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翁辞世，再次让巴勒斯坦这个命运多舛的国家成为全球聚焦。有关阿拉法特的评论及他所领导的巴勒斯坦的前途纷纭众说。为此，本刊特别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殷罡先生。殷先生语调平缓，其评论却充满尖锐的批判。

《看世界》:在把握巴勒斯坦最高权力近40年之后，阿拉法特永远离开了政治舞台。这使所有关注这个民族和地区的人们不约而同地忧虑:失去阿翁之后的巴勒斯坦究竟会怎样？同时也想知道，阿翁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于一个动荡流血了40年的民族而言，他究竟是福还是祸？

殷罡:盖棺定论，这是常理。对阿拉法特的评论无非两种:一是人民领袖，巴勒斯坦的国父，顽强的斗士，英雄，不死鸟;另一评论则相反，是恐怖分子的总后台，不讲信义、狡猾、善变、卑劣的小人和政客，把巴勒斯坦人民的幸福和命运当做手中的牌，是巴勒斯坦最大的敌人。

《看世界》:您的评价呢？或者说我们应从怎样的历史角度去评价这个历史人物呢？

殷罡: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特殊的人物，他的生命中有过三次辉煌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当世界仅仅把巴勒斯坦问题看作是难民问题时，他认为巴的前途不能寄希望于各打自己小算盘的阿拉伯国家，必须依靠自己的独立斗争。当时美苏冷战，在中东地区谋求平衡，巴勒斯坦的领土则分别被以色列、约旦和埃及占领，公认的阿拉伯领袖、埃及总统纳赛尔认为巴勒斯坦不必建立独立的武装，加入埃及军队就可以了，阿拉伯各国联合起来完全可以消灭以色列，用不着巴勒斯坦人去冲锋陷阵。叙利亚、约旦也反对独立的巴勒斯坦解放运动，致使巴勒斯坦人群龙无首。正是由于阿拉伯国家对他的排斥，阿拉法特没坐过以色列的监狱，却坐过许多阿拉伯国家的监狱。到1964年，迫于压力，纳赛尔拉起巴解组织的旗帜，委托活跃于阿拉伯各国却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巴勒斯坦政治活动家舒凯里为主席，1955年万隆会议上，正是这位舒凯里向中国总理周恩来介绍了巴勒斯坦问题，而他的身份却是叙利亚代表团的副团长。但60年代初期的美苏都不愿打破平衡，苏联不支持阿拉法特的法塔赫运动，阿拉伯世界也冷眼相看，只有中国政府态度明朗，毅然支持。1965年3月18日，巴勒斯坦解放军的授旗仪式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总理同意巴解在北京建立联络处，为巴解提供了干部培训、武器供应及物资支持等帮助。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给予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阵线最高待遇、最大支持的国家。可以说，没有中国，阿拉法特及巴解组织可能就是另一种命运。在此之前，法塔赫最初的几位领导在四处碰壁、孤独无援后就盯住北京:“中国支持就干，中国不支持就散”。

《看世界》:巴解成立的初期阿拉法特并未介入，直到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在巴解组织遭到重创之后，阿拉法特才活跃起来的吧？

殷罡:是的。1967年以色列同时与约旦、埃及、叙利亚作战，大胜。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均被以军占领，以色列成为巴勒斯坦领土的唯一占领者，利益的唯一剥夺者。阿拉伯世界一片沮丧，不再言打。这时阿拉法特将在德国留学的约400名青年学生带回约旦河西岸，这些人堪称精英分子，可惜这400人几乎没有一人在巴解的队伍里存活至今。约旦河西岸的严酷环境迫使阿拉法特和他的游击队撤到东岸，也就是约旦。他们在约旦频频越界袭击以色列目标，并打了几场很有影响的胜仗。到1968年，世界开始对法塔赫武装刮目相看，巴解游击队迅速从几百人扩充至几万人，而阿拉法特的实际领导作用让舒凯里不得不让位。这是阿拉法特的第一个辉煌期。

巴解组织爆炸式的发展造成混乱局面:派别独立，各派斗争目标及方式不一。鉴于1936年巴勒斯坦动荡期间，阿拉伯人曾有过的自相残杀的骚乱，阿拉法特此时定下两条原则:一是不许宗教势力插入巴解事务;二是巴解内部不搞清洗，不搞自相残杀。

