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鹰:从张铁生到韩寒:中国文化的主潮是反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53 次 更新时间:2012-02-14 13:4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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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鹰  

  

  在20世纪末期以来的中国反智文化主潮中,大众文化的消费娱乐和公知学者的犬儒主义是造就“韩寒神话”的两大元素。前者需要的是“另类成功”偶像,后者需要的是“自由代言”英雄,超越真伪是非,“韩寒”就成为1999以后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神话。

  今天质疑“人造韩寒”,意义不只是要还13年前那个“不读书的文学天才韩寒”神话真相,也不只是要甄别作为“80后意见领袖”的“公民韩寒”的社会诚信,而且是要检讨中国文化的反智主义土壤,进行对公共领域的批评理性启蒙。理性必须以求真为前提,没有求真的理性,必将归结于极权奴役和神话崇拜。

  

  一“白卷英雄“的幽灵不散

  

  文革10年,留给中国的最后一个文化记忆是“白卷英雄张铁生”。今天重审1973年的历史,那个因为声称“历史清白如洗,个人表现胜似黄牛”的知识青年张铁生,在只得6分的理化高考卷背面写出那封信《致尊敬的领导》,初衷只是向“尊敬的领导”表示自己因为忙于生产队长的领导工作而失去了复习备考时间,“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然而,这封本是“几乎交白卷”的知识青年张铁生为自我上大学求情的信,却被毛远新、江青一伙改造为《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而张铁生本人则被树立成“反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的“反潮流英雄”。“白卷英雄张铁生”因此成为反文化的“革命符号”:读书不仅无用,读书而且有罪。

  1976年以后,中国社会进入“新时期”的一个根本标志,就是对“读书无用论”的文革思想的批判和否定,取而代之的社会理念是“知识就是生产力”(民间语则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高考制度的恢复,以考试分数而不是以政治表现作大学录取标准,是对“读书有用”的制度性肯定。与此同时,以“自由”、“民主”、“理性”为核心理念的现代性的文化启蒙也以重续“五四精神”的路线展开。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历史运行的特殊轨迹在扩大开放和深化市场的同时,弱化、甚至抑制了启蒙精神,在“全民向钱看”的旗帜下,无边界的功利主义使社会动力失控于精神上的犬儒主义和实践中的投机主义。

  度过20世纪最后10年的中国知识分子都知道,令举世瞠目的中国经济崛起和娱乐明星主导的大众文化市场,这两领域的辉煌拓展反衬的是作为一个群体的“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和末世沉寂。当知识界的衮衮宿学在清寂中以“学术登场,思想退场”自诩的时候,也有不少有识者将这个“非知时代”归因于80年代末中国社会的意外转轨。

  然而,如果我们熟悉王朔的“痞子文学”早在80年代后期就为下一个时代的反智主义兴风作雨的时候,就会懂得,他的“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口号呼喊出的并不只是某个边缘群体的不平和抗议,而是在重续“白卷英雄”的反文化精神遗产。在王朔小说中,无一例外地在“指证”文革理念:知识者最愚蠢,无知者最聪明,反智者最英雄。王朔小说的英雄“玩主”如是说:“您千万别把我当人”,“玩的就是心跳”。

  20世纪最后10年,在一切领域都可以当称“繁荣”的中国社会,理想主义的溃败和批评理性的瓦解不仅很少被人觉识,而且相反被许多掌握着特殊话语权的人视作社会进步、民众福祉。老作家王蒙将王朔的小说意旨释读为“躲避崇高”,并加以推崇,实际上宣告了90年代中国文化的粗鄙化是上下同流的,而非仅是底层潮变。然而,拜金主义可以开拓文化消费市场,却不能提高社会文化品质;犬儒主义在躲避崇高的时候,滋生的并不是个体生活中的自信独立,而是价值失落之后的迷信茫从。在1999年的中国社会空间,明显可见的GDP腾飞使全民拜金主义意气风发,而文化上空的精神苍白和价值缺失,已经到了“没有神也要创造神的”紧迫时节。

  

   二 “不读书“:反智时代的“天才神话“

  

