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敏 建军: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座谈综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72 次 更新时间:2011-11-15 10: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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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敏   建军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为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2011年10月6日,叶剑英等老同志的后人在京举办了“人民的胜利——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活动。

  参加纪念活动的有:叶帅之女叶向真、叶帅的侄子叶选基、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华国锋之子苏华、彭真之子傅洋、习仲勋之女习乾平、陆定一之子陆德、王若飞之子王兴、黄炎培之子黄方毅、肖劲光之女肖凯、张爱萍之子张胜、纪登奎之子纪坡民、苏振华的子女苏承军和苏承业、张鼎丞之女张延忠、谭震林之女谭径远和女婿虞大江(江华之子)、耿飚之子耿远志、杨成武之女杨俊生和杨杨、张廷发之子张鹏、马文瑞之女马晓力、罗青长之子罗援、彭冲之子许海星、严佑民之子严小江、李琪之女李海文、包惠僧之子包楚弓、齐燕铭之女齐翔延、李鑫之子李赤子、贺炳炎之子贺陵生、王诤之子王苏民、程世才之子程力、周希汉之子周泰阳、史进前之子史小刚等。周总理和叶帅等人当年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及当年执行逮捕“四人帮”命令的8341部队的部分老同志也参加了纪念活动。

  在纪念活动之前,还举办了“人民的胜利——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还有孙长江、张天荣、沈宝祥、王贵秀、周为民、蔡霞、马立诚、雷颐、章立凡、王占阳、吴思、梁晓声等近百位来自理论界、学术界人士。现将座谈会的主要讨论内容综述如下。

  

  一、追忆历史事实,回顾历史功绩

  

  李海文:今天的《南方周末》登了我一篇文章,讲到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前后的情况。毛泽东逝世后,对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意见不一。有的说开会解决,有的说区别对待。区别对待主要是如何处置江青。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当时,毛泽东仍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谁反对毛泽东,全党共诛之。

  华国锋审时度势,认为这两种方法都不成:“四人帮”在各省各部门有爪牙,还掌握着舆论工具,开中央全会要开出乱子。开政治局会也不行,“四人帮”捣乱,会公开分裂,不可收拾。只抓三个人不行,必须把江青也抓起来,否则无济于事。华国锋下定决心,为人民除去“四害”。毛泽东丧事结束,叶剑英来看他。华国锋说:“我首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因为这句话,别人不好先讲,必须由我亮明态度。他见我态度坚决,很高兴,完全赞成这个办法。”正是由于他决心下得早、下得好,所以在毛主席逝世后不到一个月他就将“四人帮”隔离审查。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结束了十年动乱。

  

  沈宝祥:为什么要采取那样一种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华国锋曾对胡耀邦详细讲过。1977年12月17日,胡耀邦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讲过这件事。我的记录如下:

  华主席前几天同我谈话时,讲了一段非常生动的话。主席去世,这些东西就被他们糟蹋吗!毛主席的嘱咐,我几天几夜睡不着觉。他先从这个问题讲起。然后想,搞不成怎么办?没多考虑,被他们杀了,没多想,置之度外。然后想,采用什么办法,开全会,不行,舆论工具掌握在他们手上,还有上海,辽宁,肯定,他们也不会成功的。要是放任自流,一定打内战。他们必然失败,但损失太大。只有把他们抓起来。什么时机,然后考虑时机。几个小时主要是谈这个问题。将来都是很好的革命回忆录。

  遗憾的是,耀邦没有很详细地讲,但从他简要的讲话中,也可了解当事人当时的想法。毛主席逝世后,面对“四人帮”猖狂活动的严峻情况,华国锋很忧虑,“几天几夜睡不着觉”。粉碎“四人帮”,完全是为了我们的事业不被他们“糟蹋”,是为了党,为了国家和人民。对于个人的命运,他“没多考虑,没多想,置之度外”。

  有一种舆论,认为华国锋所以采取断然措施粉碎“四人帮”,是因为“四人帮”已经威胁到他的地位。把粉碎“四人帮”说成是个人的地位权力之争。这样一种解读,很不符合实际。

  

