活和汇款态度，进而影响他们的消费和异国生活；另一方面，移民接收国作为一个新的社会文化容器，又重塑着他们与留守家庭之间的关系。也因此，汇款在不同的社会情景中，会形成差异化的流动图景。
当越来越多的妇女独自踏上跨国之旅时，将妇女视为被动汇款接收者的观点早已被推翻。和男性移民一样，女性作为劳动力移民，也是主要的汇款者。从性别视角探讨汇款实践，也成为移民研究中的一个重点。爬梳当前的相关文献，发现有关性别与汇款的研究，主要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首先，大部分研究致力于比较移民汇款行为的性别差异。然而，不同的研究者从经验性研究出发，在不同的国家和文化背景下，往往得出模糊或者截然相反的结论。12一些学者认为两性汇款的差异，是由家庭内部的性别角色与性别分工，以及性别化的家庭观念所促成。女性由于与家庭建构了更为亲密的网络，汇款更具利他性。13对两性汇款差异的集中关注，使得很少有研究关注女性在迁徙过程中，其自身角色的变化所带来的汇款行为的改变。事实上，女性在跨国迁徙过程中，由于同时具有移民的身份，会产生一些特有的迁徙经历，身份的交织性在带给她们限制之时，也能产生独特的能动性。暂时放下性别比较的方法，将女性移工作为唯一的研究对象，以汇款为透镜，可以更为专注地观察处于跨国情景之下，在不同社会角色、身份中转换的女性跨国行动者展示其能动性的过程。
其次，汇款实践与女性海外生活之间的关系也逐渐被重视。来自大湄公河次区域的调查报告显示，区域内部的女性在跨国迁徙的过程中，会将收入中的大部分寄回家，导致她们的生活处境艰难，尤其是在健康问题上难以自顾，面临疾病困扰和健康风险。14萨利·耶（Sallie Yea）指出，女性移民的汇款是其能动性的展示。但是，这种能动性不仅体现在她们对原生家庭减贫和发展的贡献上，更渗透于她们为实现汇款，在异国生活中所呈现的忍耐力、同理心、脆弱性，以及所有理性与感性的回应。15关注女性的汇款实践，既要关注她们的“自我牺牲”与“奉献”，也要关注她们自身的处境，检视在独特的跨国情景之下，她们能否采取相似或特殊的行动，应对汇款之后的困顿。
最后，汇款不仅仅是家庭成员从海外传回的现金，它所反映的还有复杂变化的人类社会交往现实。除了汇款的经济功能之外，研究者们越来越重视汇款的社会和情感维度。1998年，佩吉·莱维特（Peggy Levitt）提出了“社会性汇款”的概念，使移民“从接收国传回原籍国的观念、行为、认同以及社会资本”能够与经济性汇款一样引起学界的重视。16安娜·林德利（Anna Lindly）也指出，汇款的功能不仅体现在工具性上，更体现在它的情感连接性上，它是“家庭和文化再确认的一个来源”。17女性的汇款实践，是独特的女性化经历。它所带来的社会与情感联系，不仅穿透边界，抵达移民的原籍社会，也会播撒、生长于身处的接收社会中，同时影响移民群体与当地人。
如果将目光进一步聚焦到缅甸女性移工这一特定的移民群体，我们会发现以往的研究较多关注的是身处泰国的缅甸女性移工及其汇款生产和传递，18有关中国边境地区缅甸女性移工及其汇款实践鲜少被提及。移民的汇款观念与实践具有“很深的情景化差异”（profound contextual differences）。19中国正逐渐以一个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的面貌，成为国际移民新的目标国，在边境特殊的地缘社会空间中，缅甸女性的汇款连接了跨国家庭、移民，以及移民接收国，既维系着原有的跨国关系网络，也在特定的跨国情景下，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出新的社会关系和情感网络。无论是从比较泰缅、中缅边境女性跨国汇款实践的角度，还是从理解中国与周边国家边界互动的层面来看，考察毗邻国女性在我国边境地区的汇款行动及其连接性，都具有特殊意义。
故此，本研究旨在完成三个任务：其一是在中缅边界空间中，通过跨国汇款实践，去发现缅甸女性所施展的微小却真实、柔软又坚韧的力量，展示未婚与已婚女儿对原生家庭的资助策略；其二是关切低收入的缅甸跨国女性在进行汇款生产和传递之后，她们在中国的生活境况，及其能动性的施展过程；其三是关注女性移工所建构的跨国、在地的社会和情感图景，及其对移民原籍社会和接收社会的意义。
二、田野进入与数据采集
自2014年起，因为参加区域移民组织“湄公河移民网络”（Mekong Migration Network）组织的女性移民健康调查，以及撰写博士论文，我将瑞丽作为了最主要的田野调查地。这里是云南最早开放的边境内陆口岸，也是云南打造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重要枢纽。在早前的调查中，我已发现女性移民与其原生家庭保持着割舍不断的、经济和情感上的往来。虽然她们中有的人已经成为经济独立的工作者，有的甚至组建了新的家庭，成了别人的妻子、儿媳，成了孩子的母亲，但她们依然没有抹去“缅甸女儿”的身份。作为一条从家乡流出的“沉默而又浩瀚的河流”（silent and mighty river）20，她们将跨国行动中累积的经济性、社会性资源传回缅甸。这种传递有如涓涓细流，而国家交往、区域发展的宏观视角和叙事方式，很容易因为性别盲视，忽略它的存在。