  德国哲学家本雅明说:“哪里有乞丐,哪里就有神话。”1999年中国文化空间,是理想和理性双重缺失的时代,全社会过度旺盛的开发力惟有在“天才”和“大师”的方向上无可着力。然而,这又从反面强化了全社会对“天才”和“大师”的乞求。不仅基于本雅明的神话学原理,而且也基于市场经济的供求关系,1999年的中国,铺设好了“天才”和“大师”的神坛,不仅是虚席以待,而且是万民恭候。因此,当韩寒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中提交仅用一个小时完成的、典籍掌故贯穿全篇、文字考究的千字文《杯中窥人》的时候,一个被期望中的“天才”就登场升座了。参赛者韩寒赢得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杯中窥人》,无论从语气文风、知识引用,还是从思想观念,与1999年的文化语境不相通,更与常识中的一个17岁的高中学生情趣意识不相通。作为一个曾对当代文学史有一定研究的学者,我认为《杯中窥人》更属于80年代早期文化热的语境,而且写作者的心态更近于一个曾经沧海的中年作者。在1999年阅读此文,我质疑的不是该文的真实作者身份,而是这一篇以掉书袋为长的作文何以被评为“新概念作文”标杆。准确讲,《杯中窥人》无论对于17岁的少年,还是对于1999的中国文学,都不是“新”,而是“旧”。

  然而,2000年韩寒出版了《三重门》。在这部20万字的长篇小说中,小说的主题是描述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上海高中生的学习生活,却引用了50余部中外学术、文学的历史典籍,其中包括《尚书》、《论语》、《左传》、《史记》、《管锥编》 等具有专业难度的著作,而且其引用并非泛泛而引,是表现了作者对所引文献在一定程度领会之后的“化用”。在出版《三重门》的时候,韩寒因为连续两年7科不及格(包括语文在内)在留级重读高一一年之后,被逼退学。

  无疑,作为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作为《杯中窥人》的作者,韩寒以17岁辍学的高中生出版这部包含着“巨额知识”的《三重门》,无异于对中国教育和文化投放了一枚颠覆性的炸弹――它不仅在“偏才辍学生”和“文学天才”之间划上了等号,而且直接成就反对广受社会诟病的“应试教育”的“不读书的天才英雄”。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参加者(包括韩寒在内),都有一个目的,就是通过竞赛获奖免试升入名校复旦大学,实际上,复旦大学也决定录取韩寒,但他选择了放弃入学。

  更重要的是,因为《三重门》的出版,作者韩寒“被认证”的不仅是非凡的文学才能,而且是只有神童才可能具有的远超年龄的知识掌握和表现力。但是,不仅父亲韩仁钧的公开表述在描绘一个写作《三重门》之前一年还几乎不读书的“天才玩童”,而且韩寒本人也多次宣称自己不读书,“不读四大名著”。因此,韩寒出版《三重门》,不仅直接抨击了普及教育的“应试教育”,而且对“知识与能力”的学习逻辑也是毁灭的――实际上是根本否定了学习的意义。与“白卷英雄”异曲同工,作为“不读书的文学天才”,“韩寒神话”在1999年再次为“读书无用论”正名。“读书无用”,因为有“不读书的文学天才”。这对于一个功利主义主导的社会,是一个多么具有蛊惑力的口号?而对于许多在“应试教育”重压下的学生和家长,这“不读书的文学天才”,无异于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福音。

  在20世纪后期的中国,功利主义、文化造星和全社会的反智心态,共同为韩寒的“不读书的文学天才”准备了土壤。我们相信,历史再重复一次,这个“韩寒神话”也完全会如期重演。问题在于,将韩寒直接扶上“天才神坛”的,并不是擅长于流行偶像造神的娱乐市场,而是当时以新概念作文大赛评委身份集聚起来的包含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在内的全国重要的高教和学术机构的著名文学教授、文学批评家。作为当时的新概念作文大赛评委之一,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曹文轩曾表示:“读罢《三重门》,愈发使我感到惊奇。……在《三重门》的作者韩寒身上,却已几乎不见孩子的踪影。若没有知情人告诉你这部作品出自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之手,你就可能以为它出自于成年人之手。”显然,《三重门》作者表现的非少年的心理和语言的成熟,令熟悉少年作者作品的曹文轩先生“吃惊”,但是,曹先生又说:“他(《三重门》作者)是觉察到了自己的智慧——有智慧在助他。有了智慧,一切都会变成另一副样子,一切都会有另一种说法。”(曹文轩《三重门》序)我们据此可以判断,以作家和文学教授的眼光,曹文轩教授从作品本身,“已几乎不见(作者)孩子的踪影”,“以为它出自于成年人之手”。但是因为在视该作者为文学天才的语境下,“一切都会变成另一副样子,一切都会有另一种说法”――本来可以展开的对作者真实性的质疑立即转化为对作者天才的迷信。

