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制度恐怕是当代国际社会最热门的社会话题之一，也是几乎每个国家、每个社会都不满意的话题。耐人寻味的是，这个话题的特点是典型的“围城效应”：城里的想出去，城外的想进来。
福利国家的“非福利化情结”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不论西欧、北欧还是加拿大，福利国家的“非福利化”趋势都十分明显，且看上去不可阻遏。
福利制度的两大支柱，一是医保，二是退休福利，这两方面福利国家金融危机前都在千方百计削减。
退休福利的削减，主要体现在提高退休年龄上限。英国的男女退休年龄原本分别为65和60岁，2007年英国政府发表白皮书，宣布将在2020年实现男女同龄退休，2024年提高至66岁，2044年至68岁。而加拿大则干脆在2008年取消原定的65岁强制退休规定。德国、丹麦、澳大利亚、意大利、比利时等国都在纷纷上调退休年龄上限，原来不到60岁的(如意大利)向60岁看齐，原在60岁左右的(如奥地利)则上浮到65岁，原本就在65岁的(如德国和北欧国家)则进一步向67岁靠拢。说到底，提高退休年龄上限，就意味着让国民多创造几年利税，少领几年退休福利。
医保方面，则各有高招。英国自1991年起，对实施了43年的国家卫生服务制度(NHS)进行市场化改革，引入竞争原则，导入模拟市场机制，简化机构和管理;法国自2005年起进行医保改革，变原先的全免费为部分收费(挂号费每次1欧元，手术费每次18欧元);澳大利亚的医改方案，则是将私人医疗机构和商业医疗保险融合到公办医保之中，采用“免费官方医疗+优质商业医疗”体制;荷兰则是引入商业资本和操作方法;而号称“福利医疗制度发源地”的加拿大，医保改革的方案在2008年以前屡屡被提出讨论，方向是非常明显的：改变全国营医疗体系，允许高价私立医院开业;改变全免费医疗制度，允许家庭医生、专科医生门诊适当收费……不难看出，这些福利国家的医保改革，在金融危机前的方向殊途同归——少花钱，多办事，不同程度地引入市场化因素。
这种“非福利化情结”是否得到社会认同?
在选举制度兴盛的国家，改革是否受欢迎，是否有群众基础，看看谁是执政党即可。在欧美福利国家，自冷战结束至金融危机爆发前，恰是主张福利社会体制的左翼政党全线退潮的时期。
左翼政党势力雄厚的法国，老牌的社会党在2002年大选中居然落败于第一轮，导致决选出现右翼的希拉克对阵极右翼的勒庞的尴尬局面，2007年也败得毫无悬念;英国倒是号称左翼的工党上过台，但被称作“红皮白心”的布莱尔，同样是英国医改、退休制度改革的主导者，换言之，对福利制度动刀的，恰是当初推出福利制度的政党;左翼政党曾长期主政的意大利，进入20世纪后接连出现右翼政府;左右翼长期势均力敌的德国，左翼的风头已被“另类左翼”——绿党抢去不少;“福利大本营”加拿大，号称“天生执政党”的中左自由党，2004年丢失了多数党地位，2006年更被中右的保守党历史性击败，至今未能重返执政地位。
甚至连对福利制度最执着、左翼政党把持政坛几十年不变的北欧国家，铁板一块的局面也被打破：2001年，丹麦自由党上台执政，左翼社民党保持77年之久的国会第一大党称号易手;2006年，瑞典中右联盟上台。这两家右翼执政党赖以成功的竞选口号，都是“医改”和“减税”，而高福利高税收，曾是北欧的自豪。
美国：正好倒个个儿
发达国家中唯一的非福利国家——美国，却正好倒个个儿。
1973年，美国社会就出现强烈的“医改”呼声，许多社会团体呼吁建立类似西欧的、覆盖全民的福利医疗制度;1993年克林顿曾提交了一份医改方案，核心方向正是建立全民医疗保险机制;在美国一些地方，如加州旧金山郡，已实行了地区性的全民福利医疗制度，被称为“旧金山模式”。
2008年，主张全民医保、打着“让每个美国人拥有基本医保”旗号的奥巴马当选总统，并开始了在国会强推“医改”的长征，而这个强推的方向，与其他福利国家正好相反。尽管这一方案由于国会扯皮，拖了近两年才闯过国会关，又因随后的府院预算案扯皮而进度拖沓，但对美国这个长期忽视甚至蔑视全民福利体制，主张“低税低福利”、“小政府大社会”的国家而言，已是非常令人惊讶的事。
2011年9月17日，一群民间人士在华尔街发起“愤怒日”示威，并在7天后再次复制，打出的口号之一，就是呼吁奥巴马加速推进福利体制建设。这在美国这个传统非福利国家里，同样是件新鲜事。
迄今为止，尽管遭遇国会、商界、“茶党”和共和党的重重阻力，但焦头烂额、支持率低迷的奥巴马仍死守“全民医保”底线。正如一些评论者所尖锐指出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谙熟“草根竞选方略”的奥巴马知道，在美国支持福利医改方向的，其实是选民中的多数，之所以声音显得小一些，是因为不喜欢全民医保的富人拥有更多话语权罢了——增加福利开支意味着加税，加税意味着富人付出比穷人更多的代价。
“围城”背后的奥妙
为什么出现“围城效应”?
