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三个棒棒的梦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02 次 更新时间:2004-11-03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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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  

传说重庆有三绝,火锅,美女,棒棒。前两者不需解释,但“棒棒”一词在外地人眼里,却透着新奇。

  

如果画个素描,“棒棒”是这样一个形象———肩上扛着一米长的竹棒,棒子上系着两根青色的尼龙绳,沿街游荡揽活,他们来自农村,他们是重庆街头的临时搬运工。

  

棒棒的产生,源于重庆的特殊地形,整个城区依山而建,出门就爬坡,行路即上坎,搬运东西成为难题。重庆市民于是习惯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大到买家具、电器,小到买几斤肉,如果不想自己动手,叫一声“棒棒”,即有人应声而到。

  

重庆究竟有多少棒棒?有说30万,有说40万。在全国数千万进城的农民工中,棒棒成为一个独具地方特色的从业大军,甚至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和特性,但这个庞大的群体,却从没有准确的官方统计数字。

  

他们神态憨厚而卑微,在市民生活中时时出现,真正的市民生活却与他们相距甚远。农闲时,棒棒们从乡下呼啸而来,农忙时,他们悄然回到村庄。城市的繁华与他们无关,让棒棒们牵挂的,仍然是乡下的田地和妻儿。

  

他们怎样在城市生活?他们带给城市什么?城市又给了他们什么?

汪小民:梦想支撑的一天

  

清晨的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暖烘烘的怪味,这气味来自几十个人的体温,混杂着隔夜饭菜的香味、臭脚丫和脏衣服的馊味。

  

4时50分,汪小民轻手轻脚起床。

  

他住的这间屋子,用木板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是大通铺,一共4间,每间20平方米,睡十多个人,每人只有一张席子大小的空间,不过收费也低廉,自带铺盖一天一元,不带则一天两元。下层是6个房间,每个房间的月租金为80元,大小不过15平方米,一般一间房住4家人,每家一张木板床,用布帘分隔,无所谓隐私,房租和水电费平摊,平均每月一家人要摊12元。

  

汪小民在这里已经住了3年。这里是重庆市朝天门二码头,房子是港务局的老楼房,始建于1960年代,现在被开辟成了棒棒旅社。朝天门码头周围,是棒棒们的聚居地之一。

  

汪小民是重庆市丰都县十直镇寨上村人,今年45岁,他有两个孩子,一个读初一,一个读高三,为了挣儿女的学费,他来到重庆做了“棒棒”。

  

这么一大早爬起来,是因为昨天他接下的一个活,朝天门广场旁的一家桑拿店,要安装一个窗式空调,老板昨天招呼他,“早上不做生意,你5点钟来吧。”

  

天刚蒙蒙亮,早航的第一班船已经到岸,拉响了汽笛。从江边的住地走到大路上,要上100多级台阶,斜对面是一家“棒棒饭店”,这里没有招牌,两个塑料瓶架一块木板就是饭桌。这里一碗稀饭0.5元;一碟小蚕豆和大头菜,0.5元;茶叶蛋,0.5元;二两高粱酒,也是0.5元。

  

吃完一碗稀饭,外加一碟蚕豆咸菜,汪小民拿起棒棒往桑拿店赶。1里多路,他几分钟就赶到了。门口等着的一名女子满脸不高兴,“都5点半了,我还要睡觉呢,赶快去干活。”

  

两个多小时后,墙上的洞终于打完了,汪小民蓝色的中山装上已满是灰尘,老板揉着眼睛过来验收,丢给他3块钱,“拿去吃早饭吧。”汪小民赶紧跟上去,“再加两块钱吧,忙了两个小时呢。”胖胖的老板瞅了他一眼,“3块钱还嫌少?”打着呵欠径自走了。

  

出得店来,阳光灿烂,汪小民眯着眼,将3块钱纸币整齐地叠好,放进中山装的内口袋里,然后转头朝桑拿店啐了一口。

  

