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啸:文化改革的本质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60 次 更新时间:2012-01-06 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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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啸  

中央六中全会作出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完全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异常紧迫的现实意义。改革30多年来,我国经济蓬勃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已跃居世界第二,但深层的文化问题不容乐观。世界著名战略研究机构美国兰德公司近年曾经专文就中国发展做出评价,认为在深层的文化问题上,“如果没有特效新政策的话”,不用十多年时间,中国经济将会“狠狠地撞墙”,成为一个按他们标准的“非常穷的国家”。下面,谨据本人长年沉心思考研究中国问题的所得谈点文化改革的系统看法,敬请批评。

一、文化的定义及结构

文化就是人化,即人类通过思考所造成的一切。具体讲,文化是人类存续发展中对外在物质世界和自身精神世界的不断作用及其引起的变化。人类虽然也是动物,但却是惟一具有长远思考能力的动物。有了这种思考能力,人类才能超越自身器官的物性功能去改造(和适应)自然,调整(和创建)社会,这种改造调整的痕迹即表现为人类在其外部世界的文化成果;与此同时,人类的长远思考能力也因这种作为而得到改造,形成人类独有的精神文化成果。

文化不等于文明。文明是在一定(旧有)文化基础上进步了的新型文化。文化是宽泛的中性词眼。文明是一定时期的褒义词眼。这种词性的主观判断也须受制于人类自身的认识水平。比如非洲丛林部落文化的文明程度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发达国家现代文化的文明程度就有着鲜明的落差区别,按照现时平等、自由、富有等判定标准,一般很容易作出是谁先进或者落后的判断。现在存在一种观点,因为看到现代文明过程中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问题,而回过头去放大和重视其他文明形态这方面的协调优势,最终得出对现代文明的怀疑甚至否定。我认为,怀疑总是好的,应看到正是这种怀疑在促进现代文明的进一步完善,但一味厚古薄今地否定现代文明却是说不过去的。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人迹所至,就有文化——文化在人类社会所及是一个无孔不入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极其复杂庞大的综合体系。将文化进行科学分类,一览内部结构,是全面把握文化问题的最好办法。限于篇幅时间,这里只能进行大略的分析。文化总的可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部分。物质文化是以其物质存在的方式(实体性、触摸性、可视性)而表达出的人类作为。精神文化是以精神“存在”的方式(虚构性、摸不着、看不见)而表达的人类作为。物质文化根因于精神文化而产生,有怎样的精神文化才能铸造怎样的物质文化,或者用大白话说就是怎样想才怎样做;精神文化又籍助物质文化得以表现,没有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则将无法存在发展。所以,精神文化对物质文化的决定意义并不否定世界的物质普遍存在性质。因为现代科技发现,人们的精神活动依然是大脑内部各种化学反应和微电粒子等物质运动的过程,本质还是物质性的。可见精神文化说到底仍可以看成是一种广义的物质文化。

精神文化的根本性决定地位促使我们进一步深入其内部分析。从大的方面观察,精神文化可划分为思想观念文化、语(言)音(乐)行(为)舞(蹈)文化、制度管理文化、科学技术文化、生产经济文化和生活习俗文化六个部分。思想观念文化是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准则和思维方式方法等决定人们为什么思考、思考什么、如何思考的精神文化,它是整个精神文化体系的灵魂,处于决定位置。语音行舞文化既是思考运动的工具,也是思考表达的途径,还是思考凝结的物化(文学、诗歌、音乐、舞蹈及文本等)。制度管理文化是人们社会活动的成果。因为社会性是人类的重要本性,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决定着人类自身的兴衰,所以代表社会活动成果的制度管理文化足以成为精神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科学技术文化提升人们生产生活效率或者质量的精神文化。生产经济文化是反映人们生产和经济方式模式的精神文化。风俗习惯文化是人们吃住行玩交际工作等各方面生活的延续特色的精神文化。

把精神文化分成六个部分有利于我们清晰认识各类文化的价值(如何)比较和依存关系,明确文化改革的重点和实质。比如有学者就因不能清楚认识文化的这种内在结构,而错误地以为过去中国的落后仅仅在于“制度”不行,得出“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的结论,他文章中讲的“无高下”的文化,又似乎仅仅言及生活习俗文化之一角,这是怎样的逻辑呢?其实,根据上述,制度管理文化虽然重要,但它首先还是被观念文化所决定的,有什么样思想的人才能制定什么样的制度,有怎样的人才会将一定的制度执行得怎样。制度文化对观念文化的“反作用”当然也是“特别强”的,一定的制度总会培养一定(思想)的人(存在决定意识)。特别由于中国传统观念文化的“官本位”性质,肇成了人们崇官向官怕官的民族习性,因此制度管理文化的这种育人作用(规律)尤其厉害。但回过头来如何根据国情特点思考创建出既适宜又先进的制度呢?无疑还得靠建设者改革者领导者们相关思维理性的强化呀。这一切还是在证明观念文化及思维理性的基本决定地位。

