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马:夺了鸟位又如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02 次 更新时间:2011-12-18 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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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看《水浒》都不忍目睹它的结局,尤其是当这种结局通过电视的形式更直观地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时候,许多人都为英雄们的如花零落嗟叹不已。他们说,梁山没有墓地吗?何必非要把人赶到江南打盟友?本想燕然勒石,封狼居胥的人,最后却死无葬身之地,这是为什么?这就是人在欣赏过程中产生的“审美同情”。但如果换一个角度,从文化批判的立场看,这种“同情”又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因为不论他们最后选择招安,还是维持根据地现状不变,甚至“夺了鸟位”都不会给故宋的老百姓带来幸福和尊严。除非他们能探索出一种比大宋先进的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否则,即便是“夺了鸟位”也不过是完成新一轮的改朝换代而已。

大约在纪元前十一世纪的时候,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在百里之地西岐被探索出来,主要表现为以“礼乐”为核心的一套社会政治新秩序。比如,卦辞上记载的“(王)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就讲的是在周国内部遣散奴隶的事情。“前禽”指以前在战争中捕获的奴隶,“驱失”就是遣散;“不诫”指本土平民不再防备他们逃跑。另外的卦辞还显示,周国的统治者不仅还奴隶以人身自由,而且还改变了原来的土地所有制。“涣其群”指解除了对奴隶的集体拘禁,“涣有丘”指奴隶获得自由后有了地种。武王在阐述这种变革时明确指出“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就是说,如果我仅仅夺取了国家政权(邑)而不改变原来的社会制度(井),对于百姓来说,就等于什么也没干(无丧无得)。既然什么也没干,百姓为什么要拥护我呢?因此,他和父王姬昌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人心归附,诸侯仿效,以致“三分天下有其二”,对以纣王为核心的殷商集团构成了绝对优势,才与八百诸侯会于孟津,誓师讨伐,取得了“周武革命”的最后胜利。周武革命如此,“成汤伐夏”亦如此,都是在旧社会内部,新制度已经探索完成,当它发展到足以撑破旧体制的束缚时,就水到渠成地发生了由量变到质变的革命。

宋江等人如果能像汤武那样,在梁山上创出一套比当时的文官制度更先进的管理模式,招安的悲剧庶几可以避免。比如,我们可以设想在梁山上开展“大生产运动”,以解决山寨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可以让阮氏三雄、张横、张顺等将领担任水利部长,利用八百里水泊,大力发展养鱼业;可以让朱贵朱富兄弟、张青孙二娘夫妇、孙新顾大嫂夫妇、李立、王定六等人在梁山四处开设星级酒店,为过往客商提供吃住玩一体化服务,赚取利润;可以让汤隆、侯健、陶宗旺等能工巧匠专门负责房地产开发和各式用具、船舶、铁器的打造,大力发展制造业;山上也要建一所大学,名字就叫“绿林大学”,校长由吴用担任,贯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之方针;书法家萧让、绘画雕刻大师金大坚、歌唱家乐和分别任书法系、美术系、音乐系主任;全山上下不论男女老幼,凡有学习意向者一律平等对待,学费全免;附属医院院长由神医安道全担任,实行全山免费医疗;其余无专业特长者均编入农垦队,实行军垦;平时为农,战时为兵,打下的粮食除了供山中食用,亦可以由杨志押运,远销到全国各地;全山妇女在顾大嫂、孙二娘、扈三娘的带领下,要积极响应宋头领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纺线线”运动高潮。这样,不仅可以避免梁山无休止地拦路抢劫、远征“借粮”,还可以让梁山在全国成为一个市场经济的样板,为其他州县仿效。

在制度建设上实行民主,占领区之州县村寨无条件地实行普选,重大问题一律交付民众“公投”解决。凡十八岁以上之公民不论贤与不肖,均可参与表决。这样,像招安这类事关梁山生死存亡的大事就不能由几个头领说了算。因为招安对宋江、卢俊义、吴用这些高层领导的利诱远比其他人大得多。缘由简单:招安成功后,宋、卢、吴这些“班子成员”有可能进入皇上的视野,但一般头领就未必,底层的小喽啰就更不用提了,因而必须交付“公投”,才能彰显正义。也就是说,“替天行道”不是靠宋江嘴说的,如果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来具体落实,“替天行道”就有可能演变为“替江行道”。因为天虽有道,但天不能言,天的道就存在于人心物理中,如明代思想家王艮说的“百姓日用即道”。