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我数次回到瑞丽。当地人士估计，至少有超过5万缅甸人常年生活在瑞丽。这还不包括那些每天或者经常往返于中缅之间的往返式迁徙者，涵盖不了那些通过边境便道随意进出的无证移民。在瑞丽一家专门从事缅甸籍劳动力中介服务的劳务公司，我从公司统计用工需求的软件上看到，当地劳动力市场对女工的需求，既涉及建筑、水电、玉石加工等无性别限制的工种，还有诸如保洁、家政、美容美发、按摩、玉石在线销售直播主持人、保姆等具有女性针对性的工作。缅甸女性在瑞丽的收入与她们掌握中文的程度直接相关。缅甸华侨大多具有较强的中文读写能力，常常受聘为翻译、文秘以及车间流水线上的管理岗位，每月的工资收入在2000—3500元之间；而只懂得缅甸语或者其他族群语言的女性，如果不掌握特别的技能，只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到月工资500—1400元的工作。因为薪酬很低，无论是懂汉语的华侨，还是低价、低技能的女工，都能很快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到工作机会，而雇主一般都会提供包吃包住的补充性条件来留住工人。劳务公司负责人还告诉我，他们发现瑞丽很多家庭对缅甸籍家政服务人员有强大的潜在需求，计划在明年开办专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培训班，从而进一步开发家政服务市场。瑞丽市工业园提供的数据显示出制造业企业对缅甸籍女工的用工偏好。2018年，工业园区内共有4075位缅甸籍工人，其中女工人数占了近65％。19
通过偶遇、“滚雪球”、朋友介绍，以及劳务公司和我之前联络的非政府组织的帮助，我进入多个行业领域，陆续访谈了25名缅甸女性移工。这25位受访女性分别来自缅甸的四个邦或省，除了与云南毗邻的克钦邦与掸邦之外，不少人还来自缅甸中部的曼德勒省和中南部的马圭省。瑞丽市政府将中缅边境内外60公里范围内定居的民众称为边民，并对边民通关提供政策上的便利。那些家乡已超出这个范围的女性移工，也很容易利用边民身份进入瑞丽。每位女性每次受访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有的受访者接受了数次非正式访谈。我还与其中2位女性成为微信好友，对她们线上和线下的生活进行了参与式观察。受访女性的年龄在17—38岁之间，族群分布为：汉族5人，缅甸族12人，傣族4人，景颇族2人，德昂族和果敢人各1人；婚姻状况为：15人已婚，7人未婚，1人离异，2人再婚；受教育程度为：3人小学未毕业，6人小学毕业后辍学，5人初中未毕业，1人初中毕业后外出打工，3人未上完高中，3人高中毕业，还有4人拥有大学本科学历。20此外，我还访谈了与女性移工有着日常和必要交集的政府官员、雇主、中介、非政府组织，以及这些女性受访者的配偶和子女等相关人士。
三、“义务网络”、角色转变与流动的汇款图景
2000年出生的苏苏，来自掸邦首府东枝旁的一个小村庄。2018年，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还未满18岁，才到姐告一家按摩店工作三个来月。那时，她已经向家里汇过三次钱，最多的一次是40万缅甸元（不到人民币2000元）。23从姐告国门迈入与之毗邻的缅甸掸邦木姐市后，再步行10分钟左右，就到达一座三层高的小楼，小楼上悬挂着“MCB”的标识，这是缅甸公民银行（Myanmar Citizens Bank）的一个营业点。银行每周一至周五营业，苏苏就是从这里向家里汇钱。
在东南亚地区，佛教传统下的性别观念，以及对男童和女童的社会期待和教化的差别，赋予女性更多的家庭责任，使她们对家庭尤为重视。大嵜庆子（Keiko Osaki）指出，在泰国，由于信仰南传佛教，人们在尘世间修功德的方式形成了性别化的路径，男性通过脱离俗世，去做僧侣来积功德；女性的修行则更加世俗化，促进家庭福祉是她们积功德的主要方式。也因此，女性在经济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24在越南，女孩在成长的社会化过程中，不断地被灌输这样一种观念：“如果不能从家庭发展的角度出发，不通过物质和情感的支持来实现她们对父母的报答和对家庭的责任，那么她们的存在就没有价值。”25在宗教观念和社会教化的双重作用力下，女性成为更具有奉献感和“利他精神”的汇款生产和传递者。
早在进入殖民时代之前，缅甸妇女就拥有较高的经济地位。传统的缅甸佛教社会推行从母居（matrilocal），且女性和男性一样，拥有平等的土地和继承权。26佛教对女性功德修行的要求，使其在家庭经济事务中拥有较高的参与权和掌控权。27久崎骏（Kyoko Kusakabe）通过对身处泰国的缅甸女性移工进行调查，认为与其说缅甸女性享有较高的经济权力，毋宁说她们背负着更为沉重的“义务网络”（network of obligation）。“义务网络”是指家庭会挑选特定的成员进行移民，通过他／她们打工寄回的工资，使家庭收入多元化，从而保证家庭成员更好地应对社会风险。孝顺父母，供养家庭，是缅甸女儿价值内化（value introjection）的重要部分。28缅甸女性尽管远离故土，但依然与原生家庭保持着紧密的联系，通过汇款来履行她们作为女儿的责任，即便作为跨国底层空间中的低收入劳动力，面临海外生活的种种艰难，女儿们依然会排除困难，向家中寄钱。
怀着对原生家庭的感恩与责任，25位受访女性中，有15人每月固定向远在缅甸的家庭寄回现金。她们的月收入只在人民币500—3500元之间，每月汇款占收入的平均比例却达到了63.06％，一些女性甚至将月收入的95％以上都寄回家。其余10人中，有3人会根据家庭的需要，不定期地进行汇款；有4人是往返于中缅之间从事原石售卖，或经营小吃摊位的日常跨国流动商贩，会直接把钱带回缅甸的家；另有1人是随行配偶，对家庭经济收入没有支配权；还有1人刚到瑞丽落脚2个月，尚在实习阶段，因此还未向家中汇款，但在来中国之前，已经通过勤工俭学，每月向家中汇去10万缅甸元（约合人民币470元）；最后1人离异后，找到了新的中国籍配偶，将其与前夫所生的孩子以及其他家人（母亲和弟弟）都带到了瑞丽。
在泰国，研究者发现缅甸移民主要通过非正式的“亨迪系统”（hundi system），即由民间中介建构的跨国金融网络来汇款。29瑞丽虽然也有很多类似的机构，当地人称之为“地下钱庄”。然而，通常只有在中缅边境线上做贸易的人，转移的货币金额较大，才会选择地下钱庄，受访女性却没有人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汇款。女性移工的汇款金额较小，国界另一边的缅甸银行是她们首选的汇款渠道。除了上文提到的缅甸公民银行，在距离姐告国门几百米的地方就是缅甸嘎莫萨银行（Kanbawza Bank）的营业点，周一至周五银行开业时，经常都能看到女性移工排长队汇款的景象。除此之外，受访女性还会通过微信、缅甸移动金融服务商“Wave Money”，以及通过自己或者亲属带回的方式向在缅甸的家庭汇款。30