二、传统观念文化的属性分析

传统观念文化即族群的历史的主流的思想及其方法。人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根据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求而成的,因此弄清楚传统观念文化的优劣进退,从而明确文化改革的方向则显得尤为重要。总体地看来,我们的传统观念文化主要可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儒家文化。一个是革命文化。儒家文化是以孔子学说为核心思想的农业性文化。由于它的最终追求停留于现实器物层面的世俗功利,即个人的功名利禄,因此儒家文化不具备超脱的精神追求,不能培育和提升人们的抽象思考及理论思维能力。所以,几千年来,儒家思想都不能促使治下的中国人民发生发育发展科学以及先进的社会管理方式,社会由此则只能长期停滞在农业社会以完成“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循环。

在儒家思想濡染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形成了三个特点。一是狭私性。狭私即狭隘私利,是指那种残缺不全的私利,与其对应,则有完整私利。前者一般表现为眼前的、局部的、器物层面的私利;而后者则表现为长远的、全局的、精神层面的私利。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无可非议;但是人们趋避怎样的利害却应有十分的讲究。从无穷实际事例抽象来看,狭隘私利并不必然等于完整私利,甚至往往还会有害完整私利;反过来,完整私利却必然包括了狭隘私利,她常常既表征着狭隘私利主观效用的归结,也暗合其理性发展的目标。完整私利既是利己的,又是利他的,包含了一种双赢、共赢的精神价值,其本质即人类的根本利益。儒家思想缺乏一种对人类长远利益(完整私利)的追求观念,而处处总在教导人们谋取狭隘私利。如其经典语录中就有“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不诲教导。其追求眼界显然十分狭小。

二是崇圣性。“崇圣”就是崇拜圣人。“圣人”就是过往已成名或可能成名的伟人,且爱屋及乌,这些伟人的观点言论自在崇拜之列,甚至包括那些势大主流的思想学说,比如时行的“全盘西化”论者。中国人虽在根本上缺少宗教,但这种崇拜却是深入骨髓的,对思维方式的切入程度比之宗教似乎也无逊色。其在认识论层面的表征,就是彻底卸却人之主体性的本能:人在世却不入世,天天碰面无数“实际”,却不屑一顾;现实问题层出不穷,却视若无睹,总在子曰君言,谁怎么说过,哪本书有什么观点,历史是怎样的……,似乎只有拿着圣(别)人的观点,找着过去的东西,自己才有站得住的脚跟,才理直气壮,才可能找到真理。“崇圣”思维经常穿着眩目的正统外衣,具有很大欺骗性,其错误在于认识方法出了偏差,症结是“脱离实际”,游离在过往知识的苦海,不能与时俱进。在当前知识爆炸,实际变化迅猛异常,现实问题的增速大大超过过往知识增速的时空条件下,“崇圣”思维愈显愚钝,它无异于自宫人类宝贵的主观能动本性,终致误己误人误国的恶果。

三是情感性。情感性突出,逻辑性先天不足。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即闪现了以形式逻辑为代表的现代思维科学之光,而古老的中华文明及其思维科学却与这一科学文明失之交臂。于是,国人自古至今,从雅到俗,由上及下,自思想学术界到民风民俗方面,普遍都停留在一种粗浅的情感性思维上,鲜有精深的逻辑性思维。从中国历来的思想名人来看,虽然在思想乃至思维的某些方面有所造诣,但基本没有一个人进入到思维的形式(形而上)科学,因而总体上仍是粗浅的情感性思维。比如孔子,其思想确实就集中在维护某种既定的等级社会秩序上;鲁迅虽然揭露传统文化及其社会的伪善方面深有感触,但也仅多多呐喊而已;胡适很实在,特别看到了中西差距的实质,但其“西化”的愿望毕竟笼统,终究行不了,搞不好;毛泽东算是对思想和认识问题曾有过人的认知观,但其独特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却蚕噬着理智,致使晚年出了反右、大跃进、文革等错漏。特别是他发动的文革浩劫,很多人认为是玩弄权术排除异己,说明就是如斯伟人也终难逃脱传统狭私文化的困扰;从另个角度看,即使毛泽东搞文革完全是关乎反官僚主义的宏旨,但其粗狂为害的做派更证实他晚年因情感贲张而理智褪失的思维状态。

