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晓菲:半把剪刀的锐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97 次 更新时间:2011-12-17 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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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晓菲  

市面上,虽然有不少郁达夫作品选集,但是很少见到全集。读书看选集,固然未尝不可,但选集的缺点,是使读者不仅无法窥得作者全貌,而且,就连一幅片面的肖像,也往往因为选录的作品大同小异,而难免绘得千篇一律。《沉沦》是郁达夫的成名作,因为在此以前,中国文学史上没有过这样的作品。但是,一个作家的成名作不一定是其思想和艺术上最成熟的作品,因此,也就不一定当得起代表作。至若《春风沉醉的晚上》、《迟桂花》,虽然都是佳制,但是,倘使没有读过《迷羊》、《过去》、《逃走》、《茫茫夜》、《血泪》,或者,他的风格出众的旧体诗词,也就无法了解这位病态的天才的精髓。

我读郁达夫的作品虽然很早,但是喜欢上他的作品,才是近两年的事情。以前,不仅不很喜欢,反而颇为反感。记得在美国纽约州柯盖德大学教书的时候,在一门介绍中国文学的课上,因为那一本用做教材的英译现代中国文学选只收录了《沉沦》,美国学生们所了解到的郁达夫,也就只是《沉沦》的作者。我教得很气闷,因为这样的“祖国呀祖国呀你快富强呀”的呼号,在五四时代的文学里已经是够多的了,而二十世纪初期的文学的面貌,却要比这复杂得多。如果文学作品的选本总是在重复同一种话语,我们的文学史又该如何重写呢?而文学史和文学评论对“名家名篇”的重复认定和评介,又正是造成了作品选本千篇一律的根本原因。我们陷入了一个怪圈。

去年夏天,翻阅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的《郁达夫小说集》,逐渐地,对这位畸病的作家生出了越来越多的好感。首先注意到的,是他的文字:其才气与功底,在中国现当代作家里,属于极少数的上乘。他的句子尽管长,但是不给人勉强与生硬的感觉,因为他是一个有很好的耳朵的诗人,他的句子有一种幽徐宛转的节奏。他描写景致与心情,往往具有旧诗词的境界,可是他用的比喻,又总是非常富于现代性,而且优美得让人吃惊。譬如说,他写私奔的情人眼里看出来的黄昏的灯火,“一点一点的映在空街的水潴里,仿佛是泪人儿神瞳里的灵光”。空字,神字,灵字,使这寻常的街头景象,散发出一种奇妙的气息,几乎好像一幅蕴涵了宗教意味的图画。他写青春期的男孩为了逃避初恋的女孩子,努力地爬到山上去,等他立住脚的时候,“太阳光已在几棵老树的枝头,同金粉似的洒了下来”。这里用笔又是何等豪奢! “晨霜白得像黑女脸上的脂粉”:这充满了张力的黑白对照,明明来自南朝诗人何逊的诗句:“繁霜白晓岸,苦雾黑晨流。”“心情同半空间的雨滴一样,只是沉沉落下。”而落下以后,又有什么呢?不过与尘灰结合,化为任人践踏的烂泥。

《寒宵》是一个精妙的断片,仿佛一首五言绝句,简洁地呈现一种意境,一种氛围。它描写一个男子如何在醇酒妇人中寻求逃避,至于逃避什么,没有明言,但那种在寒冷的深夜里,对于孤独、苦闷和思想感到的恐惧,是哪个有灵魂有血性的人未曾经过的?“伙计们把灰黄的电灯都灭黑了,火炉里的红煤也已经七零八落”;送走了妓人,在“微滑灰黑”的院子里小解:

走回来的时候,脸上又打来了许多冰凉的雪片。仰起头来看看天空,只是混茫黝黑,看不出什么东西来。把头放低了一点,才看见了一排冷淡的,模糊的,和出气的啤酒似的屋瓦。

把本来实在的屋瓦,比作液体的啤酒,甚至啤酒冒出的气泡,这和后来坐在黑暗的汽车里,看着车头两条破灯光照出来的雪片,“溟溟,很远很远,像梦里似的看得出来”,直是把那深冬寒夜微醉之人一种空虚而不真实的奇特感觉,表现得好极了。更无论那“举头……低头……”的句势,原是旧诗词中常见的,这里却放入了新颖的、现代性的内容。