在福利国家，人们更多体会到的是福利体制的缺点。在政府看来，福利体制造成政府开支浩繁，财政压力巨大。
退休金方面，法国财政部数据显示，因为退休金开支庞大，法国年赤字高达GDP的7.5%，远高于欧盟3%的上限，每年养老金开支高达320亿欧元，且由于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2050年将升至1140亿美元;英国到2050年退休金领取者将上升50%;希腊更成为被退休金压垮的国家：希腊的平均退休年龄在债务危机爆发前，只有令人惊讶的53岁。
医疗方面问题更突出。如加拿大，公费医疗体系导致医疗开支庞大、效率低下。加拿大近年来医疗保健年支出都在1500亿加元左右，人均约4000加元，居世界第五位，但如此庞大的开支却得不到应有的效率，全国仅3000多万人口，竟有500万人没有家庭医生，近100万人在等待治疗，许多医院设备陈旧落后。不仅如此，福利医疗体系导致病人等候时间长。据加拿大“候医联盟”在全国1189个专科医生处所作的调查，病人等待手术的时间平均要18周，且在所统计的21种病症中，等候时间超过18周的竟有15种之多。因等候时间过长导致病情耽搁甚至死亡的医疗纠纷官司，在加拿大见怪不怪，每年因看病排队所造成的损失就达15亿加元以上。
高税收、高福利更带来许多社会问题。如在希腊，过高的税收导致企业效率低下，而高福利则让员工不思进取;在德国，为维持高福利而实行的高税收，导致大量富人移居海外，许多企业也宁愿“移民”，造成产业和财富的流失;在北欧，由于给不工作者的福利甚至超过许多普通工薪阶层，导致许多人宁可流浪也不工作，一些企业因员工不怕丢饭碗，缺勤率、请假率常年维持在20%左右，生产效益长期低迷;高福利制度不仅让不少福利国家债台高筑，还人为抬高了劳动力成本，造成国家竞争力的下降。
正因如此，福利国家才一度兴起“向美国看齐”的潮流，希望通过“美国式”的“去福利化”，给政府开支“瘦身”，从而提高社会活力和竞争力，减轻社会负担。而在这些国家民间，因高福利带来的前述弊端人们感同身受，在对前景保持乐观的情况下，人们也普遍愿意少享受一点福利，以换取更少的税额、更多的收入和更优质的社会服务。
而在美国则正好相反。
在美国，宁可低福利也要低税收，宁可缺少公平也不可缺少效率的“美国梦”共识，只有在美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美国人收入预期高企、消费欲望高涨的前提下才能成立，因为唯有财富滚滚、机会无限，普通美国人才会把效率和机遇放在第一位，而相对忽视医保的全民性和公平性——反正也不是没钱给商业医保买单。但当前持续高企的失业率，使许多失业者游离于商业医保之外，因为再没有公司为他们买单;衰落的经济，让普通美国家庭的未来收入预期大跌，大手大脚透支花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这一切对中上层美国人而言，或许触动不大，但对广大中低收入家庭来说则影响巨大。俗话说得好，饱暖思富贵，饥寒思温饱，此时此刻，更多普通人渴望一个全民性、福利性的医保体系，以覆盖越来越多买不起商业医疗保险、更看不起自费病的美国家庭，也就不足为奇了。
“围城效应”也会有逆反
然而“围城效应”也会有逆反。
自金融危机开始以来，福利国家的“去福利化”趋势似乎失去了民意基础：在希腊和意大利，人们为反对提高退休年龄上限、反对削减医疗教育开支而走上街头，甚至不惜诉诸暴力;在法国，曾把打着退休金体制改革旗号的萨科奇选进总统府的选民，却在2010年发动反退休金改革大示威，民调显示，示威支持率高达67%，支持改革的则只有32%;在北欧，主张加税保福利的丹麦社民党重夺执政权;在德国，默克尔的右翼联盟选情告急，能否在新选举中保住执政党地位殊难预料;在英国，曾被认为已是左右翼政党共识的“去福利化”和削减公共开支，随着“托特纳姆事件”的爆发，如今也再度变成争议性话题。
而在美国则相反。随着医保法案的反复扯皮，人们似乎失去了耐心，“给富人加税”的呼声墙内开花墙外香，在美国本土反弹强烈，许多人重拾美国“抗税天然合理”的老传统，反对一切加税方案。
道理是明摆着的——
在福利国家，当金融危机尚未爆发，大多数人所担心的是社会竞争力下降，对自己的饭碗、前途和收入充满信心，对改革福利体系、增加经济活力自然持支持态度，因为这意味着机会增加、付出减少;而如今全球经济形势欠佳，人们都希望得到更多保障，唯恐既丢饭碗，又没福利，自然会对激进的“去福利化”改革感到不满。
而在美国，对“福利化”的反弹，则源于对政府的失望。在他们看来，金融危机开始以来，政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授权，拿出大笔税款刺激经济，结果却是如今失业率依旧居高不下，经济复苏仍然遥遥无期，而政府则拿不出新的灵丹妙药。既然政府“不知道怎么花钱”，那还不如保持“低税低福利”的传统，把钱留在大家荷包里自己说了算。
公平和效率，往往是一对不可兼顾的矛盾，工业化国家中的“福利派”与“非福利派”间微妙的“围城效应”，说到底是这对矛盾的体现。不论任何国家、社会，在取舍这对矛盾时都必须慎之又慎，不能偏废于一端，更不能既不讲公平，又不给效率，炮制出一个非驴非马的畸形儿。来源: 同舟共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