  叶向真:在抓“四人帮”之前,叶帅作为军委的负责人,在毛主席病的时候,他已经把陆海空三军及各总部的领导人,全都找到他那里单独谈过话,就说在毛主席有不测的情况下,我们军队怎么稳定。如果军队稳定,国家可以安。如果军队不稳定,就很难说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为什么陆海空三军的领导和指战员那么听话?早就做好了这样的一个准备和部署。

  

  叶选基:我写了一篇文章——《叶帅与粉碎“四人帮”》,缅怀那个历史年代。粉碎“四人帮”是在华国锋的领导下,叶帅、李先念、汪东兴等同志,在党和国家处于危难之际,临危受命,肩负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重托,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解决了“四人帮”,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浩劫。

  当然最重要的是华国锋本人。华国锋下定决心果断地解决“四人帮”问题,派李先念去拜访叶帅,征询采取什么措施解决“四人帮”,由此可以说明,他们此前已经有了要解决“四人帮”的共识了。之后,叶帅与华国锋多次交换意见,又会同汪东兴制定了抓捕“四人帮”的方案上报华国锋。抓捕“四人帮”的具体实施时间和地点,只有华、叶、汪三个人知道,是严密封锁不让其他任何人知道的。

  叶帅在军队系统方面也做了相应的举措。他让王守江秘书向空军政委张廷发面授指示:如病情允许,即从医院回空军。张廷发当天下午即回空军。同时让杨成武守在总参作战部,以策应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

  

  马晓力:粉碎“四人帮”是向毛泽东身边亲近的人开战,这点我觉得特别了不起。这仗打得特别精彩和漂亮,就是没有流一滴血,非常果断漂亮地干成了。要没有叶帅这样老成谋国、屡战屡胜的人,恐怕完不成这个大业。叶帅真是功不可没,在这个历史拐点上,他起了特别决定性的作用。

  

  纪坡民:我说说具体问题吧。我父亲纪登奎当初也是中央的一个领导人,关于粉碎“四人帮”的事情,我也问过他,零星听到一点。我父亲在粉碎“四人帮”这件事情上的基本情况有这么几点。

  第一,他是拥护粉碎“四人帮”的。第二,他对粉碎“四人帮”也是知情的,吴德的回忆录里面说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我爸爸知道。第三,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我父亲参加了一点。主要是公安部,因为公安部那边是归他管。后来华国锋同志当了公安部长,华国锋管公安部了。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公安部的工作就不管了,归我爸管了。因此,粉碎“四人帮”牵扯到公安还有些需要配合的事情,这个事情大概是华国锋通知李先念和我爸爸两个人布置,然后配合粉碎“四人帮”的行动,因此我爸爸也参加了。

  还需要说明一点,我父亲参加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一些外围的配合性的行动,他没有参加粉碎“四人帮”的核心决策,这个情况也是很清楚的。

  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又听到一些粉碎“四人帮”的情况,一些历史信息,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也给大家做点介绍。我听李鑫同志给我讲过一些粉碎“四人帮”的情况。他说,9月18号,毛主席追悼大会开完了,当天晚上,张春桥找李鑫谈话,当初李鑫是毛主席著作编辑委员会的负责人,毛主席的很多著作、讲话、谈话的记录等等,都在他那儿,张春桥找他谈话要某些毛主席谈话的记录。李鑫不给他,张春桥就硬要,两个人就吵起来了,吵得很凶,不欢而散。李鑫跟我讲,回家了以后,左思右想,越想这个问题越大,越想这个问题越不得了,他说我应该向党中央报告,他所谓的向党中央报告,就是向华国锋同志报告。他还跟我说,他本来是中办的副主任,但是他不敢向8341车队要车,他怕走漏了风声。他就骑了个自行车到华国锋家里,首先汇报了张春桥跟他要毛主席谈话的事情。然后李鑫说,华国锋同志,中央现在要出大事了,要出了不得的大事,中央必须采取断然举措,再不采取断然举措,这个国家,这个党要出大问题了。粉碎“四人帮”的动议,大概就从这儿开始。

