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从治病到打鬼:整理国故运动的一条内在理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14 次 更新时间:2004-12-06 10:4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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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民国新派学者在最初论证整理国故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时,基本不存“打倒旧文化”之意,但到北伐前后几年间却转变了态度,将整理国故与破坏性的“打鬼”联系起来。实际上,在整理国故运动内部一开始就有一种思路,即从病理学的意义来看待整理国故,认为通过整理可防治中国固有的疾病。沿此理路走下去,“打鬼”甚而主张基本放弃整理国故也是比较自然的发展。

  

  以“反传统”著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向“孔家店”发起激烈攻击后不久又转向对传统持相对肯定态度的整理国故,当时在新派内部就未形成充分的共识,后之研究者对此现象的诠释也相当多样化。除时代风气对学术的影响外,学术界对整理国故的诠释各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北伐后新派学者自身对整理国故的认知已与其发起时的原意相当不同:整理国故的主要提倡者胡适在最初论证其正当性和必要性时,基本不存“打倒旧文化”之意,但他自己在北伐时期却转变了态度,将整理国故与“打鬼”联系起来。同时,正因为新派内部对整理国故未形成充分的共识,不同的新派学者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每一学者在不同的时期也可能表述出不同的见解。后之研究者若仅注意部分学者的言说,或仅侧重其初期或后期的认知,虽然是“论从史出”,仍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在论及整理国故时,新派诸人基本皆同意中国旧书若不用“新眼光”予以“整理”是不能读的。所谓不能读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国故无“系统”,不容易读;二是国故中“国渣”一类有害的成分太重,读者容易“受害”。胡适在1923年说,“我们承认不曾整理的古书是不容易读的。我们没有这一番整理的工夫,就不能责备少年人不读古书。因此我们发起邀集一班朋友,要想把最有价值的古书整理出来,每一种成为可读的单本”。已被许多新人物视为“东方文化”派代表的梁启超也承认,“中国书没有整理过,十分难读”,不像“外国名著组织得好,容易引起趣味”。沈雁冰主张整理国故应侧重于指明国故中“非粹”的成分,若将“‘非粹’的东西误认为‘粹’,其罪更甚于‘不保存’”。则是第二种含义相当有代表性的表述。

  

  实际上,在有关整理国故的讨论中从一开始就有一种思路,即从病理学的意义来看待整理国故,认为通过整理可防治中国固有的疾病。1919年毛子水在论证国故尚应研究时就指出,病人的死尸可以成为“病理学上的好材料”,而“中国的国故亦同这个死人一样”有其用处。因此,“研究国故,好象解剖尸体;科学的精神,就是解剖尸体最适用的工具”。他本来认为“古人的学术思想,不能一定的是,亦不能一定的非"。所以"研究国故能够‘发扬国光’,亦能够‘发扬国丑’”。但其显然更多从后一角度看问题,故主张“吸收欧洲现代确有价值的学术”,会有助于“医治我们学术思想上的痼疾”;同样,“要研究国故,亦必须具有‘科学的精神’的人,才能和上等医生解剖尸体一样得了病理学上的好材料。不然,非特没有益处,自己恐怕还要受着传染病而死”。

  

  这样一种观念为不少新文化人所分享,并持续存在于他们的言说之中。罗家伦论新派应当从事“整理旧学的事业”的一个理由,即是“种牛痘的医生,必须先用痘毒……对中国人说话,自然用中国材料容易了解、容易取信”。顾颉刚也认为,“我们要破坏旧社会,不可不先知旧社会的状况。但这种状况没有专载的书,要去参考研究都无从做起”。所以他主张徵集“各处、各事、各业、各阶级的人情风俗”,以利参考。换言之,研究旧社会的目的是破坏旧社会。不过这类言论在新文化运动早期的讨论中尚不多见,沈雁冰在1922年所说“充满行尸走肉的旧籍”似仍未引起共鸣;到1923年下半年吴稚晖开始频繁使用负面词汇来陈述国故,其他人也跟进,如前引成仿吾希望“不再勾诱青年学子去狂舐这数千年的枯骨”,便是一例。

  

  钱玄同那时也一再说,中国文化“现在尤其应该努力向着革新的路上走去!若再迷恋旧文化底尸骸,真是‘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一定要闹到亡国灭种的地步”!他以为凡寄于汉字的书籍之中的“中国文化”,则“当然是指过去的已经僵死腐烂的中国旧文化”,其中“‘牛溲、马勃、败鼓之皮’到处皆是”。用进化论的正确眼光去看历史的益处即在于,“我们看了祖先那种野蛮幼稚不学上进的样子,可以激起我们‘干蛊’的精神”。所以他希望“有科学的头脑、有历史的眼光”的胡适和顾颉刚“最初做尝百草的神农,最后做配西药的药剂师”,从这样的取向去整理国故。