接下来的两个多小时,汪小民夹着棒棒,在朝天门广场四处?达,棒棒们把这称为“耍一耍”,实际上,这也是揽活的一种方式。不过效果看来不好,到处都是“耍一耍”的棒棒,而且大都是熟人(棒棒们基本上按家乡和血缘关系聚在一个地区),汪小民几个小时没有接到一个活。

  

斜坡旁,五六个棒棒蹲在台阶上开始“斗地主”。正在闲聊着,汪小民突然一蹦而起,箭一般蹿出去,旁边的几个棒棒一愣,其中一个一拍大腿,“又被这小子抢走了!”原来,对街公汽站有个人在招手,喊“棒棒”,看来汪小民在聊天时,照样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叫“棒棒”的是一个年轻人,两大箱的货物,约有两百斤重,汪小民解下棒棒上的尼龙绳,开始打捆时,货主发话了,“送到港渝广场,3块钱。”

  

汪小民的动作明显缓下来,“老板,到那里3站路远呢,起码给5块钱吧。”“你不干有人干。”年轻人看见其他几个棒棒围过来,笑了,“你把绳子解开吧,我找其他人。”

  

汪小民一看情况不妙,也不吱声,挑起担子就迈步了。他后来告诉记者,原来准备路上边走边谈,没想到年轻人一点都不让价,结果抵达店铺时,反而是老板见他累得满头大汗,多给了他两块钱。

  

这是意外的惊喜,这种惊喜也总是让棒棒们十分开心。下午1时,汪小民叫上付庭强一起去吃“棒棒饭”。“今天轮到吃肉,”汪小民说,“我们一般两天吃一次肉,不吃肉,没力气干重活。”

  

吃肉的饭馆,比早餐的馆子高档一点,牌子上写着:青菜炒肥肉,3元,青菜炒瘦肉,5元,米饭,0.5元一大碗。汪小民说,“以前是5毛钱饭随便吃,今年米价涨到1块3,就只能添一小碗了,再添要交钱。”

  

付庭强看来对这个新规定十分不满,他嘀咕着,“米涨价,棒棒的工资又不涨。”

  

付庭强是汪小民的好朋友,他的大儿子是大学毕业生,这一点是他最骄傲的事。如果能培养出一个上大学的儿女,在棒棒们的圈子里,似乎地位都高了一些。付庭强的儿子从师范学院毕业后,已经当了中学教师。这一点让汪小民十分羡慕。

  

汪小民的女儿今年19岁,读高三,成绩在班上排第二名,可是一年的学费加上生活费要2000多元,儿子上初一,开支是1000多元。汪小民觉得负担挺重,“不到城里当棒棒,这笔钱从哪里来?”

  

做棒棒这几年,他每年到重庆打工约9个月,每月除去开支,可攒下400多元钱,算下来3600多元的年收入,刚好够两个孩子上学。

  

“靠我这根棒棒,要培养两个大学生呢。”儿女都考上大学,然后进城工作,是汪小民最大的梦想,也是整个家庭改变命运的机会。他现在担心的是,“大学的学费太高了,女儿下半年要是考取了,到哪去找钱呢?”

  

付庭强是“过来人”,为了儿子上大学,他家欠下了3万多元的债务,在汪小民眼里这是一个天文数字,他感到害怕。

  

如果不是为了两个孩子,汪小民原本想在家种西瓜,他觉得在城里“生活过得差,吃不饱饭”。这和他过于节省有关,他早晚两顿吃稀饭,在重体力活的消耗下,撑不了多久就饿了。

  

下午的大部分时间,汪小民都在研读捡到的一份《重庆晚报》,他指着一条消息跟记者讨论“退耕还林”政策。汪小民喜欢读报,而且喜欢把有价值的信息带回村里去,他原来是村里的小组长。

  

傍晚之前汪小民又接了两笔活,加起来他这一天的收入一共17元,早餐花去1元,午餐3.5元,晚餐仍然吃稀饭花去1元,住宿1元,他当天的开支是..5元,节余11.5元。

  

晚上8时,汪小民回到了住地。屋檐下面,十多个煤气灶一个挨一个,妇女们正在煮饭炒菜,她们白天擦皮鞋,傍晚得赶回来侍候丈夫“下班”。住地旁边几十米就是长江,再远处黄花园大桥的霓虹灯已经开始闪烁。

