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安安:去你的家乡建一所图书馆

——立人乡村图书馆的故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0 次 更新时间:2011-11-03 20:5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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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安安  

  

  立人乡村图书馆(China Rural Library)是一个民间教育公益组织,旨在为乡村地区的青少年提供人文教育。其工作方式是:在中国选择一些县级地区,在当地各界朋友的主动努力和配合下,逐步建立覆盖全县的公益图书馆网络,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系列教育、文化活动,从而实现拓宽本地文化视野,更新本地精神生活的长期追求。

  

  从2007年9月起,立人图书馆已在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青石镇、河南省信阳市淮滨县固城乡、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石城乡、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茶坝镇、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河北省承德市围场县、江西省九江市、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李寨乡、重庆市忠县、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十地开设分馆。在各界热心人士和公益组织的大力支持下,每个分馆已经实现平均馆藏书6000册(含杂志)。

  

  2007年夏末,29岁的李英强与他的妻子新月告别北京,回到自己的家乡湖北黄冈市青石镇。他们与当地青石中学的校长商议,借用学校的图书室,为家乡的青少年做一个小型图书馆。

  

  所幸他与校长在教育理念上有诸多投契之处,从这一方小小的图书室开始,四年后,这个名为“立人”的乡村图书馆已经在全国十个县域设立起12个分馆,拥有专职义工38人。这个执著于“人的教育”的公益创业者的故事开始频频见诸报端,人们关注他的北大经济学硕士身份和他所放弃的大城市的生活,并把他描绘成一个富有牺牲精神的理想主义者。

  

  而李英强自己说,他是一个叛逆而倔强的农家子弟。高中时的他,在一篇作文中将自己描绘成一个不断陷入自我困惑的“矛盾体”;直到他开始在阅读中感受到一种与乡村生活的苟且平庸不同的生活世界,他才能够说服自己——与周围的格格不入,也许并不是自己的错。

  

  四年前,李英强在饭局上与人聊起,也许可以回到各自的家乡做一个图书馆。他写了一份计划书,到处问他在知识分子圈里的朋友两个问题:你觉得这个事靠谱吗?你愿意支持吗?大部分人觉得这不过是无数终将胎死腹中的“饭局创业计划”中的一个,但出于情谊,总表示愿意支持。

  

  李英强说,立人乡村图书馆所服务的对象就是当年的自己,“如果我中学时代有立人这样一个图书馆,我肯定会少走许多弯路,与今天的我不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漂泊数年之后,他热爱城镇生活的妻子坚持要过一种更为稳定和真实的生活,“她批评我,你们北京读书人之间互相启蒙、互相吹捧,有什么意思?”

  

  一个从乡村走出来的读书人,最终实现了对自我和对乡村生活的双重回归,这或许是李英强的乡村图书馆计划最终坚持下来的内在原因。而从更广泛的外在原因上讲,他的乡村图书馆切中了这个时代的两大痛处:作为我们文明生长的根基的乡村社会,所陷入的彻底的衰败,这种衰败最终体现为乡村精神的彻底失落,以及本应完成对人的培养的教育系统的失败,“读书”,已经不再是一个意味着人的自我完善的闪闪发光的词语,甚至它作为一种相对公平的晋升渠道的吸引力也已日益丧失。

  

  李英强总在强调,他所做的事业,不是书本扶贫,而是更为根本的教育立人。在他的蓝图中,立人乡村图书馆的事业不是三五年的事情,而是要做三五十年,让图书馆融入当地生活,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系列教育、文化活动。立人乡村图书馆将通过为出生在信息闭塞、经济落后的乡村的青少年打开一扇思想和知识的窗户,让他们成长为具有现代理念和世界眼光的新一代公民,通过一代又一代新人的树立,最终改良乡村地区的文化土壤。

  

  立人于乡村

  

  李英强对乡村社会的理解,其实并没有那么多被掠夺的悲情感。他说,从外表上看,整个乡村的社会生活在一天天的丰富起来。房子盖得很大,道路从土路换成柏油路,再换成水泥路。如果今年北京的女孩子流行穿雪地靴,乡村的女孩子也同样流行。

  

  他回老家时,不识字的老父亲与他感慨,现在的政府多好,不仅不收税,还发各种补贴。“父亲甚至会说,其实庄稼人不需要那么多补贴,只要不收我们的税,已经很好了。”

  