现在,我们就以“百姓日用”的“人心物理”对梁山的“公投”作一番预测。

显然,宋江是招安的“核心人物”,吴用也想招安,但他想卖个好价钱,卢俊义也是愿意招安的,这从他最后和燕青的话别中可以看出来。其他原本是朝廷军官,因失陷了军马被宋江裹挟上山的将领,如呼延灼、秦明、关胜、徐宁等人则无非是争个官大官小罢了。如果有可能捞个大官,他们当然愿意;但如果得到的官职比上山前还小,他们多半不愿意。因而在招安的问题上,他们有可能成为“骑墙派”。也就是当招安的时机不成熟,对方给出的价码很低时,他们有可能投“反对票”;反之,即投“赞成票”。事实是,当朝廷第一次派陈太尉上山招安时,恰好是这些原本体制内的军官最先料到结局。林冲道:“朝廷中贵官来时,有多少装么,中间未必是好事。”关胜道:“诏书上必然写着些唬吓的言语,来惊我们。”徐宁又道:“来的人必然是高太尉门下。”实际上朝廷在最后授职时,除了宋江、卢俊义、吴用、关胜等十二员正将勉强算是升迁外,其余偏将都只是得了个虚衔“武奕郎”,另授“诸路都统领”,大概是个“上校旅长”。

以武松、鲁智深为代表的原二龙山将领,再加上黑旋风李逵,构成了梁山上反对招安的“激进派”谱系。武、鲁二人经历大体相似,加上他们自身对朝廷的认识,使他们对招安路线很反感。李逵本是宋江的心腹,但他顽童式的嗜杀性格,加上天生的受不住管束,使他对招安有着近乎本能的抵触。因而每次提到招安,总是这三人站在“反对派”的最前沿。在庆祝梁山英雄排座次的“重阳节联欢晚会”上,由宋江作词、乐和演唱的《满江红》刚唱到“望天王降诏早招安”,武松便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李逵睁圆怪眼大叫:“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只一脚便把桌子踢得粉碎。鲁智深嚷道:“只今满朝文武,俱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杀怎得干净?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后来陈太尉奉旨上山招安,又是李逵扯诏打钦差,鲁智深提着禅杖叫骂,武松掣出双戒刀,引得众人一齐发作,第一次招安就被搅黄了。

六位水军将领也是反对派的中坚力量。其中阮氏三雄原是晁盖旧部,只因晁天王死得早,不得已归了宋江;但在他们身上依然能看到当年天不怕地不怕的火烈性格,尤以阮小七的顽劣最为可爱。陈太尉第一次上山时,就是他偷换了朝廷的御酒,旧瓶装假酒,使得招安事败;后来在江南的帮源洞前穿上方腊的龙衣玉带载歌载舞,亦可以看出这个人骨子里的天真烂漫。征方腊后被人诬告夺了官,他心中也暗自喜欢。混江龙李俊和张横张顺兄弟原本是宋系人马,但长年横行江湖的放浪不羁,使他们对招安不感兴趣。后来破辽成功,朝廷不但没有升迁众将,反而禁止他们入城,正是这六位水军将领找到吴用,要他和宋公明商议:“就这里杀将起来,把东京劫掠一空,再回梁山泊去,只是落草倒好。”但宋江听说后,立刻拿出当年在江州吃屎的泼劲来,寻死觅活,他们只好垂泪而散。后来张顺在征方腊时阵亡,张横亦于途中病故,李俊假装中风,带领童威童猛到泰国开辟了一块殖民地,自为国主,快活一生。

技术型干部如书法家萧让、绘画雕刻大师金大坚、歌唱家乐和、神医安道全、兽医皇甫端、职业会计蒋敬、工程师陶宗旺等,倒有可能支持招安。原因简单:这些人靠技术吃饭,而梁山上客户太少,影响他们的生意;但无奈这类人人数太少,左右不了整个“选情”。

人数最多的是底层的喽啰,但底层的喽啰是最不愿意招安的。因为与卢俊义、李应、朱仝这些“大款”,以及秦明、呼延灼、关胜等军分区司令相较,他们上山的目的单纯,就是为“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顶多再加上“论秤分金银,成套穿衣服”,这些目的在梁山上还有可能实现,至少是部分实现,但招安后成为大宋的现役军人,谁还让你“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呢?“论秤分金银”就更别想了,“成套穿衣服”倒有可能,那就是宋军的制服啊。因而,当宋江向全军将士宣布招安,并言明“如不愿去的,就这里报名相辞,我自赍发你等下山”,号令一出,“当下辞去的也有三五千人”。剩下还想猛吃猛喝的跟着宋江来到东京,谁知一到陈桥驿,负责后勤的官员就将御赐的“每名军士酒一瓶,肉一斤”,克扣为酒半瓶,肉十两(宋时一斤为十六两)。