  

每当看到这一幕,汪小民就想家里的妻子和孩子。他是这里回家最多的人之一,每个月回去一次,来回探亲的花费就要60元。汪小民觉得“城里赚钱的机会多。”但每当受了气时,他就特别想家。

  

汪小民刚开始进城时,在街上逛总是觉得新鲜,他特别喜欢闻麦当劳餐厅的香味,虽然只是闻闻而已。后来一次被打的经历让他心情变坏了:在挑着将近200斤的货物上码头时,汪小民摔了一跤,滚下了几十级台阶,货物摔坏不少,而他身上只有10块钱赔偿,老板劈头盖脸就给了他几拳。

  

“你知不知道?很多人不叫我们棒棒,叫傻农民。”汪小民坐在长条凳上,打一盆热水洗脸洗脚,一边对记者说,“城里人不愿干的脏活、重活,我们都干,还抢着干,你说傻不傻?”这话引起了棒棒们的一阵议论,旁边的李华抗议了,“叫傻农民的人,自己才傻呢!”

  

汪小民说,“不服不行,不读书,确实是见识少些嘛,孔夫子说过,生而知之者,上人;学而知之者,次人;困而不学者,下人。我们就是下人,没读过书。”汪小民是初中生,因为能背出孔夫子这几句话,他显得很得意,重复了两三遍,然后问李华“懂不懂”。

  

这个议题很快过去了,周围的几个人纷纷谈起今天的收入,这是棒棒们最乐意交流的话题。第二个主要话题就是谈女人了,看到记者采访汪小民,几个人就开始逗趣,要他交待“找小姐”的事情,不想却惹恼了汪小民,他脸涨得通红,“当着记者的面,你要说清楚,我什么时候找过小姐?”

  

“座谈”就这样不欢而散,汪小民怒气冲冲收拾好脸盆,进屋去了,他说要等着看电视连续剧《大汉天子》,看完就睡觉,“不谈了。”

唐荣:为娶媳妇而奋斗

  

夜色深沉,从朝天门码头下仰望重庆,万家灯火层层叠上山巅,江中的画舫流光溢彩,宛如仙境。唐荣坐在码头的石阶上,痴痴地看,一动不动。

  

他今天挣了6元钱,因为没有达到自己订下的标准———每天最低10元———他罚自己不吃晚饭,快9点了,他还留在码头碰运气。

  

唐荣来自奉节县青龙镇,家有良田5亩,兄弟3人。从20岁开始,他就想攒钱娶媳妇,10年了,这个梦想还没有实现。

  

“那时候在我们村说一个媳妇得4000元。”

  

唐荣1995年开始出门打工,出门时,他带了6件衣服、1床被子、300元钱。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武汉帮亲戚喂猪,包吃包住,但没有工资。唐荣觉得这可不行,“到什么时候能攒上娶媳妇的钱呢?”3个月后,他决定到一个沿海省份去碰运气。

  

到了那儿他已身无分文,每天睡在街边,如果不是录像厅的老板可怜他,给了一份“放录像”的工作,唐荣说不定只能沦为乞丐。

  

于是他有工资了,每月350元。他可以睡在录像厅,但每日吃用要花去8元,算下来,每月他能存下100元钱。这钱他藏在贴身的衣兜里,每晚都要拿出来数一次。

  

噩运在几个月之后降临,有一天下午上街,两个警察拦住他,要检查身份证和暂住证,唐荣没有,扭头就跑,结果被警察们抓住送进了收容站。

  

在收容站,唐荣被关了14天,每天吃咸菜,收容站的工作人员要他交“伙食费”,唐荣觉得冤,不肯交。“又不是我想进来的。”一个“胖胖的、有点眼袋的”工作人员恼了,叫来几个人强行搜身,唐荣第一次存下的300元钱就这样交了“伙食费”。

  

这次经历之后,唐荣减少了上街的次数,攒下的钱,他都缝在被子里,不再随身携带。没想到缝进去600元后,他又一次被逮住了,这次被关了一个多月,回到录像厅,才知道老板娘“以为他不回来了”,早把那床棉被当垃圾甩掉了。

