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见到陈永贵。我请他给我介绍一下他到中央以后的情况，他说都过去了，好似一场梦，不过我不后悔，我这一辈子能够和毛主席连在一起，也算是不枉活了一场了。人总是注定要死的，我没有给毛主席丢脸，我作为一个农民，成为党中央的政治局委员，谁能想到呢？我敢说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农民。今后再也不会有毛主席那样伟大的领袖，会把一个农民，作为国家的主人捧到那样高的地位的人了。

不怕你笑话，我这个人是有造化的人，活了这么一把年纪，我在任何社会下都会风雨无阻的人，到了我这个地步，你想一个大老粗容易吗？

我说：毛主席到底信任谁呢？根据你在中央工作的几年观察，毛泽东和张春桥究竟是怎么往来的？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录音机，摆出一付采访的架子，陈永贵把我的录音机关了。说：你说你是和我一起研究党的历史，怎么想起录音呢？我是随便说说而已，并不供你马上发表，这样会引起是非的。

他在我收起录音机后，才认真地说：我现在没有任何压力了，所以我给你说点真实的东西。毛主席并没有讨厌张春桥，而是非常器重他，还有姚文元和王洪文，只是王洪文这个人不争气罢了。张春桥在中央的地位很高，政治局委员都怕他。他和江青都是说了算数的人物，因为毛主席是重视支持他们的。１９７０年８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曾经召集我和纪登奎、吴德等人开了一个会，他对我们说：陈伯达在会议上的矛头是对着张春桥的，实际上是对着我的。只不过他们现在不敢而已，将来是否公开反对我，也说不定。林彪、陈伯达这些人的脑子都很聪明，他们看出我在培养春桥和文元。不错，我是在培养他们。也不光是他们嘛！在座的我都在培养，只是春桥、文元有他们自己的优势罢了。他们的文章写得好，是我们无产阶级的理论权威。这两个人我看要比陈伯达强得多，水平也高出一筹。永贵在华北组的会议上，也讲天才，也要楸什么反对我的坏蛋。其实，真正反我的就是他们，而不是春桥，也不是康生，是那几个要我当国家主席的人。下来以后，毛主席还一再对我说：“你可以拜春桥、文元为师，让他俩教你理论，你教他们实践，互相学习嘛！”这些话我记得很清楚，永远也忘记不了。只是在当时的环境下，特别是打倒他们以后，这些东西我没有再公开。

我问道：毛主席逝世后，政治局研究过江青的问题吗？哪里来得及呢！

陈永贵说：毛主席的逝世，虽然很突然，但是中央最高层还是有所准备的，就在毛主席逝世的前几天，华国锋就给我打招呼。他悄悄地对我说，老陈，毛主席可能不行了，老人家不知道会不会留下遗嘱，我最担心他的话对我们封锁。那么一来，我们就可能掉进陷阱了。人家手里拿着尚方宝剑，想怎么就怎么。我可怎么办？

我说：你是党中央第一付主席，兼国务院总理，谁能不听你的呢？

他说：那不一定，现在党中央派别很多，我最担心的是邓小平的复辟势力还有很大的市场，你也要帮助我听些消息。有事就告诉我，我们毕竟是山西老乡呀！这话他可是从来没有这样和我讲过。这时，我估计他在考虑着他自己的打算了。那时江青好象已经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她表面上很轻松，实际上很紧张。毛主席重病的时候，亲自给他身边的人交代，要他们请江青立刻回京。江青接到绝密电报后，手都发抖了，但别人一进去，她马上就恢复了常态。吆喝大家打朴克，以等待火车。我亲眼见她几次出牌都出错了，她虽然打牌，但是在紧张地不停地看表。我就知道她在控制自己的感情，有人说，她在毛主席病重的时候，高兴得要死，这不合乎事实。我们要实事求是，现在江青已经判刑了，我主张恢复历史真相，这样可以让人们更加清楚地辨别经验教训，江青这个人，她由于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同样有着许多在今天看来都应该是很难得的好传统和好的作风。

比如，她从不接受任何人的礼品，我从大寨回来给她捎带点特产，她从来都是付钱的。她这样对我说：老陈，我们都是毛主席培养起来的干部，我们要自觉地接受和服从党的纪律，抵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侵袭。我们不要搞那套请客送礼的资产阶级作风，但是买卖公平还是许可的。钱我一定要付你，送的东西我也要收。我们之间的交往完全在党的原则和范围内进行。据我了解，她不但是对我这样，对其他同志也是这样。就是他和张春桥、姚文员、王洪文之间也是这样的。我亲眼见到的一件事情，一次，王洪文给江青从上海带来一些药品，大概是他没有给上海付钱。江青一直追问他付钱没有，最后江青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三百多块钱，交给王洪文。一定要他把钱给厂家，你们都知道江青是喜欢照相的。她使用的相机和胶卷都是她自己掏钱买的，她对我说：我每月的工资除付了伙食费和外出花销外，几乎全买了书和胶卷了，我的钱实在是不够花呀！但是我绝不多占国家一分钱的光，我要以身作则，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到中央才知道，我们这些大老粗并不是搞政治的料，我们抓具体的工作，搞经济和农业还可以，搞那些歪门邪道不行，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华国锋也不行。我几次看到他在中央的会议上，气得手在发抖，连话都说不出来。比如，给刘少奇平反的前几天，我到他家，他当着我的面，给毛主席的画像鞠躬说：主席，我对不起你，你原谅我吧！他处于紧张为难的状态。