  “李昌平曾对农村做出的判断已过时。”如今的乡村,早已不是中国矛盾冲突最尖锐的地区。那些因为征地的巨额利润产生激烈冲突的城市边缘地区是当前的矛盾焦点,而在真正偏远的乡村,已看不到农民和政府之间有什么尖锐的矛盾了。

  

  然而他更为反对的是,那种将乡村田园牧歌化的情调。“今天乡村日常所呈现出来的景象,绝不像某些城市的一些好心人士,或者一些对乡村不太关心的人士所理解的那样,是自然的、美好的、健康的。”在李英强看来,中国各地的乡村最大的共同点是,即使你生活在其中,也不会感觉到任何乡土乡风。农村不过是城市的一个投影,或是城市的一个附庸,或者一个半殖民地,已经失去了任何文化创造的活力。基层乡镇政府没有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意愿,村民们一盘散沙,终日不过沉迷于麻将和六合彩。“一言以蔽之,乡村的日常形象,是躯体在膨胀,却没有头脑;野草在勃生,却没有乔木。”

  

  乡村的衰败自百年前已开始,在救亡图存的年代里,晏阳初、梁漱溟这些乡村运动的先行者,曾试图通过改造乡村精神以再造新的乡村文化。而他们的失败在很长时间里,被看作是知识分子式的“空而无用”。如今,从乡村出来的李英强却在重提对人的精神的改造。与他的前辈们比,他的立意要简单易行得多——不过是从让那些受厄于应试教育的农村学生多读几本书开始。

  

  李英强的判断是,“教育不更新乡村没有出路”。在他看来,人的愚昧和自私最根本在于我们教育机制的问题。“在乡村各种危机当中表现最为深重的是教育危机,乡村的教育机构已经沦为效率低下的扫盲机器,甚至只是知识意义上的扫盲,而不是思想上的扫盲。”

  

  回乡做图书馆期间,他去看望以前的老师。老师告诉他,如今不少学生,初中毕业以后连基本的写和算的能力都不具备,有的连加减乘除都成问题。

  

  乡镇学校教育能力的下降,背后是一套新的读书无用论。对如今的乡村子弟们来说,考上大学未必能找到足以糊口的工作。这意味着应试教育作为社会流动机制的功能现在已开始丧失,乡村的人们开始认为教育是多余的。

  

  而更令人担忧的是所谓留守儿童。乡村原有的结构已经解体,孝敬父母、和邻居相处以及如何和陌生人打交道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孩子们不知道该向谁学习。立人图书馆所在的很多乡镇学校中,有70%以上的孩子的父母在外地打工,甚至有些孩子连续几年都见不着自己的父母。不喜欢上课的孩子就跑去外面玩,无所事事地在网络上游荡。

  

  外面的世界给了孩子们毫无遮蔽的现实观念。李英强说,现在的孩子从小就知道何为利益交换。他们总说某某人之所以坐到前面教室第一排的好位置,因为他爸爸给老师送了200块钱。“这个绝不是商品经济,这是把一切东西当成商品,一切信誉、友谊、名声都是商品,可以花钱买。什么东西不可以买?流传在孩子中间的,是某某人他将来不用担心,因为他爸爸是我们乡镇上的一个什么人,他将来肯定上大学,而我们就要努力学习等等。”

  

  在李英强看来,那些寄望于乡绅复归的期望看来虚无缥缈。既然中国的都市化是个不可倒退的趋势,如今的乡村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面对新的状况,在精神上“立人”。李英强自称曾是一个 “天然放养的个人主义者”,那时候他即孜孜于人的精神层面的树立。当人的原子化已经不可避免的时候,要如何树立起人的独立人格,使其不至于陷入无聊和堕落?新的思想生活如何可能?人又该如何自我发展?

  

  面对这些问题,李英强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应试教育的既得利益者和牺牲者,他靠着考试走出乡村,得以继续通过自由思索拓展自己,但却同时在人生最美好的岁月里失去了感受有意义生活的想象力。在他看来,现有教育制度的改变,只能从公益角度先入手。“在大的应试教育制度不改变的情况下,市场只能利用其缝隙,创立各种补习班赚钱,这将进一步强化应试教育制度。”他试图重新证明,教育不仅不是无用的,而且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人的发展。

  

  立人图书馆的日常工作,看起来琐碎、微不足道,甚至在取向上还有些文艺腔的“小清新”。每一个图书馆专职义工的大部分时间,不过是在将来自全国各地的捐赠书籍上架。此外,他们要做的是带着孩子们开读书会、给他们放电影、邀请大城市的学者来和学生交流、跨校组织作文比赛、在寒暑假组织冬令营和夏令营等。然而你若细细观察,便会发现,立人乡村图书馆与其他送书下乡的活动相比,最不同之处便是在每个环节都有“人”的存在。