革命文化主要指自五四运动以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事业形成的思想及其方法。它比之儒家文化的优长主要是在最终的追求理念和思维方式上实现了伟大的精神超越。初步可归纳为六个方面。1、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抱负精神。就是搞什么事处在什么位置任何时候眼光都要宽大。长期地做事情都要有一个远大的目标。2、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念。她要求人们尽心竭力一生一世地为别人着想,为别人做事,而不是只想只做在一时一处。这个要求确实很高,但在信仰问题上,不能将眼光只放在究竟有没有或者有多少人做到了这点,而应该从在目标的鼓励引导下,社会道德的全面和长期上升趋向是否确立了。3、“都是人民勤务员”的平等意识。平等意识是一个十分重要(我看比自由还重要)现代社会的思想基础。中国至今为什么落后积习难改,是与渊源深厚的等级意识及官本位价值紧紧相联的。西班牙、葡萄牙所殖民的地方既早又大,为什么发展不如后来英国殖民的地方好,当然更不能像英国那样首创工业革命的大善,根子还是其信奉的天主教不如基督教富有平等精神。4、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士品格。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雷锋、王进喜、张志新,等等,为什么让我们感动不已,根本还是他们超脱了追求个人狭私利益的传统,树立了为大多数人的利益,为真理为正义为理想等精神利益而无悔奋斗的品质。必须指出,这里并不是否定追求个人利益(包括经济方面)的社会价值,而是讲不能将这种利益当成最终追求。比如中国传统观念就是要将这种经济利益世代相传的。而人家的世界首富盖茨却立下遗嘱,死后将全部财产赠给慈善机构。5、为美好共产主义奋斗的终极思想。共产主义当然是一个极其遥远的想象存在。可是远大理想信仰的意义不在于是否能够完全实现,而在于人们不断地向其努力,向其发展,向其进步。这样的社会才能实现超越性发展。所以,只有确立了高尚信仰,才有美好未来的思想基础。6、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实事求是是我党的思想路线。党在历史上能够取得的各种胜利和进步都是与这样的思考方式紧密联系着的。这种思维方式是对传统的那种崇拜圣人,搞什么先师至圣,实质为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愚昧落后僵化的思想特征的根本性革命。

可是,革命文化中存在一个重大误区,其集中体现就是阶级斗争学说。其危害有五。1、强化狭隘的人际利益观。传统文化有个核心的封建糟粕,即缺乏对人之主体精神的最终关怀,将人限制在狭隘的眼前(经济)利益范畴。阶级学说与之沆瀣一气,促人短视、偏视,以一种时髦理论强化了中国人狭隘的价值观念,其最直接的恶果之一就是桎梏了中国人自身的全面发展。2、助长“窝里斗”的劣习。斗争与博爱对立。讲斗争,则在和平也离不开“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困境,斗争无上,则有手段无择,这无疑与中国人“窝里斗”的积习一拍即合。可以考虑,现今国人性情深处那种漠视诚信、奚落诚信、丧失诚信的思想根源是不就在这里。3、僵化政治改革的理念。当前,中国改革的关键在政治改革,而政治改革的关键又在党的改革。但如按阶级斗争的逻辑,党的阶级性是无可更改或否认的,姓社姓资的梦魇就一直尾随大家,使党的改革永远无法走上实事求是的科学道路。事实上,从国内看,现在的党已不是某个阶级的党;从世界看,现代的政党也不都是代表某个阶级利益的。4、恶化国际关系。这里争议肯定极大。阶级学说里狭隘的人际利益观用诸于世,就免不了对什么事都有那么些“鸡肠小肚”,当然,我们常常会把他称作战略或策略(只是我们似乎并不很清楚究竟得到和失去了什么)。这使得我们总难得那么理直气壮、光明磊落…… 5、酝酿“新一轮”内乱。讲阶级斗争,就必须讲对立面,就必须讲斗争。而这种对立,往往是很粗糙的阶级(人群)性对立,这种斗争,最终的逻辑结局也脱不开“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实际上,在当前改革受阻,流弊丛生之际,很多人正在依据阶级学说,有意无意地将整个领导阶层敌对化……它将给中国带来什么?他能给中国带来什么呢?我希望诸君考虑有加。