我说：有人认为华国锋这个人，其实并不老实，他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就是逮捕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这些人，他的动机不是为了中国的前途，也不是为了给老干部平反申冤，而是为了他自己当党的主席，为了他自己的权力，你对这个事是怎么看的？你参加和讨论抓江青这些人的会议吗？

陈永贵说：我哪有资格参加那样的会议啊！其实并没有召开什么会议，完全是华国锋和汪东兴他们自己决定的，他们研究后，通知了叶剑英。

叶剑英早就想动手了。叶剑英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这样讲过：“抓四人帮是顺从民心和天意的，早在毛主席病重期间，许多人就和我商量，也和小平同志研究，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把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抓起来，然后再和主席商量。我们考虑再三，觉得没有把握。除非周总理和我们配合，我曾经试探过总理的口气，但周总理对毛主席忠心耿耿，我只要一提起江青。总理就断断续续地说：要听毛主席的话，相信毛主席。他很厌烦和我讨论江青的问题。”好人呀！总理是好人呀！这些话都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讲的，我亲耳听到的呀！你大概不相信我这个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在中央其实是个陪衬。真正的大事都是人家研究好了后，在我们面前过一下，并不是真正听取我们的意见。没有粉碎江青之前，绝大多数都是江青她们研究好了后，拿到会议上通过。这个情况我是向毛主席作过反映，毛主席到了政治局会议上，就对江青说：不要搞小圈子。要搞大圈子，政治局会议就是一个大圈子，革命就是要多团结一些人好嘛！江青我已经警告过你多次，不要总以你的名义办事，要以中央和政治局的讲话嘛！毛主席批评江青，我看完全是对她的一种爱护。绝不是要打倒她，这些，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看得清楚。华国锋也看得清楚。他也曾当着江青、张春桥的面讲过：江青同志，我永远听你的，当你的忠实助手。对主席的一家，我们世世代代都要忠于和爱护，在任何时候都不做损害主席一家的任何事情。我听到了都感到好笑，华国锋就象小孩子讲话一样。后来我对这个人有了看法，特别是我们下台以后，我就知道这个人的下场也好不了多少。尽管现在我不想多说他了。其实全国人民都知道。

“你到中央后当时是怎么想的？”我问。

“我调到中央后本着一条原则，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办。我原来以为到了中央以后，就能经常见到他老人家。谁知到了中央也很难见到他，每次见到他都要和我握手，关切地问候几句。江青道是经常见面，我每次问主席的身体状态怎样，她都回答：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直到主席逝世前几天，她还对我说：主席身体很好。谁知二三天后，老人家就永远离开了我们，后来我还为此问过江青。她对我说：党内走资派一直想用主席的身体状态做文章，要是让他们知道主席的身体状态，他们会挺而走险呀！我望着主席的遗容，几次放声大哭。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又问我：‘怎么样？习惯吗？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到了什么工作岗位，可不是为了当官，而是为了革命。过去革的是地主、资本家的命，现在要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命。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你说能革吗？’我回答：只要有毛主席领导，一定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老人家笑了，又问：我死了以后呢？我一下子楞住了，没敢回答。现在想起来毛主席完全是有准备的。”

我问他：你对江青这个人的印象怎么样？

陈永贵说：老实说我看不出人家有什么不对的，我在粉碎她们以后的讲话，都是按中央定的调子来说的。江青对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是不错的。１９７６年９月，江青到大寨就对我说：“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寨这面红旗就是中国的未来，红旗究竟能打多久。将取决于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如果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要砍掉的首先就是这面红旗，树立大寨，是经过长期的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现在我们除了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以外，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选择。你说资本主义复辟了你们怎么办？”我说斗争吧。

谈到华国锋。陈永贵笑着摇了摇头说：我以为他真有毛主席的二下子呢，没想到他是个松包。他没有毛主席的千分之一。把毛主席给他的好端端的江山，丢了个一干二净。

他还给我做工作说：“毛主席给了他一个机会，我也给他一个机会，他会对我感恩戴德的。等于我给他一条生命嘛！”你看看他多么傻瓜！后来也就在华国锋下台后，我和华国锋谈话时，他对我说：我们这些人，搞政治就是不行。抓写具体工作还可以，搞阴谋诡计不行。我说那还不是你把四人帮搞掉的嘛！他脱口而出：“因为他们不是真正搞阴谋的，如果他们搞阴谋诡计，我们也搞不过人家。”

(穆岸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