  

  一年多后,钱氏承认自己十年前还“确是崇拜中国学术”,但十年来受了吴稚晖、胡适等许多益友的教训,“才大悟前非,知道研究中国的学术等于解剖尸体。就解剖而言,目的在求知该尸体的生理和病理”,故无论躯体的哪一部位“都是研究的好资料,应该一律重视。若就尸体而言,它本是一个腐烂了的废物,万万没有把它放在活人堆里与他酬酢的道理。所以研究中国学术和‘发扬民族魂’是相反的;我赞同‘整理国故’而反对‘宣扬国光’。”钱玄同私下的态度要温和些,他主张胡适“不致于如吴[稚晖]老先生那样激烈,以为‘整理国故’便不应该”;但仍鼓动胡适出来作“思想界底医生”,针对章太炎派的《华国》和《学衡》“打些思想界底防毒针和消毒针”。基本仍是从“治病”一途来看待整理国故。

  

  这些人的基本思虑当然还是“国故”不适合甚至妨碍中国应该走的“现代”道路。在钱玄同看来,“国故是过去的已经僵死腐烂的中国旧文化,所以它与现在中国人底生活实在没有什么关系”。更年轻的孙伏园对“现代”与“传统”的关系也更加态度鲜明,他认为:“玄学[西来的而非魏晋的]、哲学、科学、人生观,都是活着的名词”,而“汉学、宋学、程朱陆王,都是死了的名词”;前者是“今日切要的问题”,后者不过是“中国学术史上的材料,现在中国社会上几乎一点留传的分子也没有,与现代学术上的名词如玄学、科学、哲学、人生观等等更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回头看看历史上这种争论,已觉得多属无谓,难道还要自告奋勇跳入死尸队中去参战吗?”“传统”的中断在孙的言说中既是非常明显的现象,也是应该发生的事情;既然国故皆成“死尸”,实在用不着整理。

  

  即使大致取赞同态度的吴文祺在论证整理国故的“贡献”时也说,“我们退一百步讲,把中国的国故看作死尸吧,然而研究得奇病而死的死尸的结果,或者可以发明新医理;当它是细菌吧,然而研究细菌的结果,可以发明杀菌的药剂”。这都是吴氏眼中“国故研究之在学术上的根据”,虽然“退一百步讲”一语表明他的态度应更积极,其论证却未用一条稍微正面的比喻。与吴氏态度相近的曹聚仁更“为国故学下一评价语曰,中华民族思想衰老之过程,由国故学可得其年轮;中华民族精神上之病态,由国故学可明其表里。故国故学非国糟,亦非国粹,一东亚病夫之诊断书,以备用药时之参证也”。

  

  重要的是,不仅是一般所谓的新派有此看法,就是一些被视作“旧派”或接近旧派的学人也不能不同意中国“有病”。钱穆后来著《国史大纲》,开篇即曰:“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当知旧。不识病象,何施刀药”?其“引论”凡15节,其中第12-14节即专论中国“病态”的渊源及复兴之道。他认为“一民族一国家历史之演进,有其生力焉,亦有其病态焉”,惟“究生力必穷之最先,诊病况必详之最后”。钱穆承认,“今日之中国,显为有病,病且殆矣,万不容讳”,然此病象“推之最远,至于中唐安史之乱”;而中国“文化潜力之悠久渊深,则远在四、五千年以上”。基于此,他反对一般新文化人论史“一切好归罪古人”的态度,相信中国“生机之轧塞郁勃,终必有其发皇畅遂之一日”。钱氏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与上述整理国故的提倡、支持或反对者有较大的区别,但他也认为中国自中唐以来便“有病”且愈病愈重,可知这一观念在那时相当普及。

  

  从治史取向言,钱穆比较接近“新宋学”一流,并不赞同他所谓的“科学派”或(“考证派”),以为该派本“承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潮流而起”,虽“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却“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其学术渊源可上溯到因“怵于焚坑之酷”而“为训诂考据,自藏于故纸堆中以避祸”的清儒。对清代汉学家这样的认知,或不免带有“汉宋之争”的遗绪;惟钱氏本主张治国史要禀持“温情与敬意”态度,然无意中仍未能逃离其对立面“科学派”或整体世风的影响,他用“故纸堆”这一明显带有贬义的时代流行语来指谓古籍实有悖于“温情与敬意”的态度,关键在于这根本就是“科学派”中越来越通行的语汇。