  

唐荣和老板娘大吵了一架,钱没要回来,倒丢掉了惟一的工作。

  

此后,唐荣当过送水工、搬运工、建筑工人。收容一直像噩梦一样缠着他,5年间,他一共被收容了10次,每次都是一次“洗劫”。“铺盖都没了,衣服也没了,都得重新买。”买一床棉被40元,一套换洗衣服50元,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第10次被收容时,唐荣已经表现得很油了,他在收容站里唱歌,表示自己的抗议:“那年我才18岁,犯罪进了劳改队,请假回家看爸妈,爸妈正在流眼泪……”

  

在被遣送到湖南怀化的路上,唐荣找机会跑了出来,他感觉自己病了,肚子痛得厉害,原本发誓不攒够钱不回去的唐荣,第一次想回家了。

  

他身无分文,一路捡垃圾吃,扒火车。2000年6月,离家整整5年后,他又站在了家门口。看到乞丐样的儿子,58岁的妈妈不禁老泪纵横。回家的第一顿饭,妈妈给他煮了6个鸡蛋,放了两大勺糖。

  

唐荣在家里呆了两年,死活不愿再出门。

  

他出门几年,哥哥结婚了,连小他两岁的弟弟都生了个半岁的小孩,唐荣替他们高兴,却又有点酸溜溜。

  

哥哥和弟弟一直在重庆做棒棒,就是靠这份收入,他们娶了媳妇。“警察不抓棒棒的。”两兄弟反复给他打气。2003年6月,唐荣终于下决心拎着棒棒来到了重庆。

  

屡屡的收容经历,让唐荣患上了“后遗症”——看见警察就害怕,一听到警笛响就赶紧躲起来。

  

老实的唐荣,在重庆已经被骗过几次了,曾有一个老板把他们带到博物馆,说是去提货,临时雇车没零钱,找他借了30元,他和货车司机在下面等了两个小时,才知道上当了,“老板”早就逃之夭夭。

  

不过他还是很满意现在的这份“工作”,从去年到现在,他有了2450元存款,这是过去从未达到的数字。去年过年,他给哥哥的娃娃买了件衣服,花费18元,给弟弟的孩子也买了件,花费24元。这是他第一次给人送礼。

  

唐荣觉得做几年棒棒,肯定可以攒足钱娶媳妇,他把目标定在35岁。“现在我们那里娶媳妇,最少要花一万元了,到那时我请你喝喜酒。”

  

唐荣1.5米的个子,总是穿一件二手的宽大西服,因为个子矮,西服长出了一大截,扛着东西爬台阶时,从背后看过去,那样子既显得滑稽,又让人心酸。

老胡:终于变成了“城里人”

  

胡容芳本名胡运发,之所以改了这个有点女性化的名字,是他自己一番推算后,发现原名“命理不好”,所以改了。

  

老胡今年51岁,小学文化,但他好古文、通医理,还自学二胡。

  

聊起做棒棒的感受,老胡皱眉,半晌之后说,我给你写首《棒棒谣》吧,明天晚上你来取。

  

次日晚上,老胡很郑重,把记者拉到出租屋老板的房间,那里灯亮、地方宽敞。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纸片,对着围观者大声开始念:

  

棒棒出的是牛气力,

回报少无几,

吃的是片菜皮,

穿的是二手衣,

睡的是硬板席,

生活全无依,

棒棒处处受人欺,

低素市民冷眼看,

酸楚泪洒沾湿衣,

今生今世难如意,

只盼来世脱掉棒棒衣

出租屋的唐老板很感慨,“老胡是个秀才啊。”

“我不是秀才,我命不好。”老胡说。

  

老胡老家在重庆市云阳县,家中4兄弟,穷得叮当响。老胡一直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变成一个城里人”,他6岁时第一次跟爸爸到县城,就觉得城里好,“都穿得干干净净,到处都漂漂亮亮”。

  