  

  李英强与他热心于教育的同道们一起,建立了一份“立人基础书目”。给小学生阅读的多是童话与科普,给中学生阅读的则包罗万象,既有《万物简史》,也有《社会契约论》,经典文学作品更是谱系完整。最初立人的工作对象仅限于中学生,随着这一两年工作的展开,他们感觉人的阅读习惯应该从小学时培养:“人在小的时候应该有想象力,应该认为世界是天真而善良的。到了初中,人开始和现实碰撞,这个时候他需要开始通过读书来缓解现实与个人生命的疏离感。但在此前,他的思想世界不能是一片荒芜和贫瘠。”

  

  在图书馆的捐书须知里,立人即嘱咐:你所贡献的,应是乡村青少年真正需要的。“没有太大阅读价值的(尤其是旧的教材和教辅之类),或者仅仅适合成人看,而对青少年可能产生误导的图书或杂志过刊我们不需要,您捐来了我们也只能当作废纸处理,敬请谅解。一般情况下,本馆只接受大陆公开出版物,自印/内部交流读物等欲捐赠请事先联系,以免浪费您的劳动。”

  

  李英强和他的同道们都清晰地明白,立人图书馆要做的,是建立一套与乡村朽坏的公共生活和应试教育贫瘠的灌输相区别的精神生活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团队中的“人”——专职义工。他们要引导孩子们读书观影,组织他们进行丰富的课余活动。一个地方仅仅有书是不够的,若要让它成为一个公共空间、学习空间和精神家园,其中必是发生了精神和精神的碰撞。“史铁生为什么怀念地坛?因为他曾在这里与他人、与自我,甚至与已逝的人对话。人真正生活过的地方,会让他日后去了其他地方,依然觉得这是一个精神家园。”

  

  正是在这样的理念下,立人将自身定位为一个开放的本地化平台。立人乡村图书馆的常设活动之一,即是邀请知名学者,前往图书馆与孩子们交流。北京大学的张健教授感慨,乡村的孩子们对时政、对制度的关注超出他的想象,因为这些问题与他们的真实生活切实相关。立人图书馆给了他们一个讨论这些问题的空间,也许这种讨论是粗浅的和抒发性的,但却是培养独立思考的一个重要途径。

  

  我们时代的理想主义者

  

  

  2005年,一部名为《高三》的纪录片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这部纪录片描绘了一个典型的县城中学:有望越过龙门的学生们终日苦读。善良而严厉的班主任对他们说,你们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我们这里没有资源,铁路也不通,你们要通过读书远远地走出去,再也不要回来。

  

  以空泛的励志作为动力,抛弃自己生长过的土地,追逐更好的生活。这是过去数十年间,乡村青少年生活的一种常态。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陈丹就是如此。来自湖北县城的她曾经偷偷地在高中的课堂上阅读哲学入门读物,在课业的间隙满足自己思索人性的小癖好。但最终不断鞭策她的,不是对知识的兴趣,而是她的班主任对她说的一句话:“如果你不能在大城市找到工作,那么你要回到这个小地方来,像是进政府或是进重点中学这种相对来说好一些的工作,对毫无背景的你来说都无可能。”

  

  如今她决意拿到高级翻译的专业证书,这能够让她在上海也过上体面的生活。但在课余时间,她数次到乡村支教,甚至在听说立人乡村图书馆后,愿意自费前往。动力来自于她高中时课外阅读的好时光,她试图证明,阅读能够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值得过。“一方面我肯定会永远的离开那个镇,但另一方面我却总在想,当年的我是否有可能过得不那么辛苦。”

  

  少年丁书奇则洒脱得多。他生活在陈忠实写作《白鹿原》的乡村,父母都是农民。他的中学时代,就是在不断阅读文学作品中度过的。与同龄人相比,他显得世故又敏感。他参加高考,只是因为“在村里成绩一向不错,总得考上一个大学,让父母对邻里有个交代。”大学二年级时他便从西北工业大学退学了。他对父母说,自己会做一些生意来养活自己,不需要那一纸大学文凭。然后他便开始打些零工,四处流浪,想要趁着年轻游历整个中国。

  

  他在游历中思索那些困扰他的问题。文学青年出身的他说,他一路阅读那些哲学大师的著作,并未觉得敬仰,常常只是觉得找到了思索相似问题的知己。一次他在火车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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