由于中缅两国的银行都还未开放缅币和人民币之间的直接兑换业务，移民要先在街上随处可见的私人货币兑换点将人民币换成缅币，才能进行汇款。31在这种汇款行动中，“兑”与“汇”的行动是分离开的，汇款结合了非正式的货币兑换与正式的银行传递两个环节。在劳务公司做翻译的山月，通过电话中介“Wave Money”，可以完成即时转账。但她首先需要到“Wave Money”的摊点把人民币兑换为缅币后，再通过手机短信进行下一步的操作。在缅甸的家人通过短信收到一个账号，再结合山月告知他们的动态密码就可以去把钱取出来。两国货币未能实现直接兑换，给这些女性移工的汇款增加了成本。在兑换环节，她们会被中介拿走一部分汇率差价；在汇款环节，山月告诉我若是通过银行汇款，在嘎莫萨银行汇寄1万—20万缅甸元的手续费为700缅甸元，汇寄20万缅甸元以上的手续费则更高；若通过“Wave Money”汇款，每汇寄约等于人民币500元的缅币，手续费就多达10元左右。然而，尽管手续费高昂，大部分女性还是尽可能地把在瑞丽辛苦赚到的钱按月及时汇寄回家。
（一）未婚女儿的奉献与期许
在按摩店工作的苏苏，三个月就给家里汇去了100万缅甸元（约合人民币5000元）。她的父母不知道这么一大笔收入，苏苏是怎么赚到的。苏苏打工的这家店的老板娘也是一位缅甸女性，在从事按摩服务这一行5年之后，自己开了店。说是按摩店，其实包括一个按摩店和一个KTV（歌厅）。这是躲在城市角落的灰色生意，女孩们来来去去，流动性很强，常来的客人大多为穿梭于中缅之间的缅甸籍卡车司机。店里有12个缅甸女孩，年纪从十七八岁到三十来岁不等。女孩们白天待在按摩店，晚上在KTV陪唱。苏苏说，给客人按摩，或者跟客人外出的收费为50元／小时，老板娘抽走35元，她可以留下15元；若是在KTV陪唱则收费为30元／小时，她可以从中拿到10元。老板娘包吃包住，钱就这样一点点积攒下来。来瑞丽之前，苏苏已经在老家读完了10档（高中毕业），没能考上大学，于是外出打工。她先是在木姐一家商店做售货员，卖了几个月的东西，但工资太少，家里又急等钱用，就来瑞丽做了这一行。16岁的弟弟在私立高中读书，一年学费和生活费加起来需要人民币1万多元，父母都是农民，赚不到什么钱，所以都指望她。苏苏告诉我，缅甸一个普通公务员的工资折合人民币约为600—800元／月，她寄回的钱是一笔极为可观的收入。她把在这里所做的一切都严严实实地瞒着家里人，瞒着她以前的朋友。她的好朋友都进入了大学，她和她们也不再往来。我问：“如果不是为了弟弟，你还会在这里工作吗？”苏苏看着我，先摇摇头，但马上又补充道，这是她应该做的，她并不后悔。
联合国的调查显示，在亚太地区，女性移民的汇款能够帮助她们的原生家庭摆脱贫困。妇女汇款中的一大半用于购买日常消费品、提高卫生保健条件，以及做教育投资。尤其是未婚女性移民的汇款，常常用于供养父母及兄弟姊妹。32受访的7位未婚女性移工中，有6人每月都向原生家庭汇款，汇款占收入的平均比例高达66.49％。她们的汇款除了用来回报父母，改善他们的日常生活，支持他们的医疗费用，还有很大一部分用来支付家中未成年弟妹们读书的费用。
1989年出生的玛心和妹妹两个人都在瑞丽打工，她在当地一户公务员双职工家庭里做了5年保姆，小她2岁的妹妹则在一家制衣厂工作。她和妹妹的工资加起来不过2700元，两个人相约每月往家里寄回2000元。这些汇款不仅用来帮助家中最小的妹妹交学费，还给哥哥买了耕地的牛，给家里盖了新房。玛心拿出手机，给我看远在曼德勒省的新房照片。房子才盖好不久，她和妹妹还没回去住过。从瑞丽往返家乡的车费需要700元／人，这对她们来说是笔巨大的开销，她们舍不得回去。当我问已经过了30岁生日的玛心是否有结婚的计划时，玛心说，家里人从来不催促她和妹妹的婚事，而她已经打定主意要独身。
需要强调的是，先前一些研究指出，妇女通过向原生家庭进行汇款，获得了婚姻的自主权。33我在瑞丽的调查却发现，对于是否结婚，以及配偶的选择等与婚姻相关的决策，缅甸女性都拥有充分的自由。这种自由，并不是通过汇款实践所交换而来的。长久以来，缅甸宽容的佛教社会文化赋予了男性和女性在婚姻上的自主权。虽然汇款与缅甸女性移工的婚姻自主权无关，但她们的汇款仍然是一种长时段且含蓄的互惠机制，具有布迪厄针对礼物交换所概括的特点：它们传递时都指向一个不需要立刻回应，但在未来有所回报的期待。34
玛心和另一名未婚女性都告诉我，她们的汇款在当下帮助了家里的兄弟姊妹，等她们步入老年，不能赚钱了，若没有自己的孩子，那么兄弟姊妹的孩子肯定会来照顾她。但她们都从未与缅甸的家人谈论过这件“太遥远”的事，就像她们也从来不问家里人如何支配汇去的钱。丽莎·艾克森（Lisa Åkesson）认为，汇款传递所暗含的互利期待，在传递者与接纳者之间不会直接表达出来，它是“言明的禁忌”（taboo of making things explicit）。对缅甸的未婚女儿来说，汇款既是原乡社会和家庭教化力量所引导的女性自我奉献，也是在缅甸社会保障体系缺失的情况下，大家庭内部移民者与留守者之间建立的虽无契约却彼此默认的互助策略。
（二）已婚妇女的负担与策略
大部分的研究都认为原生家庭对女儿的汇款期待停留在婚前，婚后女儿们要照顾新的家庭及自己的子女，很难保证再向原生家庭提供规律和持续的汇款。35通过在瑞丽的调查，我发现尽管婚后缅甸妇女的汇款分配和流向发生了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妇女向娘家输送汇款的终结，她们也不会只将汇款输送给帮助她们照料孩子的亲人。当缅甸女性成为妻子、儿媳和母亲之后，她们作为女儿的角色并不曾消失，她们担负起了照料娘家、婆家以及新生小家三个家庭的责任。只是，移民女性在家庭内部的地位，以及她们与丈夫的关系等多重因素，共同决定了已婚女性以怎样的分配比例和形式对三个家庭进行汇款和照顾。
