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等: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国际经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30 次 更新时间:2011-11-17 20: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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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 (进入专栏)   张军扩   陈昌盛    

  

  内容摘要:通过历史比较,本报告认为一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是工业化没能顺利完成。要防止落入陷阱,需要保持发展战略的动态适应性,而保障战略适应性的关键在于不断提高国民参与率。提高国民参与率的根本途径,对内须打破壁垒、统一市场,对外须按照动态比较优势原则,积极参与全球分工。另外,保持产业体系开放性、推动农业现代化改造、收入分配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充分发挥政府作用等,也是几个重要条件。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国民参与率,政府职能

  

  对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并没有确切和公认的界定。它描述的大致是这样一种现象:当一国经济摆脱“马尔萨斯循环”之后,以工业化为特征,启动了现代意义上经济增长。一段时期内人均收入水平得到长足发展并跻身中等收入国家,但在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过程中,由于受特定内外原因的影响或冲击,经济增长在较长时期内出现停滞甚至倒退,长时期不能真正成为高收入国家。

  从近代历史上看,拉美国家和苏东国家,具有这方面的典型特征。而工业化的先行国家英国和美国,以及二战后快速追赶的德国、日本和韩国等,则没有出现类似情况。为什么有的国家能成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而有的国家则不能。通过系统比较分析,我们认为有一些重要的事实和国际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和借鉴。

  

  (一)“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实质是工业化没能顺利完成

  

  工业化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从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看,在人均收入水平由低向高的攀爬进程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制约或者瓶颈,经济增长会在一段时间内相对停滞甚至长时期停滞。虽然各国具体情况差异性很大,但是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看能否顺利推进工业化。如果说“低收入陷阱”、“贫困陷阱”强调的是工业化难以启动问题,则“中等收入陷阱”强调的工业化不能持续推进并最终完成的问题。

  拉美国家和苏东国家是陷入中等收入国家的典型代表,他们最大的共同点在于都出现了明显的工业化进程停滞、倒退,甚至中断的问题,而且工业化倒退的时期正是这些国家经济停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时期。而美、日、欧等成功进入高收入的国家,与他们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除了全球性战争因素外,工业化进程没有中断过,都顺利完成工业化。

  

  (二)非平衡增长战略没有适时向平衡增长战略转变是导致工业化停滞的主因

  

  从世界各国历史经验表明,无论是先行国家还是后发国家,工业化往往是具备一定市场规模,并有新技术突破(或可用)的部门(地区)率先发端。经济快速增长往往由少数部门(地区)推动,具有典型的非平衡增长特征。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从一开始就能走平衡发展道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需要率先发展部门(地区)通过市场和产业的前后向联系,逐步带动其他部门(地区)成长,并向平衡增长转变。成功的工业化是一个由非平衡发展到平衡发展的螺旋循环过程。非平衡战略可以在一段时间(特别是前期)取得明显成功,但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经济的发展不可能在全过程一直依赖少数个别部门(地区)发展实现长期增长。极端单一的非平衡战略将导致严重结构失衡,影响工业化的顺利推进。

  拉美国家过度依赖进口替代战略,长期将国内工业生产与国际市场隔离,受国内市场狭小和国际竞争力下降双重作用,国际收支和国内经济结构持续恶化,最终导致增长停滞。苏东国家同样,利用政府的超强动员能力,采取“重积累、轻消费,重重、轻轻”的工业发展战略,使工业化率短期内快速提升,但是扭曲了工业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内在经济联系,随着这种战略实施时间的延长,内部经济结构失衡逐步加重,最终导致经济发展停滞和倒退。

  就特定发展阶段,采取进口替代,重视国家在动员资源的作用,并非拉美和苏东国家独有,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都被采用过,英美日等国家也不例外,关键看是否进行了适应性调整。而拉美国家的“工业化不足”和苏东国家“工业化过度”现象,实质都是长期僵化依赖非平衡发展的战略,没有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变化,适时推动经济向平衡发展转变的结果,本质是发展战略适应性调整的失败。

  