  曹文轩先生对《三重门》作者超年龄的“文学天才”的认定,应当代表着当时认证韩寒为“文学天才”的作家、教授们的普遍意识。我们不怀疑他们的文学鉴赏能力和判断能力。但是,在1999年的反智文化语境下,正常的文化逻辑和学术理性被虚拟了,在面对韩寒这样的“特别案例”(另类)的时候,这些作家和教授们对作品的判断是受控于超作品、超文学的“天才饥渴”语境的。在这个语境中,全社会的功利主义改写了个人判断密码,在对于一切可能的天才迹象的求证中,将“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作为绝对指令植入个人意识深层。在曹文轩教授的《序言》中,《三重门》表现出的成年人的成熟、深刻和智慧被作为作者的超常的文学天才被赞赏,在“求天才心切”的语境下,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一个16岁的高中辍学生,不仅没有证据表现出写出前期的必要知识储备,而且没有时空条件保证其写作中对这些知识的检索和引用。如果一个有文学创作和批评经验的作家和教授没有放弃最低限度的质疑意识的话,应当提出的关键质疑是:以韩寒的特殊经历,“一个不读书的天才”,在一年高中学习期间,在20万字的《三重门》写中如此熟练的引用“巨额知识”究竟如何可能?而且,从其最近公开的《三重门》手稿视频图像可见,韩寒“写作《三重门》”的“手稿”却如同誊清稿一样整洁――17岁少年创作一部引用“巨额知识”、长达20万字的长篇小说,一年高中生学习时间完成,“一次定型”(韩寒自叙语),这作者是神吗?

  其实,如果不是基于迫切“认证“《三重门》作者的“文学天才”,一个熟悉文学史的作家和学者可以做出两个判断:第一,《三重门》作为一部长篇小说,远非上乘之作,它不仅没有表现如《少年维特的烦恼》、《了不起的盖茨》和《麦田守望者》等真正天才作者的非凡的文学才华和独特深邃的人生感悟力,而且以极度的填充和炫耀知识而使一部“青春小说”弥漫着严重的冬烘陈腐。第二,《三重门》的文风和手法表现,不仅缺少少年天才之作的才气和青春活力(“已几乎不见孩子的踪影”),而且就是作为“出自于成年人之手”的作品,也绝不是20世纪末中国文学语境中的产物,它的作者无疑是一位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文学环境滋养定型的,具体讲,它的作者是当时的文化热熏染成熟的小说家,他的心态被这个时代定格了――这不仅表现在《三重门》从语气至叙事手法都严重模仿钱钟书先生的《围城》,而且表现在作者在小说中苦心罗织和炫耀“巨额知识”。从80年代早期的文化热以来,中国文学经历了先锋叙事、魔幻现实主义、新写实、身体写作、女性主义写作、新历史写作等等思潮和手法演变,这些都没有在《三重门》中留下痕迹,它的“17岁的作者”犹如一个封冻在80年代文化热中的仿钱钟书作家,知识、观念和文风都如此封冻着,这一样一个“少年作者”,如果说是一个书虫式的仿古作家还可以,何谈“文学天才”?

  因此,如果当时给予《三重门》一份负责任的文学史鉴定,“文学天才韩寒”的神话也许就无从谈起。然而,当时惊讶于《三重门》作者的“少年老成”的时候,那些负责“天才识别”的作家和文学教授们偏偏遗失了文学史鉴定――这本来是鉴别天才的基本维度。

  

  三 “不学为知“:反智时代的皇帝新衣

  

  在安徒生童话中,那些聚集在一丝不挂的皇帝面前的大臣们,极力见证“皇帝的新装”,不仅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忠诚,而且也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见识。在20世纪末中国的反智文化语境下,基于同样的理由,“不读书的文学天才韩寒”轻易地逾越了社会质疑和文学识别而进入21世纪的中国文化中。一个新的问题在过去13年的时间中,没有被警觉:“文学天才韩寒”并没有继续表现他在《三重门》中的创作能力和超龄学识,他成名后前期“转青春风格”的文学作品表现的是很普通、甚至相较同龄作者更为低水平的文学写作能力,而其后期的博客文章所表现的从文字到观念上的“粗痞化”更与《三重门》的作者判若两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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