1996年出生的南珠和丈夫都在瑞丽工业园区的一家制帽工厂工作，她的月收入为1300元，丈夫的月收入为1500元。他们3岁的孩子，由南珠远在曼德勒省瓦城的父母帮忙照料。南珠和丈夫每个月寄回娘家2700元，夫妻二人只在每年点灯节返乡时才给公婆捎去礼物。做保洁员的卡茵却采用另一种汇款方式。卡茵的丈夫、孩子都和婆家共同生活在马圭省，娘家则在曼德勒省。和丈夫协商后，她每月都将1400元收入中的1000元寄回缅甸，但单月寄回婆家，双月则寄回娘家。她的母亲身体不太好，一直卧病在床，两个弟弟虽然也都在外打工，但她始终不放心把父母托付给他们，仍然坚持隔月汇款给父母。
有研究指出，子女成家前，缅甸家庭中的第一个孩子，尤其是长女，常常扮演汇款召集者的角色，组织在海外打工的兄弟姊妹向家里汇钱。36红仙通过她姐姐的故事告诉我，缅甸家庭中的长女对原生家庭的情感和付出，是从婚前延续到婚后的。红仙的姐姐比她大10岁，在父亲去世之后，姐姐就继承父亲的事业，在中缅之间从事珠宝生意。她承担了母亲、红仙和弟弟三个人的生活和教育开销，支持红仙和弟弟上完大学。红仙说，姐姐于她，就像另一个母亲，她工作以前所有的衣服和生活用品都是姐姐买的。她最早在缅甸工作时，刚刚流行手机，她和外甥都想要一部手机。姐姐思来想去，咬咬牙给红仙买了手机，却让自己的儿子再等等。除了在经济上照顾家人之外，姐姐还把她带到中国。她在这里找到工作，找到中国爱人，与之结成夫妻。顾家的姐姐成为她效仿的对象，婚后她也依然每月向远在曼德勒独居的母亲汇去1000元钱。
女儿们之所以在婚后依然没有斩断与原生家庭的“义务网络”，是因为作为缅甸家庭中不可或缺的养家糊口者，她们不得不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与自己牵绊的几个家庭的生计和发展。世界卫生组织2016年的数据显示，缅甸年龄在15—60岁区间的男性，死亡概率（death probability）为229‰，显著高于女性163‰的比例。3725名受访女性中，有7位女性的父亲都已去世，且去世时年纪均未满55周岁，与之相对的是，她们的母亲都还健在。除了疾病之外，战争、矿难、车祸、酗酒以及吸毒都是受访者男性亲人意外去世的原因。红仙的姐夫就是10多年前在曼德勒省的山林深处采矿石时，被正在附近交火的军队意外打死的。加上父亲，家中已有2位男性成员相继离世。红仙说，姐姐到现在还不能接受姐夫的死亡，只要没有看到他的尸体，她就选择相信他依然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个角落。她忍耐着痛苦，把自己变成父亲，变成丈夫，一个人承担起娘家、婆家和自己小家庭的生活开支，通过一己之力尽力去照顾家里的每个人。
家庭男性劳动力的缺失，使女性的包袱沉重，如果有在地资源可以利用，女性的负担就能减轻，移民家庭也能获得新的发展可能。在瑞丽一所乡镇中学，我访谈了3位缅甸籍华侨初中学生。他们中的2位——弘平和付之的父亲分别因为吸毒和车祸很早就去世了。母亲带着孩子们穿过边境来到瑞丽，或者打工，或者勉强做点小生意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付之告诉我，爸爸去世后，妈妈一个人抚养3个孩子，幸而瑞丽市的九年义务教育不仅覆盖了中国孩子，也面向缅甸籍务工者的子女以及居住在距边境线60公里以内的边民适龄儿童。当地针对学生的所有费用减免和午餐补贴政策也将缅甸籍学生纳入其中。付之和哥哥、妹妹上学不用交学费。付之的学校每个月还会往每个学生的饭卡上充入128元的餐费，付之舍不得打肉菜，餐补到月底还略有结余。瑞丽市面向适学儿童超越国界的义务教育政策，解决了很多缅甸女性移工的子女照料和教育问题，弥补了跨国务工造成的母职缺席给家庭和孩子带来的影响，也减轻了缅甸妇女的部分负担。
在瑞丽包容的社会环境中，一部分女性移工选择与中国人结婚，建立新的家庭。受访女性中，有3位与中国男性结为夫妻。但她们在瑞丽这座城市中缔结的跨国婚姻，与边境农村的跨国婚姻是有区别的，后者多为跨境族群内部或族际通婚。而在市区，缅甸女性移工选择跨国婚姻对象的范围会更广，3位受访女性的丈夫都不是瑞丽当地人。这也说明当缅甸女性以务工形式流入中国边境城市，而不再局限于边境农村的跨境通婚时，她们就有可能建立超越传统族群关系的新型跨国社会关系网络，并由此创造汇款以外的家庭照料方式。譬如，在畹町镇反季西瓜集散地做翻译的璇英，大学毕业以后来到瑞丽打工。她和1名临沧男子结婚后，陆续把两个妹妹也介绍到瑞丽工作。离异再婚的明香，她的丈夫是在瑞丽开酒店的外省商人。婚后，丈夫把一家酒店交给她打理，她就把远在缅甸的弟弟叫来帮忙管理酒店，又把与前夫所生的孩子接到瑞丽上小学，最后把母亲请来照料孩子，全家人就此在瑞丽安下家来。
原籍社会的“义务网络”，塑造了缅甸女性对留守家庭根深蒂固的照管支持理念。缅甸女性移工和她们的汇款之间形成了一条人与金钱、物资逆向流动的纽带，把她们和缅甸的家紧紧联系在一起。与未婚女性移工相比，已婚女性由于身处三个家庭，扮演多重角色，所承担的经济负担和照料压力更大。她们是女儿、妻子、母亲和儿媳，既是家庭的经济支柱，也是维系家庭团结、促进家庭发展的核心力量。她们除了向原生家庭汇款之外，还成为跨国网络的构建者和维护者，帮助其家庭成员也迁徙到瑞丽。虽然身处变动的地理空间与变动的社会环境之中，但她们依然充分发挥能动性，懂得利用在地公共与私人资源，不断地整合家庭关系，形成新的发展动力。
四、汇款之外的生存脆弱性及其应对方式
美丽在一家重庆老板开的大排档做服务员。前几年生意好的时候，这个大排档雇着六七个缅甸姑娘；这几年“经济不景气”，其他人都走了，就她留了下来。她的父母都是很多年前离开这里去缅甸谋生的中国人，他们在缅甸没能拿到粉色“马崩丁”（缅甸身份证），子女也同样承受着身份的危机。38当美丽再回中国时，却只能以“缅甸华侨”的身份，使用“边民通行证”进入国门。和其他缅甸女性一样，作为移民的美丽每年都要重新办理一次健康证、务工证以及暂住证之后，才能在瑞丽打工。除了每年要更新上述“三证”之外，按照中缅两国对边民的管理规定，美丽每一次入境，最长只能停留6夜7天，之后就必须携带通行证到几公里外的姐告口岸，通过中国和缅甸出入境的双重检查之后，再回到瑞丽。
