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别蠢人有一个简便方法，因为他们总会说“政客，哼！天下乌鸦一般黑”之类的话。从我记事起，听到过这句话的各种不同版本。不过自2008年以来，这几乎成了普遍的情绪。前几天，一个以“知识分子”自居的巴黎人对我说：“我们的政治阶层都很平庸。”民选政治人物的声望，已经跌到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原因显而易见：经过伊拉克战争和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现在我们发现连欧元都是一个糟糕透顶的主意——而欧元正是欧洲政治阶层的智力结晶。
然而大肆抨击今天的从政者也有失公允。应该放他们一马。
现代西方政治人物能够清晰地被划分为三代。第一代从1940年开始，到1969年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辞职为止。那个时代的政治人物——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和戴高乐——要么赢得了战争，要么推动了战后国家的重建，要么二者兼有。即使与他们同时代的人也对他们十分尊重，丘吉尔在1945年英国大选与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展开角逐时，大约有一半英国人收听了其中一人或两人的竞选广播。今天，这些政治人物仍受到崇敬。在本世纪初，丘吉尔、阿登纳和戴高乐分别被票选为最伟大的英国人、德国人和法国人。
不过那一代政治人物相对幸运一些。打仗需要有巨大的勇气，不过在美国和苏联参战，开始对德作战之后，赢得战争就变得颇为简单。战后重建甚至更简单，1945年，德国和英国的人均收入相当于1913年的水平，而其中只有极少的部分用于消费。借助新技术，西方经济必然会迅猛增长。几乎所有人都同意，新增的财富得到了广泛的分享。
当时是治理国家的美好时代。战后一代领导人膨胀的自我形象，从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对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莉娅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说的一句话里欢快地表露了出来：“美国人就像牛仔……孤身一人骑着马走到镇上、走进村庄，只有一匹马，别的什么都没有……这种令人神往的浪漫性格很适合我……”他说这话时是在1972年，政客的美好时代刚刚终结不久。不过基辛格声称，自己从没对法拉奇这样说过。
无论基辛格有没有这样说过，政治人物马上都要栽跟头了。1973年，经济陷入停滞，而水门事件则暴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政治人物会说谎。
不过1982年经济恢复增长，之后西方赢得了冷战。我最愉悦的政治记忆都出自同一年的冬天：一天晚上，一个朋友叫醒我，告诉我柏林墙倒塌了，三个月后，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重获自由。之后不久，我前往美国一所学院学习公共政策，在那里所有人都打算通过政治改变世界。我记得一位教授在说到“23岁的白宫助理”时，教室里的所有人都叹了声气。我们就是想成为那样的人。
从1982年直到2003年，政治人物辛苦地取得了成功，也赢得了声誉。玛格利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连续赢得了三次大选，在保守党大会上，她会得到长达数分钟明显很真诚的起立鼓掌。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最终被推选为最伟大的美国人。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也赢得了三次大选，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卸任时，支持率高达68%，与里根一样高。在我长大的荷兰，从1973年直到2010年，没有哪位民选首相被投票赶下台。到最后，选民开始认为随便一个老傻瓜都能治理国家，于是开始支持一些搞笑的候选人。意大利选出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而美国最高法院(US Supreme Court)裁定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获胜。
事后看来，正是中间这一代政治人物造成了今天的混乱。从某种程度上讲，问题出在：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摆在从政者面前的都是一些显而易见的使命。而之后那些方向错误的计划，都是穷极无聊和乌托邦思想混杂的产物。右派和左派都犯了错误，双方都允许银行家为所欲为。欧洲大陆几乎所有国家的领导人都支持欧元，而在美国和英国，主要党派都赞成入侵伊拉克。（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脱颖而出，恰恰是因为他是少有的表达不同意见的人。）几乎没有选民的帮助，政治人物就犯下这么多错误。此外，他们几乎完全忽视了气候变化。
最后的一丝希望促成了奥巴马的当选。他的出现，令人回想起老电影《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里展示的美国的一种伟大传统：一个局外人能单枪匹马地解决政坛乱局。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到来，希望又灰飞烟灭。现在即使是竭力想成为“史密斯先生”的米歇尔•巴赫曼(Michele Bachmann)和里克•佩里(Rick Perry)也很难再吸引选民了。新的群众运动，如茶党(Tea Party)、阿拉伯之春、西班牙抗议、英国骚乱以及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几乎都没有领导者。社会学家理查德德•塞尼特(Richard Sennett)指出，即使人们支持某位政治人物提出的纲领，他们也不会相信他能真的实现。在债券市场、大企业、二氧化碳、跨国机构和非西方国家等问题上，西方政治人物已很难起到任何作用。
今天，领导人的形象已经大不如前，但他们应当能重振辉煌。选民们已经不再想要什么搞笑的东西了，因此政治人物也已放弃了乌托邦式的追求。他们现在有一个简单的任务：让经济重新增长。经济最终会恢复增长。接下来的一系列选举，值得一赢。西蒙•库珀被评选为英国报刊年度评论奖(Editorial Intelligence Comment Awards)年度文化评论员 来源: 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