  (三)能否提高国民参与率,是判断发展战略适应性的重要依据,是持续推进工业化的关键性条件

  

  工业化进程也是对传统部门改造的过程。一方面,传统部门的大量劳动力逐渐转移到现代部门,通过更充分的就业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实现收入增长;另一方面,通过产业联系扩大对传统部门的需求,以整体生产规模的扩大来促进收入增长;而且,通过技术扩散,使传统部门得以改造,要素组合方式改进,整体经济效率提高。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深化推进的过程,就是一国居民不断融入现代经济体系的过程。成功的工业化具有广泛参与性,工业化战略调整要以提高国民参与率为重要目标。工业化不断向高级阶段推进,应最大限度调动和吸引各种资源参与工业化,使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就业直接和间接参与现代产业链,使更多的人从传统部门转移到现代部门,使更广泛的人分享工业化的成果。如果一国工业化进程只有有限的人参与,而其他人长期游离在工业化之外,则其收入的增长将明显受限,其内外部市场扩大的空间也不可持续,社会稳定性将下降,最终其工业化将后劲不足。

  拉美国家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其最大的症结正是参与率不足。由于长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采取与国际市场隔离的办法,保护性发展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工业品,但是由于国内市场空间狭小,规模经济优势得不到发挥,工业品价格高,缺乏国际竞争力。受保护的工业因规模难以扩大而对传统部门的吸纳能力不足,大量劳动人口并未融入现代经济体系。同时,由于内部产业体系不配套的限制,实施进口替代,却需要大量进口中间资本品和机器设备,而进口所需的外汇主要由初级产品出口获得,以传统部门的少量贸易盈余来支撑现代部门的发展,使其国际收支具有内在脆弱性。而且在土地高度集中的背景下,大量无地人口涌入城市,但他们与工业化没有直接联系,使得城市化与工业化不相适应,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拉美国家“工业化不足”的问题,其核心就是参与率不足。拉美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不但没有提高国民参与率,反而使更多人游离在工业化之外,使他们失去了收入增长的通道,必然导致增长停滞。

  苏东国家增长出现重大挫折,一个关键点也在于人为割裂下的参与率不足问题。受斯大林“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的影响,前苏联经济一直处于半封闭状态。对外经贸合作主要在“经互会成员国”之间进行,且这种合作实际上是苏联国内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延伸。因此,没有真正国际市场竞争的激励,企业和产品都缺乏真实竞争力。在这种情形下发展起来的经济,基本以国内需求为依托,与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大市场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关系不大。这造成人力资本参与不足,经济结构严重扭曲。大量劳动力在行政限制和集体农庄制度下,不能向非农产业正常转移。虽然工业产值在总产值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但在军事工业超前发展原则之下,农业和轻工业部门的资源和有限剩余被强制占用,轻工业发展不足,重工业过度发展,致使就业不足的矛盾持续加剧。现代部门的增长强制占有传统部门的剩余,大量劳动力被限制在高增长的工业部门之外,增长动力终究不可持续。

  

  (四)打破壁垒以统一国内市场,按照动态比较优势原则,积极参与全球分工,是提高国民参与率的根本途径

  

  与漫长农业文明相比,工业化时代的一个重大转变是需求制约并支配供给。低收入国家有效需求约束问题更为突出。因收入低使得有效需求不足,市场空间狭小,大量的资源要素闲置,不能有效组织起来参与生产,并且传统部门有限的剩余也不能被动员利用。工业化一旦启动,要保证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升,核心任务就是要突破需求约束,不断拓展市场空间。市场越大,分工越深化,要素吸纳能力越强,越能保障更多的人有效融入到现代经济增长,促进收入持续增长,形成“市场扩大、参与率提高、收入增长、市场进一步扩大”的良性循环。