大小头领没有办法像喽啰一样挥手自辞去。因为当日在忠义堂上歃血盟誓,大家说好了要“吉凶相救,患难相扶”的。但在征方腊回京后,好多人却选择了离开,即“用脚投票”。其中公孙胜破辽后即离开宋江,鲁达在浙江坐化,武松半路出家,燕青不告而别,李俊带着童威童猛移民到了泰国,连宋江的心腹戴宗也纳还了官诰,到泰安州岳庙里做了道士。阮小七被“双开”,回到了石碣村,“心中也自欢喜”。柴进推称风疾,再回横海郡为民。李应也挂印归田,带着职业经理杜兴,复还独龙冈,仍当他的大款去了。宋江的兄弟宋清也还乡务农。邹润不愿为官,亦回登云山而去。蔡庆回北京为民。裴宣自与杨林商议,一起回饮马川求闲快活了罢。蒋敬思乡情切,辞官回潭州老家而去。朱武拜樊瑞为师学习道法,两人做了全真先生。穆春重回揭阳镇乡中,乐为庶民。大家知道,梁山共有108条好汉,除去阵亡、于路病故、早先留用京师的74位,宋江活着带回来的共34名,但上述以各种理由辞官的就有21人,占生还人数的61%。如此高的比例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我跟着你宋江出生入死,是因为我不愿违背当初的誓言,但你说的“尽忠显义,光宗耀祖”我实在不感兴趣,就像公孙胜在辞行时说的:“若是小道半途撇了仁兄,便是贫道寡情薄意。今来仁兄功成名遂,此去非贫道所趋。”宋江无言以对。

可以想见,如果将招安大事付诸“公投”,那么宋头领必败无疑。他深知招安路线不得人心,因而不用说“全山公投”,就是在以他为核心的由108位代表组成的“中委会”和36位代表组成的“中常委”会上都不敢让每个人表决,连个举拳头的过场都没有走。只是在“重阳节联欢晚会”上以唱红歌的形式试探了一下,就遭到李逵等人的激烈反对。他喝令左右把李逵“斩讫报来”,继而假装酒醒潸然泪下;对武松、鲁智深则温言相劝,说他想改邪归正,目的是让众兄弟都成为国家臣子,别无他意;后来又竭力拉拢一些朝廷降将,不同意见就这样被雪藏起来。宋江的主张就成了梁山的主张,众兄弟只能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

这就是梁山,这就是宋江。从组织军队和官府抗衡的现象上看,它和赵宋似乎是势不两立的;但从深层的心里结构上看,二者又是一枚钱币的正反两面。你看宋江还未“杀到东京”,就用童谣为自己大造舆论,又以还道村遇九天玄女,忠义堂出石碣天文等装神弄鬼的手段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奉天承运”的“星主”,刚坐上头把交椅,就在忠义堂外大插飞龙飞虎、飞熊飞豹旗,这做派哪像一个黑社会老大的阴谋上位,简直就是历任皇帝登基的彩排。因而,我们用不着对梁山的悲剧过于惋惜,因为无论最后他们怎样选择,都不会使老百姓得到幸福。李逵动不动就叫喊:“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并让宋江做皇帝,吴用做丞相,他们都做大将军。其实他做大将军能比高俅好到哪里呢?吴用做丞相又比蔡京正派多少呢?宋江就更不用说了。为赚卢俊义上山,竟把人家害得家破人亡;为拉朱仝入伙,又亲自策划将一个四岁小男孩“劈做两半”;为让秦明死心塌地跟他走,竟把秦明一家老小杀光不算,还让士兵扮作秦明,把青州城外“数百人家”的房屋烧作白地,人口屠戮净尽。他当皇帝,能比那个挖了地道往烟花路上走的风流天子好?我看未必。

梁山就是梁山,宋江就是宋江。梁山如果能成为民主法治的试验田,梁山就不叫梁山;宋江如果能成为尊重生命、捍卫人权的急先锋,宋江就不是宋江。宋江之所以是宋江,就在于他不管手下有多少兵马,打过多少胜仗,拥有多少粉丝,在心理结构上他永远是那个郓城县的鄙猥小吏。他脑子里不可能产生比升官更美妙的想象。

宽泛点说,也不光是宋江,这种漠视生命,不尊重个人选择,甚至强行改变他人立场的“专制人格”在每个中国人身上都存在着。尽管面积有大小,程度有强弱,但每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梁山。对一个家长而言,家庭就是他的梁山;对一个族长而言,家族就是他的梁山;对于一个县令而言,县境就是他的梁山;对于一个国王而言,国家就是他的梁山。只要这种“专制人格”不变,不管他是用“忠义”,还是其他什么“主义”作为包装,宋江就永远是这样的宋江,梁山就永远是这样的梁山,中国也永远是这样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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