不过他的学习成绩一直不太好,数理化更是一塌糊涂,上完初一后,他被迫辍学,通过读书来离开农村的想法,就这样破灭了。

  

1975年,胡容芳决定参军。考学和参军,当时离开农村的路只有这两条,而参军后,如果不能入党提干,复员时仍将发回原籍。服役期间,尽管胡容芳削尖脑袋表现,入党和提干,却一样都没实现。

  

老胡又回到了农村,这是老胡最消沉的一段时间,他变成了村里人人讨厌的一个酒鬼,尽管他长相不差,却一直没找上媳妇。

  

1981年,机会来了,开县县城一个寡妇看上了他。尽管女方年龄比他大,而且老胡的家人都反对这门亲事,老胡仍然决定去做上门女婿。农村的习俗,当上门女婿是一件很羞耻的事,因为这意味着男方无力支撑门户。

  

当年7月30日,老胡来到了开县县城。从这时开始的城市生活,在老胡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至今保留着每晚睡前漱口的习惯———尽管这段日子只过了6年。

  

6年后,寡妇的两个女儿大了,先后迁到了万州区(地市级),老胡高兴坏了,他以为自己从县城到万州的生活,已经指日可待。没想到,两个女儿都嫌弃老胡,认为他好吃懒做,勒令妈妈和他离婚。这事一直闹到法庭,最后的判决是,老胡带着两口木箱,被扫地出门。

  

老胡没有回老家,一个人到重庆当起了棒棒,“她们去万州,我就到重庆,就是要比她们高一级。”老胡这样告诉记者。

  

除了对城市的“级别”在乎,老胡对歧视也特别敏感,重庆的超市有不成文的规定,“棒棒”不准乘坐电梯,在一家商场,老胡就非要坐,“我上去买东西还不行?”结果被保安们揍了一顿。第二天,老胡又去了,把竹棒搁在电梯口,绳子放口袋里,“我现在没拿棒棒,我要坐电梯。”

  

“棒棒也要有尊严。”老胡觉得,有些事情他不会干,例如他在解放碑就遇到这样一件事,一个过生日的女孩,出每人10元的价钱,雇10个棒棒,沿街喊“生日快乐”,老胡觉得很无聊,“这不是拿棒棒当猴耍嘛。”

  

老胡也关注时事,收容制度废除后,他还特意写了首打油诗。

  

老胡觉得现在的社会分配不合理,“有的人钱用不完,有的人饭吃不饱。当官的不能再涨工资了,钱要拿少点;下力气的,钱要拿多一点。”他对城市的低保也有看法,“为什么我们棒棒就不能吃低保呢?”

  

去年,老胡花210元买了一把二胡,18元买了教材,花这么多钱“搞音乐”,让其他棒棒很不以为然。记者前去采访时,他拿出心爱的二胡演奏了一曲,呕哑嘲哳,像杀鸡一样的声音,演奏完毕,他紧张地盯着记者,“听出来是什么曲子没有?”“是不是《卖花姑娘》?”记者试探着回答,老胡蹦起来,“他听出来了,他听出来了。”

  

老胡的另一个爱好是自学中医理论,此举最大的目的是保护自己无病无痛,就这样生活下去。他每天赚够生活费,就溜到重庆书城去看书,根据看书的心得,老胡给自己泡了两瓶药酒,棒棒们有个头痛脑热,他还忙乎着开药方,不过棒棒们不敢领他的情,“谁知道你的药会不会吃死人哦。”

  

这药酒记者也不敢喝,老胡很不高兴,他扯过一张废纸,写下一句“杯酒待客嫌少不喝喝者好酒”,要求记者5分钟对出下联,“不然就把酒喝掉。”

  

对于家庭,老胡已经失去了兴趣,或许这跟他的经历有关。但他十分喜欢孩子,拿着颗糖逗小孩时,他的眼神里充满了温柔。

  

老胡终于生活在城市里了,他觉得自己和其他棒棒不同,“他们看不开,想要很多东西。”老胡觉得自己很快乐,他现在惟一的愿望是攒几千元“棺材钱”,等他老了,当不了棒棒了,他还是要回乡下,入土为安。

来源:深圳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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