  积极拓展市场,对内部市场而言,重点是打破地理、区域市场、社会和制度等方面的制约和阻隔,优先发展基础设施等超前社会资本,促进人口、要素自由通畅流动,完善产权制度和契约保护,以缩短距离,拓展边界,促进集中,深化分工,形成有效统一的国内市场。对外部市场而言,重点是按照动态比较优势原则积极参与国家分工,使本国优势资源能够在全球市场范围发挥作用,参与全球要素组合;在国际分工环节上,尽可能为全球更多人生产和服务(规模扩大),同时不断提升本国在国际分工环节中的地位(价值链提升)。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无论领先的英美,还是二战后快速发展的德国、日本和韩国等国,总体上都符合这一基本规律。而拉美国家从工业起步开始,在打破国内壁垒、统一市场方面,一直存在历史欠账,基础设施等超前社会资本投入明显不足。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取得的快速发展,主要由初级品出口拉动,但受大地主和外部资本严格控制,二元结构特征不但没有打破而是被强化。当20世纪40年代后转入进口替代战略,又进一步违背了比较优势原则,影响了其参与国际分工的广度和深度,限制了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和市场空间的扩大。工业化起点缺陷和人为市场隔离,埋下了其后来陷入长期经济停滞的种子。

  

  (五)扩张规模,完善产业体系并保持开放性,是促进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的重要动力,也是推动增长模式从“要素驱动”过渡到“创新驱动”的基础性条件

  

  作为后发国家,由于受到的技术约束不像发达国家那样强,制度也可以模仿学习,有实现超常规压缩式快速增长的条件和迅速追赶先行国的可能。但实践证明,后发国家对已有技术并不能做到任意选择,需求约束和规模不足会限制技术的应用。需求的约束不仅会限制技术的选择,一定程度还会强化或转变为技术的约束。现成技术的利用与需求的成长是相互作用的,当市场规模很小的时候,其实很多现有的技术是不能被采用的,或者在经济上是不可取的。扩展规模是进行标准化生产的基础,有利于先进技术的选择应用,降低单位成本,提升整体经济效率。

  扩大规模,拓展产业前后向联系,促进产业链聚集,形成相对完备的产业系统有利于促进创新。从经济学的视角看,创新与发明存在明显区别,创新是发明创造的成功商业化过程,创新具有明显的集群性、系统性特征。产业前后联系越广,产业集聚度越高,产业体系越完备,与之配套的制度环境越适宜,形成一个有利于创新的产业系统,并且该系统对外部保持开放性,则出现创新的可能越大,创新对发展的贡献越显著。

  拉美国家的问题主要是市场狭小、规模不足、产业体系不完备,严重约束了技术选择空间,阻碍了技术进步。苏东国家的问题则是系统开放性不足,在封闭系统中自我循环,强化了内在结构的缺陷。由于工业化过程中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受阻,进而使得市场空间得不到有效拓展,反过来限制了以要素投入型为主的增长模式的发育壮大,更不用说逐步形成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所以,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往往表现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增长的阶段都没有顺利完成。

  

  (六)利用外资要立足发挥自身优势,提升竞争能力,避免形成对外资金及技术的严重依赖,是保障经济增长内在稳定性的重要因素

  

  利用外部资金,不仅可以解决发展前期资金不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方面达到直接与外部市场连接,拓展外部需求空间,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合作和产业联系,利用外资在技术和管理上的外溢效应,以提升本国相关产业部门和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但在利用外资过程中,要立足发挥自身优势,强调与本地工业化和产业体系发展紧密联系,要有利于促进本国企业发展壮大,不断提升本国产业的竞争力,防止外资对本国经济过度控制,防止本国经济对外部资金和技术的过度依赖,以避免外资转移流动和外部市场波动对本国发展形成重大冲击。

  拉美国家的一个重要教训,正是在于对外部资金和技术的过度依赖。跨国公司投资只是借用拉美廉价的生产要素和劳动力,技术和管理外溢效应明显不足。而且由于不当的引资政策,使外资对其早期的初级产品出口和后来高技术工业品的生产形成了过高的控制力,与本地产业发展和升级没有紧密联系。以大量优惠政策为代价吸引外资的同时,加重了本国企业在竞争中的劣势地位,发展空间受到人为挤压,影响和制约了它们的发展壮大,自主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

  

  (七)推动农业部门发展和农业现代化改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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