在瑞丽郊区的一家私人木材加工厂，我见到了随丈夫来这家工厂打工的夕兰。当时，她正歪躺在他们居住的工棚房间里，她说自己肚子不舒服，刚吃了止疼药。“肚子疼”或者“胃疼”，是几年来我访谈缅甸女性移工时经常从她们口中听到的病症。她们用“肚子”这个模糊部位的痛感，表达自己在异国身体或者健康出现的异常状况。“肚子疼”的普遍发生，反映这些女性移工的饮食和生活环境的卫生条件令人担忧，还有她们自身的保健意识、医疗常识，以及可使用医疗资源的匮乏。除非是突发性状况，否则她们都会选择跨越边境，回到缅甸的木姐去买药、看病和分娩。语言不通和相对缅甸而言较高的医疗费用，是女性移工不愿意在瑞丽看病的最主要原因。她们将收入中的绝大部分寄回家后，只能压缩照料自己的成本。除了常见病，一些女性移工还面临着特殊的职业风险。例如，按摩店的苏苏在月经期间也依然会提供性服务，有时会有不使用安全套的性行为。
由身份带来的动荡与不安全感，频繁的跨境通关，低收入、低技能工作引发的健康风险，都是缅甸女性移工面临的生存困境。跨国环境下，移民身处“结构脆弱性”（structural vulnerability）之中。39性别身份带来的用工歧视和异国生存危险性，使女性成为更加脆弱和不稳定的群体。对缅甸女性移工来说，汇款的义务使她们的处境难上加难。窘困的处境之下，她们只能持续地调适着自我与原生家庭、跨国移民网络，以及与当地人，尤其是雇主的关系。在瑞丽工业园区内的各个工厂，女性移工主要通过集中务工，例如“同乡同厂”“亲属同厂”，以及“夫妻同厂”的方式来抵御跨国工作和生活中的种种风险。瑞丽工业园区一家工厂的负责人告诉我，雇主和缅甸工人们在日常交往中是需要“艺术”的。比起工资，工人们更在意“老板的尊重”及他们身处的集体。曾经有其他工厂的老板想用高薪来挖他的女工却失败了，因为女工们只愿意和自己的同乡一起工作；也有老板因为辱骂辞退一个工人，导致厂里大批工人集体辞职。
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内部，历史上各国之间边界的概念都较为模糊，长久以来，人们将区域内部的迁徙作为逃避社会风险的一种策略。但由于各国政策的变化，他们常常需要通过原籍社区或者所处族群的集体力量来开启共同迁徙，并团结起来应对之后生活中的种种困难。40出生于1982年的厨师玉菜在一家缅甸菜餐馆工作。餐馆的段老板是一名缅甸华侨，从小一直跟随父母做生意的脚步在缅甸、泰国以及中国边界地带迁移。2016年他来到瑞丽，与留在当地的舅舅一起，开了这家缅式餐馆。店里雇有9个厨师和服务员，其中6个是女性。这些雇员，都是从段老板母亲那一代人在曼德勒省瓦城生活时就结识的朋友和熟人，以及他们的孩子。有的雇员已经追随他们很多年。玉菜说，正是因为“知根知底”，夫家才放心她过来这里打工。
跨国的原乡关系网络，是边境底层空间中一种深厚稳定、机动灵活、自发稳固的互助生存方式。缅甸女性移工不仅利用这种集体能动性流动和生存，她们还是移民网络关系的维护者。例如，玛心每个月汇款后只剩300元的生活费，却会在缅甸同乡因为触及“三非”（非法入境、非法居留以及非法务工）问题被公安局拘留之后，慷慨地拿出700元来帮老乡交罚款、渡难关。玛心说：“谁有困难，大家都帮一下，我们才能一起在这里生存下来。”
当女性移工和亲密的家庭成员（尤其是孩子）分开时，她们还忍受着分离和孤单带来的痛苦。信息与通讯技术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平复了她们缺乏情感支持的危机。南珠和丈夫每月向家里汇去2700元之后，只剩下100元钱。这100元钱中有一笔雷打不动的开销，就是手机话费。夫妻两人共用一部手机，手机卡是从缅甸带来的，因为在边境地区两国的信号都能覆盖，他们就一直在用。这部手机成了南珠最重要的宝贝，因为她可以用来和远在缅甸的孩子通话，那是她最幸福的时刻。手机带来的实时跨国连接，使女性移工能够从家人那里获得情感上的支持回报，也尽可能地弥合了物理空间的分离所削弱的跨国家庭关系。手机于是成为女性移工维持情感联系的必需品，话费是女性移民每月最为固定的一笔开支。免费无线网络在瑞丽大多数工作场所的普及，又使一部分女性移工除了通话之外，还能通过视频通话软件和家人联系。只是比起微信，她们更多的是用“脸书”（Facebook）和家人进行视频通话。通讯工具带来的碎片化互动，降低了女性异国生活的无根感。
尽管女性移工把大量的钱寄回家，我却很少在她们身上看到狼狈或邋遢的景象。她们没有昂贵的衣服，但只要工作允许就都会抹粉描眉，嘴唇涂上鲜亮的口红，指甲抹上亮晶晶的指甲油。在水产品市场工作的莫一，每月汇款后也只余100元零花钱，她和我分享了当月100元的支出分配：30元充值电话费，20元买一个挎包，15元买了口红、眉笔和指甲油，手里还有35元。她所有的购买活动都会到边境线另一侧的木姐完成，因为“瑞丽太贵了，消费不起，还怕被骗”。地理和文化上的交融和连接，使低收入的缅甸移民在汇款之后，仍能通过在缅甸境内消费来使自己有尊严地、体面地生活。国家的多灾多难，迫使许多缅甸人离散在外，与家人天各一方。但那些在工厂里唱着缅甸语歌曲的工人，那些有一点空闲时间，找到一小块场地就要踢藤球的缅甸青年，那些即使只有一点点零花钱也会用心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女工，他们并不是机械的生产者和汇款人，而是灵动且鲜活的行动者。
五、社会与情感的新地景
移民深度参与原籍国和接收国社会的生产活动与日常互动，不仅带来钱和物的流动，更传递和交换着观念。迁徙中的适应、定居、思乡、挫败、歧视以及归属等亲身经历，孕育出了移民在跨国社会中层次丰富的情感；而位于接收社会的本地人，在与“他者”的互动中，同样也会产生复杂的情感。透过情感的生产与互动，不仅可以理解移民与当地人的交往，还可以更好地理解两个发展不平衡的社会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之下，未来的发展趋势又会通向何方。
自2014年起就在国门书社教汉语和缅甸语的红仙，曾和家里人有过两次“冲突”。第一次是在工作第一年，当时她的试用期月薪只有1000元。从母亲到姐姐，还有家族里的其他人都不支持她从事这份工作。母亲不相信中国政府会聘请一位缅甸人来给中国人和缅甸人上免费的语言课，还担心她会卷入政治风波，担心她在中国遭遇危险。彼时恰逢打击国际人口拐卖成为缅甸各大媒体集中报道的议题，母亲看了之后更是寝食难安。姐姐因为经常往来于中缅之间，了解中国局势，并不担心安全问题，但从生意人的角度出发，认为做老师收入低，没有太大意思。红仙专程把母亲接到瑞丽，把姐姐也叫来，让她们参观她上班的地方，去课堂上听她讲课。母亲牵挂的心放了下来，姐姐则发现“教书其实也不错”。