把郁达夫描述为“感伤”,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这里的关键,是澄清“感伤”一词的含义和使用范围。以郁达夫为感伤作家,是因为我们混淆了作者所描写的小说人物的心态,和作者本人,以及作者的描写本身。换句话说,郁达夫笔下人物的心情可以是感伤的,但他描写这些人物的手法和态度,却根本没有感伤。感伤,或者“三底门达尔(sentimental)”,意味着作者缺乏克制力,缺乏自我观照,情感洋溢地投入于自己的文字,而且希望把读者也带入同等境地。感伤意味着排除多重视角或者多重视角的可能,只投入于、也只允许,一个视角。举例来说,《背影》是感伤的,《致小读者》也是感伤的。但是,郁达夫最圆熟、最优秀的作品,《迷羊》、《过去》,还有虽然不能代表他的总体特色、但是结构巧妙、文字精整的《血泪》,都没有丝毫的感伤意味,因为他和他笔下的世界,保持了一段清醒的距离,而为了这一层克制力的关系,反而能够给读者带来更大的震动,作品的主题,也显得更加深厚,不能以一两句话概括,却禁得起再三再四的回味。至于作者本人的情绪,是否常常处于感伤之中,一来和作品评论没有太大关系,二来我们也不可得而知。“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话一点没有错;但把文学作品当成自叙传来解读,则是评论者的误区。“读者若以读《五柳先生传》的心情,来读我的小说,那未免太过了。”更何况就连《五柳先生传》,也是它的作者在已经形成的一个文学和文化传统上所做的建构呢。

如果每个作家都有一部最能代表其精神特色的作品,那么在郁达夫的情况里,这部作品,也许可以说是《迷羊》。《迷羊》融合了狭邪小说与鬼怪小说两种文体。它描述“我”和女伶谢月英的一场持续了不过二三月的姻缘。在元旦那一天,女子不辞而别,杳无踪迹,而当初引他和谢月英相识的朋友,那位“小白脸”的陈君,也正是在新年元旦“吐狂血而死”,这奇异的巧合,使“我”从游仙梦中乍醒,虽然他的醒,采取了昏迷倒地的形式。这时,小说戛然中断,出现了另一个“我”,声称从一位基督教士那里得到一份忏悔录,也就是前一个“我”的自白了。虽然“得到某人手稿”的说法,原是作家惯技,但用在《迷羊》中,格外适合:小说以自白开场,直到最后才骤然出以第三者的解释,即连读者,也不免生出梦醒之后的惆怅,也和自白拉开了感情上的距离。

小说最难得处,也是郁达夫最擅长的,在于营造一种迷离惝恍、香艳中含着诡魅与凄凉的气氛。依足了志怪小说的传统,女子一直被隐隐约约地描写为异类。譬如说,作者强调初次见面,就注意到她与A城本地女性的不同;还有就是她的喜穿外国衣服,无论是银红的外国呢长袍,是北欧式样的外套,或是法国香粉和女帽。就是他们的初吻,也发生在外国宣教士所立的病院里。在某一个地方,“我”甚至直言他好似受了狐狸精迷的病人。整个过程,都有一种虚幻不真实的异样感觉。

郁达夫对超自然因素的情有独钟,《十三夜》和《唯命论者》都是很好的例子。但他笔下的诡异气氛,常在似有若无之间,比起这一点含蓄克制来,同样钟情于超自然因素和刺激性描写的新感觉派作品,未免略显鼓噪和夸张。在《迷羊》里,“我”提到谢月英的师弟小月红,“相貌也并不坏,可是她那矮小的身材,和不大说话,老在笑着的习惯,使我感到了一层畏惧”。寥寥数语,隐隐透出渗入肌肤的冷意。但是奠定了小说基调的,是开篇不久之后的一个经典场面。那小白脸的陈君,初次把“我”引介给谢月英。一番语笑之后,他们准备告辞了:

手里拿了一个包袱,站在月英等身旁的那个姥姥,也装着笑脸对陈君说:

“陈先生!我的白干儿,你别忘记啦。”

陈君也呵呵呵呵的笑歪了脸,斜侧着身子,和我走了出来。一出后门,天上的大风,还在呜呜地刮着,尤其是漆黑漆黑的那狭巷里的冷空气,使我打了一个冷痉。那浓艳的柔软的香温的后台的空气,到这里才发生了效力,使我生出了一种后悔的心思,悔不该那么急促地就离开了她们。

我仰起来看看天,苍紫的寒空里澄练得如冰河一样,有几点很大很大的秋星,似乎在风中摇动。近边有一只野犬,在那里迎着我们鸣叫。又乌乌的劈面来了一阵冷风。我们却摸出了那条高低不平的狭巷,走到了灯火清荧的北门大街上了。

姥姥和陈君的笑,就和小月红的笑一样,无来由的使人感到恐怖。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温暖香艳和寒冷黑暗形成的强烈反差。像这样的从光明热闹转入黑暗冷静的时刻,在郁达夫的作品里,以不同的形式多次出现。即如《小春天气》的末尾,他说:“从灯火辉煌的大街忽而转入这样僻静的地方的时候,谁也会发生一种奇怪的感觉出来,我在这初月微明的天盖下面苍茫四顾,也忽而好像是遇见了什么似的,心里的那一种莫名其妙的忧郁,更深起来了。”我们可以说,这一时刻,在郁达夫的作品中非常富于代表性:它不再是一个偶然的细节,而已经转化为一种象征。它似乎是“神意的昭示(epiphany)”,是惊醒、解悟,似乎方才的光明热闹皆是幻象,而眼前的黑暗冷静却也并不真实。它是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的中介和转折点。从室内的、人间的、狭隘的情境,走出来到了外面,站在清冷少人行的街上,仰头看到“苍色圆形的天空里,有无数星辰,在那里微动”(《银灰色的死》),似乎突然对于宇宙的存在,对于除了一己之外他者的存在,发生一种认识,从而在精神上感到空虚而广大的震动:它不仅概括了作家郁达夫的特质,而且,也凝聚了他所处的整个时代的精神。