就两种传统文化比较而言,儒家文化是一个封闭大国源远流长的思想所在,势力异常强大;而革命文化源自外域,普及的时间和程度都远不及前者,以至于在几十年的两相争斗中后者就常常处在弱势地位。仅有建国不久的50~60年代革命文化凭借着执政集团的崇高社会威望而风行过一时。但即使在那个时候,儒家世俗功利思想对革命文化及其队伍人员的影响侵蚀也仍在不断发生着。市场经济改革以来,片面理解和刻意追求经济发展经济利益经济产值等器物目标的确立,致使儒家文化全面回潮,革命文化中着意于精神层面的理想信仰文化更显式微了。

三、文化改革的整体视角

文化改革的整体视角讲究的是要全面系统整体地认识思考复杂文化问题的方方面面,力戒盲人摸象般的片面性局限性和粗浅性,始终把握好文化改革的根本取向、基本原则和关键环节。文化改革的根本取向就是要由世俗功利文化转向精神信仰文化。人们为什么说,“没有信仰的民族是危险的”?从道德这个层面上讲,就在于信仰的确立能够给人们提供一个根本的思想行为约束,靠着长远的乃至神格的超越性力量促使人们从善向好。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具有先进信仰的族群在长期历史演进中越来越文明进步的根本渊源。而世俗功利型文化治下则有不同的表现。由于其最终的目的就是器物层面的看得见的利益,所以只要达到拥有这种利益的目的就是人生的成功,除此之外,还需要什么吗,不需要了。为此,什么道德,什么规则,什么手段,都不是约束的条件,都是可以选择,也即是可以放弃的,这样就必然内含了道德和管理水平长期不能上升的历史发展逻辑。当然,任何观念文化的类型都是存在一定的道德标准及其实践样式的。但是任何道德标准都具有在其思想文化背景上相互比较的高下优劣性质。像传统儒家道德就既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普世性的道德诉求,又更有君臣父子、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落后的等级道德价值观念,与其相应的则是全社会性乃至全方位的官本位政治文化环境,所以,儒家道德理念的社会实践常常是“官定的”,存在非常鲜明的上行下效的规律性。分散个体的道德极力坚持与社会官文化的强势必然显得极为艰难,而其历史的社会效果自然也很苍白。社会的总体道德状况则完全取决于官僚及其治理的表现,这样就很容易在社会转型或者动荡不定或者官僚表现不佳的时候出现全体性的道德滑坡。跳出道德这个范畴观察,其实信仰的作用还更在于培育发掘人们的精神世界精神力量。崇高信仰的确立,能够为人们开创一种平和、充实、纯净、持恒的上进求知心境,这就为人们更加客观真实和深刻系统的认识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各种规律性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其长期作用无疑会促进社会的各种生产生活事业,最终就促进了文明的新的发育发展发达。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塞广泛研究了中国整个历史发展后,看到其有着辉煌的技术成果却一直缺乏科学事业萌生发展的状态而百惑不解,提出了著名的李约塞疑问。解开这个疑问其实从只有崇高信仰才能创造科学研究必须的心态角度就很具周延性了。才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去看,如果没有确立崇高信仰,就很难确立更加宽广的眼光视角,就不能逃脱经常被世俗事物利益干扰左右,而缺乏长远研究的心理定力,就无法促使科学的萌生发展。为什么即使近现代以来,代表当今科学最高荣誉的诺贝尔奖极少授于华人,而即使获奖的几位华人也没有获得基础理论的突破成果呢?究其根本原因,应该还是我们的传统文化缺乏崇高精神信仰,致使我们缺乏那种代代相传的理论研究思考的心理定力所造成的。所以,我们必须从这样的战略高度来着眼从根本上改革我们的传统文化。

