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孔庆东拒绝接受记者采访，并开口骂娘，还贴在自己的微博上，被人称为“三妈的”。有北大学生在校园BBS上发起吁请校方辞退孔庆东的活动，于是我看到有些评论以自由和宽容的名义不赞成北大辞孔，但这些表达在我看来未必不是误读了宽容与自由。

问题显然不在于北大是否应该辞孔，在我看来，一个教师公然骂人，而且是用极具侮辱性的语汇直接侮辱对方(同时也侮辱天下女性)，他便取消了自己站在讲台上的资格，如果他还有起码的文明心的话，否则我不知道他将如何面对讲台下的学生。但，这些轮不到我关心，我更关心的是那些不赞成北大辞孔的理由。

《南方都市报》刊发五岳散人文章称，“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包容异端不但是异端本身应该具有的权利，也是其他社会成员的一种义务。大学就更应该如此。”抽象地说，这话当然没问题，但具体到孔，问题不在于他异端不异端，而在于他是否骂了人。异端主要指思想言论，包括行为方式与主流不一，这当然是需要容忍的权利，但骂人也可以是权利吗？北大学生“倒孔”并不是因为他异端，而是因为其骂人。

《经济观察报》刊发叶匡政文章称，“假如孔庆东因言论出格被辞退，明天就可能有另一位教授，因言论让另一些人不适而被辞退。这显然有违言论自由的公民权利，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老北大精神也不相容。”这样的表述很正点，也很自由主义。可是，还是那句话，骂人和侮辱人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吗？言论自由不是用来伤害具体的人的，这种伤害一旦成立，就不是言论出格的问题，而是侵犯被骂对象的精神与人格。

我的一位朋友在新浪微博上发表意见称：“孔庆东再‘三妈的’也不该解聘，可以沟通，可以劝说，可以让其加强素养，但没有理由解聘，此恶例一开，怎么得了？”我想他的持论应该同于以上两位。但我的看法正相反，一个大学教师张口就骂妈，还用那种字眼，这才是“此恶例一开，怎么得了”。退一步说，这个社会三教九流可以骂人，引车卖浆者可以骂人，但作为教师，实在出于愤怒，私下骂骂尚可，一旦进入公众视线，绝不能以骂张口，更不可炫耀其骂。你如果喜欢公开辱骂，就请别吃教师这碗饭；既干此行，就要有这个行当起码的自律。毕竟教师的职业与文明有关，它的任务之一便是传递文明薪火，这就决定了它的职业伦理：绝不允许侮辱性地骂人，骂任何人。

以上几位评论者，言论中的自由主义倾向无疑为我所欣赏，但在孔氏骂人的个例上发挥自由与宽容，让我顿时觉得我们依然有必要为自由主义的自由正名。除了对权力限制的政治哲学的维度外，自由主义还有一个对权利限制的伦理哲学的维度。从这个维度看自由，我膺服于当年严复在密尔《论自由》译序中的观点，他说，“夫自由之说多矣……，学者必明乎己与群之权界，而后自由之说乃可用也。”这里的己与群，即自我与他人，权界指权利自身的边界。如果一种权利事实上已经对他人造成了伤害，包括言论上的伤害，这就超越了“群己之权界”。在自由主义看来，该自由非但不是一种权利，恰恰是严复所戒惧的“中文自由，常含放诞、恣睢、无忌惮诸劣义”。一个大学教授，骂人无忌惮，设若我们宽容这类劣义的不是自由的自由，请问，被骂对象不受侮辱的权利在哪里？人世间的基本是非在哪里？人类好不容易培植起来的文明又在哪里？

至于认为“孔庆东再‘三妈的’也不该解聘”，我委实吃惊，“一之谓甚，岂可再乎”，否则北大岂不成了骂人堂。据成都晚报报道，一名叫jm x的北大同学在BBS上写道：“孔庆东曾骂学生说：‘别以为叫我一声老师，就可以掩盖你的龌龊心理。文革是人民的正义起义，要收拾但没收拾利索的，就是你这种王八蛋！’”师生人格平等，老师如果可以骂学生王八蛋，学生就可以让老师公开道歉。如拒不道歉，学生要求校方解聘教师，就是合理要求。我相信，以上一切如果发生在哈佛大学，校方不会容忍一个喜欢辱骂他人同时又辱骂学生的教师，站在面向学生的讲台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