在《迷羊》中,女子对男人的感情退热的时刻,很有意味地,是发生在他们去访问了南京鸡鸣寺之后。男人发现一口枯草丛生的古井,开始对女子讲述胭脂井与陈后主的故事。讲到了韩擒虎引兵杀来,他问:“你猜那些妃子们就怎么办啦?”她答:“自然是跟韩擒虎了啦!”因为他一直都在把自己代入陈后主的角色,把谢月英比作了皇帝宠爱的妃子,这不经意的回答,对男子是一个不小的震动。他告诉女人道:“那些妃子们,却比你高得多,她们都跟了皇帝跳到这一口井里去死了。”这一回,却轮到女人被震动了,她骇得挣脱开了他的手,离开了那个井栏圈向后跑了。

但“我”的话,并不符合史实:陈后主固然曾携爱妃入井躲避,他们却都没有死。若说“我”不知道这段情事呢,这在旧时读书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这里重要的不是“我”是否在有意扯谎,而是他心目中的古代女子和面前的现代女性的对比,是历史与现实的强烈反差。他似乎突然意识到,那个想像的过去,那个原本即属虚构的风流享乐的六朝,那个一厢情愿的古代中国,已经不存在了。他的迷梦,就快要醒来了。

人性自古至今,并无太大改变,但是,人们总是把决绝和激情错置到一个过去的时代,而喜欢把自己的时代,怀着轻蔑与骄傲,描述为灰扑扑的、深通世故的、苍凉的。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现在的人,反倒又把郁达夫的时代,当成了浪漫纯粹的巅峰。

选本,就和判决文学经典、给作家排座次一样,是一种控制的手段。如前所言,它控制了文学史的写作,而文学史的写作又反过来决定了选本的内容。同时,它也控制着一个作家的形象的塑造,以及读者对这一作家的接受。在这里,意识形态的因素起着不小的作用。郁达夫作品中的怪异成分,往往被选本,被具有选择性的评论文章,有效地压抑了下去。那也就是说,郁达夫的某些作品,被分析评介的次数远远地多于另外一些作品;而郁达夫作品中的某些主题,被分析评介的程度远远大于其他一些主题。譬如郁达夫笔下的同性恋题材(于质夫和吴迟生,郑秀岳和李文卿),乱伦题材(李文卿和她的父亲,《秋河》中的少年与其“名义上的娘”),就相对而言较少得到评说。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压抑的办法,就是对郁达夫的作品采取使之正常化的阐释,强调“时代性的苦闷”、“爱国主义”、“对无产阶级的同情”——虽然在《青烟》和《一封信》里,“我”否认其忧郁的根源是国家的状态,或者两性关系,或者自身的不得其所;虽然在《血泪》里,作者曾尖锐地讽刺“为人生”、“为主义”、“为第五第六阶级”的文学。人们也喜欢谈论他的“性欲升华”。可是,同写“性欲升华”,《春风沉醉的晚上》和《迟桂花》比起他的杰构《过去》来,则为了显而易见的原因,得到不成比例的注意。总而言之,是试图用一个勾画得比较健康的郁达夫,淹没那一个畸病的、有传染性的郁达夫;即使承认了他的畸病,也还是要加之以一个比较堂皇体面的解释。经过了如此消毒处理之后,作为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怪异分子的郁达夫,可以说总算使人消除了一些对他的作品感到的不适与不安。然而,那怪异的成分,终究是在那里的,我们只要稍微凝望得深一些,久一些,就依然会晕眩于它的刺目的锋芒。这失掉了中心点的半把剪刀,尽管只有半把,依然锐不可当。

我读郁达夫的作品,常会想起过世的名导演胡金铨,他与徐克合作的电影《画皮》,一开场就采取了从光明热闹到黑暗冷静的过渡,创造出诡魅森严的气氛。青楼之中饮酒作乐的情景,在布局上分明受了《韩熙载夜宴图》的影响;后来,男主人公中途离开,进入寒冷的冬夜,先是路边卖宵夜的小贩转眼之间消失不见,暗示魔境渐深,随即,他穿行于一条黑暗狭长的巷子,在其中碰到了一位白衣急行的妇人。这部影片的后半,很可惜,没有能够达到它许诺给观众的精彩,但是,影片开场时的声色氛围,委实是精妙而令人难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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