  

  赵霄洛:1976年12月初,我父亲赵行志被派到上海工作,根据父辈的回忆和搜集到的资料,我谈谈中央派驻上海工作组的一些工作情况。

  向上海派驻工作组,是中央政治局迅速摧毁“四人帮”残余势力的重要部署。10月12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帅住处召开会议,讨论向上海派工作组接管的问题。华国锋同志认为,中央应该马上派人去接管上海,不然会出大乱子。叶帅同意华国锋的意见,并提出苏振华同志当此重任。最后中央政治局一致决定派三位同志去接管上海。同时叶帅提出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这一意见成为上海工作组的工作方针。彭冲同志回忆说,在这个会上讲得最多的是叶帅。叶帅虽已79岁高龄,仍头脑敏捷,侃侃而谈,条理清晰,最能抓住要害,叶帅再三强调,上海稳住了,全国就稳住了一大半,就是为中央分忧。

  10月底,中央工作小组的同志陆续到达上海,开始了复杂的接管工作,工作组最多时有226人,被“四人帮”排挤出领导班子的韩真义、李干成等老同志,也陆续出来担任市委领导。1977年3月,苏振华发言说,五个月来,上海接管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充分肯定了工作的成就,中央工作组在新的市委领导下,夺回了“四人帮”把持的党政大权,顺利地进行了揭批斗争,既搞清了事实,又稳定了局势,揭开了开始发展的新篇章。

  1979年1月,苏振华同志调离上海,彭冲同志任第一书记。遗憾的是,对于中央派驻上海工作组这一段工作并没有给予充分的肯定。1980年之后,在上海逐渐传出,上海清查工作煮成了一锅夹生饭,上海已经丧失了时机,上海在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一万多人,但真正凶手没有抓到几个,有的说,上海复查工作起步慢,进展缓慢,有些单位存在着该平反的没有平反,有些平反结论仍不恰当的情况。总之,最后把派驻上海工作归结成三个不足。希望做党史研究的同志,也能对这段历史做一些研究。

  

  二、阐释历史意义,再论历史分期

  

  叶选基:解决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给全党和全国人民带来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解放了思想,解放了生产力。邓小平的再复出,提出了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政治上,把我党从教条主义、极“左”思想以及封建思想残余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在经济上,打破单一经济结构,注入了经济多元化结构的发展和市场经济模式。这些政治与经济的解放,使我国这些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建设成果,这首先应当归功于粉碎“四人帮”带来的伟大历史转折。

  

  胡德平: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反动集团,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党和人民事业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做出了大无畏的抉择,为人民共和国立下大功。否则,中国的前途是不是昨日的柬埔寨呢?让人不寒而栗。

  此举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党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全国范围内的解放思想,平反昭雪冤假错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改革开放事业,莫不以此为出发点。

  

  沈宝祥:粉碎“四人帮”是一个历史事件,这是大家公认的,已经成为广泛的共识。但是,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事件呢?对此,看法就不完全相同了。

  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就是说,粉碎“四人帮”,既是前一个历史时期结束的标志,也是新的历史时期开始的标志。

  但是,对这个问题也有另一种观点。《求是》杂志1995年第4期有一篇文章,讲到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分期问题。这篇文章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限,分为两大时期。文章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两年,是“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应当放在前一时期。作者将这两年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合在一起,称为“‘文化大革命’与它的结束”。按照这样的分期,粉碎“四人帮”就只是前一个历史时期中的一件事,意义和作用就大大降低了。为了突出某一历史事件、某一历史人物,就淡化、贬低另一些历史事件、另一些历史人物,尽管这种情况在我们的历史论著中司空见惯,但这不是科学的态度和方法。

  

  王贵秀:我们一贯总结,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使人民得到第二次解放。它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与打败国民党反动派,使人民得到第一次解放相比拟,从全面专制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了。党的十一大,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都是粉碎“四人帮”的继续和发展,所以它的意义是划时代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可以划成两个阶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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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炎黄春秋》201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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