第二次是在工作第二年，家乡有长辈到瑞丽探亲，顺道去她上课的地方看她，发现她身着洋装，扎着马尾辫，回到缅甸就和家乡人议论起来，说她为人师表，穿着打扮却太随意，有违做老师的样子，丢了缅甸人的脸面。话传到家人耳中，大家心里都不好受。红仙却觉得长辈们说得有道理，自己站在课堂上，代表的就是缅甸人。后来，她每天上课前都会换上专门缝制的缅装，那是花色鲜亮圆领的对襟上衣，下身是包裹到脚踝的筒裙。她将长发整齐地梳理到脑后，挽成一个发髻，脸上涂抹上淡黄色的“特纳卡”（一种用黄香楝树枝加水后研磨成的粉末，是缅甸传统的化妆品）再去课堂。再也没人质疑她“不像”缅甸人，或者“不像”老师了。3个月一期的语言班结束后，总有学生和她成为朋友，和她分享学习汉语的收获：有的长了工资，有的找到了更好的工作。女孩子们受她影响，也穿上缅装，涂上特纳卡来上课，出去见朋友。缅甸人有尊师重道的习俗，每逢点灯节，学生们都要来向她跪拜、送礼，为她祈福。他们看到她总穿缅装，就会给她送上做缅装的布料。学生们大多为底层的移工，只能送她廉价的布料，做缅装的工钱却很贵。她感激大家的心意，还是花钱请裁缝把每一块布料都做成缅装。学生们看到她穿着自己送的衣料，跟她越发亲近。她在移工中渐渐有了威望，来学习汉语的缅甸人越来越多。学生们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困惑和困难，也诚心向她请教。她读书识字，会教他们甄别谣言和流言，帮助他们了解中国的法律和当地文化。
红仙的异国工作和生活都在连续地生产社会性汇款。这种无形的汇款既源于女性移工的异国生活实践，还在她们与家庭成员、原乡群体的互动中不断形塑、汇集成理解和共识，并最终成为移民生产的知识、观念和精神财富。这种财富不仅跨越地理边界，抵达缅甸家乡，也在瑞丽的移工群体中产生影响，跨越了人们内心的边界，使他们更好地适应在瑞丽的生活，帮助他们既坚持原有认同，连接彼此感情，又增进了对中国的理解。
观念和情感的连接还在女性移工与中国人的交往中生长。关与妻子是大学毕业后考取瑞丽市公务员的外地大学生。妻子生了孩子后，关请缅甸姑娘玛心来家里帮他们带孩子。玛心不会汉语，关和妻子也都不会缅甸语。虽然很难沟通，但玛心爱孩子，他们和玛心又都是这座城市的异乡客，这成为他们之间的一个连接点。玛心刚来关家时，小关关不到半岁，现在已经5岁半了。过去5年，玛心一直尝试学汉语，但学会的也仅限于一些日常用语，关的妻子虽上过缅甸语班，所学也不多。大家在同一屋檐下却相处得很融洽。关是北方人，喜欢做面食。玛心在旁边偷学几次，就做得十分地道。小关关在幼儿园，老师问小朋友们家里有几个人，小关关伸出4根手指头，笃定地说：“4个！”孩子早已把玛心当作自家人，他懂得她的全部语言。关的妻子说，玛心惦念家乡，常把老乡带到家里吃饭，每晚还站在客厅一个特定的角落给家人打很长时间的电话——玛心用的是缅甸手机卡，只有那个角落才有信号。孩子上幼儿园以后，玛心在家里的事少了很多，然而雇主与雇工之间，谁也不愿说再见。
“何时回家”是触动女性移工，尤其是孩子留守缅甸的女性心底的一个结。当我在某帽业公司的会客室询问南珠时，想念孩子的她眼眶红了，我将访谈停了下来。总公司派驻当地的负责人坐在会客室的另一边，他默默起身，从冰箱里给南珠拿了一听可乐，送她出去。转身进来时，我看到他的眼眶也微微泛红。这位创下外来企业在瑞丽投产最快纪录的企业家，在短短1个月时间里，几乎认识了企业中的每一个工人，包括他们的工种、技能熟练程度、家庭情况，以及工人之间的网络关系。1996年，他也是告别在陕西农村的家人，到广州一家台资工厂做产业工人。那时他月薪480元，一加班就是连续几天几夜，每月加班时间累积起来有300多个小时，而加班费只有2.8元／小时，一个月总共能有1000元出头的收入。他和缅甸移工一样，吃住都在厂里，把几乎所有的钱都寄回老家去，每个月只给自己5元生活费，其中1元5角买洗衣粉，1元买香皂，8角钱买牙膏。他说，这些工人就是一面镜子，让他看见以前的自己，因此，他理解他们的艰难。工人们每周都必须去边境办理一次出入境手续，他不忍心看工人们在烈日下步行往返1个多小时，每次都花钱包车接送工人。厂区宿舍一直没有热水，他为工人们的洗澡发愁，到处去协调关系，请相关部门解决热水供应。他说：“我们都是从那里（贫穷）过来的，知道有多苦。”
红仙说，南传佛教里有一句话（缅语发音为“ta oomyint tar ta oosaytanar”）是她的座右铭，意为“如果你有一颗充满爱的心，真心待人，也会同样得到他人的坦诚相待”。这就是她在瑞丽所感受到的。缅甸女性流向瑞丽，是一个有别于南-北人口流动的故事。全世界都在追问，“中国制造”和“中国崛起”究竟会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什么样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41当大多数研究者站在自上而下的视角，从政治结构去过度解读中国模式带来的影响时，如果站在边界，从外来移民的视角，从个体的生命故事以及渴望期盼，从底层民众面对面的相遇来审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交往，我们却会发现，女性移工与当地人产生的情感联系，超越了雇佣关系，超越了边界，既包含着族群的、区域的和历史的共通情感，同时也基于两国人民对贫穷的共同记忆，以及对未来共同发展的向往和追求。过去几十年，中国在发展道路上曾历经磨难，甚至在离当下不太远的时间里我们也还处于一穷二白的境况。今天的瑞丽，既是一个跨境移民集聚地，同样也是国内移民的集聚地。相似的迁徙和贫困经历，使得移民与当地的中国人之间能够生产出更为真切的感受力和同理心。这种情感体验是中国边界地带特有的社会与情感生产，能够形成一种力量，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朝着一个方向前行。