  

  “故纸堆”当然是个旧词,但其在民初的逐渐流行正始于整理国故之后,并且经历了一个从“国学书”到“线装书”再到“故纸堆”的演变过程。1923年初,梁启超和胡适都开出了大量的“国学书目”。或者是因为其特别注重“物质”,或者是基于其认为中国工艺发展不足的观念,“国学书”到吴稚晖那里已被表述成为“线装书”。再后来,时人对“国故”更多以“故纸堆”来代称。如前引沈雁冰说“多数做白话文的朋友跟了几个专家的脚跟,埋头在故纸堆中,作他们的所谓‘整理国故’”,结果是“社会上却引起了‘乱翻古书’的流行病”,便是一例。

  

  与“故纸堆”这一旧词比较,“线装书”是个与“洋装书”对应的新词;其实际的存在虽然久远,但在“非线装书”尚未出现时,却并无这一称谓,就像久已存在的“中学”作为名词也是因有冲击的“西学”才出现一样。“线装书”与“洋装书”主要还是新旧(以及中西)的对比,其价值判断的负面意味是伴随着隐含的“旧”而来。这在当时也至为要紧,燕京大学神学和史学教授王克私(Phlip de Vargas)在论证新文化运动之“新”时特别强调,所有的新杂志和新书籍都不用传统的线装书那种纸张,而是用两面印刷的新式纸张,并“按西洋方式装订”。作为时代的流行语,旧词“故纸堆”虽然在新词“线装书”之后,而其所表现的“旧”却比“线装书”更强,盖“故纸堆”所指称的“旧”已浮现在词汇的表面,价值判断的倾向性更加明显。

  

  总体地看,从“国学书”到“线装书”再到“故纸堆”似乎都与“船坚炮利”为表征的“科技”有相当的距离,多少带有不够“物质文明”的虚悬意味,且这方面的含义呈越来越凸显的趋势。然而其中还有一个重大区别,即“线装书”与“故纸堆”的共性是都不像“国学书”那么注重书的内容而关注其形式,虽然其附带的价值判断之基础恰在于内容,表述中所重视的却已是书的形式,显然意味着原本更带“形上”意味的传统知识或学术已被“形下化”。

  

  在这样一种内容被形式取代的“形下化”之后,对传统的继承和批判都更多反映在“态度”之上,而毋需实际的了解。也就是说,不甚知道“国学”的实际内容者既可以表态支持国学,也可以表态反对国学。故吴文祺发现,当时许多“老先生们以骈文、古文、诗词、歌赋、对联……等为国学,听见人家谈整理国故,他们便得意扬扬地大唱其国学(?)复活的凯旋歌;而一般把学术看作时髦的装饰品的新先生们,也在‘和老先生们同一的国学观念’之下,大声疾呼地来反对国学”。吴氏自己是主张区分“国故学”与“国学”的,所以他认为这“许多人都误会了”。其实这一“误会”的产生正源于传统学术本身被“形下化”,导致大家都去关注形式,而忽视了内容。结果,不仅“国学”变成一个虚悬而模糊的宽泛象征,“国故”也难逃此命运。曹聚仁注意到,“吾人一提及‘国故’,则庞杂纷沓之观念交集于前。若就各观念而一一考订之,则一切观念皆浮泛空虚,枵然无所有焉。此烨然于外而羌无其物之‘国故’,即今日国内一般守旧学者所以支撑门面之工具,亦即偏激者流所等之于‘抽鸦片裹小脚’者也。”

  

  胡适当时曾说,“我们的真正敌人不是对方;我们的真正敌人是‘成见’、是‘不思想’”。许多国学或国故的拥护与反对者正是在“不思想”的“成见”驱动下相互冲突,而未曾感觉到他们在思想方式和态度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如吴文祺和曹聚仁所观察,那时其实已是“新先生”和“老先生”共振、“守旧者”和“偏激者”同流,这样一种诡论性的“对立统一”既反映了整理国故的广泛冲击力,也揭示了“国故”本身有疏离出学术论域而(作为一种象征)更多活跃在思想言说之中的倾向。

  

  那时思想与学术两个领域的“激进”与“保守”是相当不同的,这一领域“激进”的人在另一领域可能相当“保守”。思想激进的成仿吾在学术观念上即相当保守(也许正是激进的态度导致了他在学术观念上不能有开放的胸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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