《看世界》:这应当是两条正确而必要的原则，尤其是第二条，它吸取了苏共的历史教训，未让内部清洗的残酷重现。

殷罡:第一条原则成功完好地持续了30年，内部听不到宗教舆论，效果好;第二个原则是双刃剑，客观上放任、滋长了巴勒斯坦的极端分子。阿拉法特本人虽说未去搞劫机、爆炸和暗杀，但他也未真正采取强硬手段制止这类恐怖活动，正是这些极端分子和恐怖行为对巴勒斯坦造成了真正的长期的危害，后代史学家一定会否定这所谓的第二条原则。

《看世界》:强者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而弱者则接受自己必须接受的事情。我们必须弄清究竟是阿拉法特不愿去制止，还是他根本就制止不了？

殷罡:无论如何，控制不了局面就是失败。所以，他不是一个合格的领袖！远不能与领导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的领袖本贝拉相比。当巴解力量在黎巴嫩发展到两万正规军、500多辆坦克、装甲车时，他们完全可以与以色列正面交手或依据实力讨价还价，但阿拉法特错失了良机。1978年至1982年间，以色列以报复为名，两次大规模入侵黎巴嫩，打击巴解力量。开战理由是:1978年5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在以色列北部劫持一辆公共汽车，走一路杀一路，惨状空前;1982年以色列驻英国大使被巴勒斯坦人杀害。这正是阿拉法特不能控制局面的结果。

1982年他们的总部撤到了突尼斯，退到地中海的另一面，不再接触敌人，也就谈不上开展武装斗争。在屡遭失败，终于明白“枪杆子里不能出自由”的道理后，1988年阿拉法特宣布放弃以消灭以色列为目的的斗争目标，在以色列占领的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建立一个世俗的民主国家。这是值得肯定的，可以说是他的第二个辉煌期。最后的一次辉煌是在1993年，这一年巴以双方签署了《奥斯陆协议》，这意味着巴以双方愿意从此走上政治解决的道路，意味着阿拉法特彻底放弃了武装斗争，意味着以色列也终于愿意以土地换和平。事实上，此后巴勒斯坦仅仅通过谈判就收回了40%的土地。

遗憾的是哈马斯这时已经强大起来，他们从1994年开始疯狂颠覆“以和平换土地”的进程。以色列每退出一个城市，哈马斯就搞一次公共汽车爆炸，让无辜的以色列人流血、死亡。阿拉法特没有及时制止，就算是制止不了吧，那么，作为领袖，丧失了控制能力和感召力量，能算称职吗？

《看世界》:阿拉法特不是每次也谴责这些行为并也进行过惩治吗？

殷罡:他每次将哈马斯成员关上三天就放了，没有任何强制手段，结果让以色列人认为他们是“以土地换炸弹”！

《看世界》:难道阿拉法特还有别的想法吗？

殷罡:以色列有人认为阿拉法特想利用哈马斯，以为这给以色列压力。是不是利用我不作评论，但至少他认为这毕竟是自家兄弟。1995年8月我在以色列，亲眼看见一辆公共汽车被引爆后的惨状，那天早上，我被震醒，整个房间都在颤动。我抓起两部相机冲到现场，那是一辆两节的公共汽车与一辆小公共汽车相遇时，小车被引爆，同时也摧毁了大车，连死带伤七八十人，非常恐怖，我在现场捡到的一块汽车残骸至今还保留着。爆炸现场马上成为以色列右翼分子的集会场所，右翼分子在现场喊的口号是什么？不是打倒阿拉法特、消灭哈马斯，是“Rabin，Traitor（拉宾叛徒）” ！

1995年11月4日我正在以色列前中部军区司令乌兹·纳尔基斯家采访，他是拉宾的战友，而他的夫人是1954年在缅甸同中国大使举行建交预备性谈判的以色列驻缅甸公使的女儿，我当时正在收集中以关系的史料，为了索取他父亲当年的书信而去采访的。谈话正在进行时，电视里传来拉宾遇刺的噩耗。我们很震惊，我立即问会是谁接替拉宾？乌兹冲口而出:“佩雷斯！不用担心，佩雷斯会接着干的！”