六、结语
移民与原乡的互动，透过汇款清晰可见。在瑞丽，缅甸女性通过跨境打工获取微薄的薪水，却将收入中的绝大部分汇给远方的家庭。伴随生命成长和跨国流动，缅甸女性移工会经历许多身份的交织与变动，身为缅甸的女儿，却是她们始终不变的原生身份。我们看到东南亚地区的佛教和社会教化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女性相似的家庭义务观念，但瑞丽与缅甸地理上的连接性，造就了缅甸女性独一无二的汇款实践：“义务网络”并没有随着女性成婚而失去效力，边境空间为女性对家庭的照顾提供了更多的在地、跨国资源，也使她们与原生家庭保持着紧密的经济和情感往来。也因此，迁徙造就的“离散”身份，与“出嫁”赋予她们的新角色，都不曾阻隔她们与原生家庭和原籍社会的联系，她们是“离而不散”“嫁而不分”的缅甸女儿。
这也提示我们，当下中缅边境地带的移民，有别于内地发达城市的国际人口输入，需要将之放置于大湄公河次区域内所延续的历史、族群和文化的网络关系中来观察。以瑞丽为代表的中缅边界地带，是一个“有边无界”的特殊场域。只有在这里，女性移工才能通过集体能动性来战胜生存的困境，才能在汇款之后往返于国界两边，满足她们较低的消费需求，解决诸如生病之类的日常困难，通过便宜的缅甸手机卡来保持与家人的情感联系。边境成了低技能跨国移工生存和发展的一个缓冲地带。两个国家在这一地区一些具有弹性的出入境、务工、居住和其他福利政策，使大湄公河次区域人们所传承的迁徙生存策略得以延续，让更多周边国家的居民受惠于中国边境地区的发展。
“边界是文化生产的区域，是意义制造与再造之地。”42除了关注看得见的资金、物资的跨国流动，我们还应该去把握那些看不见的社会和情感联系。在缅甸女儿与中国人相遇的边城瑞丽，社会和情感的新连接，在两国人民的互动中蓬勃生长。女性移工在跨国流动中担当的责任，付出的努力，展示的柔性力量，都在说明一个事实：她们不仅仅是“缅甸的女儿”，她们中的很多人通过流动与连接，已经成为边境地区无数个新家庭的妻子、儿媳和母亲。她们是促进两个国家友好往来的使者，是区域共同发展的维护者和建设者，也是与我们血脉相通、命运与共的姐妹。
*本文为201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越老缅边境地区跨国女性‘汇款效应’研究”（项目编号：18BSH101）的阶段性成果。真挚地感谢赵红仙女士同意笔者在文中使用她的真名及照片。本文的受访者中，除赵红仙之外，其他受访者的名字均为化名。
【注释】
①Mirjana Morokvasic， “Birds of Passage are also Wome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18， No. 4， 1984， pp. 886-907.
②陈雪：《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女性移民研究回顾与思考》，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③Nicola Piper & Mina Roces （eds.）， Wife or Worker？ Asian Women and Migration，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④Mia Newman， “Multifaceted： Governance and Conflict Risks in Myanmar’s Ruby Industry，” Natural Resource Governance Institute， 2018.
⑤Paul Shortell， “Losing Luster： Addressing Tax Evasion in Myanmar’s Jade and Gemstone Industry，” Natural Resource Governance Institute， 2019.
⑥Nay Pyi Taw， “The 2014 Myanmar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the Union Report Census Report Volume 2，” Department of Population Ministry of Immigration and Population， 2015.
⑦Randall Akee & Devesh Kapur， “Myanmar Remittances，” October 2017， Reference Number： S-53405-MYA-1.
⑧Thomas Spoorenberg， “Provisional Results of the 2014 Census of Myanmar： The Surprise That Wasn’t，” Asian Population Studies， Vol. 11， No. 1， 2015， pp. 4-6.
⑨同注⑦。
⑩Robert E. B. Lucas & Oded Stark， “Motivations to Remit： Evidence from Botswan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3， 1985， pp. 901-918.
11Shah Mahmoud Hanifi， “Material and Social Remittances to Afganistan，” in Clay Goodloe Wescott， Jennifer M. Brinkerhoff （ed.）， Converting Migration Drains into Gains Harnessing the Resources of Overseas Professionals， Manila： Asia Development Bank， 2006.