基本原则有三个。一是承续扬弃传统文化。社会和历史的无数客观事实证明,传统文化流传愈久就愈有生命力,成为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我们强大的儒家文化流传了两千多年,已经对同胞们变成了入血入骨的各种表现,这是一下子无法改变的状态。所以那种对于传统落后文化要全部推倒重来,或者进行什么文化断层式的改革思想大都是不现实的。另外,从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来观察,即使儒家文化在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中,也仍然可以有其重要的效用。比如前面讲到的修身文化,还有一些道德信条,都有其长期性的意义。而即使是官本位文化,对于维护既定的社会秩序,以保障改革稳定渐进的推行,也有其存在的必须。那种世俗功利追求观在进行市场取向的经济发展中无疑也有积极的作用。当然,文化改革的长期趋势还是要对这些逐步给予转型的。对传统的革命文化要紧是不忘高擎其远大理想信仰和科学思维的大旗。同时,又要态度坚决地梳理过来许多错谬都是由阶级斗争学说所造成的客观情况,在适当时候公开与这个学说理论决裂。二是吸收创新西方文化。对西方先进文化我们当然应该学习吸收,但不能照搬照套其具体实现的样式,而应该明了其系统关联下的本质所在,将其借鉴到我们的文化建设中来。比如西方文化中常见的自由、民主、平等、独立等精髓,就都有其系统关联着逐渐发展演进的过程,我们千万不能只看到其在西方的现实表现方式,就以为拿来搬用到我们的社会便好的。讲自由离不开崇高信仰的根本约束。讲民主离不开渐进提高的历史条件。讲平等离不开分步走的进程。讲独立离不开法治契约的秩序背景。所以,能够看到这些关联条件,能够认识西方先进的本质精神,才有可能将其逐步有机地结合到我们的文化改革创新中来,才能整体有利于我们族群。三是坚持好党的领导。从整体文化视角观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形成的,是中国现代化秩序的核心所在。美国前政治学学会主席亨廷顿曾有句名言,对后发国家的改革和现代化来说,秩序比自由更重要。这是看了许多落后国家乱用民主自由所造成劫难的中肯之言。当然,我们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坚持党的领导,不仅只是着眼于制度权威上的政治领导,更应该着眼到具体行动、先进思想和文化引导方面的领导。这些既是党的光辉历史经验的宝贵结晶,又是中国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的要旨所在。江泽民所提出的党的三个代表的理论应该在这种阔大文化视角上得到充分的理解和实践。

文化改革是一项极其复杂巨大的系统工程。搞好文化改革必须找清找好其关键环节,并在不同时期根据相关条件的变化适时进行调整,要充分考虑改革举措的可操作性。当前改革关键环节还是民主政治,具体措施可实行三个。一是由下而上逐步创建民主选举产生的监督体系。民主政治的本质定义或广义定义可这样下:民主是由投票多数进行抉择的管理方式。过来,中国问题从管理角度看,也可以归结为三个字,即“不落实”。常常是问题明确了,解决的态度和办法也有了,但就是没有人员没有责任去落实好。传统和现行的管理体系是单一从上的负责制,因此追究下级不落实的责任时往往上级自己也难免会揽上担负,致使问责常常不了了之,这就是“不落实”体制落后的实质所在。必须创新一种民主的方式来弥补这种单一从上型的制权机制。具体讲,可以先在各级党组织的纪委开刀,纪委改监委,将其书记改为党员民主选举产生,并接受定期和不定期的党员大会或代表述职、质疑乃至弹劾;竞选监委书记不受年龄、职级等条件限制,可连选连任;监委书记任职后享受同级党委书记职级待遇,离职后则退回到原有待遇。

二是创办一种民主高效的内部讨论园地(报刊、论坛、网站),要旨是调动各个方面积极的思想思考资源,增加民主决策的择优功效。园地与行政级别脱钩。编者、作者与读者的资格都应该由一定的考核、考察或者考试程序后授予。园地的管理工作要采取诸如罗伯特议事规则类的科学方式。园地的发稿要真正贯彻百家争鸣的原则。园地要经常进行一些重大课题的征文竞赛活动,比如理想信仰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扬弃问题、民主法治问题、国际关系问题,等等。对于凡是具有对策性操作性的文稿,要按照现行人大提案的处理程序那样进行专题讨论,并转交有关部门给予实施办理。园地的开办经费先由各级相关财政支付,待条件成熟后可转由一定的社会政治捐献资金解决。

三是试行民荐党员的方法促进党的领导。在中国,人民群众政治素质大面积的提高有待党组织民主化的加强。在党内民主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可尝试在群众中间开展民荐党员活动,以扎扎实实训练培育大家的民主实践能力。⑴民荐党员就是以普通群众投票方式来推荐优秀党员、入党对象和对重大党事、政事进行的民主测评。其结果必须列入相关各级党委的议事日程,并将议决结果专题上报和向社会公开。⑵先试点,后推开。大体是由各个社区组织,定期(年度和任期)、定事(预先公开)、定人(投票者范围)进行。⑶投票前,可酌情安排适当的相关事宜公辩演讲活动。⑷公费投选。设立投选基金,来源为公共开支和社会捐赠。捐赠个人授予相应的公益荣誉。基金进行透明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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