《看世界》:是的，1994年他与拉宾和阿拉法特站在诺贝尔和平奖的领奖台前，让世人感动。他们各自的演说词都十分精彩，那是一幅永恒的历史画面。

殷罡:我参加了拉宾的吊唁活动，场面非常感人，我身后站着几位沉默的阿拉伯人，我问他们为什么来？他们说是来纪念自己的总理！那时以色列举国上下赞美拉宾，呼唤和平，谴责以色列的右翼分子，那些戴大帽子的极端宗教分子走在街上不敢抬头。可惜，在以色列大选前是哈马斯分子更多的爆炸，在土地只是换来了炸弹的现实面前，本来只有3%支持率的内塔尼亚胡奇迹般获胜！中东局势天翻地覆，和平前景渐远渐暗。拉宾被刺后，所有的机制还在运转，和平的方针并没有改变，谈判还会继续，拉宾的事业并未完结，而佩雷斯更是一个温和派，你阿拉法特应该帮助对方啊！当时阿拉法特在以色列特工护送下，深夜化装去拉宾家慰问其遗孀，令其家人大为感动，真是寄希望于他，结果呢？一辆又一辆公共汽车和几百名无辜平民被炸得烂在街头。巴以和平的前途不是毁在一般巴勒斯坦人或以色列人的手里，是毁在满腔仇恨的极端势力手中，毁在政客的手中。阿拉法特自称“把巴勒斯坦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乍听很感人，其实是不对的，巴勒斯坦的事业是属于巴勒斯坦人民的，不是哪一个人。属于自己，就会抓住权力至死不放。巴自治政府要用200美元以上的经费都要阿拉法特亲自批，这正常吗？我国外交官员也曾委婉劝过阿拉法特不要管得太多，但他不理解。1993年后，他再也没有辉煌过，留给巴勒斯坦人民的只是混乱和绝望！

《看世界》:这样说来，阿拉法特很长时间以来只是一个象征？并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领导人？

殷罡: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多年前我与以色列人就争论过，他们当时认为阿拉法特是象征，不算领导人，因为领导人是要对自己的人民负责任的，不仅仅是喊口号煽动人民。当时我还不同意。现在看来是我错了。你只开创了一项事业，一个运动，却不能将它进行下去，怎么说也不能算一个领导人，一个称职的领导人。

《看世界》:最后让我们分析一下“后阿拉法特时代”吧。没有阿拉法特之后，眼下会出现局部甚至地区动荡吗？长远看和平前景呢？沙龙不再有“无对话对手”的理由，“路线图和平计划”是否可以重新启动？

殷罡:今天的局面是沙龙最希望的:阿拉法特因衰竭、因不治之症客死异乡，离开政坛。当2002年以色列缴获了阿拉法特亲笔签署的给“阿克萨烈士旅”每周一枚人体炸弹的制造经费和“烈士补贴”的文件后，他们就“不可逆转”地视阿拉法特为敌人，美国总统布什再看到这份文件后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阿拉法特在引导人民走上政治解决的道路之后，未能尽到最基本的领袖义务，听任极端分子摧残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早已引起巴勒斯坦领导层内部的批评，他实在是干不下去了。巴勒斯坦的其他主要领导人阿巴斯、库赖等都是务实派，与以色列和西方都有很好的沟通和正常的接触，但过去却不能有所作为，因为阿拉法特不给他们实权，而以色列和美国又不和阿拉法特打交道。和平进程只能悬置。所以我认为阿拉法特被自然接替，对巴勒斯坦人民来说既是一件令人伤感的事情，也是一件预示着光明未来的好事情。现在，巴勒斯坦新领导层已经全部接管了阿拉法特的权力，新的一页已经掀开。我相信，如果明年的今天我们再能够在一起谈论中东的话，我们的谈话会充满了喜悦，这个喜悦，就是和平进程的实质性进展。

鉴于中国是对巴勒斯坦事业最早和最热情的支持者，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和中东问题专家是有资格评价阿拉法特这个特殊人物的。当然，一味赞美或恶毒咒骂都是毫无意义的。有一点我们要清楚，将来的历史书上决不会去歌颂一位不称职的领袖，至少是不会把他的错误也当作功德来歌颂。

《看世界》:今天谈得非常好，殷先生的许多评论十分精彩、深刻，还有许多问题留待下次讨论。谢谢！

殷罡:该说的事情太多，还是让读者慢慢体会吧。

（原文转载《看世界》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