12相关研究详见Md Mizanur Rahman & Lian Kwen Fee， “Gender and the Remittance Process Indonesian Domestic Workers in Hong Kong， Singapore and Malaysia，” Asian Population Studies， Vol. 5， No. 2， 2009， pp. 103-125；D. S. Massey & L. Basem， “Determinants of Savings Remittances， and Spending Patterns Among Mexican Migrants to the United States，” Sociological Inquiry， Vol. 62， 1992， pp. 186-207; Sara R. Curran & Abigail C. Saguy， “Migr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A Role for Gender and Social Network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Women’s Studies， Vol. 2， No.1， 2001， pp. 54-77。
13Silvia Chant & Sarah A. Radcliffe，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Importance of Gender，” in Silvia Chant （ed.）， Gender and Mig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Belhaven Press， 1992.
14Mekong Migration Network， “Self-Care & Health Care： How Migrant Women in the Great Mekong Subregion Take Care of Their Health，” Chiang Mai University， 2015.
15Sallie Yea， “Rethinking Remittances Through Emotion： Filipina Migrant Labourers in Singapore and Transnational Families Undone，” in Lan Anh Hoang & Brenda S. A. Yeoh （eds.）， Transnational Labour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the Changing Family in Asia，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p. 257-282.
16Peggy Levitt， “Social Remittances： Migration Driven Local-level Forms of Cultural Diffus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32， No. 4， 1998， pp. 926-948.
17Anna Lindley， “The Early-Morning Phonecall： Remittances from a Refugee Diaspora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Vol. 35， No. 8， 2009， pp. 1315-1334.
18相关研究可见Lan Anh Hoang & Brenda S. A.Yeoh （eds.）， Transnational Labour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the Changing Family in Asia。
19Robin A. Harper & Hani Zubida， “Being Seen： Visibility， Families and Dynamic Remittance Practices，”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Vol. 7， No. 1， 2018， pp. 5-25.
20UNPFA， “State of World Population 2006： A Passage to Hope，” Women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2006.
21相关数据由瑞丽市工业园区提供。
22缅甸基础教育学制为10年（缅甸人称为“10档”），其中1—4档（年级）为小学，5—8档（年级）为初级中学，9档和10档（年级）为高级中学。
232019年7月，人民币对缅甸元的汇率约为1：185。
24Keiko Osaki， “Economic Interactions of Migrants and Their Households of Origin： Are Women More Reliable Supporters？”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Vol. 8， No. 4， 1999， pp. 447-471.
25Danièle Bélanger， Tran Giang Linh & Le Bach Duong， “Marriage as Emigrants： Remittances of Marriage Migrant Women from Vietnam to Their Natal Families，” Asian Population Studies， Vol. 7， No. 2， 2011， pp. 89-105.
26Khaing， MiMi， The World of Burmese Women， London： Zed Books， 1984.
27缅甸85％的人口都信仰佛教，加之跨族群的通婚，使佛教的传播进一步延伸，也影响了更多的家庭。
28Kyoko Kusakabe & Ruth Pearson， “Remittances and Women’s Agency： Managing Networks of Obligation Among Burmese Migrant Workers in Thailand，” in Lan Anh Hoang & Brenda S. A. Yeoh （eds.）， Trans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the Changing Family in Asia，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p. 50-81.
29同上。
302016年7月，中国开始对所有互联网销售产品实行实名制交易，同时对社交和金融类手机软件开始执行严格的身份证与银行卡关联管理。访谈中，仅有一位华人受访者及其在缅甸的家人是在2016年以前申请了微信，可通过微信转账。
31瑞丽一家银行的负责人告诉我，目前中国银行瑞丽支行已经启动了人民币和缅币的直接兑换业务，但只对企业开放，尚未对个人用户开办兑换业务。
32Chandra Bhadra， “Inter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of Nepalese Women： Impact of Their Remittances on Poverty Reduction，” ARTNeT Working Paper Series， 2017， No. 44.
33Carmen Diana Deere & Gina Alvarado， “Asset Accumulation Through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Gender， Remittances， and Decision Making in Ecuador，”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 51， 2016， pp. 249-270.
34Lisa Åkesson， “Remittances and Relationships： Exchange in Cape Verdean Transnational Families，” Ethnos， Vol. 76， No. 3， 2017， pp. 326-347.
35Yoko Niimi & Barry Reilly， “Gender Differences in Remittance Behavior： Evidence from Vietnam，” The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 Vol. 56， No. 2， 2011， pp. 215-237.
36Ruth Pearson & Kyoko Kusakabe， “Who Cares？ Gender， Reproduction， and Care Chains of Burmese Migrant Workers in Thailand，” Feminist Economics， Vol. 18， No. 2， 2012， pp. 149-175.
37数据援引自世界卫生组织网站，https://www.who.int/countries/mmr/en/。
381982年，缅甸通过新的《公民法》。1989年，为贯彻该法案，缅甸开始了一场关于居民身份的“全国确认”（national verification）过程，发给不同类型的公民不同颜色的身份证（缅语称为“马崩丁”）。持有粉红色身份证者为完全公民，但只有缅甸官方确认的原住民族群才可获得，持绿色身份证者为归化公民，持蓝色身份证者为关联公民。缅甸华侨及其后裔一般只能获得绿色或蓝色身份证。详见José María Arraiza & Olivier Vonk， “Report on Citizenship Law： Myanmar，” Italy：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2017。
39Rochelle Ball & Nicola Piper， “Globalization and Regulation of Citizenship — Filipino Migrant Workers in Japan，”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21， No. 2， 2002， pp. 1013-1034.
40Stephen Hull， “The ‘Everyday Politics’ of IDP Protection in Karen State，” Paper presented at 2008 International Burma Studies Conference， Dekalb， Illinois， 2008.
41Pal Nyiri and Danielle Tan， “China’s ‘Rise’ in Southeast Asia from a Bottom-up Perspective，” in Pal Nyiri and Danielle Tan （eds.）， Chinese Encounters in Southeast Asia： How People， Money， and Ideas from China are Changing a Region，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7， pp. 6-7.
42Thomas M. Wilson & Hastings Donnan （eds.）， Border： Frontiers of Identity， Nation and St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1998， p. 64.
【作者简介】 陈雪：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Chen Xue， National Center for Borderlands Ethnic Studies in Southwest China at Yunnan Univers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